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在我身上出现了单细胞特征，后来又怎样慢慢地消失？此事不可告人，但是让我思考了很多年。有一阵子，一见到亲亲热热的白人小情侣，我心里就升起黑色的火焰。有时大发雷霆，莫名其妙跟人吵架。或者连续几天闷在屋里，观摩体会某些反常的性爱技巧，还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情色图片。我有一份工作，偶尔也有贫乏的社交。除了频繁搬家，我生活中并无明显的脱轨信号。跟别人说话时，另一个真实的“我”极少在场，只需背诵台词。社会也并未要求更多。一团冰冷的雾，罩着我的两眼，后面是野花、小道、潮湿的风和弯曲的尸骨。我遁入幽深的幻想世界。小时候爱听的歌、爱看的书，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交过几位女友。其实，即使在出现单细胞症状之后，也还能碰到一些女孩，愿意和我在一起。她们很善良，对我也都挺好，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不过，假如在一些关键点上，我能再坚持一两分钟，那么闭上眼干脆结婚，也并非毫无可能。我熟悉惯常的程序：通话，写信，聊天，散步，性交，出现障碍，痛苦分手，等等，而事实上“我”并不在场。

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不在场”有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Hikigomori（家里蹲）。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的男人女人，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个人的情况，没恶化到那种程度。即使在最分裂、最压抑的那些年，我还是不肯放弃生活、交往、恋爱。但最后一个环节，我躲不过去。不论哪一位女朋友，或早或晚，都会在乎这件事。生理上的高潮，我可以达到。不过，在最关键的几秒钟里，我没办法也不愿意注视她的身体，尤其不能看她的眼睛。

后来，我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归根到底，从内心深处，我看出自己不是东西。身上有一股气味，自己都能闻到。在我进入单细胞状态之后，中国有人写了无数行朦胧诗，后来便是中国的经济起飞……有趣的历史与我擦肩而过。

90年代初的旧金山，出过两部电影。导演是菲利普·考夫曼，一部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另一部叫《亨利与琼恩》。当时大伙儿都说好酷、好前卫，真性感、真卖座！反共的捷克医生托马斯，每天在布拉格古堡里和不同的酷女人做爱。还有美国来的文学大叔，戴着诗人的圆片眼镜，去巴黎晒酷，并展示他高超的性爱技巧。每到男女主角脱衣亲吻的关键时刻，便播放激情浪漫的亢奋爵士；男主角胸肌爆爆，女主角乳房光光，像一段刻意造型的现代芭蕾。这两部电影走红的那年，我的单细胞状态也攀上嶙峋萧索的黑暗顶峰。那时我没去过欧洲，于是看不清几个简单事实：两部片子都不能反映20世纪的欧洲，只是浓缩聚焦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的甜蜜想象。导演本人是玩“欧洲范儿”的美国犹太人，他和“愿意让自己感觉特欧洲”的美国酷青年一道，剪出来一段陶醉自我的遐想共振。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一个被改装和剪接的想象之“场”，在性爱的湿润幻觉中注入微妙的心理转基因。被笼罩在这种幻觉里的童稚男孩，始终无法懂得真东西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自己的身上又缺了什么。

2010年夏天，从莫斯科来的卡特琳对我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我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被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小女孩，轻轻松松就说了出来。此事足以证明，女孩比大男人更懂得“在场”的含义。

那段不堪回首的单细胞岁月，让我体会到另一种监狱。它无须高墙、电网和囚室，也没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无数男人女人，没有外力强迫，自动自愿退回一种返婴状态。四面八方响着激情摇滚，震耳欲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亨利与琼恩》中伴随男星女星极品做爱的那种。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牢里的犯人。

我40岁以后遇到的那次真爱，或许结局凄惨，但我告别了单细胞生命，成为一个男人。唯有她真心拥抱了一个最凄惨、孤独的我。她走后，我死了一次。世界变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纤细的蓝光下。封冻已久的记忆，忽然融化。长长的绿皮火车，从山洞里穿出，驶向丰饶的田野。

变成单细胞的不止我一人。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爷爷是一个男人，他坚实，刚韧，顶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义的那种“制度”。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基本特征都在消退。如果真心爱过，贴近过一颗燃烧的心，就不会忽略这个恐怖事实。孩子会习惯任何一种氛围，他察觉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亲、姐妹、男女同龄者的细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长成他最后的样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读中学的俄罗斯女孩达莎，为我录制了苏联国歌。听到那曲子，我觉得自己不会白活。一个遥远、壮阔、苍凉的声音，召唤、等候着我。有过那么一片土地，那里没有华尔街，没有投机商，没有好莱坞的破歌破明星和纽约、旧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样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爱情。我也晓得，后来这些变成了扯淡。在圣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种特殊的颜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从那光泽和歌声里，我闻到雪地和森林的湿润、旷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内心复活的遥远希望。

<h3>四</h3>

苏联骤然解体已经21年了，其间种种是非、内幕、来龙去脉，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每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导火线，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背景。多数人会同意一件事：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俄罗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见钟情。爱屋及乌，或是爱乌及屋，都不重要。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文学、社会报道等等，我都有兴趣，也尽力浏览。关于1991年的解体，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不爱这个国家了”，这话很重，很难说出口，哪怕用很轻的声音，只对自己说。它像尖利的鱼刺，生锈的刀片。但是生活和历史，会把这话摆在每个人面前，在恰当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来的周期、频率和规模，美国东岸一个小镇又发生枪击案件。这一回，打死20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和几位老师。不能说我对此事无动于衷，我爱孩子和动物，心也是肉长的，但确实感到毫不意外。孩子们死了，官员和专家又要开始叽叽喳喳、这个那个地讨论。当然只是个案，美国人还是很幸福、很伟大的——他们一定都会这么说。

