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收缩理论的粉丝们还在等待这项预言成为现实，而越来越密集的信号和迹象似乎显示，他们不会失望。基本的推论囊括三个概念：杠杆债务峰值，原油开采峰值，符号激情峰值。美元变为废纸未必影响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但美国中部和内陆的全方位经济雪崩将无可避免；伴随而来的，将是美国治理方式的本质改变。
在各类债券收益曲线之外，又加了一条施特劳斯曲线。这是激情指数和杠杆套利的平面比。激情指数泛指一个国家的虚拟符号资源。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施特劳斯曲线呈J形上升，也就是说，每一单位的虚拟符号单位，转变为10倍、20倍的杠杆潜力。
施特劳斯曲线又被称为酷源曲线。大卫对酷源经济的感受，来自他苦恼且寂寞的少年时代，以及对日本漫画的狂热喜爱。他的论述从日本转到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史显示，不论中国政府和商界多么努力，这个国家的酷源综合指数始终流连于零以下。
一个国家的酷源综指被全面高估，而另一个国家的酷源综指始终处于负数；两者之间，形成奇妙的互利互补——这即是美国和中国，更准确一点说，是两国各自特定群体之间的互利互补。而这种美好的关系在J形曲线达到顶点的那一刻，将戛然终止。
除却晦涩的理论，大卫还写了更为平易近人的段落。比如，他严重质疑美国民主体制的现实性：“什么量化宽松、负利率、捆绑抵押贷款，谁弄得懂？既然你弄不懂，也不可能弄懂，那你怎么投票？投给谁？大众真的拥有选择权吗？2001年和2004年，两次把票投给小布什；2010年，把票投给茶党。一而再，再而三，中部的美国大众，把票投给二百五，还有躲在二百五后面的金融炒家、投资银行。他们投票换来一条钢筋绳索，套在自己和家人的脖子上。这是对酷源曲线的叛逆，对激情指数的颠覆。”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晓晶已经不知道大卫的去向。他不再是晓晶的丈夫。
<h3>八</h3>
访问团在纽约的最后一晚，举办隆重晚宴。地点是施朗勃热在中央公园西大道上的顶层豪宅。饭桌摆在客厅外的阳台上。在镶着大理石的洗手间里，晓晶猜到施朗勃热是单身男人。
几轮敬酒完毕，开始唱歌消遣。来自中国的一位文质彬彬的朋友，用日文唱《星星》，另一桌的老总们吼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美方投资人、张总、哥大教授和前共和党议员，还有位黑发或金发的女孩被晾在一边。后来，中国客人起哄，要求美国朋友献歌。
78岁、身高将近两米的前共和党议员磨磨蹭蹭地站起来。晓晶以为他要唱《星条旗永不落》，谁知他竟用破碎不全的音调哼了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歌；然后又发表一段长长的讲话，大概意思是“共同领导世界”，还有双赢的资金和资源配置等等。
晓晶多干了几杯红酒，脸孔发烫，头昏脑涨。她忽然意识到，结实而敏捷的施朗勃热快步走来，在她身边的一张空椅子里坐下，两只蓝眼珠里迸出钢铁一般的光芒，直接指向她赤裸的肩膀和脖子。晓晶和他见过几次，但头一回感觉那种明确无误的男人看女人的目光。施朗勃热说：“美丽的、举世无双的女翻译，这星期你辛苦了。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的生意怎能谈成呢？留给我们一首歌吧，让大家永远记着你悦耳动听的美妙声音。”晓晶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说：“遵命，但请老板先唱一首。”然后撅起嘴唇，做出娇弱哀求的样子。施朗勃热无法退却，沉吟片刻，便拿起麦克风，用低沉的德语唱了一首《雪绒花》。
施朗勃热唱歌时，晓晶一直看着他拿麦克风的手，宽大的骨节，结实的手腕。这歌使她迷醉，她又想起父母。那疏远的、自私的父亲，神经兮兮，拼命攒钱，以及天天念叨“文革”峥嵘岁月、咒骂社会不公的母亲。她对曼哈顿、中央公园和苏豪画廊的热爱，对中国老总们的仰慕和鄙视，对大卫的依恋和怜爱，对父母的思念，自小承受的屈辱和破碎的梦幻……在施朗勃热浑厚的歌声和强健的手臂中，交汇融化，成为夜空中滚烫的白烟。
轮到她唱了。晓晶不假思索，用嘹亮的高音唱出小时候听母亲唱过几万遍的老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当然，在她心里，这是唱给遥远的、一生不快乐的母亲。客人们报以雷鸣掌声，晓晶流出了眼泪。她用英文高喊了一声：“I love China!I love America!”
