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遗憾了，我得走了。”他用孤儿般无辜的眼睛望着我，而同时他头顶上隐形的大片乌云开始堆积，慢慢积蓄着大雨。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我问他。

“什么？”

“你妻子会再次离开你，她还会再次爱上别的男人。”

“她很难找到另一个男人，她跟你不一样。”

我有点难过地想到肉店里那个穿着绿松石色长裙的傲慢女人，想着我们是如何对最爱的人说出最难听的话。

“那么，我将不再爱你。”

他陷入了沉思，仿佛相对于我有一天将不再奔向他的怀抱，妻子可能再次爱上另一个男人的想法更加令他焦虑。显然他脑子里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就好像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件跟他们完全不相关的自然灾害，而且不会重复上演。

“我已经很久没跟我妻子上床了。”他像是把这个当作礼物放到我面前，像一条狗在树林里探索一番以后，衔着被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出现，并像战利品一样献给它的主人。

“我无所谓，这跟我没关系。”我有点厌恶地说。之前他从未提及过与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我又补充说，“我想我们不该再见面了。”

“狗屎！狗屎！狗屎！”他用双手捧住脑袋，就像一个三流演员在试图表达又惊又怒的神情，“我知道给你的太少，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再见你。”接着，仿佛是感到难为情，又仿佛是个心虚的谎言，他小声地补充说，“我很爱你。”

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而且我很惊讶自己已经开始使用过去式了。问题就在于，他不是爱我，而是很爱我。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一切都太迟了，世界上没有哪种对话会比两个人试图丈量他们之间的爱更加凄凉，更会注定失败。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他的妻子，刚刚从另一个镇上听完音乐会回来，问他在哪里。他飞快扫了一眼那块超级昂贵的手表，那是岳父送给他的礼物，他戴在手上就像戴了一枚婚戒。他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

“我得走了。”

“我也是。”

“我们很快再见，好吗？”他用力而笨拙地把嘴唇压在我的唇上，而我的双唇像麻木了一般。

他渐渐远去，我看到他的腿是弯曲的。

我在镇子的广场上坐着抽烟。乐队还在演奏，而拖家带口的游人已经换成了一群夜猫子，人数更多，也更愿意跳舞。在你生病和死亡期间，我从未想到过要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如果我在街上，那就是为了去某个地方，或者为了散步。此刻我享受着这种在人群中的安静，享受着这些小小的公共“救生筏”。世界分为两种人：坐在街边长椅上的和不坐在街边长椅上的。我想自己已经成为那些老人、移民、无忧无虑的人和无处可去的人中的一员。突然，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高得突兀的身影，隐约觉得熟悉，他挥动着长长而佝偻的手臂，我不知道是在跳舞还是在跟我打招呼。

“布兰卡！我的天！”

他亲吻了我的嘴唇，就像第一次亲吻我一样，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认识以后的五分钟，在一张坐满了人的桌子中间。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艾丽莎，她像精明老鼠一样的脸，用弗洛伊德理论全副武装来面对和驯化这个世界。真希望她也在这里，她会向我解释一切，我们会哈哈大笑，她肯定会说一切都是你的错。

“纳确！”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

“我也不知道。最近全世界都弃我而去了，我的前夫，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情人……”

“走吧，”他说着拉起我的手，“带你去个派对。”

