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贵池山区的傩舞、傩戏情况做了介绍，并展露了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明侧面，并将我们引向该如何传承发展傩文化的思考。在这里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贵池。作为傩戏发源地之一的贵池，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与铜陵接壤，南连九华山、黄山，北与安庆隔江相望，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现在是安徽省池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贵池因水而得名。有《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名为贵池。“秋浦，也是因秋浦河而得名”。贵池作为水名，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贵长池，在县之西南乡，秀山脚下；一是指池口河，五个分支水源汇于秋浦河，绕城西过镇山，入池口河，注入大江。入江处为鱼贵口，今称池口。丁绍轼在《荒政碑记》中记载：“郡以池名，盖郭外即湖，湖外为江，郡治襟江带湖，城阙宫室，宛在池上。”“州城宛如水中洲”，唐置池州，缘于此。今城西南70里，有苍埠镇，东西两石山夹立如城，故名石城，是石城县故址。
贵池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素有“千载诗人地”美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五游秋浦，面对清秀绚丽的贵池山水，留有“青溪胜桐庐，淹留未忍归”的诗句。秋浦入江处为池口，古时候有亭台，可以登高远眺大江汹涌的壮丽图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认为“铜陵山北九华西，秋浦风烟似会稽。”杜牧也曾登池口黄龙山贵池亭，作有七律：“倚云轩槛夏疑秋，下视西江一带流。鸟簇晴沙残照落，风回极浦片帆收。惊涛隐隐遥天际，远树微微古岸头。只此登攀心便足，何须个个到瀛洲”。
历史上诸多名人如韩当、黄盖、杜牧、包拯都曾任过池州地方官。在城西门外，有因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而闻名中外的杏花村，这是全国唯一以村建志的村。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杜牧以后，杏花村成为千古名区。明人沈昌也有描写当时景物的诗：“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是我国晚唐杰出诗人。其诗歌清丽自然，散文气势雄浑，多针砭时事，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由于朝廷的昏庸和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池州后，与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和留存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业迹、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在清明前后，春光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者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下，好像是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著斜风细雨传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关于杜牧与杏花村的传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山西汾阳，有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长期以来，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汾阳与池州，因为那里一直“酒”业兴旺，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认为山西杏花村酒更有名气一些，所以这里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其实这种说法就有些太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还是自然地理气候以及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考证，山西汾阳与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并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指的是江南多雨的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是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诗人杜牧相隔千年，我们已无法再和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忧郁，那些失意，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然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杜牧在池州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余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诸于后世，使池州的文化底蕴更加厚重，声名更为远扬。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贵池除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且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系统。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几乎都有傩事活动。目前，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饿影响，以及外来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势微，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贵池傩，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使我国的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多数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为它的宗教性质，只能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已使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逐渐淡出和消失的危险。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阐述过“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魅力上海的细节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进上海，情不自禁会被满眼的霓虹刺伤眼睛。在过去，上海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说：“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没有提升，仍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趋于琐碎。”在这里，他将上海同一些诸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乃至香港、台北等城市做了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文化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当下上海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非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日益模糊。
曾经，“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座在短短百年内充满着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还太年轻了，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起了太多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将上海定位为“滩”，说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把上海说成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实际上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仍是上海人心中一道剜不去的伤疤。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相角逐，显然有些势单力薄，只需上溯到1840年，便可粗略浏览上海的全貌。如果没有海洋经济的到来，上海也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小城市。历史上它归属松江府直辖，仅仅作为一个江海畔的边陲小镇。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更深一些。上海作为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早落脚点，当全国各地还在之乎者也时，上海滩已经有了“洋火”、“洋货”。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名气而骄傲，而现在，全国诸多城市争着自诩为“小上海”。
