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正能量能够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我注意到，很多操练官都是在士兵之前就用过餐了。鉴于他们繁重的工作量，没人会因此而指责他们。但是操练官帕拉迪斯总是最后一个吃饭。“我吃完了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吃完。”他每天都这样喊。如果他吃饭的时间比我们都短的话，我们又怎能抱怨呢？他会和我们一起参加体能训练，而不是像其他操练官那样站在旁边，朝我们发号施令。他会跟我们一样参加全程6英里的野外训练，而不是在终点那里等我们。他的这些细小的举动让我愿意跟着他训练。

这些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不把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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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为人父母的言传身教或者与孩子的任何相处经历更能体现出“行胜于言”的道理了。当你言行不一致被一个10岁大的孩子发现时，你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换回孩子的信任。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的存在一直让我保持着谦卑而言行一致的态度。如果你们允许的话，将来你们的孩子也会使你们保持谦卑而慎行。

我也评判我父母的行为。我的母亲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是一个养育者的角色，她为人母的方式与父亲为人父的方式完全不同。她总是得意地说，自己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物质上的关爱。但是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她基本上就只会吓唬我们。当她失去耐心的时候，就会把父亲叫来，随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刚刚大发脾气。

母亲因为和我们太亲近而不太有权威性，但是我们却非常信任她。我跟我的母亲经常会促膝长谈。与母亲聊天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私密日记”。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即使我知道有些想法是很不理智的。我是“妈妈的小宝贝儿”，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害羞，因为我知道巴顿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是这样被妈妈宠着。

爱，是一种需要对身边的人表达出来的感情，最容易伴着母亲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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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是无法将“爱”这个词与我的父亲联系起来的。

我和我的哥哥弟弟们小时候没有被父亲打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父亲一直说那都是我们自找的。有一次我听他喊叫着说，把我们弄坏的那些门、汽车部件、工具、家具全算上的话，我们应该赔他至少1.5万美元。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突然之间就不再跟我们讲道理了，而是一犯错儿就打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引起了这种改变，但是却清楚地记得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

住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缺的就是曲棍球球棍。父亲随便找来一根，切下18英寸长的一段，做成了一件我们从此称之为“神棍”的惩罚武器。为了增强效力，他甚至还把我们的名字都刻了上去——麦克、马克、克里斯。

我不记得我们受了多少次“神棍”的惩罚，但是至少有50次。一想到“神棍”我们就会倒吸一口凉气。我们曾经试图把它藏起来，但是计划失败了。

我父亲是个木匠，肯定没有听说过“囚徒的困境”这个学术术语，但是他生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会说“第一个把神棍交出来的人就不会挨打了”，或者“告诉我是谁藏起来的，否则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拿“虐待儿童”的理由来威胁父亲是毫无用处的。“好，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了，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是虐待儿童的话，那我就亲自开车把你们送到寄养家庭。”在和母亲形成统一战线之后，父亲会这样说道。我们就只拿这个借口要挟过父亲一次，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永远不会下手很重。

我父亲从来都不会说“我爱你们”，即使说了，我也不会相信。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车库里研究他的赛车，偶尔出去钓鱼打猎，或者打垒球。他并不是经常不在我们身边，只是总是忙于其他事情。我们喜欢的话可以跟着他去，但是他从来不会主动邀请。

如果我们跟着去了，最好要带上午餐和一卷卫生纸，因为时间会很长很长。

在我12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冰上钓鱼。其间，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于是我央求父亲回家。“不想钓鱼的话就到车上去待着，”他说，“回家是不可能的。”（后来父亲解释说，当时一定是有鱼上钩了。）于是，在明尼苏达寒冷的1月中旬，我就坐在车里等。突然我感觉肠道里一阵咕噜咕噜响，于是我迅速从车上跃起，脱下连体裤。结果还是太迟了，一团团稀粪顺着我的腿流进了裤筒里。我身边没有卫生纸，也没有备用的衣服。我要么就坐在自己的粪堆里，要么就脱下衣服光着屁股。可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光着屁股实在不是一个选择啊。父亲最终回到车上时，竟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我并没有从那次经历中吸取教训，几年之后我又跟着父亲去米尔湖冰上钓鱼。那年冬天还算比较暖和，当天天气也很好，父亲把车直接就开上了结冰的湖面，越开越远，最后都看不到岸了。可以想象一下，当我看到车轮的下半部分已经陷到冰面下的时候，我有多么惊恐。父亲则冷静地叫我不用担心。我们的确平安地开过了湖面，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去冰上钓鱼。

