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是不是大家又被幸福了一次还真难说，不妨我们别着急骂人，分析一下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
实际上城市当中的住房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有住房，农村当然更不用说，宅基地总是保证的。国人习惯性地把拥有自己的房产作为成家立业的标准，“丈母娘刚需”还真不是一个玩笑话。城市出生长大的人当中，有很多通过各种手段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包括拿着父母的积蓄、家里拆迁的费用、当年福利分房的余荫什么的。我生活在北京，我身边的朋友只要是上一辈在北京生活的，基本都有自己的住房，而那些飘在北京的朋友，在老家也是有住房的。
在目前房地产高企的状态下，真要是在北京拥有一套四环以内的百平米住房，想必那个家庭平均资产的247万元不难达到，其他城市类似，只要是有自己的住房，都是一笔不小的家庭资产。这个调查未必是胡说八道，而是很有可能不算太离谱。并且您也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家庭资产差距之巨大，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观印象。
问题并不是数字是否准确、取样是否有足够的覆盖面，而是在做了这一切之后，为什么得出的数字让大家觉得这么不可思议。也就是上面我说过的，为什么我们始终感觉不到与资产增值而对应的幸福感？
报告的起草人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有钱人过什么日子关我们啥事？只要我们越过越好也就是了。所以，这并非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资产基本上所谓的“paper money”——纸面上的钱。这些钱是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派上用场的，只能是一种具备观赏价值的东西。
当然，任何国家的普通人对于这方面的资产也都是享有观赏价值，只要是自己住着，这部分资产也就没有了流通的意义。但很多地方并无我们这种不安全感，无论在社会保障还是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上，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咱有什么？就这份一家人最大的资产，说白了也是长租70年嘛，还可能会被征收房产税呢。
您看，您仔细回想一下，您对于这些数字的愤怒，是不是这么来的？
摇号真的公平么
老婆大人想再买个车很久了，北京买车要摇号，排队也至少排了一年，但每次她的名字都没出现在摇号成功的名单里。关于这个也没太多想，毕竟我们属于买彩票从来不中、刮发票总是“谢谢您”的那种普通人，从概率来说也算正常。哪怕是爆出北京连续8个月都有名为“刘雪梅”的人中号、而正好车辆管理部门有这么一位同名同姓的警官这种事，也只是认为纯属巧合。当然，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事儿看上去怎么都算是巧合，这名字太家常了。
正当我们认命的时候，新闻中得来这么个消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据知情人士介绍，宋建国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然后我们相信那个摇号程序的心就直接凌乱了，按说这事儿不应该啊，那不是谁都改不了的、极度公平的程序么？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到底是这么回事，这与程序是否公正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普通人而言，摇号就是得到一个你无法掌控的序列号，对于能掌握数据库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串随时可改的字符。任何程序只要到一定基础层面上其实都是可以修改的，程序员的后门且不谈，就这样的程序来说，能够有权限进入数据库就足够了，而技术永远无法防止有权给程序员下命令的人。
这倒是让我想起上海那块“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上海实行车牌竞拍已经有年头了，虽说被很多人诟病，但其中毕竟有公平的含量。简单来说，就是在某种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按照自己的急迫程度设定价格，要是您觉得自己的需求超出了拍卖的价格，直接掏钱拍下就是，要是觉得舍不得这笔钱，那就证明您的需求并没有到位。在一个公共交通多少算是发达、私车未必是必需的地方，除了拍卖出来的钱到底做了什么之外，整体架构还算是公平的。
北京的摇号政策刚一出来，就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做了悲观的预言，现在可以说一一应验。比如说腐败、寻租的问题就有不少人说过，而抱着有枣没枣先排个号的人会越来越多也日益明显，即使没有这位涉嫌徇私舞弊的局长大人，能摇上号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里我们需要问的是：这样的公共政策出台，为什么没有经过详细的论证，只能让社会被动地承受其恶果？
伴随我们一生的“霸王条款”