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特别浓、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积淀。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她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她潜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她既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无论电影、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独领风骚的。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阮玲玉、胡蝶各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首屈一指，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但是现在，更多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了，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余秋雨先生说“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现在上海人所沉迷的“海派文化”，更像是一种怀旧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结，既是对过往辉煌的向往，也是对上海情趣的自恋。无论是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还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无不渗透着一种怀旧的、自恋的情趣，让上海人沉浸在自己的格调里。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提到“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易中天教授认为说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东、宝山、南汇、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围包括原住民与上海开埠后来自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移民，尤其以苏北和宁波的移民最多。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上海，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过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公共卫生、治安状况的恶化，同时使得就业市场竞争趋向激烈，成为了上海社会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另外，就市区和乡土而言，上海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区上海人，即原来的城市户口民众，一是郊区上海人，即主要是原来的农村户口民众。市区上海人是由过去移民形成的。乡村上海人则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从江苏省独立为直辖市的历史并不太长，而上海各郊区县则是在1958年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区，通常称上海市区为上海。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多半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却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古典。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气、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时又带有一种对同胞的无端歧视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时，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对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构建无疑起到了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变其地区性格中的缺点，其他各地区人民也能引以为戒的话，相信和谐并不遥远。上海人还有一点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身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等。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她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上海话在学校无论课里课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人们发现，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有人曾认为香港是片文化沙漠时，现在却有了新的态度，因为香港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吸纳能力更强。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有拥有把握时代脉博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
或许，余秋雨先生的提醒不无借鉴意义：“并不是说石库门，越剧、沪剧、滑稽戏不好，但是在守住现有文化的格局上，上海应该想想如何创造影响力更大的文化。都说上海是‘海派文化’，但是真正的上海文化代表，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超越‘海派’，走向了更大的格局。”
◎睁眼看西方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你会被这静肃的时空所弥漫，深陷其中。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会最大的场所。如果说上海这座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当下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它的文明渊源都可以从徐家汇找到。
徐家汇最早是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进而发展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主教堂等诸多物事都汇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过渡的阶段；然后它又顺着淮海路扩展到近代老上海外滩和当代新上海陆家嘴。这一切说起来，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文化的开山鼻祖——徐光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消瘦憔悴的脸庞，以及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婴孩将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贫瘠的出身有很的大关系。徐家由农而贾、又由贾而农，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启正好诞生在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为走出贫困，光宗耀祖，徐光启走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当年他去应乡试时，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这条科举之路整整持续了23年。进入仕途的徐光启也不是一帆风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后金的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夹在中间曾几度被“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冠带闲住”（依法剥夺权利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但是，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个“得济者”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他“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但徐光启能留名于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