外出猎鹿也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情。尽管在明尼苏达州，严格地说来，11月上旬并不算是冬天，但是天气也并不暖和。在我14岁那年，父亲决定带我出去打猎，还给我穿上他小时候出去打猎穿的那套衣服：几件T恤衫和一件夹克，宽大的内裤和牛仔裤，一双羊毛袜子，一双防水的胶质网球鞋（哎呀，这在我父亲小时候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装束了）。在我有能力给自己买御寒的冬装之前，那是我最后一次跟父亲去打猎。

尽管在当时看来，这些事情让我很苦恼，但是现在看来，我竟然从中获得了鼓舞。似乎没有什么能打倒我的父亲——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感上。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钦佩父亲身上那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但年轻时候的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直把父亲称为“怪人丹尼尔·布恩”。直到今天，提起这个外号，父亲仍然非常自豪。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任何父子之间的亲密谈话。我感觉父亲下意识地与我们保持距离，不想变得太亲近，以此来保持威严的形象。

至于养育和关爱我们，那是母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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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是，在行动和语言的选择以及为人父母的方式上，男性和女性或者男孩和女孩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克莉丝汀没有哥哥或弟弟，所以她经常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来评判你们这些男孩子的行为举止。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哪些人更适合做父母，而另一些人则不适合。从我对你们的教育过程中，我认识到，所有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多多少少都要做出妥协。

尽管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有些粗暴，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我能看到他这种教育方式的优点。太过亲近确实容易造成孩子对长辈不尊，因此，面对一个不成熟、不守规矩而且不讲道理的孩子时，让他适当地感到些许害怕，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确是管用的。

但是我要像父亲那样，彻底不对孩子表示关爱，不和他们嬉闹了吗？

我在癌症确诊一周年的那天找到了答案。那天我们一起玩桌面游戏，这可不是随便的一种桌面游戏，而是“大冒险”，一种我们已经玩了很多年的游戏了。

在你们很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时，我会穿上军装，然后模仿被侵占或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的口音。每当这时，你们总会吃惊地看着我——既感到疑惑，又感到好笑，不知为何还有点羞愧。很显然你们非常好奇，但又从不央求我模仿那些奇怪的腔调。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游戏。

我之所以要表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行动向你们表明，不管年龄几何，你随时都可以放松一下自己，说说笑话，开开玩笑——而且我也很愿意跟你们走得近一点儿。

今年玩“大冒险”的时候，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要穿上自己的道具服装。一开始你们都深表怀疑。如果我想要出丑，你们三个没有意见，但是你们并不想出丑。马修，你率先提出几条建议，打破了僵局。乔舒亚和诺亚很快就服从了你的领导。几分钟之后，你们已经开始讨论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了。

我让你们都扮演将军，还给你们起了名字。我抓住这个进行教育的机会，跟你们讲解了每个名字背后的文化背景。

乔舒亚，你是一个名叫慕斯塔法·扎巴里的库尔德自由斗士。“自由斗士”是指库尔德武士，其字面含义是“直面死亡的人”。扎巴里是我在伊拉克服役时所服务的伊拉克将领巴巴可·扎巴里的姓氏。慕斯塔法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称为“库尔德的乔治·华盛顿”的人物，就是这个人使库尔德血统在大多数为阿拉伯人的伊拉克保存了下来。

马修，你是一个名叫库约·卡特的非洲将军。库约是一个非洲福音歌手的名字（这很适合你，因为你喜欢唱歌，弹吉他）。卡特是东北非地区的一种植物的名字，这种植物嚼起来有烟草的味道，但是比烟草的劲儿更大。

