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考特先生。

什么？

你情绪失控了，迈考特先生。冷静，放松。那种老式的爱尔兰人的大笑哪儿去了？

我刚要厉声说，引发革命的爱尔兰穷人的苦难并不让人喜气洋洋，可是全班同学的笑声和对西尔维亚的鼓掌欢呼声淹没了我。

耶！西尔维亚。加油，女孩！

她笑着抬头看我。啊，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我觉得自己很虚弱、很愚蠢。我滑落到椅子上，听任他们在剩下的时间里讲些如何弥补过失的笑话。他们可以和查尔斯·狄更斯相提并论。他们会从不吃下午的比萨开始。他们会把节省下的钱寄给法国大革命中穷人的后代，或者送给第一大道上无家可归的人，特别是那个给他少于五美元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的人。

下课以后，本·陈在教室里徘徊。迈考特先生，我能和你谈谈吗？

他明白我讲的关于贫穷的事。这个班上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那不是他们的错。我不应该生气。四年前来到这个国家时，他只有十二岁，也不懂英语。但他努力学习，学到了足够的英语和数学知识，还通过了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很高兴能到这儿学习，他的家人都为他而骄傲，远在中国的家人也以他为荣。他和一万四千个孩子竞争上这所学校的机会。他父亲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他母亲在市中心的一家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晚上，她为全家人（五个孩子、丈夫和她自己）准备晚饭，然后帮助他们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每个月，她都要让小一点的孩子试穿大孩子的衣服，看看是否合身。她说如果孩子们都长大了，这些衣服都不合身了，她会把它们留着给另一些从中国来的家庭，或者寄回中国的贫穷人家。美国人绝不会理解中国人在收到从美国寄回的东西时的兴奋心情。他的母亲确保孩子能坐在厨房餐桌旁写作业。他绝不会用诸如“妈妈”或“爸爸”这些不合情理的话称呼他的父母，那很不礼貌。他的父母每天学习英语单词，以便他们可以和老师交谈，跟上孩子的步调。本说他的家人彼此尊重，从来不嘲笑谈论法国穷人的老师，因为那讲的可能就是中国，或者甚至就是纽约的唐人街。

我对他说他们家的故事很感人，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他可以把它写出来并对全班朗读，那不就是对他母亲的赞颂吗？

啊，不，他绝不能那么做。绝不。

为什么不？这个班的孩子们一定会学到些东西，学会感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他说，不，他绝不能写家里人的事，也不能对任何人讲他们家的事，否则他的父亲和母亲会感到非常羞愧。

本，你对我讲你们家的事，我感到很荣幸。

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我不愿对这个班上其他人讲的事，以免你在这节课后感到很伤心。

谢谢，本。

谢谢你，迈考特先生。不要担心西尔维亚，她真的很喜欢你。

第二天，西尔维亚在课后留了下来。迈考特先生，关于昨天，我不是有意刻薄。

我知道，西尔维亚。你想帮我。

全班同学也不是有意刻薄，他们只是一直听大人和老师冲他们嚷嚷。但是我明白你讲的话。每天我走在布鲁克林街道上时，我都不得不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什么事？

嗯，和这件事一样。我住在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你知道那里吗？

知道。黑人社区。

所以，我所在的那个街区没有一个人要上大学。哦！

怎么啦？

我说“要”。如果我妈妈听到我说“要”这个词，她会让我写一百遍“打算”，然后再让我说一百遍“打算”。好了，我想说的是，在我回家的路上，外面会有一些孩子嘲笑我。啊，她来了，那个白鬼来了。嘿，医生，你把自己刮干净了吗？你得到那白鬼子的皮肤了吗？他们叫我医生，因为我要，哦，想当个医生。当然，我替可怜的法国穷人感到难过，但是在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我们有自己的问题。