客人散去。施朗勃热倒了一杯威士忌，轻声说：“我小时候很苦，但我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失败。我不相信死亡，不相信痛苦。生命没有止境，成功和幸福也没有止境。我看出你是永远不会接受失败的女人，你该过最幸福的生活。你看，这是纽约，这是曼哈顿。它们将属于你！”晓晶的手，被攥在一只强健的大手里。她的整个身体微微地颤抖。
<h3>九</h3>
65年前，在这片幽暗潮湿的树林边上，红军战士廖尼亚·季莫申科趁弯道减速，跳下遣送战俘的英军卡车。那是一个初冬夜晚，天空惨白，冷风扑面。他只顾朝前飞跑，并不理会身后的吼叫，还有飞过头顶的一串冲锋枪子弹。
运载几百名战俘的卡车队伍渐渐走远，并没有人从后面追赶。那一夜，廖尼亚和另外两个跳车逃跑的苏军战俘一起躲在树林子里。确认周围无人之后，他们熟练地点火取暖。天亮以后，为了安全，三人决定分开。他们互道珍重，然后各奔东西。廖尼亚会讲德语，他觉得城里或许容易找到食物，又能消失在人群里，于是朝着维也纳的方向走去。
1941年6月到1945年3月，各次战役中先后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共计540多万人。当时的苏联政治辞典中，不存在“我方战俘”这个概念，只有“怕死鬼”或“祖国的叛徒”。为逃避德国战俘营中非人的折磨，一部分苏军战俘陆续加入所谓“志愿队”，穿上德军制服，做些后方的辅助工作。1944年，经希特勒批准，55万名前苏军官兵在降将弗拉索夫率领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配备轻重武器、战斗机和装甲师。他们尚未尝试与呼啸而来的苏联红军直接交战，整个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便已土崩瓦解。
德国战败之际，尚有几十万“苏联红军”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们的长官使出浑身解数与盟国交涉，试图将全军经奥地利西移，向美军缴械投降，以逃脱要被遣回苏联的严酷命运。当然，交涉彻底失败。根据罗斯福、丘吉尔同斯大林达成的秘密协议，所有流落于欧洲各国的苏军战俘，包括穿上德军制服、将枪口转向红色祖国的变节官兵，还有一部分革命后散居于中、东欧的白俄居民与后裔，皆被视为苏联公民，由英美军队武装监督，全数遣回苏联政府管辖区域之内，无一例外。
数百万前苏军人员顺从地接受了无可回避的黯淡前景。一队队形容枯槁的年轻人，被押上闷罐火车或军用卡车，跋涉十多个日夜，走向枪决场、绞刑架或西伯利亚苦役营。也有极少数不肯认命的家伙冒死逃脱，凭着韧性和机智熬过盘查、混乱和饥饿。不久，“冷战”拉开序幕，这些无名无姓的幸存者成功地留在了铁幕的西边，廖尼亚便是其中之一。
1947年，廖尼亚娶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奥地利姑娘为妻。他伪造经历，改名为劳伦特·施特劳斯。
<h3>十</h3>
大卫回纽约后，家里一切如常，觉不出什么重要的变化。晓晶没去机场接他，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讲了寻找父亲的计划，但不知为何，这话题使他口干舌燥。似乎生命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为他开了一扇未曾发现的小门，在门后面，大卫·施特劳斯长大了10岁，而晓晶仍然是个欲望过于简单的北京女孩。
那天欢愉之后，晓晶突然说，希望大卫辞了工作，带她迁到加州。大卫觉得莫名其妙，未置可否。而此后，晓晶开始无故寻衅发脾气。大卫熟悉这种无可挽回的内心冷却。关系恶化的速度和方式，与他曾经经历过的毫无差别。
交给施朗勃热的报告里，大卫收集了新能源项目在中国上市的情况，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回报率的估计，还有不同级别资产经过上市相互稀释和转移的可能性。他特别讨论了一种被称为“定向增发”的特殊融资渠道，仅接受高净值个人或大基金的投入。这种方式，为债权和负债额的重估提供了独特然而安全的渠道。
公司讨论了大卫的评估报告。众人对其深度和信息量赞誉有加，但似乎言不由衷，好像掩藏着一个对大卫十分不利的公开秘密。大卫脸色越来越难看，轮到施朗勃热做总结时，他忽然起身说：“先生，我的报告，您根本没读过，是吧？早知如此，交给我老婆来写，不是更好吗？”他把手里的文件摔在桌上，拂袖而去。
以后发生的事，纽约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圈内人士都不陌生。施朗勃热、张总和某些中国企业共同参股的金融咨询公司在太平洋两岸同时上市，股价一路攀升。后来网上爆出长文，披露这家公司稀释股权和债权、忽悠两国中小投资者的险恶真相。之后引来美国证监会调查，股价逆转狂跌。那篇文章署了大卫·施特劳斯的真名。施朗勃热准备起诉他，但是被告人已离开美国，不知去向。
晓晶没成为施朗勃热的情妇或女友。她用卖空这只股票赚的钱，独自搬到了旧金山。人们合乎逻辑地怀疑，晓晶的投资战略受到前夫大卫·施特劳斯的内幕消息影响。
<h3>十一</h3>
2009年11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维也纳南站附近一个咖啡馆里，82岁的劳伦特·施特劳斯和他从美国来的儿子见面。分离30多年，父子之间难以辨认。不过，两人都竭力控制情绪，尽量自然地谦恭有礼。老施特劳斯掏出电话，叫来司机和车，邀请儿子一道去斯洛伐克共用午餐。
奥地利和美国不同，道路蜿蜒、细长、僻静，通向边界的干道上没有汹涌的车流。小车的皮座位宽敞而且松软，司机是个干瘪瘦弱的中年俄罗斯人。大卫意识到，早已退休的老父亲似乎并不贫困，而且兴趣广泛，思路敏捷。