诺亚，你是一个名为阿里·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尔·库尔达瑞王子的沙特将军。这个名字非常有阿拉伯文化色彩。苏尔坦王子是我1996年在沙特服役时的王储。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不分姓和名，只是一长串的名字。“本”的意思是“儿子”，“阿尔”只是个冠词。所以诺亚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阿里·苏尔坦，穆罕默德·库尔达瑞的儿子”。（阿拉伯的学者可能会对此解释提出异议，但是对于一个游戏来说，这样的解释足矣。）

最后，我让自己扮演一位澳大利亚的将军，当然少不了模仿那边的口音和小混混的形象。

那个周六的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然，与真正的战争一样，总会有人承受失败的屈辱。阿里王子战死了，诺亚显然非常伤心，不想玩儿下去了。

我用非常标准的澳洲口音，严肃又略带幽默地教育了他一番：失败并不一定是可耻的，但是放弃肯定是可耻的，只要有我在，我就不允许放弃。“你只能继续玩儿下去，伙计，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马修和乔舒亚听了这番话都笑了，只有你，诺亚，露出一副怨恨的表情。我知道你也许觉得我是在嘲弄你，但是这番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而事实也证明，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你们三兄弟还能清楚并愉快地回忆当时玩这个游戏时的场景。

玩这个大冒险的游戏让我意识到，我跟我的父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一切都只能按照我的规矩来，要求诺亚一定要坚持玩到底，不知道也不关心你们是否喜欢这个游戏。

不同之处：决定大家一起参与，带有娱乐性的表演成分，风趣幽默，渗透文化知识，愿意用一种成熟的方式来帮助尚未成熟的孩子解决情绪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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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父子之间的共同经历让我对亲近感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第一次回明尼苏达州过冬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小时候。我记得那时能看到很多巨大的白雪城堡，大得人都能从中穿行，而要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肯定需要孩子父亲的帮忙。我没有和父亲一起堆过雪堡，虽然我并不感到遗憾，但我还是想和你们一起堆一次。

下雪这个事情是说不准的。有时候一年能达到30英寸深，但是如果天气不够冷，或者随落即化的话，那么很难堆成一个大雪堡。

2009年12月，我们特别走运——迎来了明尼苏达州历史上第五大降雪，一天之内地上就覆盖了17英寸的积雪。一周之内，积雪又加高了16英寸。而且时间也非常巧——刚好是圣诞节学校放假的时候。

我们聚在一起就像商量诺曼底登陆一样。“孩子们，关键时刻到了。这么大的雪，你们一辈子估计也只能遇到这么一回了。”事实上，翻看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就会发现，从我出生到现在，只有两次在一天之内或一个月之内能有这么多积雪。而第一次是在1982年的12月，但是那时我只比乔舒亚和诺亚大一岁而已。

当时，你们的眼睛里满是兴奋。但我可不像你们那样天真，我知道这是个非常艰巨的大工程，你们很难坚持到最后。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将自家车道和邻居家车道上的雪收集起来。其间，有的地方的积雪压得太紧太实，除雪机根本就不管用，我只能改用小推车。收集起来的积雪有8英尺高，15英尺宽，15英尺长——足够埋下两辆大型SUV（运动型多功能车）。

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带着自己睡眼惺忪的成员们开挖了。马修，你发明了一种新的挖法，挖出了结实的雪块。我们用这些雪块在雪堡周围围起一段6英尺高的长廊，然后还搭建了城堡的砖形墙壁。

零度以下的气温对堆雪堡来说再好不过，可是对保持9岁孩子们的热情来说可就不是那么有利的条件了。

到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搭建了一半的雪堡已经引得路人驻足观望了，可是寒冷的天气和繁重的工作让一开始热情高涨的我的小战士们有些心灰意冷了。

到第四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苏联劳改营里的看守。“快点儿，孩子们。咱们说好了要把它完成。我告诉过你们会很辛苦，但是付出这么多努力是值得的！”马修，当时14岁的你可是我最大的支持者，可这时候连你都开始怀疑我们的这项工程。因为要堆雪堡，你们在圣诞节假期都不能好好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一个人在干。

