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黄松也正在走向灭绝。我已经把美国栗树的故事解释给外公听过了。这回，我开始跟他讲美国黄松的故事，可我刚讲到美国黄松甲虫时，外公就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他把照片收好，拿起那副旧旧的棒球手套。

“我们来玩会儿球怎么样，彼得？”他说。

既然他想玩球，我也没什么意见，尽管我投球的水平很不稳定。我永远接不到球，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总是把球朝我滚过来，我捡起球朝他投过去。通常情况下，我会把球扔到房顶上，而不是他的手套里，但他并不介意。我喜欢在室外，与外公和树在一起。

离开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光线发生了变化。天空不再被暮霭完全遮蔽，云层后面射出几束阳光。在太平洋西北岸，我们称之为“日破”。广播节目甚至会告诉你阳光将在何时突破云层。

早晨的水雾消散之后，云层不见了，周围的事物不再被雾气遮蔽，呈现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在阳光的折射下，一切都笼罩上了一层明亮的光晕。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淹没在一片光的海洋中。

这时候的太平洋西北岸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开车经过时，光线使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在明亮的阳光下，绿地俨然一副热带岛屿的光景，尽管没有那么炎热，也缺乏海滩风情。

天气还是很热的，那天下午有将近十八摄氏度！相比起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来说，现在算是相当热了。在这里，气温只要零下十七到十摄氏度，人人都会穿起毛衣和羊毛外套。

我想象着树把所有的阳光全部吸走，贪婪地吞噬着倾泻在我们身上的全部能量。

有时候，带给我同样感受的还有信息与真相。真相，知识，信息，这些东西包围着我们，以一种无法遏止的势头将我们淹没。可有时，我竟成了唯一能吸收这些真实事物的人：识别树木的真名，测量树与树之间的距离，估算根系的长度，计算气候变化对树木的影响，估计爬上附近的每一棵树所需花费的时间。

除了我之外，似乎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只有我才在乎这些事吗？只有我才能感受到那每时每刻浸润着我们的知识的阳光吗？

我们身处一片光的海洋，整个人被包围其中，每天在里面游泳、活动，但我似乎是唯一睁开双眼、看清周围真相的人。

有时候，这让我感到非常孤单。

回到家后，我对妈妈说，我要去爬一棵树，不过并没有告诉她具体是哪一棵。我不擅长说谎，但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措辞，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方法十分有用。

我发现自己其实知道从家里去LBA树林看鹰树的路线。我看过地图，LBA树林距离我家只有二点一英里，但路线十分曲折。看了地图后，我把整条路线清清楚楚地印在脑子里，不落下任何细节。找到树林和爬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不过用走路代替攀爬罢了。

我知道那儿有一个栅栏，可我不想再玩帕特·提尔曼的泰山游戏了。要是我能再一次走到距离鹰树足够近的地方，亲眼看一看它的形状，就可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美国黄松。

我一边走，一边抚摸着道路两旁树木的树皮，感到心满意足。在LBA树林里，树与树挤挤挨挨地生长。我只要离开小径，一伸手就能抚摸到它们的树皮。阳光下的树皮是温暖的、粗糙的，我想象着每一棵树里面都住着一个灵魂，就像树人一样。尽管明知这个念头并不真实，但那些树的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我满心愉悦。

如果鹰树是一棵橡树，就会与周围的树更贴近一些，不会如此孤立。成群的橡树被称作萨瓦纳——它们的根系紧贴着彼此。妈妈在我的一本书中读到过这个词，她称之为“共生”。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正是她想做的事情——和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和树。如果要我与别的生物“共生”的话，我会选择树。

我伸出一只手，抚摸身边长长的树枝，树叶在我的触碰下微微颤动。树大概知道我在这里吧，又或许并不知道。我存在与否对树来说无关紧要，这正是我喜欢树的一个原因。

后来，我在树林里遇见了一个女人。她起初没有看见我，因为她拿着一副望远镜，正在用它观察树顶，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注意了她好一阵子，觉得似乎有点眼熟。

这是我唯一一次长时间地观察别人。观察人与观察树林中的一头小鹿或一只松鼠不同。她没有小鹿那么安静，也没有松鼠那么敏捷、活泼，而是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她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彼此相似、彼此相连，就好像两棵同样种类的树——这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想法。观察了她一会儿之后，我继续在树林中行走。后来，我又看见了她。这一回，她时而在树林中走动，时而停下来剪下旁边灌木丛中的一小片树叶。每剪一片就把它放进一个小包，在上面写几个字，然后再把小包一个一个放进肩上的背包里。