《新京报》在2011年3月15日这天做了一个综合报道，列举了绝大部分消费者这些年里能够碰到的几种商家的“霸王条款”，从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踏上社会，这些条款基本上一直陪伴着我们，正所谓“霸王条款”伴随我们一生。
最能体现其“霸气”的自然是“本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这种话，要知道，得到解释权就等于得到了一切，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一种文字或者语言没有歧义，只要握有颁布权与解释权，自然也就天下无敌了。记得某洋快餐在优惠活动中出现漏洞被抓住，然后人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优惠取消，相信这种“解释权”是主要原因。
“霸王条款”为什么可以畅行无阻、陪伴我等一生？很简单，消费者不是商家的对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消费者是商家的上帝并非是一句空话，一旦消费者觉得你的商品不够好，或者能有其他更好选择的话，用手里的钞票投票选择别家就是，钞票在市场上就相当于选票。但这个选票会在两种情况下失灵，一种是产品无可替代或者市场被垄断，比如说房子或者我们要用的汽油；一种是消费者个人力量有限时，没有机构能够替他们维权。
前一种情况也就不多说了，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哪怕是指望我们去存款的银行，也因为自己的地位而收取很多并不合理的费用，以至于最近国家三部委联合下文终止其中34项不合理收费。哪怕是如此，银行更多的不合理收费并未被触及。至于其他垄断性行业就更不要提，一个个都跟大爷似的。
后一种情况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我们消费者确实有点儿懦弱。我的朋友郝劲松是著名的维权律师，他最著名的官司是那个火车上吃饭没有发票的事件，他把铁道部告上法庭，从此在火车上吃饭就有了发票。作为一个较真的律师，这可能是他的本行，但我们这些消费者有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与精力奉陪此事，而且就是有时间与精力奉陪，最终所得到的赔偿估计也是得不偿失。人都是经济动物，在衡量了忍气吞声与拍案而起的成本之后，大多数选择了前者。这也就是说从整体而言消费者确实是上帝，但单独的消费者不但不是上帝，最多算是个受气包。
要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打算找相应的机构维权，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条路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咱这里不是有个消协么？但消协从理论上说算是个协调组织，没有任何的执法权，直接打官司吧，不但面对的是一家大公司，而且就是打赢了也不会有好处不说，按照现行的处罚方式，那些公司也不能像在国外一样被处罚到肉疼，结果还是一切照旧。三令五申的“包间最低消费”等，到现在还挂在很多地方的大堂上，也没见“3·15晚会”去曝光一下，更没见有关部门去处理一下。
说起来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据说一个人是否幸福与性生活频率有关，某教授做讲座时问“谁一天一次？”有人站出来，看上去挺快乐，“谁一周一次？”站出来的差一点，一月一次的更差一点。问到谁“一年一次”的时候，站起来的人却看上去最快乐，问之，他说：“今天，就是今天。”这个老笑话，可以用在官办的“3·15”上。按说有这个节日也没啥不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这里一年就这么一天表达一些对于消费者权益以及产品质量的关注，其他时间都去辟谣毒奶粉了。“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如影随形，这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方式，应该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留住中国最美乡村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婺源。这地方地处江西，但祖上则隶属安徽，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乡村群落之一，也是典型的徽派建筑聚集地。李坑、汪口都是著名景点，江湾的门口还有“伟人故里”的大牌子耸立着。如果去的时间合适，婺源的乡村早上与晚上都是最美，早上晨雾笼罩在村口的大樟树上，晚间则炊烟与暮色渐渐融合，淡淡地飘洒在整个村庄上。
但最近要是去这里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报载，中国“最美乡村”江西婺源多个景点紧急关闭，让买了通票的游客表示懊恼。而记者调查发现，景区关闭由当地村民和婺源旅游公司关于“分成费”的矛盾引发。此前曾有村民因分红不公在村口“拦堵游客”，婺源旅游公司不得不宣布景区紧急关闭。
可能有人不知道，现在中国这些仅存不多的乡村景色，都不是当地村民的了，基本都被各种旅游公司承包下来用作经营，江南水乡的乌镇、西堤之类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次婺源的村民是因为婺源旅游开发公司和李坑村委会从未公开过账务才出此下策的，其中还有没有拿到门票的“分成费”、疑似旅游公司雇人伤害村民等情节，拍个连续剧都有足够的素材。