45分钟后到达边界。检查站早已撤去，但能明显感觉到，公路那头仍然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每棵草都长得不够绿，不够整齐。破旧的“社会主义”公寓，不合逻辑的公路排列，颜色过分鲜艳的广告牌。小施特劳斯不知自己是否又到了中国外省，但他感到轻松、畅快，忘却了旅途的焦虑和疲惫，还有破碎的事业和家庭。
在餐馆里，大卫斟满摩拉维亚红酒，父子俩一饮而尽。
据说，大卫的曾祖父虽然是个工人，却会讲6种语言。家乡在乌克兰顶西边一座名叫乌什格罗德的小城，紧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长大以后，老施特劳斯考验他的父亲，发现他对自己的语言天才有所夸张。事实上，他正确地使用6种语言仅能流利地讲两句话：“喷香的烤鸡！您出个价儿吧！”“长官大人！请别朝我开枪！”
在俄语里，“乌克兰”这个词含有“边缘地带”的意思。过去100年中，乌什格罗德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国家归属多次变换。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中，老施特劳斯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他的童年在当时遍布苏联各地的孤儿院中度过。他16岁加入红军，参加过基辅和列宁格勒保卫战，后来全军被围，弹尽粮绝，随同大伙儿投降做了俘虏。
吃完饭，只用了20多分钟车程，父子二人又回到奥地利。所谓边界，只是绵延的森林，还有广阔、绿色的田野。65年前，奥地利东部的主要部分皆被苏军占领。后来因为大国棋盘微妙变更，还有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揣测的武断和随意，奥地利终于划归西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寂静或空旷成了西方的基本视觉特征。当然，也包括过分规整的舒适和惬意。大卫突然想到，假如他也能在一两小时里开车去北京喝茶，然后在同一天下午返回安静的弗吉尼亚小镇，那是怎样一种滋味？
在那一刻，大卫强烈感受到美国的遥远和孤立。对这儿的人们来说，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有既暧昧而又格外具体鲜明的意义。从家门口的小路上，父母的旧相册或祖父母的婚史里，这儿的人直接感受文明的飘摇与界限的脆弱，还有生命中的无常、背叛、狡猾和世故。历史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角色。凭着年轻和勇敢，还有过分单纯，以及中学生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吸纳并且相信了这个角色。而且在舞台和导演早已变更了的今天，他们无奈地、习惯性地重复已经不合时宜的戏路、台词和表情。
老施特劳斯累了，在河边坐下。他又谈起当年一道跳车逃跑的伙伴：“再没见过他们，大约都死了吧？为何我活这么长呢？”他又露出灿烂的、老顽童一样的笑容：“你知道，当时每辆卡车上，20多个遣送回国的弟兄，只有两三个英国兵看守。我们都跑的话，他们怎么拦？可是弟兄们不跑，他们都静静地坐着。”
沉默好久，老头子又说：“这辈子，碰到不少事。我守着一个诀窍：大队人马往哪儿开，我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就这样，活了82年。”
天色渐晚，靠在椅子上的老人睡着了。大卫仔细端详父亲：典型的德国老人装束，质地讲究的毛衣、皮鞋，褶皱的脖子，雪白稀疏的眉毛。他想象那个从未见过的故乡，神秘的山脉，星星点点的东正教堂。但这儿是欧洲中部，脚下流淌着灰绿色的多瑙河。大卫意识到生命不论何其窘迫，还是有别种选择。看着父亲蜷缩瘦弱的身躯，他从哽咽的喉咙里，默默叨念：“谢谢，爸爸！保重吧。”
<h3>十二</h3>
几个月后，《收缩经济学》一书广为畅销。一度有不少基金投行的交易员们把书中数段语录做成条幅，贴在交易桌前的电脑屏幕上，引起若干公司高管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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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沽空的获利原则，来自施特劳斯曲线倒挂阶段的社会群体特性。在每个复制型的国家或社区，我们发现完全雷同的现象：最难以刺破的是数字化的集体幻觉。
我们是集体幻觉的维护者和寻租者。世界已经像我们的面部表情一样平整、干枯，缺乏湿润和惊奇。我们操作符号，导引物流，摆弄数字，以便给过分拥挤的地球提供梦幻、辛劳、流动、消费。没有了我们，世界将陷入停顿。
现今中美两国之间最奇特的相似点，在于它们对符号寻租行为以及相关集团的彻底依赖。国家或社会的共识，完全来源于物质的堆积和数字的闪烁。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但收缩时代已经降临。几周之内，将无人怀疑这一事实。人们会意识到，他们自食其果。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脚下一片赤褐色的荒漠。收缩过程本身的惊奇和震撼，将超越一切传统的艺术和文学。
因为历史不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它是一本永远循环的漫画。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