从徐光启的生平来看，他顺承着古代文人读书优则仕的传统，而且做到的官职并不小，相当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他满怀报国热情，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这样评价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启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在练兵造炮和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两方面是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所编著的《农政全书》，对于那时处于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且这本科学著作都是经过他亲身实践而写出的。徐光启最大的成就要数他在主持历局期间，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被称为融汇了中西文明的结晶。《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奠定了后来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也还是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的。
在惠泽后人的科学成就上，徐光启还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过“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体现了这一点。《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虽然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起了转捩作用。徐光启在这本书里给“几何”下了定义：即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这句话在原书里是没有的。他还发明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术语，都为后人沿用下来。从此，“几何”才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代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学概念。并且这一专有名词还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将一些其他的测量算法书籍也进行了译作，这些在当时封建家长制的明朝都是很难得的。
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精力。除了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还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他的军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学生孙元化来实现。孙元化是一名炮兵专家，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戏剧性的是，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的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就是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说“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一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
零落成泥碾作尘
◎陨落不了的精神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
——《废墟》
一直认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是哭泣的。这座昔日压倒群芳震惊世界的园林建筑奇珍，今日已成了绿树丛中断壁颓垣、伤痕累累的废墟。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感怀：“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郊区，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宏伟瑰丽。历时150年不断营造，荟萃了中外园林的精华。它占地约5200亩。历史上的圆明园绕福海而修，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总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八倍还多，有风景点100多处。
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正是昨天的一把大火，造就了今天的废墟，点亮了我们的双眼，看清历史。1860年10月的那一场大火将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八国联军蹂躏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胳，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穿越风雨敲击着的又何止是这些石柱？站在一根根发绿的石柱下，不由得会感到莫名其妙地恐惧，无法不感受到圆明园的疼痛，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屈辱，那是一种切肤的痛。走过荒草和瓦砾之间，探寻着烙在角落深处的潮湿隐秘，岁月正在无可名状地向我们诉说这些秘密，虽然年代已渐渐久远。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48年（1709年），至乾隆九年基本建成。长春园和万春国则为乾隆年间所增建。嘉庆、道光、咸丰各代也屡有修建。前后历经150多年的不断营建，占地达5200亩，拥有景点140多处，成为当世罕见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悬挂在圆明园大殿门楣上方的匾额正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而宫门外的匾额则为雍正帝手书。“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雍正皇帝对圆明园的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给一个叫巴特勒的上尉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这个仙境就是圆明园——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为奢华、最为巨大的皇家园囿。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事实上，雨果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亲眼目睹过圆明园。雨果是在阅读了很少的关于圆明园的记载的基础上，以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在遥远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圆明园。今天，凡是对圆明园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必定阅读过雨果的这封书信。雨果想象中的圆明园，比专家和学者的描述更为形象、更为动人，也更为“真实”。确实，雨果的描述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圆明园的“灵魂”。
据史料记载，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融会贯通，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苏州狮子林，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模拟《仙山楼阁图》而建的蓬岛瑶台，再现了《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春色。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洋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大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海晏堂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此外，圆明园还是一座珍宝馆，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