但只是指责旅游公司是没有意义的，这事儿远没有谴责南霸天那么简单，其中包含了很多问题，如果探讨稍微深一些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早就不是钱能够解决的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旅游景点的开发与成名，并非是当地村民与到处旅游的驴友之功劳，而是各种旅游公司承包之后维护、整理、开发、宣传之后的结果。实际上整修与维护这样一个景点所费不菲，再加上上缴的承包费用，往往一个景点要投入上亿的资金才能有效益。
而村民也并非没有得益。这样的景点承包协议里，经常会有一些保障村民工作的条款，比如说安排多少人就业什么的。景点开发的好，村民可以通过做游客生意来赚钱，有些特色的古民居还被安排为重点的参观点，另外有一笔收入。经过旅游公司的开发，村落的生活设施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可是，这种村民与旅游公司的纠纷发生过很多，除了像这种涉及账目的问题之外，很多时候确实是村民觉得自己的利益无端被旅游公司拿走了，于是决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旅游公司的投入，村落就还是村落，至少不会有现在的发展。这大约算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
村民这么做也有自己的苦衷。在这种旅游开发当中，往往都是政府主导或者村委会主导，村民本身并无参与意见的权利，也就会对利润的分配产生先天合理的怀疑。要怪信息与决策不透明，不能完全归因于村民的见利忘义、没有契约精神。
但这种村民无法无法参与的状态，又不是当地政府所能改变的。农村的土地与宅基地等财产，说起来是村民在使用，但所有权不是他们的，如何最终开发利用，决策权并不在村民的手里。这也就造成了村民只能被动地参与到其中，无法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为要命的是，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他们是可以用这个折价参股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股份制机制，使得一切走上正轨。没有这种折价参股，他们也就只能从门票等费用里分成，最多也就是间接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利益了。
所以，看上去很简单的经济纠纷，背后所藏的问题远不是旅游公司与村民的矛盾，而是这个矛盾的因果早就已种下，只是有时候会发作、有时候会暂缓而已。想要在这种事情上达到某种共识，仅仅是多分给村民一点儿门票款是不够的。可惜的是，在现有的土地政策之下，连这个都未必做得到。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记得是某个房地产项目最先提出的，主要是这个项目周围有好的小学与初中，在现在的学区制之下，这算是房子的一个卖点。后来这话被借用在很多场合。倒是也不奇怪，谁都不想孩子从一开始就不如别人，对于家长来说这是真理，以至于地产上有“学区房”之说，能够处于好学校招生范围的房子比其他房子就是要贵一些。
但最近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表示，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选择所谓好的小学初中，并不符合科学逻辑，不值得宣传和推广。他说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忽悠”。
逻辑这件事儿还是挺神奇的，比如说王副司长的这个逻辑就很神奇。学校总是有好有差，这是多少年教育投入以及学生生源导致的差异。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就能知道王副司长的逻辑有多么神奇了：那些在山沟里的希望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够与成长在北海幼儿园，上师范附小、北京四中的孩子比平均知识水平与素质么？我们可以承认希望小学的有些孩子将来会很有出息，但要是平均起来的话，要说这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估计是鬼都不信的。
实际上成功这件事早就有过研究，依次排列的成功条件第一个就是出身，然后是各种外在条件，个人后天努力与奋斗排在第五位，这是通过广泛调查而产生的结果。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个良好教育的定义很简单，就是那种具备足够的硬件与教学质量的学校。而我们也都知道，这么多年以来，虽说咱这里逐渐开始取消什么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区别，但实际的办学差距早就已经形成，而且在原有的差距之下，各个学校获得的政府补助与拨款也不相同，越好的得到的就越多早就不是秘密了。在这种现实下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忽悠，看上去更像是另外一种忽悠。
这种另类的、完全与生活逻辑相违背的忽悠，更可能是一种给这些年教育领域的失败政策涂脂抹粉的说法。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做法，在小学与初中阶段，政府对于学校的投入是应该公平的。但在实际当中，不但这种投入并不公平，而且在教育产业化的幌子之下，学校的“择校费”等额外创收早就是一种默许的状态。而这种忽悠的实际意义在于，告诉你一个艰苦奋斗的道理，然后掩盖背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事实。
