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实身份；哪怕已经毕业，并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现在已无从追忆。有谁歧视过我，或姑娘们冷遇过我，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些杂乱模糊的小不愉快，没在心里留下伤痕。

我怀念北京姑娘，无奈，在美国左右碰不着；即便碰到，只要漂亮一点的，就只肯和外国男孩要好，对本族小伙儿则是绝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当时，这尚未变为心理情结，成为性爱偏好里的自我肤色歧视。

1989年后，因为CNN这样的媒体，我分享了其实并无资格领受的集体性感光环。“Hi！你是中国来的学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蓝眼珠，流溢着温热朦胧的水分。那短暂且虚假的灿烂让我认识到，一个性感的身份，在美国社会的猎艳场上，意味着决定性的权力。内涵无须确定，光环笼罩一切；光环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资源。媒体赋予了这资源，也随时可以剥夺这资源。

几年之后，情形变了。我是个落地谋生、辛勤劳动的新移民、华裔男。当然，性感的光环继续闪烁，以往带着殷切和真诚朝我凝望的年轻姑娘，现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了：“Wow！真的？从布拉格来？名字怎么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两类，有血液中内在化的情感认同，还有随机性的“身份掩护”。比如很多美籍华人会说：我爱中国，也爱美国。事实上，两种爱之间，大抵有一项带着相当大程度的权宜性。

被剥夺身份的感觉不会很好。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史上，许多人被宣布不属于“人民”。不知哪一天，又宣布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强强复归成为“人民”。20世纪90年代的旧金山，当然没什么思想改造学习班，逼我去做什么样的华裔男人。男女间沟通依靠默契，年轻人的自信，来自同龄异性传递的下意识信息。每天走在街上，来自陌生女孩不经意的眼神，无数次暗示着你在女性眼里拥有什么级别的男性身份。

我时常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在市场街上那群可爱的老少疯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复杂、更暧昧一些的失意华裔男？但没有，20年了，从来没有。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h3>四</h3>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2009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不是领导者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都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过“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势。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的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

我猜想，这是一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见过的新东西：一个富裕浮躁、百无聊赖的商业社会，一大群心理人格发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时尚和媒体的娇惯笼罩下，自我实行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状态的出现，依靠几个基本条件：空间切割，视觉暗示，符号暗示，语言真空，历史真空，人际间所有真实的情感交流亦达到一个真空的临界点。

与老牌极权社会相比，90年代旧金山的酷孩子王国，也有基本相似之处。“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希望的灯塔，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之间的男女交往，也遵循与柴米油盐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规则、另一套语言、另一套表情。但究竟是何种规则或语言，其实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变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极权憎恶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骄横、成群结队又相互隔绝的变态群众。人格与自信被消灭的人，是没有能力谈爱与性的。他们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

<h3>五</h3>

1992年夏天，我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破产倒闭，我成了失业者。当时我未感到多么恐慌。父母建议我去香港谋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消极地接受、等待。

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我写信向朋友们道别。抽屉里，留存着厚厚一沓朋友们用手书写的回信。到今天，那些纸页都已发黄变脆。

除了看书、游荡，我还努力练习太极拳。七八月的旧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飘着冷雾。我的心境一天天变得清澈、宁静。一个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找来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第二天，我慢慢溜达到山坡下面的移民局。一小时内，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我饥肠辘辘，觉得自己是伫立在山坡上的饿狼。

那几个星期里，无法描述的情感冲动。那是宗教性的冲动，而我不信任何宗教。我跟随那个声音走去，不顾其余一切常识、理论、潮流、教义。我没有后悔。海淀的田野和小溪已经填平，但世界很大。

20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四届总统、一次恐怖袭击、两场战争和一次巨型金融危机。我无数次搬迁，与好友争吵，更改我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观点。没人理解，我何以既不肯做一个本分男人养家糊口，又不能继续80年代的清纯理想。

罗曼·雷德里奇的书我读了不下10遍，在感情上接近了作者的祖国——饱经苦难的俄罗斯，那儿出现过繁星一般灿烂的文学与诗歌。

对我来说，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口号和游行。也许，对于一个内心曾经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声来自大地的召唤，一次精神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