站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天边的云彩慢慢淡去。孤悬的大树，在凛冽的风中，沉淀着灰色的天光。据说毁灭圆明园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一个古老的民族就痛苦地抱着头蹲在火边哭泣，一群强盗就狂妄地站在火边狞笑。强盗的狂妄与羔羊的蒙难，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浓黑的墨迹，而那熊熊的冲天大火滚着血腥的浓烟，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永不能失去，对于一个善良智慧的民族有着世世代代刻骨铭心的启迪。“落后就要挨打”，炎黄子孙用鲜血与财富换取的哲理，永远刻在耻辱的大水法的残柱上。余秋雨先生在《空空的书架》中说过，“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面对圆明园这片“废墟不值得羞愧”，也不需要掩饰。
无数次从教科书中见过这组图片，可当我们立在苍苍的天空下，真实地面对着这一片一地一旷野的玉白石块时，仍感到那来自心底的震撼！泪水流进我们的心底，那些石块、石柱、石雕连同那灰苍苍的天空一起烙在了脑海，成为心房上一幅永不磨灭的壁画。依旧华美——那冰冰凉凉的玉石纹理；依旧精致——那欧式的曲线流畅；依旧贵族——断碎的罗马石柱在苍天下笔直出一派伟岸和傲然。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认识废墟，以怎样的角度去发掘废墟，却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余秋雨先生说“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前些年，曾经围绕这圆明园需不需要重建有过争论，结果是理智的人们理解了废墟的价值，尊重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残酷真实，这片废墟留下了。真实的废墟，才有真实的文化，真实的历史。保存废墟而不假饰废墟，开发废墟而不是重建废墟。因为那样是对历史的戏弄，对文化的糟践。在经过那么多岁月之后，眼前这般断壁残垣，静立无语的石柱，仿佛是一座纪念碑，向世人昭示着圆明园往日的风采，也记录着英法联军践踏中华文明的滔天罪行。还能提醒人们对一个多世纪前那场恶梦的记忆，那场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奇耻大辱！望一眼这阴霾的朝代，依然连绵着落叶和悲情的雨声。圆明园不曾消逝，惟有那场百年前的大火，依然灼伤着我们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城市中穿行，总是会遇到古老的城墙，发黄的屋檐，它们如同一位从时光隧道蹒跚走来的老人，承载着历史，叙说着过去。它经历千年的沧桑风雨与风云变化，见证了千年的时势突变与荣辱兴衰。如今一块块青砖在岁月和无数的脚步的打磨下已是光可照人，青砖的细缝间已经长满了绿绿小草和片片青苔。而城墙却在历史风雨的腐蚀与冲刷下变得痕迹班驳。用手触摸着划过城墙，揭开神秘的面纱，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属于你的一切，殷红的油漆在多少回的日雨寒热交替中脱落了。开着推土机上废墟，用今天的金碧辉煌来替代昔日的残壁断垣，刀削斧砍般的历史痕迹被现代装饰材料抹得平平展展、干干净净。这样的废墟只是一堆堆实实在在的现代垃圾而已。
在高原、沙漠和其它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些古代废墟自然被保存着，是荒凉保护了它们，这是废墟的幸运，也是废墟的天堂。有哲学家说，在地球上行走，没有一处不是废墟。现在的建筑，将来的废墟，现在的孩子，将来的老人，时间一直在流淌，不曾回头。而废墟的价值在哪里？是活着时候的张扬，还是坍塌时候的无奈？圆明园残缺的身体已经无法摆脱“废墟”的关联，因此，她成为了“文化或者是文明的碎片”，代表着已经消失的岁月，成了神圣。作为一座园林，圆明园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片废墟，圆明园也同样是成功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又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
虽然没有一处建筑可以做到永垂不朽，但是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足可以安慰为生存理念而惶惑的后代。曾经的废墟都安谧了，新的废墟还在产生，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由于废墟，曾经熟悉的地方成了生疏的地方，曾经生疏的地方又渐渐熟悉了。面对曾经的文明，人类享受着自然毁灭的快感。这些墙壁和建筑并不怕那些突然来到的自然灾难，害怕的是来自人为的灾难，废墟的发生总是从心灵首先发生。人类总是习惯标榜自己的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往下走的，欲望越大，退得就越厉害；文明走得越远，人对自己欲望的调控能力就越差。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在废墟的底色下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废墟》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被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大凡天下读书人皆好称引。它也一直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不可否认的是，焚书坑儒的确是一种既愚蠢又残暴的手段，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的废墟，难以弥补。
但也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进步措施。因为秦始皇的大一统是进步的，是对春秋战国分立战乱的否定，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焚书坑儒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进步中的退步。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秦始皇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结语中说道：“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当时的学术界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严重阻碍了秦始皇所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和方士以巨石掩埋，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史称“坑儒”。
秦王焚书坑儒，焚的是诸子百家除法家外的思想著作，坑的是儒家弟子。他的本意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统一六国百姓的思想。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两者只是起因不同而已。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身为汉儒的司马迁。
余秋雨先生在《天涯故事》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实质上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就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而秦国信仰的是法家，实行以法治国并因此富国强兵，最终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儒家尊古，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思想，也就是统一信仰，秦国就很难施行正常统治，尤其在六国后代欲谋复国的复杂形势下，他必须有所选择地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求得人心统一江山万年。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不统一思想根本无法进行统治，客观上，思想争论不能持续太久，一个文化繁荣期后，要有一个总结，也就是要停止无尽无体的无谓争论，必须快刀斩乱麻，以铁腕结束这个繁荣期，进入统一期。
余秋雨先生还提到“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在谈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有人会提及康熙、乾隆的“文字狱”做对比。其实，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只是方式不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一种社会退步，但从发展来看，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家的民族也便是没有发展的民族。
事实上，自有文字开始，也便有了“文字狱”，历史上的文字“废墟”又何止“焚书坑儒”、“文字狱”，中国的文明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仍能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又何必要求这么苛刻，非要辨出谁对谁错呢？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我们只能从昨天留下的废墟中挺进。“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只要把他们当做一面镜子，照亮古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