不但在孩子起步阶段这种口头上的公平没有做到，在孩子以后的发展当中，这种教育资源上的公平也属于稀缺。久被诟病的北京、上海户籍的考生在大学录取分数线的优惠根本没有打算取消的计划，贫困地区的学生在奖学金申请等方面还不能有普遍的发放。而九年义务教育只涵盖了小学与初中，幼儿园、高中是不在其中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学生的哪个阶段，哪怕真的是小学与初中公平了，在很多阶段也输在了起跑线上，只是看这个起跑线是划在哪里了。
所以说倒是应该问问这位官员，您觉得让孩子输在哪里比较合适？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输呢，还是从小学开始？或者咱从高考算起？正如这位官员所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但这场长跑的起点确实是不公平，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尽可能公平的起点，而不是否认这种现象后说一个励志故事就算是尽到了责任，这又不是青春偶像剧。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
有个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到底什么东西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好吧，现在我打字用的电脑应该是我的，但什么时候被查阅一下里面是否有黄片我不知道；我现在住的房子应该是我的，但七十年以后很难说，如果有人说要可持续发展、现在需要把你的房子拆掉，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的。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原本笃定是自己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根本没有那么肯定。前些日子，有个农民从自家承包地中发现罕见乌木，价值数百万元，之后政府将乌木夺走，引发热议。7月3日，彭州市国资办正式答复称，乌木归国家，奖励发现者7万元。结果在网上调查的时候，逾六成网友认为乌木应归个人。
但我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给你几万块钱的奖励已经是相当人道了。《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根据专家所说，“孳”是繁殖的意思。该乌木既不属于化石、矿产，也不属于文物，法院判决时可类推为天然孳息。另外，村民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权人、也就是国家取得。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之下，其实没有什么是你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吧，您买了自己的房子，但所有您所占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土地里曾经有过的东西也是国家的。一旦您很不幸地把自己的地买在了某个矿脉上，那些矿也是国家的，您的土地使用最简单扼要地说，就是土地上附着的一个建筑，其他什么都不是你的。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任何情况下，您的建筑都只是占有着一块不属于你的土地，上面的天空不是你的，下面的矿产不是你的，甚至说这栋建筑也不是你的——因为只有70年的使用权，万一您把自己的房子建的过于结实，或者是这块土地可能成为土地财政的一部分，那也跟您就没啥关系了。没有土地真正的产权，空中楼阁是什么意思马上就能让您知道。实际上说我们所有引以为自豪的产业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下面没有土地所有权、完全的所有权那种不可动摇的根基。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乌木只能让这位农民得到如此少的收益，简直就像是一种施舍。实际上中国的矛盾之一，就是落后的产权制度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缘故。我们看到那么多强拆、强抢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基本都是肇因于此。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您老人家敢强拆我的房子，基本等于自寻死路，如何还能有这么多群体性事件发生？
至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总觉得这个社会不太对劲，就像《黑客帝国》里那些敏感的人一样，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无法进行改变。
婚姻、时间与社会成本
网上流传这么一段海外奇谈：爱尔兰结婚不许离婚，但可选择年限1到100年，过期不续相当于自动离，但时间越短费用越高，1年的登记费折合人民币2万多，100年只要6元钱。结婚一年，说明你不懂婚姻，会给一本很厚的婚姻书看，而选择100年则只有一张纸，上书：祝你们白头到老。
