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事情都需要提前准备，也都可以提前准备。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几乎是一切改变的起点。
万事皆可提前准备
我在做教师培训的时候，经常被新教师夸奖说：“李老师，你在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强了！”对此我不敢谦虚——因为他们完全夸错了，我自己太清楚自己的应变能力有多差。
我必须解释。之所以可以“显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之前做过太多的准备。之所以做那么多的准备，就是因为曾经出过丑——想象一下，在台上突然发现自己说的某句话竟然有不曾想到过的歧义，是多么窘迫的事情？所以，在准备任何一个讲演的时候，我都花费很多的时间认真考虑自己的每个观点、每个事例、甚至每个句子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理解和反应，然后逐一制定相应对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上台讲演。
甚至，我有严重的“课前恐惧症”——很多人并不相信。每次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左右开始，各种症状开始并发，手心发痒、头皮发麻、眼皮狂跳（有时候左眼，有时候右眼，有时候两只眼）、后背可能开始冒冷汗（冬天也一样）……通常要到开始讲课差不多五分钟之后才能彻底摆脱这种恐惧的状态。从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到现在已经快十五年了，从来没有一点改善的迹象，只不过，我已经比较习惯它了。
我并未能够克服恐惧，却还好做到了习惯恐惧。然而，就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习惯恐惧，都需要努力和挣扎。努力的方法就是课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我甚至为此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强迫症的症状——准备的内容必须足够多到实际讲课内容的两倍以上才会心安。不过，这样的恐惧倒也成了动力，因为我的很多课或者演讲都最终有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乃至于很多的版本。这样的准备使得我一旦进入状态，就肯定无所畏惧。知道了结果，就可以做到在开始的时候，任凭恐惧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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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我父亲那句话帮了我，他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想出办法解决对演讲的恐惧，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当众演讲。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询问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什么？那应该是死亡了，是病痛，是失去亲人吧？但出乎意料，人们最害怕的是当众演说。调查报告写道：“一般地，人们害怕当众演说甚于害怕死亡”[1]。害怕死亡的理由自然不必说，人们害怕当众演说，却未必一定知道害怕的原因——很简单，准备不足，所以害怕。
我曾因为觉得自己缺乏“急智”而自卑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是因为读一本前苏联克格勃特工的自传才改变了看法。现在早已找不到那本书，也不记得主人公完整的名字。隐约记得他的真名好像叫什么什么年科，姑且就称呼他为“年科同志”吧。
书中提到“年科同志”有一次被一群美国特工追杀，手中的左轮枪已经没有了子弹，只能靠奔跑摆脱厄运。逃跑的过程中，他从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冲下来，跑着跑着，他突然停下来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他蹲了下来。这个时候，追赶他的美国特工因为高度和视角的关系，无法射击到他的位置。而他蹲下来的这个动作，为他赢得了宝贵的七八秒钟，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子弹装进左轮枪，然后向后连射几枪打得追赶他的那些特工慌忙寻找掩体自保，而他最终成功逃逸。
“年科同志”后来的回忆里说，当时之所以可以做出一个那么“令人震惊”的动作，实际上是因为提前在脑子里演练过不知道多少次，也设想过不知道多少种逃跑时可能发生的状况——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遇到那样的追杀。他说所有的高级特工都明白一个简单原理：任何动作演练到一定的次数，就能做到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都可以准确完成的地步。而他只不过是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了极致而已。
所以说，大多数事情都需要提前准备，也都可以提前准备。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几乎是一切改变的起点。
提前准备的好处
提前准备的好处往往只有那些经常做提前准备的人才可能真正体会。然而，无论多么麻烦，只要允许我再多啰唆几句，就可以让那些读我的文字的人哪怕从未真正提前准备过什么事情，也都能够明白提前准备的种种好处，以及“意外”的好处。为了说清楚，暂且先从一些貌似并不相干的事情说起。
所谓“灵感”
读书的过程中，一个格外有趣的现象是，当你意识到你需要，想去找关于某个特定的领域的书的时候，好书会自动出现——或者是朋友送你的，或者是你在书店或者图书馆里随手翻到的，或者是在网上闲逛看到不知道谁写的帖子里提到的，甚至可能是早就存在于你的书架上你却一直没时间看的……