你想成为哪种医生？

儿科医生或精神病医生。我想先对孩子们施加影响，在街区居民对他们产生影响、对他们说他们将一事无成之前。因为我见过我周围的孩子们害怕让人知道他们是多么聪明，接下来他们就会在空地上和被烧毁的楼房里做些傻事。你知道，在穷社区有好多好多聪明的孩子。

迈考特先生，明天你能对我讲些爱尔兰人的故事吗？

对于你，西尔维亚医生，我要背首史诗，它像一块岩石那样永远无法让我忘怀。十四岁那年，我在爱尔兰做一份送电报的工作。一天，我送一份电报到一个叫古德·谢泼德女修道院的地方，一个由编织蕾丝花边和经营洗衣店的嬷嬷及非神职妇女组成的社区。利默里克有一些关于洗衣店的非神职妇女就是勾引男人走向邪路的坏女人的流言。送电报的男孩不允许使用前门，所以我走到一个边门。我送的电报要求回电，所以开门的嬷嬷让我进去。就那么远，不能再远了，然后等着。她把一块正在编织的蕾丝花边放到椅子上。当她消失在楼道尽头时，我仔细地看了看花边的设计图案，那是一个在三叶草上飞翔的蕾丝小天使。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但是当她回来后，我告诉她：嬷嬷，那条蕾丝花边很漂亮。

不错，孩子。记住这句话：制作这条蕾丝花边的手从来没碰过男人的身体。

嬷嬷怒视着我，好像她恨我。神甫们在星期天总是宣讲仁爱，但是这个嬷嬷也许错过了布道。我告诉自己如果再有古德·谢泼德女修道院的电报要送，我就会把它塞进门缝，然后跑开。

西尔维亚说：那个嬷嬷，她为什么那么刻薄？她有什么问题？碰男人的身体有什么错？耶稣基督也是个男人。她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小说里那个要下地狱的刻薄的神甫。你相信那些事吗，迈考特先生？

我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只是，我不是为了当一个天主教徒或爱尔兰人或素食主义者或不管什么，才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西尔维亚。

当我和我的学生讨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我发现他们对七大罪一无所知。满教室充满茫然的表情。我在黑板上写下：骄傲、贪婪、淫邪、愤怒、贪食、忌妒、懒惰。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怎么能过得快活呢？

那么，比方说，迈考特先生，这和创造性写作有什么关系？

任何事情都有关系。你们没有必要为了悲惨而成为穷人、天主教徒或爱尔兰人，但是这给了你们写作的素材和喝酒的借口。等等，我收回那句话，删掉关于喝酒的那段。

当我婚姻破裂时，我四十九岁，玛吉八岁。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借朋友们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各个公寓过夜。教书迫使我忘掉痛苦。我可以在加斯·豪斯酒吧或狮头酒吧对着啤酒哭泣，但是在教室里，我得继续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从老师养老基金处借钱租了套公寓并配上了家具，后来，扬克·克林邀请我住进他在大西洋大道旁的希克斯街上租的公寓。

扬克是个六十多岁的艺术家兼修复专家，来自布朗克斯区，他父亲是那里的一位政治激进的医生。克林医生欢迎任何一位经过纽约的革命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到他家吃住。扬克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墓穴登记处工作。一场战役过后，他在战场上寻找尸体和尸体残片。他告诉我他从来都不想参加战斗，但是这份工作更糟。他经常想申请调到步兵团，在那里你只要射击前进即可，不用拨弄死者的身份识别牌，或翻看他们钱包里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扬克依然做噩梦，他对此的最佳治疗或防御方法，就是大口大口灌白兰地。他总是在卧室里放着白兰地，我可以从瓶子里酒的多少来判定噩梦出现的频率。