这事儿由于远隔辽海、语言有异，未必能够证明其为真实的，而且这个确实与我们能够理解的婚姻有很大不同，大概更像是搭帮结伙过日子，签了合作书之后大家也就按照合同执行了，即使不愉快也要等到时限到了之后再结算。不过，这对于婚姻是否有效难说，确实也算是节约了社会成本，至少打离婚官司的少了。但这里有个逻辑的问题：既然不许离婚而这个又是个类似合同的东西，合同到期不续之后，事实上还是离婚啊。大概算是自己骗自己的方式吧，应该是出于宗教原因才会这么做。宗教这东西大家都需要，但完全按照它的指示去生活的话就会很痛苦，于是就有了诸般的权宜之计。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社会的伦理问题。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儿，这并非说是宗教上的那种严肃，而是从经济上说的。婚姻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为了爱情，按照原来的说法就是延续子孙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而为什么要延续自己的基因？除了生物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是为了财产的传承。
如您所知，在上古时代并无婚姻这种制度，是后来为了种族延续与财产继承才发明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确认母亲所生下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母亲的——这事儿没啥难度——而是为了确认父亲是谁而形成的。这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当然，即使在现在，非洲草原上的某些部落也不太看重这个，往往只要是自己老婆生下的孩子，无论血缘如何都视为自己的孩子。不过，这也是把孩子当做财产之一才有的观念，并无本质的不同。
如果婚姻被这种形态的合同所消解了神圣性，就等于是否定了很多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婚姻变成可用时间来约束的合同了，血缘与社会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这份合同还挺不专业的，刚结婚的时候都海誓山盟、荷尔蒙遍布大脑呢，直接就签两年的可能性不大，真的签了100年之后又后悔的不少，反正这个年头真的要离婚谁也不能真的管，先多签几年把费用省下来再说。不过，这个倒也符合理性人的特点。
另外一个面临的伦理困境在于，这个行为是合同式的，相当于当事人花钱购买政府的结婚登记认可，而且根据时间不同而价格上有所差异。那么，这段婚姻到底算是什么？政府许可的、有时间限制的双方卖淫活动？这个未免太不靠谱了，比糟蹋宗教传统还不靠谱。
其实这种不靠谱正好是这个社会急速发展的标志，因为原本的观念在与现在的生活接轨的同时，一时之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靠这种看上去不靠谱、实际意义是消解原本价值观的形式，来减低社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在现代的社会里，离婚所引发的官司成本之高、造成的伤害之大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话说在法律比较发达的美国，最赚钱的律师品种之一，就是打离婚官司的律师。这个主意好就好在如果结婚当时没有那么冲动而签了100年的合同话，大不了忍着这个名义婚姻几年，然后自动分开算了。只是这种婚姻合同还要附带一些财产与孩子所有权的文件，以便于将来做好分割。当然，现在也有所谓的“婚前协议”，但如不加上这个合同制婚姻的话，看上去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说不定将来的婚姻模式还真是这种类似于合同制的婚姻，各种法律文本齐全、时限与权利义务完备，以便在一个日益流动化、信息化的社会当中找到一种最合适的减低社会成本的方法。
工资高增长就是幸福？
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首次发表了《全球工资报告》，前段时间又发布了第二次报告，该报告据说是通过广泛调研来关注工薪阶层的收入问题。报告在收录17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库中找到了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数据，占所有收录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5％。收集到的工资数据能覆盖全世界94％的工薪劳动者，相当于全球工资总额的98.5％左右。然后，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工资增速几近折半，而中国增速“引涨”全球工资，中国工资“增速”超欧美国家达5倍之多。
应该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肯定有其合理之处，比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而言，相信他们还是会多一些。但实话实说地讲，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工资有了这么高的增长？相信凭工资吃饭的一般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原来有了这么高的增长。连专家们都说，中国私有经济整体工资水平非常低，相当于官方公布数据的一半，中国官方的工资数据被高估。