我最近遇到的这种情况格外多。在我整理这本书期间，在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他都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却从来没打开看过的、给我许多启发的Thomas Sowell的《Knowledge and Decision》（《学问与决策》）原版；在我自己书架上的早就看过好几遍的《The Tipping Point》（《引爆点》）、《Mean Genes》（《都是基因惹的祸》）以及好几本其他书中，“发现”了许多特别好的例子；在书店闲逛随手拿到的是书中几乎随处都有内容可以验证我过去很多想法的《少有人走的路》；在机场书店里看到的包装和设计都很差但仅凭作者的名气就可以保证读完不会后悔的毕淑敏的新小说《女心理师》，里面有个特别好的类比，以后的内容中会提到……
我讲作文课的时候，总是有学生向我抱怨：“老师，我找不到例子，怎么办？”最初我总是很耐心地告诉学生：“例子这东西，就跟钱一样，是攒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还有的同学问：“老师，我怎么找不到像你上课举的那样精彩的例子呢？”，我就回答：“继续找。凡事儿都只不过是靠积累。”
今天想来，这样的回答未免过分简单化了。然而，好几年的时间过去，直到有一天，我在讲一道GRE作文题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简单化。讲那道题的时候，我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社会倾向于遗忘那些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可能如此。”于是，我就必须向学生举例说明“哪些重要的人物被遗忘了呢”我问学生：“有没有人可以说出三个，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却被遗忘了的人物呢？”一听说“三个”，课堂里几百人，少数几个刚刚犹豫了一下才举手的同学又慌忙地把手放下了。
举例说明“哪些重要的人物被遗忘了”岂止不容易，甚至差一点就不可能。你想啊，你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整个社会都遗忘了，作为一分子的你又如何知道呢？就算现在直接用Google在互联网上搜索，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随后，我就一口气提到许多比如陈寅恪、张志新、蒋彦永、高耀洁等一连串的名字。每提到一个名字，我就要请所有没听过这个名字，或者听过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的同学们举手，结果每次都是绝大部分同学举手。
就有同学当堂发问：“老师，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告诉他们：“原本我也不知道，甚至我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跟他们只有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些题目和刚刚那个句子“我们的社会倾向于遗忘那些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所有的社会都可能如此。”是我很久以前记录到我的笔记本上的，所以，后来又某一天读到关于刚才那些人的文章，尽管当时的阅读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或者目的，与写作文无关，但是，一下子就想到那个曾经记在笔记本上的那个句子，于是，那个句子边上就又多了另外一个“被整个社会遗忘的重要人物”的例子。
我记得小时候读那些博学的人写的书，常常导致自己非常自卑，很纳闷“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连这个都知道的呢？！”比如，有人提到那个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在一百多年前还写过这样的文字：“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皆悉其所以然。”
另外一则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出处。是说以《大亨小传》享誉美国的小说家费兹杰罗（Scott Fitzgerald）因为自己的阳具尺码“太小”而苦恼，海明威得知之后就拉着费兹杰罗到男生厕所去瞧真相，还不够，就干脆带他去参观罗浮宫的艺术品，说：“你那家伙哪会输给任何一尊男体雕塑的下体？”好人做到底，海明威还给费兹杰罗详细地讲解了透视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他，很多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那物比不上别人的大，其实只不过是在观察自己的和他人的时视角不同而已。费兹杰罗这才开始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现在看来，他们不见得一定是什么都知道之后才写出来的。很可能是为了写出来，才去搜索、积累，才发现了那些令我们惊奇的内容。当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被自己的发现吓一跳，要不然怎么会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之类的慨叹呢。
所以，素材积累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提前确定一个方向或者目标，那么就甚至可以积累很多原本不可能想象的素材——惊喜连连。再后来，当我写现在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某一天下午，闲来无事，就拿出过去的读书笔记翻来翻去，突然发现那里面有这么一则：
