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你。”

“那就回家去吃中饭吧。”

走到外面奥德翁剧院路上，我为自己说了那一大堆抱怨的话而厌恶自己。我现在干的正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愿要干的事，只是我干得很蠢。我本该买一只大面包，把它吃了，而不该跳过一顿饭。我可以体味到那好吃的棕色面包皮的味道。但是不喝什么饮料，它在你嘴里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你这该死的爱抱怨的家伙。你这肮脏的假圣人和殉道者，我对自己说。你放弃新闻工作是出于自愿。你有信誉，西尔维亚肯借钱给你的。她借钱给你有好多次了。当然啰。这样，接下来你就会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啦。饥饿是有益健康的，在你饥饿的时候看画确实是看得更清晰。然而吃饭也是很美妙的，你可知道此时此刻该上哪儿去吃饭？

利普饭店将是你去吃喝的地方。

利普饭店很快就能走到，每经过一个供吃喝的地方，我的胃，跟我的眼睛或鼻子一样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使这样的步行增添了乐趣。这啤酒餐厅里人很少，我在那张靠墙的长椅上坐下来，背后是一面大镜子，前面有张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说来一杯上好的，来一大玻璃杯足足有一公升的，还要了一份土豆色拉。

啤酒很冷冽，非常好喝。油煎土豆很硬，在卤汁里泡过的，橄榄油味道很鲜美。我在土豆上撒了点儿黑胡椒面，把面包在橄榄油里浸湿。喝了一大口啤酒后，我慢慢地吃喝起来。油煎土豆吃完后，我又要了一客，加上一客烟熏香肠。这是一种像又粗又大的法兰克福红肠的东西，一劈为二，涂上特别的芥末酱。

我用面包把橄榄油和芥末酱一扫而光，慢慢地呷着啤酒，等到啤酒开始失去凉意，才一饮而尽，然后要了半升一杯的啤酒，看着侍者把酒注入杯内。这似乎比那杯上好啤酒更凉，我一口就喝下了半杯。

我向来并不心烦，我想。我知道我那些短篇小说是不错的，在国内终究会有人愿意出版的。当我停止干新闻工作时，我确信这些短篇小说就会出版的。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给退了回来。使我充满信心的是爱德华·奥布赖恩〔6〕把我那篇《我的老头儿》编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并且把那一年的那一集题献给我。这时我笑出了声，又喝了些啤酒。那个短篇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不顾一切破例把它收入选集。我又一次笑出了声，侍者看了我一眼。这很可笑，因为尽管做到了这一切，他居然把我的名字都拼错了。那是哈德莉那次把我写的作品全放在衣箱里在里昂车站给人偷去以后仅存的两篇中的一篇，她原想把那些手稿带到洛桑来给我，让我惊喜，这样我们山区度假时我就可以在原稿上加工了。她当初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写的副本一古脑儿放进了一只只马尼拉纸纸夹中。我拥有这一篇小说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7〕曾把它寄给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后来把它退了回来。于是在其他所有稿件都被偷走之际，它正在邮寄途中。另一个短篇则是叫做《在密执安北部》的那一篇，是在斯泰因小姐来我们的公寓之前写成的。因为她说这篇小说有伤大雅，我始终没有誊抄出来。它一直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抽屉里放着。

所以在我们离开洛桑往南到了意大利以后，我把那篇写赛马的短篇给奥布赖恩看。他是个文雅、腼腆的人，脸色苍白，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和一头他自己修剪的笔直难看的长发，当时他作为一个寄宿者住在一所俯临拉帕洛〔8〕的修道院里。那时我的处境很不好，自以为再也不能写什么了，于是把那篇小说当作一件新奇的东西给他看，就像你可能会愚蠢地把你说过已不知怎地丢失了的一只轮船上用的罗经柜给人看，或者像你抬起一只穿着皮靴的脚，开玩笑说在一次飞机失事后已给截去了。等他读了这个短篇，我看出他远比我为之伤心〔9〕。我从没见过有谁曾被死亡或不堪忍受的苦难以外的什么事弄得这么伤心过，除了哈德莉在告诉我那些稿件全都不翼而飞的时候。她起先哭了又哭，没法启齿告诉我。我对她说不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坏到那种程度，不管它是什么都没有问题，不用烦恼。我们会努力补救的。于是，她终于告诉了我。我相信她不会把复写的副本也一起带来的，就雇了一个人代替我去采访新闻。那时我干新闻工作很赚钱，便乘火车前往巴黎。情况确实是那样，我还记得我开门进了公寓，发现确实什么都没有了以后，那天晚上我都干了些什么。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而钦克曾教过我千万别谈论意外事故；因此我叫奥布赖恩别感到太难过。丢失了早期作品，也许对我是件好事，我给他讲了一大套你灌输给军队的那种鼓舞士气的话。我准备重新开始写短篇，我说，尽管我这样说，不过是想用谎话使他不要感到那么难过，我知道我是会这样做的。