我们穿梭在镇子的大街小巷，我偷眼看看他。曾经的世界中心、运动健将、执迷不悟的花花公子，如今已经变成尘土满面的乞丐。我们从小相识，但是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成了朋友，因为只有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才没有那么明显和重要——他比我大九岁——我对他来说不再是个小矮人，虽然他还一直这么称呼我，而他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老不可及。又坏又浪漫的男人那种光明和黑暗曾在他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这种电一样的光辉使其他人都像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地接近他。幼鹿般的眼睛、彻底放荡堕落的生活、嗑药、游手好闲、沉迷于自己混乱的世界。他的外表是如此俊美，在很多年间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我也同样未能幸免。不止一个晚上，我们一起看日出，在沙滩上相拥，或者躲在某个门廊底下。但奇怪的是，虽然彼此都互有好感，我们从未试图在巴塞罗那见面，虽然两个人都住在那里，也从未交换过电话号码。对我来说，纳确是夏日的一部分，跟坐船出海、吊床里的午觉或于清晨购买的刚出炉的面包一样。那些面包是直接从烤箱里买的，揉面工人们把袖子卷得高高的，用疲惫而悲伤的眼睛望着我们，而我们在回家睡觉之前就把面包狼吞虎咽地吃掉。我从未想过他会存在于卡塔尔克斯之外的任何地方。最终，可卡因成了他唯一的爱人，把他那所向披靡的迷人微笑变成了紧张而怪异的苦笑。他那幼崽一样皎洁的眼神，也被狡猾、饥饿而阴云密布的眼睛所取代。他矫健而挺拔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在爬上镇子一个铺着碎石的斜坡时，他行动僵硬，我感觉他每走一步都像是受到重击般痛苦，仿佛整个人都是空的；我想每个人的身体都诉说着他的快乐、恐怖或无依无靠的故事。

我们来到一座巨大的房子里，客厅全是白色的，沙发腿显得十分陈旧，上面摆满了垫子，东方风格的地毯覆盖着红色水磨石地面。到处都点着蜡烛，有些已经燃尽。朝向镇子和大海的落地窗大开着，苍白而轻盈的窗帘像被囚禁的蜡烛一样盘旋飞舞。人很多，放着音乐，两张矮桌上到处散放着毒品，几个巨大的彩色盘子里放着酒和一些吃剩的水果干。我认出了镇上的另外几个难兄难弟，都是第一批外来居民的孩子。父辈们都是学者或艺术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到这里，那时候卡塔尔克斯到处都是魅力四射、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有改变世界的雄心，最重要的是，有享乐的欲望。我一眼就能认出那一代人的孩子，和我一样，那些野孩子都是由理性、杰出、成就卓越而忙碌非凡的父母们教育出来的。成人们都努力把这世界变成一场派对，他们的派对。而我们，我想，是需要努力赢得父母兴趣或关注的最后一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得到这种关注时已经太迟了。他们不认为孩子们是一个奇迹，而是一种烦扰，是一些讨厌的半成品。他们生来就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我们则成为其羽翼下迷失的一代，不得不发明出比拽着袖子或放声大哭更加精妙的方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对我们的要求跟对成人一样，或者至少要做到不去烦扰大人，别跟大人说话。我第一次给你看我在学校里获奖的文章——那时候我大概八岁——你对我说，除非有一天我写出一千页的作品，否则不要给你看，因为不达到这个数量就说明它不是一次认真的尝试。成绩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成绩不好，他们会有些恼火，但也不会严厉指责或惩罚。不像现在，我的家里到处挂满了小儿子的画，而我听大儿子演奏钢琴的恭敬程度仿佛他是巴赫复生。有时候我会想，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认为母爱是一种宗教——那些女人给孩子喂奶直到五岁，然后才用细面条取代母乳，而她们唯一的兴趣、担忧和存在的理由就是孩子。她们对孩子的教养方式让人以为他们将要统治一个帝国，而她们的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孩子们的照片，不只有生日会或者旅行，还有孩子们在水里或者坐在尿盆上的照片（没有比当代的母爱更不知羞耻的爱）。当这些孩子长大，变成和我们一样矛盾而不快乐的人，也许更糟时，将会怎么样？我不认为有人能对别人拍摄自己拉??的照片无动于衷。

我们坐在一张沙发上，旁边是纳确的一对朋友，他们立刻递来了可卡因。纳确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开始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和着音箱里传出的音乐节奏，假装在弹吉他。他把腿叉得很开，用手拨弄着假想的乐器。那个女孩坚持要我跟他们一起吸一点，但是我拒绝了她的好意。