这个确实是原因之一。中国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当中是有贵族在的，比如说垄断企业的员工，无论是福利待遇还是货币收入，都是工薪阶层当中的贵族阶层，至少也算是富裕阶层。要是把他们统计进来的话，这数字当然是小不了。这就好有一比：成片的贫民窟当中耸立着一片基本社区条件完备的小区，哪怕这个小区不算高档，也足够拉高当地的档次了。但您能说因为这片小区，周围的贫民窟的生活水平就上升了？生活成本上升了倒是真的。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一种误解，认为工资既然涨幅这么高，我们应该更加幸福才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到幸福？确实，如果要是收入增长的话，人们应该感到幸福增强。但咱也要明白的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我们的生活成本也在大幅度增长，而增长的事项当中，涉及民生最基本层面的东西涨幅最高，比如说房子。要是一个人总是处于无壳蜗牛的状态，而那个壳是工资怎么增长都买不起的，幸福感估计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个没觉得多幸福的原因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提及，那就是幸福感有时候是自己跟自己比，有时候是自己跟别人比。应该说要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比，至少有工资可拿的社会阶层当中，从一穷二白走过来之后，现在多少都拥有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比之当年一文不名的状态确实好了很多。但在我们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里，各种传播媒介所宣传的生活状态，是普通工薪阶层永远接触不到的，而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又少了点儿精神追求，对比之下的不满足与对某些人财富获取方式的质疑，使得这种幸福感也是大打折扣。
这些综合起来看，国际劳工组织还真是高估了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外人”可能更为高估的是中国工薪阶层的幸福感。大致来说，外人对我们的评估总是有这个毛病，即在他们擅长的数字领域分析的话，往往会纳闷中国的情况为何如此特殊，发展是急速的、进步是显著的，但要是真的进入社会当中观察，又会发现这种进步所带来的焦虑与痛苦，往往也是成倍增长，甚至早就高过了工资的涨幅。
所以，整体的发展或许可以带来这样的数字增长，哪怕被高估也是增长惊人，但伴随着增长而来的东西要不是幸福感的话，这种增长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而要是因为这样的增长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优越性，估计就是一种自欺欺人了。
当城镇户口成为一种奖励的时候
有些新闻看上去一片喜气洋洋、恩德浩荡，实际一咂摸起来味道就变了。某报的这条新闻就有这个效果。这条新闻称，记者从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一名来韶务工近10年的优秀农民工秦政被正式批准入户韶关市城镇户籍，这在该市外来农民工群体中还是头一回。该名农民工曾先后获韶关市劳动模范、广东省优秀农民工和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这话的意思是说，因为该农民工工作出色，并且获得了这些甚为够级别的荣誉，他就有资格获得了正式生活在该地的资格，下次就不用再随身带着务工证、暂住证，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祖国之一隅了。这事儿说起来语气还是很铿锵的，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
这些年，原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户籍政策已经成为众所诟病的劣政之一，任何可以打破这种壁垒的尝试都曾经被歌颂过，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只是尝试，从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们的社会依然还是用户口把社会分成两大群体，一部分叫做城里人，一部分叫做农民。农民进城就叫做农民工，城市还是没有接纳他们，虽然他们比很多城里人对城市的贡献更大。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都成为了新闻，而且还是以一种赞叹的语气登了出来。但您要是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为此做了10年的苦工不说，要是没有那些荣誉的话，这个幸运都到不了他的头上。要知道，省一级的五一劳动奖章名额并不多，其中还有很多城市的工人、干部分润，到得农民工头上可谓是凤毛麟角的机会。其实要是对比一下前清的科考名额的话，说不定还没有上京考进士的名额多呢。
既然如此稀缺，这种事情就肯定不会是一个常态，而是一种用城镇户口作为奖励的行动。我们知道，奖励这个东西必然是有价值的才能拿出手，从这个道理推论的话，城镇户口就是比农村户口具有含金量。这件事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生下来就分成了农村与城镇两个体系，也就是说生而不平等。