他在他的房间里绘画。他把画架从床上移到椅子上，每样东西都是另一样东西的组成部分。他醒来时，会躺在床上，抽根烟，研究前一个晚上画过的帆布。他把一大杯咖啡从厨房拿到卧室，在那儿他坐在椅子上，继续看那幅帆布。他会时不时轻点帆布，修改或涂掉什么东西。他从来都没有把咖啡喝完过，整个公寓里到处都是装着半杯咖啡的咖啡杯。咖啡冷了就会凝结，在杯壁上一半的位置形成一个圆环。

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种尺寸的帆布上画同一幅景象：一群戴着色彩明亮柔和的头巾、穿着裙摆飞扬的长丝裙的妇女站在沙滩上眺望大海。我问他是有人溺水了还是她们在等什么，他摇摇头。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只是把那些妇女画出来，而不想妨碍她们。这就是他不喜欢某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地方。他们妨碍你，对你指出所有的事，好像你自己不能看不能读似的。凡高不在此列。看看凡高的作品，那儿有桥梁、向日葵、房间、脸和鞋子。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吧，凡高才不会告诉你呢。

他还有另外两个主题：赛马和跳舞的哈西德派教徒。他描绘跑过弯道的赛马。那是马匹身体最流畅的时候，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画冲出闸门或冲刺的马，那只是一匹从鼻孔到尾巴都笔直的马。但是，当马匹跑过弯道时，啊！它们倾斜着身体，肌肉紧张，沿着弯道边擦过，调整身体以适应弯道，寻找舒展四肢的位置。

哈西德派教徒很狂野，六个全身黑色打扮的男子——黑色帽子和黑色长外套，头发和胡子迎风飘扬。你几乎可以听到黑管强烈的悲鸣声，以及小提琴啾啾的低音与高音。

扬克说他毫不在乎宗教，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其他什么。但是如果你能以自己的方式像他画中的男子那样向上帝跳舞，那么他就能完全理解他们。

在阿奎达克特赛马场，我观察他审视马匹的神情。他似乎是赛马场上唯一对那些他称之为迟缓的赛马、那些没精打采地走在赛场最后的马感兴趣的人。他不理睬那些被牵往获胜者围场的马匹，赢了就是赢了，但是输了让你懂得更多。在我认识扬克之前，我只看到成群的马匹被指定在一个方向，拼命奔跑直到其中一匹获胜。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阿奎达克特赛马场。我对艺术或者艺术家的心灵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他会将赛马和骑手的形象带回家。

黄昏时分，他会邀请我到他的街头小屋喝白兰地。在那儿，我们俯瞰大西洋大道，一直看到码头区。卡车沿着大道呼噜呼噜地向前，它们在红灯亮时换挡，发出呼哧呼哧和嘶嘶的声音，而长岛大学医院的救护车没日没夜地尖叫。我们可以看见蒙特罗酒吧不停闪烁的红色霓虹招牌，那里聚满了从货轮和集装箱船上下来的海员，和在布鲁克林大受欢迎的夜女郎。

派拉尔·蒙特罗和她丈夫乔拥有位于大西洋大道的这家酒吧和这栋建筑。酒吧的楼上有一套公寓空着，我可以用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租下。她能为我提供一张床，一些桌子和椅子。我知道你会很高兴住在那儿，弗兰克。她说她喜欢我，因为有一次我提到我喜欢西班牙风笛胜过喜欢爱尔兰风笛。我不像那些想要打架打架再打架、只想着打架的其他爱尔兰人。

那套公寓面向大西洋大道。窗外，“蒙特罗酒吧”这个霓虹招牌时亮时灭，将前面的屋子从深红色变成黑色再变成深红色，楼下的自动点唱机里传出村民乐队演奏的《基督教青年会》。

我从没告诉班上的学生，我如何生活在布鲁克林区最后一批码头酒吧中的一个，每天晚上如何努力忍受粗暴而好争吵的水手发出的喧闹，如何在耳朵里塞棉花团来抵挡那些提供陆地爱情的女人们的尖叫和大笑，楼下酒吧里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击打声和村民乐队演唱《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声如何在深夜将我从床上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