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江湖(野夫)_香格里拉散记（1 / 2）_身边的江湖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儿几个在那里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儿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飞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儿要调研，上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峻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绒赞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少数未被人类征服的雪山之一，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一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儿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道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命名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四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待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儿的前女友。我戏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见她晒黑了，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羞赧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多年后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山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六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一点此地的民俗。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

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和边城，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这里，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至今还坚持着活动。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奇怪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议论——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实在不当获得这样的“荣誉”。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身边的江湖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这几乎就是他最后的文字了，他真的就走失在这一片山谷里了……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用的都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在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曾经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曾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之后，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她。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汉地相比，明显具有现代诗歌的许多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

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财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暗怀的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儿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财鱼已经随便拿着一个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那一间房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费劲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人说那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这时，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客气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你，我放心了……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作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父，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两百多名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镇压。那么，西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一直未断，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带着一点儿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小礼品，开始敲开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