接着我在利普饭店开始回想自从那些作品都丢失后我是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写第一个短篇的。那是在科蒂纳·丹佩佐〔10〕，当时我不得不打断了春季的滑雪活动，被派往莱因兰和鲁尔区采访，事后才去那儿与哈德莉会合。那是一个极简单的短篇，叫做《禁捕季节》，我把老头儿上吊自杀的真实的结尾略去了。这是根据我的新理论删去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省略了而省略的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并且使人们感觉到某些比他们理解的更多的东西，你就能省略任何东西。

是啊，我想，现在我这样写了，弄得人家看不懂了。对这一点是不可能有多大疑问的。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人要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会理解的，就像他们对绘画总是能理解的一样。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信心罢了。

每逢你不得不减少饮食的时候，你必须好好地控制住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变得整天价想着肚子饿了。饥饿是良好的锻炼，你能从中学到东西。而且只要人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你就超过他们了。当然啦，我想，我现在已远远地超过他们，弄得要定时吃上饭也办不到了。要是他们追上来几步，也不是坏事。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其原因是我在试着写一些将来可能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精华部分的段落时遇到了极大困难。现在必须写一些较长的短篇，就像你为参加一次长跑比赛而进行锻炼一样。在这以前我曾写过一个长篇，就是放在旅行包里在里昂车站被偷走的那一篇，当时我仍旧具有少年时期的那种抒情的能力，但是它像青春一样容易消逝而不可靠。我知道这篇小说被偷走可能是件好事，可我也知道我必须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只是我要尽量推迟直到我不得不动手为止。要是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为了我们要按时吃上饭才这么做，那我就不是人。等我不得不动手写的时候，那么写就是唯一要做的事，此外别无选择。让这股压力越来越大吧。与此同时，我要以我最熟悉的题材写出一个比较长的短篇来。

这时我已付了账走出了饭店，向右拐弯跨过朗内路，这样我就不会到双猕猴咖啡馆去喝咖啡，而是沿着波拿巴路抄最近的路回家。

有哪些我最熟悉的题材还没有写过或者已经丢失了？我真正了解而且最最关心的是什么？你对此根本无法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是走哪些捷径能把你尽快地带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沿着波拿巴路走到局伊内梅，接着到了阿萨斯路，最后从乡村圣母院路走到丁香园咖啡馆。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等我停下笔，我还是不想离开那条河〔11〕，在那里我能看到水潭里的鲑鱼，水潭表面的流水拍打在阻住去路的圆木桩组成的桥墩上，平静地激起波浪。这个故事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全篇没有一字提到战争。

但是到了早晨，这条河还将在那里，我必须写它和那一带地方以及一切行将发生的事。以后有的是日子，可以每天写一点。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我的口袋里有德国寄来的钱，所以也没有生活问题。等这笔钱用完了，别的钱就会来的。

现在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和头脑清醒，直到早晨来临，那时我又将开始写作了。

那座小希腊神庙，我想，一定还在花园里。但是我们没有能单凭“才智之士”的基金使这位少校从银行里脱身出来，这始终使我感到失望，因为在我的梦想中早已想象他也许住进了那座希腊小神庙，也许我能跟埃兹拉·庞德一起去那儿串门，给他戴上桂冠。我知道哪儿有上好的月桂树，我能骑自己的自行车去采集月桂树叶，我还想，任何时候他感到寂寞，或者任何时候埃兹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样的长诗的原稿或校样，我们都可以给他戴上桂冠。

注释

〔1〕　海明威于1921年9月与哈德莉结婚后，同年12月3日即乘船前往巴黎，因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信而于翌年3月偕妻子步行前往斯泰因小姐的工作室拜访，自此结成友谊。当时海明威尚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后因斯泰因认为新闻工作消耗创作的精力建议海明威辞去而专心从事创作，海明威接受了她的意见，自此成了一个专业作家。

〔2〕　就是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开设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所在地。除了斯泰因小姐的工作室和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以外，这里是二十年代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的第三个汇聚中心。

〔3〕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为西尔维亚的同行，在附近开设书店，赞助文艺事业，和西尔维亚有同性恋关系。

〔4〕　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 1876—195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当时已发表诗集多种，1930年后转向主要撰写有关巴黎生活的随笔。

〔5〕　《横断面》应是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在法兰克福创办的文艺月刊。但作者在121页上说是“柏林的”。

〔6〕　爱德华·奥布赖恩（Edward O' Brien, 1890—1941），美国作家、编辑。从1914年至1940年，每年编选发表一册《最佳短篇小说选》，影响不小。

〔7〕　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美国记者、杂志编辑，擅写揭露政府及工商界腐败现象的文章，为新闻界揭发丑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8〕　拉帕洛（Rapallo），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港东的一个濒地中海的旅游城市。

〔9〕　短篇小说《我的老头儿》写一个老骑师，最后在一次赛马中当场摔死。

〔10〕　在意大利东北部，奥地利国境线上的阿尔卑斯山支脉的南麓，为滑雪胜地。

〔11〕　指密歇根州北部的大双心河，他当时写的就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双心河》（第一、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