苏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东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灿烂的小说诗歌、欧洲大战、列宁、克格勃，等等；是非成败，错综复杂。美国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混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流的颜色和形状。所以，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可比性。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走出美国，去发掘更广阔的内心空间。是的，我觉得在美国很不自由，陷在一个纠结、分裂而又特别肤浅的中美二重奏里边，尤其不自由。当时我尚未摆脱比较严重的生存困境，还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顾了。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那点行动的勇气，让我起死回生。

我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是清清楚楚觉得，继续那样在美国待下去，我会萎缩、破碎、沉沦。而且，因为性格偏执好胜，有极大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或许还不至于买把冲锋枪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图书馆自言自语，或者同几个相似的老疯子一道自言自语，但是距离“突突”的境界，不会很远。我没做过更科学的问卷调查，但是可以扶着一本《圣经》向天作证：在1999年秋天的旧金山，有过两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识，国籍不同，30多岁），向我表达过类似想法（真想拎把枪上街，“突突”了丫挺的）。当然，他们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还不适合使用Что-тоне так这个短句，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够适用。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

2001年9月，发生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之后10年，美国在各方面飞速坠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将全部希望寄予美国，从经济复兴到文化皈依，显得多么可笑。10年中，某一种特定视野和话语自我爆炸、悬空、虚拟化，终至于枯萎、缩小。当今美国一般地方性报纸电视，根本就是废纸噪音。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必就比《环球时报》给人更多的阅读快感。过去20年，美国的基金会也捧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他们专精于晦涩难懂的语言游戏，虽然读者寥寥，但是能够捕获具有自闭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广阔的大众市场上，粗鄙恶俗的巨潮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到了2012年，绝大多数美国书店关门大吉。还保留阅读习惯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极低。而美国的评论家、旅行家、摄影家、专栏作家和教授们，对于本国城市社区、娱乐休闲、男女恋爱、媒体读物中明白无误的贫乏趋势，保持奇怪的集体沉默。

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个讲演，过了34年，重读一遍，还是有点意思。那时他已经点出了大众传媒的隐蔽洗脑，也不客气地直言西方文化整体萎缩，集体人格趋向于猥琐、焦虑、平庸。可贵的是，作为流亡者的他，有勇气坦率承认，当代西方不能成为日后苏联转型的理想范本。

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而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的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失去了一段毕生难忘的酸楚爱恋，也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作为一个成年男性，出于好奇，也为了测验新长的皮肉还有免疫能力，我又拎着包回到美国。之后断断续续，一直住到今天。在那儿已经、正在并将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除了下坠的速度。

心里边出了问题，不再说人话，爱的能量发生错乱，爱的制度停止运转。历史上别无先例，因为美国已达到人类顶峰，剩下的全是细节。

今日北美新大陆，不论东南西北，总归是那么一副表情、一套面孔：单薄、浮夸、自负、弱智。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段启示录，一片《旧约》中的圣地，脱离地球的诺亚方舟。老欧洲的文明和历史，早已从它视野中消失；老欧洲的情感和沧桑，亦从心中抹去。

总而言之，我没力气慢慢去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各套理论，用无数把纤细然而锋利的手术刀，拆解一切既往的符号、语言和人类自我身份。推而广之，就是消解、拆散一切精神和审美符号，取消它们的绝对性。过去30年，西方各种文化力量唯一达成了的目标，就是在自己内部，尤其在美国，拆解、废弃了传统性别角色，还有传统男女爱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种新的主义实验，什么吸大麻主义、摇滚乐主义、同性恋主义，不一而足。真正留存下来的，靠左边的是女权加同性恋，靠右边的是“市场万能”的新自由经济学。两种东西延展、妥协，内化到无数人身上，形成神经质一般的自恋、纵欲，又无时无刻紧张、孤独的病态组合。此乃当代西方俯拾皆是的典型个性，遍及男女老少、庙堂街头；个个如此，久而久之，显得分外无助、无聊。二三十年一晃而过，人都老了。强悍和尊贵，作为人生品格，不再属于今日西方。

贫富极度悬殊，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的国度——这是今日的真实美国。无限度物质扩张被提炼为一种新的集体共同身份，除了大众娱乐语言、心理咨询语言，还有技术、数字和管理语言之外，在人与人之间，似乎再没别的交流形式。

1991年“自由”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的一大部分彻底臣服于这种生活方式。一切历史文化、共同情感，全部归纳为标准化、程序化的经营对象。看似五光十色，事实上荒芜心灵、摧毁环境，让千百万人围着一个荒谬、虚幻、永不可达的目标，终生苦难行军，任劳任怨，不发怨言。

索尔仁尼琴毕生思索俄罗斯灵魂的内在实质，以我的俄文水平和阅读能力，没资格就此话题多说什么。显然，主导解体后俄罗斯进程的，不是他推崇的传统东正教精神。不论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以我的个人经验，没觉得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处处招人讨厌。对于若干其他族群，则无法如此乐观。

10年中，我稀里糊涂走过的路——英国、德国、东欧、俄罗斯、东亚，恰好是马克思学说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路线。冥冥之中的安排如此奇妙，让我惊叹。从思想上追随这条路线，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这代人注定了还要见证天翻地覆的改变。我没找到新的理论，但是听到断断续续、逐渐远去的歌声。爱不会死亡，而理论像枯败的树叶，在生与死的广阔田野上，被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