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满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弄一副西方的汽车安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党干部哇，伸手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交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 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迎人。五十多岁的肥满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床头小柜上搁着两颗包装精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 ※ ※ ※ ※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党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精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满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 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 ”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党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乱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党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腰，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爽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露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洞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液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插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

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党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胸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 ※ ※ ※ ※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效率就是等待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