生而不平等也就罢了，结果还要用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作为奖励，来“鼓励”其他人为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这就有点侮辱别人的智商了。首先，这就相当于承认了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并且把这种合理性运用成稳定另外一群人心理的方式。您看，要是始终不能有个上升通道的话，对于稳定那些出生就低人一等的阶层是不利的，而有个上升的通道、哪怕这个上升通道是用省级五一劳动奖章作为开门的钥匙，毕竟也算留下了一个出口。
其次，奖励是件随时可以控制的事儿，今天说给你就是天恩浩荡，明天说今年没这个名额，大家就要等待下次开恩科的机会。这种随时可控的恩典，才算是抓住了事情的命脉，而且还可以一直以改革户籍制度之名“实验”这种方法，一直到地老天荒。
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是不会有什么高兴的，主要是觉得这个世道真是太奇怪了，明明是这么有辱智商之举，怎么就能说得兴高采烈呢？
悲催的“被催族”
每年快到春节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回家这事儿哪里都好，就是一样不好：面对各位长辈亲朋的催促。没结婚的会问到啥时候结婚，结了婚的会问到啥时候要孩子，两者都有的会被问到什么时候买房，万一您混得有车有房、有妻有子，大概具备前瞻性的老家人士会问问您什么时候打算移民了。
作为一个七零后的大叔，无限同情与幸灾乐祸地看着八零后的小兄弟们落入这个境地，关于这事儿当年我们也都经历过，比你们轻松的地方在于，我们那时候被催的名目基本就是老婆孩子，有车有房那种事老辈人根本还想都不敢想呢。
不过呢，您大可以这么看待此事：尽孝。父母的天职之一，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百般呵护之余，对各个阶段该做的事儿百般催促。您一年在外打拼，父母没有机会耳提面命地教导与督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相当不爽、相当觉得自己没有尽责的状态，好容易您回到身边，这份关心总是要加倍地补上，让他们叨唠几句这种事、您面露尴尬神色表达一下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视，绝对算是有孝心的一种表现，回到打工的城市里您接着该干嘛干嘛，两不耽误。
其他长辈与朋友们，想必被催族们实在是没有尽孝的必要与耐心了，这里我这个前辈给诸位出个主意。碰上长辈的话要主动出击，直接问候他家的孩子，跟你父母问的那些话一样，如果他们的孩子也比较悲催，想必这些长辈也就不会问你了，要是他们的孩子已然成家立业，他们就只顾炫耀了。朋友好办得多，直接问他们是不是升官发财，保证把这帮人堵回去。制敌机先是千古不变的要诀。
其实我倒是想跟这些过分关心晚辈的人说几句。您看，这个时代已经越发地忙碌了，您家公子或者小姐在城市里打工拼搏，有时候真的顾不上个人问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传统的人生轨迹，这点您在您生活的城市或者乡村不太能够理解，或者即使是理解，也不会理解到自己孩子的头上。但您还是要试着理解，别让他们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活得更像个悲剧。
职场上平等不重要
微博上爆出一个小故事：有个90后的大学生到电视台实习，开会的时候脑筋灵活，出了不少点子，大家聊得高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主任说了，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按人头，我请客。结果该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的。
大概是我老了吧，可能已经不太明白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确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学徒的时代了。遥想当年，如果您是个师父或者老板级别的话，生活未必富裕，但有时候还是挺惬意的，因为手下的徒弟从打饭一直到倒尿壶，都是必须替您做的，而您本人一般来说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当年我上学之后到工厂实习，也就是给师傅们打点儿开水啥的，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愿意，总觉得你们牛什么啊，大家都是工人，我能比你低多少？事实证明还是低很多的。有一次我检修一台天车，怎么都查不出毛病在哪里，老师傅去了之后拿着长杆子把天车电源导轨捅了两下就没事了，其实就是车间环境比较糟糕，电路暴露之后接触不良。
其实我要是这么说您可能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有师徒传授的制度。手艺这东西不是免费的，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只不过是把当年的师徒传授改换了一种社会化的模式，其基本内涵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的学徒生涯变成了学校生活，其实都是要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有时候是国家出钱，那就是义务教育，而自己出钱，往往就是高中、大学阶段。