最后，雪堡堆成了，这在整个小区引起了轰动。大人和小孩儿纷纷跑过来要参观这个有“两个大门，两间卧室的别墅”。在学校开学之前的那一周，你们享受到了名人一般的待遇。

几天之后，我们接到当地电视台打来的电话，要写一篇关于这个雪堡的新闻报道。当电视台的人来了之后，你们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穿上防雪服。这次电视采访对我这个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自豪的时刻，我一直告诉你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次真的证明了这一点。

堆雪堡，与我父亲的相同之处：坚决要求所有人都听从安排；一旦开始做，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堆雪堡，与父亲的不同之处：提议一起堆雪堡；我心里明白，你们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圣诞节假期；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天气太冷了；我也知道其实这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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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父亲对儿子的训诫之上了。我也会疼爱你们，但是训诫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知道克莉丝汀就像我的母亲疼爱我那样疼爱着你们，所以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

但是，当我想起自己的父亲，进而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时，我的内心就开始纠结。我的父亲在无意之间以一种有缺陷的方式教会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与领导力：树立一个既能鼓舞又能威慑，既能鼓励又能劝诫，既能赋予其力量又能削弱其力量的榜样——或者，像我后来认识到的那样，一个兼具上述所有特质的榜样。

我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还算优秀的人。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父母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你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那种性情温和的父母，但是他们的孩子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在测试，证明甚至是反证我年轻时好恶的正确与否。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深入学习儿童发育、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然而，如今没解决的问题仍然多过我已得到的答案。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明白，尽管世上很少有比教育孩子更复杂更难以预料的事情，但有些方法确实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性格和生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的故事就是为了证明，没有哪个父亲或领导者是完美的，但是每一个父亲都会使用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教育方法，尽力而为。我希望你们将来也能如此，至少像我曾经那样用心地去做这件事。

每当想起我的父亲，我心里都是五味杂陈，酸甜皆有。我很想知道将来你们想起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像马克·吐温那句巧妙的话：“我14岁的时候，觉得父亲愚蠢无知，和他在一起，简直让人受不了。不过，到了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7年来，父亲竟有这么大的进步。”

除非我的癌症被治愈，否则我是等不到你们21岁生日那天的。正是在21岁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父亲的那套教育方法中也有优点，尽管我并没有全部沿用他的方法。

我成年之后，亲眼看着他自己搭建了一座四千平方英尺的房子。我给他打下手的时候，在父亲身上看到了我小时候没有发觉的智慧。

父亲干了30年的建筑工人，他像一名军队指挥官一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尽管自己有养老金，身体由于多年在明尼苏达寒冷的冬天里工作而虚弱多病，父亲还是拾起工具，开始每天10小时的工作，只不过这次是为自己工作。

父亲家里靠燃木取暖，火炉里每一块橡木都是他亲手砍下的，这对于任何一家威斯康星州西北部的住户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我曾经看见父亲徒手爬上树，也看见过他从树上摔下来之后立马又爬上去的场景。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是钓鱼的最好时节，父亲就把梯子搭在化开的河水与尚存的冰面上，然后爬过去钓鱼。

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自尊心有时候过于强烈。不过当你交给他一项任务的时候，你可以绝对放心，他肯定会出色地完成。

父亲有时会忽视别人在某些事情上对他的警告或建议，因此人们说他是个“疯子”。我听到这里，只能笑笑表示同意。因为在我做学生，当教师，从军，当军官，为人夫为人父，以及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都曾有人说过我是“疯子”。

我和你们之间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我对父亲那种不成熟、幼稚的态度。他的“疯狂”实际上就是敢于承担预期的风险，勇于放弃舒适，选择直面困难与挑战，敢于在冰面上行走，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我知道，我留给你们的回忆可能更多的还是像我父亲那样的“铁腕政策”。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在我的疯狂中看到优点。我仅仅希望我父亲的故事能够帮助你们在我的行为当中发现智慧，以及对你们的爱。

语言，意义重大。语言，同样一文不值。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轻视语言的作用，而是劝告大家不要只说不做。我在战场上的经历，与癌症抗争的经历，以及其间与各种人的接触，让我意识到，太多人似乎都认为想法可以脱离实际行动。不要相信这种说法。

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的那位操练官是怎么说的吗？“一面‘但愿但愿’地空想，一面动动嘴空谈，然后告诉我，哪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