“不，谢谢，我很累。如果明天我面容憔悴，孩子们会不乐意的。”

“啊？”她惊讶地望着我，“你有孩子。那么来一点儿吧，会让你振作起来的，可以消除疲惫。”她一头金发，长相甜美，肤色较深，骨瘦如柴，穿着一条完全透明的印度长裤，里面没有穿内裤，上身是一件陈旧的暗玫瑰色衬衣。

“不，我很好。真的。”

“你是个白痴吗？”她的男朋友突然朝她吼道，“你没听到她对你说不？别再烦她了！”

于是他们俩大声争吵起来，但是幸好音乐的音量盖住了他们的声音，我只看到他们激烈的表情。纳确已经来来回回上蹿下跳了。最后，两杯杜松子酒下肚，我也任由他拉着跳起了舞，就像小时候一样。那时我们还相信，生活对我们的所有承诺都会兑现，一切都无所谓，因为都会有办法。到结束时，我们并肩躺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候那个和善而甜美的金发女孩小跑着来到我身边。

“我一直在找你！你看，你看，”她说着指给我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冷冻卵子。”

“哦，真的。”我看着灰色背景上几个几乎不可辨认的深灰色卵形图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她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它们看上去很美。”最后我说。

“真的吗？”她喊道，“这是为了万一有一天我决定要孩子，”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等我准备好了。”

“真好。我真替你高兴。”我说。

“我只想给你看。”她的眼睛是一种透明无邪的蓝色，使我的心揪了起来，仿佛一探身就能够透过这双眼睛看到她的身体内部，小小的血液河流、既胆怯又勇敢的心。

等她走了，纳确说：“这女孩已经无可救药了，她男朋友可能还走得出去，但她已经陷得太深。冷冻卵子是她父亲的主意，他是马德里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他撩起我的头发，开始像小鸟一样吻我的后颈，轻轻地啄。

“那我们呢？怎么办？”他问我，“我们一起睡吗？就像过去一样？”

我笑了。

“我们已经多老了！对吗？你想象一下再过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只不过是初老，老年还只是一个玩笑，一个遥远的阴影。”

“你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不会睡在一起。”

他轻轻地咬着我的后颈。

“我想我需要的是一个朋友。”

“我当朋友真是糟透了，你知道的。”

我们俩都笑了。

“好吧。虽然我也没比你好到哪儿去，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拥抱一会儿。”我又感觉到在你去世以后我在床上度过的那些日子里，那种阴云密布又令人痛楚的疲惫。模煳而固执的悲伤一直挥之不去，我试图将它驱散，但是它的颗粒总能重新聚拢，准确地回到原位。

纳确紧紧地抱住我，像一个小孩抱着他的玩具，但是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紧张而焦虑。我知道，只要这里还有一滴毒品，他就不会去睡觉。

“我得走了。已经太晚了。”我离开了他的怀抱。

他陪我走到门口，用双手捧起我的脸，吻我，像无数年前一样，那时我们都还是另一个人。他堂吉诃德般的剪影投射到门上。

“好好照顾自己，小矮人。外面很冷。”