而要是您上完学就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的话，大概这个学校的教育挺失败的。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或许您初生牛犊，闪现无数思想火花，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有无数的经验等着您学习，这些学习其实是一种再教育，而别人付出了心血与自己的经验，这些东西也不是平白得来，人家并没有义务教给您，这个时候您付出点儿订午饭的辛劳，大概不能算很过分的事情。
重要的是，在职场的规则当中，平等并不是重要的。有些人没有明白的是，平等这个概念是在人格上平等，订饭、送餐、做导演，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位同学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错误地理解了平等的观念，认为大家都是来做导演就是一种平等，而如果去订饭的话就等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平等的意识恰恰是一种深入骨子里的歧视，是过于珍惜导演这个貌似高贵的职业，是对于订饭这种杂事的歧视。
我要是老板的话，这样的员工是不会要的。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不明白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今天你订饭、明天他打水，大家都可以合作做好，没有这种意识的人，至少是没有明白团队精神是怎么回事；其二，他在骨子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职业错觉，或许他是一个有着极度天才思想的人，只是很可能在这种天才没有发挥之前，别人就已经不能容他有任何发挥了。
或许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种不用任何人帮助的天才，也有这样的生长环境，但我保证那些都是特例，更多有同样能力的人郁郁而终。人生往往不是输在智商上，而是经常输在情商上，这年头儿谁能比谁傻多少？重要的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让人愿意帮你在最初的时候给你一些他们的经验，那些东西绝对不是只拥有智商的人能够生而知之的。
手机割不断亲情
这两天有个消息说的是某老汉在家庭聚会上摔了盘子，主要是因为三个孩子在餐桌上都在玩手机而不太说话。看到这种消息，一般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后面的评论是什么样的：人心不古、科技冷漠了人情、社会为什么这样了等等，要是押韵的话，基本可以谱个曲子给我们那些日暮黄昏的家庭温情当作挽歌来唱了。
不能否认的是，现在有两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是家庭越变越小，一般都是自己单门独立地过日子，逢年过节才去父母那里请安；另一个是信息社会到来，各色人等越来越不习惯进行某些没有营养的对话，虽说三个孩子都玩手机是极端了一些，但作为现代社会里的人，多少都有些信息焦虑症。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大家的教育程度提高，仰望天空而无所事事的状态已经不受青睐了。
或者我倒是想问问很多感觉到受冷漠的老人们一个小问题：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您如何能向现在一样，想起来就给自己的子女打个电话，即使看不见他们的人，也能知道他们是无恙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道有利有弊的地方就在于此，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固然剥夺了很多人天天面对面的乐趣，但也让物理距离缩短了不少，您不能一边享受着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一边期待着四世同堂晨昏定省。
我也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在指责这些不肖子孙的时候，老人们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就我所知，很多子女确实跟老人之间是没啥好说的。您想想看，这个世界进步到如此地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用老人的知识与见识武装自己了，这与原来那种言传身教的社会完全不同。这个时代并非是老人们随时可以教导年轻人，而是老人们需要努力跟上时代，然后与孩子们找到共同语言。
所以说这并非是手机的错，手机从来做不到分割亲情，而是整个社会早就已经改变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农业社会或者二十年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我这辈子活了四十年，到现在所走的人生道路，完全是按照我父亲指导的方向反向飞奔，在几年前我父亲终于承认他当年让我坚守电工的工作岗位是一种错误了。您看，别全想着教育孩子，您先活到老学到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