突然，她看见了我，朝我挥了挥手。

“嗨，马奇！”她喊道，“你还记得我吗？又在叫树的名字吗？”我一定见过她，但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当然，也认不出她的脸。“是的，我在叫树的名字，”我说，“不过，今天我是来看鹰树的。”

从我所在的角度可以望见鹰树粗壮的树干，就在栅栏的那一边，在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我用手指了指。

她朝我走近几步，抬头向鹰树矗立的方向看去。

“他们把这棵树叫作鹰树吗？”她说，“你看见人们献祭给它的东西了没？”

“没有，”我说，“献祭是什么意思？”

“跟我来。”她说着，带我向山坡另一边的一个小凹洞走去。那儿距离栅栏很近，与我们从栅栏这边到达鹰树根部的距离差不多。我和鹰树之间只隔着短短十七英尺。从这里，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空气中淡淡的香草味告诉我，它就是一棵美国黄松。除此之外，其他几个因素也让我十分确定：树皮是橘色的，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着微光，最外层的树皮坚硬而外翘，上面一个个黄松甲虫留下的小洞清晰可见，如子弹般深深地刻在树皮上，令人心烦。我的脉搏开始噗噗地跳动。

这时候，她又喊了我一声。我转过头去，发现了第二个惊喜——巨树的根部竟然有一个洞。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凹坑，但看起来有点像伊尔莎牧师教堂里的圣坛。它有底座，还有个类似盖着布的小桌子的东西，其实是由一个树桩和一片树皮搭起来的。

在洞里，有一些用扎条捆起来的彩色羽毛，几块写着字的石头——那些字看起来有点儿像凯尔特符文，一条银项链，还有几枚宝蓝色的知更鸟蛋。

“看见了吧？”她说，“这就是人们献祭给树灵的东西。”

“人们为什么要献祭这些东西？”

“哈！”她笑了，“只有在奥林匹亚才有人这么做！我爸爸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结束，整个地球就倾斜了过来，把美国所有的嬉皮士一股脑儿全倒在了太平洋西海岸。如今，他们都生活在奥林匹亚、尤金，还有波特兰。懂我的意思吗？”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口气像极了皮埃尔。

她继续说：“你知道吗？他们准备砍掉这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全部用来做木材。”

“不，”我说，嘴巴变得干涩，几乎说不出话来，脉搏里噗噗的跳动消失了，喉中堵着一股苦涩的滋味，“做木材？”

“是的，”她说，“他们打算把这里的树全部砍掉，建许多公寓。你听过那首老歌吗？他们摧毁天堂，造个停车场。”

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哪首歌。

“没错，”她说，“他们要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砍光，无论是栅栏里面的还是栅栏外面的。”说着，她哼起歌来，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

“你不信的话，可以回去看看那块牌子。”她说。

我走进树林，终于看见了那块黄色的牌子。这一回，我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地阅读牌子上的字。她说得没错，牌子上确实是这么写的。

读完黄色牌子上的字之后，我转身离开了树林。可当我沿着计划好的路线走过树林时，周围的树似乎全都变了样。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它们就从一个个鲜活明亮的生命变成了暗淡一片，每一根黑莓藤都像是要扑上来抓住我，撕裂我的皮肤。

树叶投射在我脸上的阴影一改先前可爱、有趣的面貌，反倒像是光合作用的对立面——一种黑暗而腐败的东西。能量从死亡的树中飞快地消逝，从我的身体里被迅速抽干，快到我来不及补充。我想，也许我应该就这么躺倒在地上，任由自己腐烂；也许我的身体里会长出一棵树；也许我的死亡能为树林做点儿贡献；也许我会变成一棵哺养木。

我感觉到一个影子正从我的骨胳上剥离血肉。都是那个牌子上的字干的好事，它们仿佛已经穿透了我的心脏，把我从内到外感染了，使我的肺部得不到足够的空气。我伸出双手，去触摸身体两旁的树，但此刻它们摸起来就像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整个树林仿佛瞬间死亡。

我带着这种绝望的感觉不停地向前走，走上公路，向右转，直走，向左转，再直走一公里，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