空气已经变得很凉，一股轻柔、灰暗而朦胧的雾很快将被染成玫瑰色和橙色，模煳了各种景致的轮廓。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应该在派对上待了有三到四个小时。房子里传来的音乐伴着我走了很远，直到耳边只有我的脚步声回荡在灰石板路上，伴着夜游的鸟儿刺耳的聒噪。我还不想回去睡觉。我想我会一直下到海滩，第一次独自看日出。虽然，也许日出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有在无声的陪伴中才能获得其最完整的胜利和救赎的意义。但是，我没有走向大海，反而开始爬山，钻进那些崎岖不平、像走廊一样狭窄的小巷子，两边用石头堆砌的矮墙简直是完美而永不瓦解的古代迷宫，分隔出院子和橄榄树林。白天镇子上的猫会在这些矮墙上打盹和窥视。有人在一堵墙上留下了一只特别小的婴儿鞋。很快，我的孩子们也会醒来。每天早晨我的睡梦与黎明都会上演一场大战，沉默而深思的埃德加跟我一样，总是拖着夜的脚步迟迟不肯醒来，而尼克却每天毫不犹豫地投入白昼的怀抱，多言而欢乐。双腿沉重得像是在一场噩梦中，但是我没有停下。深吸着黎明前那清新而纯净如初的空气，对自己说明天开始戒烟。我慢慢地爬上斜坡，来到了一块开阔的空地，那里有两棵佝偻的树，到夏天会被过来野营的人们用作停车场。年轻时我经常来这里。还记得一个意大利朋友用露天的炉子给我煮西红柿面，但是他的名字却已经忘记了，几乎跟那些轻浮快乐的夏天里其他所有的主角一样。那时我们跟别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快乐，骄傲，无忧无虑，充满活力，规划着小镇，规划着世界。一个年迈的男子提着桶穿过露营的空地，朝我微微点头示意，接着就消失在小小的淋浴房内。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如果露营酒吧开着的话，我一定进去喝杯咖啡，洗洗脸。但是时间还太早，那栋灰色的建筑关着门，一片漆黑。我接着往前走，直到隐约看到那座小房子白色的墙，接着渐渐变得清晰，还有那两棵柏树，像一对严肃而善良的警卫，在黑暗中守护在墓园入口的两侧。我到了。在这里，黄色的细砖路到了尽头。虽然筋疲力尽，我的心却狂跳起来，双手冰凉，并开始全身发抖。上一次来这里时有很多人，活人的总数超过了死人，我们是大多数，而且我的朋友们都在。然而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独自前来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想象着自己爬上斜坡，哲人般庄重，心中的伤口已经痊愈，也许手中还拿着一朵从路边摘的野花。我观察着斑斑驳驳的深色木门，用手指抚摸着沉重的铁把手。我很害怕，又筋疲力尽，也许最好是回家、睡觉、休息，在别人的陪伴下到中午再来，或永远不再回来。我可以永远不再来，这也是一种可能。我推了一下门。是关着的。但是陵园在夜间是永远不会关门的，我看过无数恐怖电影都发生在深夜的墓地。一定是我太笨了，门不可能是关着的。我再次推门，边用整个身体去撞，边徒劳地转动着圆形手柄。我无法呼吸。我发现自己正在哭。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一切都会解决的。我要给市长打电话，要求他来给我开门；我会像蜘蛛侠一样从墙上爬过去；我会给报纸写一封义愤填膺的公开信；我会跟大赦国际组织谈谈。这门不可能不让步，而我不可能进不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会好好处理，不要失去理智，这样肯定行得通。我轻轻地敲着门，压低声音喃喃细语“妈妈，妈妈”，然后把耳朵贴在大门上。我想我听到了远处有猫的脚步声，但是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任何人出来为我开门。我摇晃着沉重的铁把手，开始用尽全身力气胡乱敲打着门，仿佛被困在某个地方的人是我，直到拳头和手掌的疼痛让我不得不停手。我在小房子门口的长凳上坐下来，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一道澄澈的玫瑰色光线轻抚着橄榄树，把白色的墙都染成了粉色，又悄然无息地润湿了地上的路。我认得这道光线，仿佛是某个熟人的呼唤。我站到凳子上，从墙上探出身去，从那里可以看到橄榄树林和远处的伊加特港口，我们的船就在那个小小港湾。突然，我看到了她——泳衣外面穿着褪色的蓝色格子衬衣，走在码头，那黝黑健美的双腿总是到处淤伤，小女孩一样的平底拖鞋，歪歪扭扭的眼睛，乱蓬蓬的头发罩在因为海水而变得干枯的帽子下面，身边跟着她的三只狗——巴顿、娜娜和月亮，它们都跃入了水中，而她则愉快地朝船走去。大海波平如镜，又是灿烂的一天。上船前，她转过身，朝我微笑，对我说：

“这也会过去。”然后朝我眨了眨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