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鸡尾酒会中，所有的人都在以差不多同样大小的声音三五成群地相互谈话。你正在与某个或者某些人交谈，在你们正在谈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与你交谈的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你自己对那些人说的话之外，其他的声音事实上都被你忽略，等同于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另外一群人的谈话中突然出现了你的名字，甚至可能在他们事实上离你并不是很近的情况下，你都会瞬间捕捉到那个声音，就好像它突然冲进了你的耳朵一样。而奇怪的是，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些人一直在以同样大小的音量，在与你现在同样的距离之外进行交谈，但是你却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个声音在此之前的部分全部被过滤掉了。这就是所谓的“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 Party Effect），这个名字是柯林·奇瑞（Collin Cherry）于1953年第一次注意到之后命名的。当时科学家们正在想办法为机场解决空中交通控制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那个时候，控制员要从控制塔通过大喇叭获取飞行员的声音信息，从众多飞行员嘈杂的声音中分辨出特定飞行员的声音使得空中交通控制非常棘手。
我终于有了更清楚的解释。“对特定信息的注意力”会使我们拥有神奇的能力在哪怕非常嘈杂的“噪音”中一下子挑出我们需要的“我们所关注的信息”。
索性，我在Wikipedia和Google上做了更多的功课。原来现在科学家们对所谓的“潜意识”也有了更多简单明了的科学解释。我们大脑中的灰质中储存的各种信息只有很少一部分（很难超过12％）是有序储存的，这部分被我们称作是“有意识的”。而更多的信息或者信息碎片，是非有序储存的，甚至很难有意识地直接调出，这些往往就是被我们称为“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部分。梦境的存在，就是潜意识存在的最基本的证据。
而随着信息输入越来越多，大脑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灰质细胞。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有更多的灰质细胞。而颅腔的大小是有限的，于是，灰质细胞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灰质密度越来越高。于是，灰质细胞之间就越有可能由神经元连接起来。于是就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的现象——那些原本可能貌似毫不相干的信息现在有机会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所谓知识渊博的人，就是那些存储于脑中的信息量超常地多的人，这些人总是可以“融会贯通”，于是，超常地充满了“智慧”。
这样看来，很多人讨厌死记硬背的想法是肤浅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智慧就是记忆力，应该是他自己尽管当时无法全面解释，但于他来讲却又是朴素而自然的体验。有些知识领域就是相对更需要所谓的“死记硬背”，比如，历史、地理、外语什么的。其实，“死记硬背”有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截然相反的同义词——“博闻强识”。
我个人认为以下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每天我们都会有意无意接收并在大脑灰质细胞中储存大量的信息，尽管大量信息以潜意识的形态存在，我们甚至无法有意识地调出，但它们就好像是鸡尾酒会中无序而又嘈杂的“噪音”，有时我们“对特定信息的注意力”会使得我们“神奇地”捕捉到那些与“我们所关注的信息”相关的某些信息——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灵感乍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凯库勒的关于蛇的梦境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关于苯环的结构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他关注得太久，他的潜意识里应该有许多貌似无序而又嘈杂的“噪音”呢！终于有一天，“鸡尾酒会效应”出现了——表现为，他梦见的那条色彩斑斓的、头尾相连的蛇。
所以，不要无谓地相信什么“突然闪现的灵感”的存在。灵感这东西就算存在，也不会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肯定是有来历的。只不过是我们经常说的“量变到质变”的那一瞬间突然绽放的铁树之花。
可能出于同样的感受，李敖曾戏谑道“妓女不能靠性欲才接客，作家不应该靠灵感才写作”。尽管李敖后来的为人颇有些令人失望，但是，他的博学却是实实在在的。李敖看书的方法颇为独特但也很容易就看出其机理以及优势。李敖在凤凰卫视2006年1月19日的《李敖有话说》里是这样介绍他的读书方法的：
我李敖看的书很少会忘掉，什么原因呢？方法好。什么方法？心狠手辣。剪刀美工刀全部用到，把书给分尸掉了，就是切开了。这一页我需要，这一段我需要，我把它按类别分开来。那背面有用怎么办呢？把它影印出来，或者一开始就买两本书，把两本书都切开以后整理出来，把要看的部分分类存留。结果一本书看完了，这本书也被分尸掉了。这就是我的看书方法。
那分类怎么分呢？我有很多自己做的夹子，夹子我写上字，把资料全部分类。一本书看完以后，全部进入我的夹子里面。我可以分出几千个类来，分得很细。好比说按照图书馆的分类，哲学类，宗教类；宗教类再分佛教类、道教类、天主教类。我李敖分得更细了，天主教还可以分，神父算一类。神父还可以细分，神父同性恋就是一类，神父还俗又是一类。修女同性恋是一类，修女还俗这又是一类。
任何书里有关的内容都进入我的资料里来。进入干什么呢？当我要写小说的时候，需要这个资料，打开资料，只是写一下就好了。或者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跟修女同性恋有关系，我要发表对新闻的感想，把新闻拿过来，再把我的资料打开，两个一合并，文章立刻就写出来了。
换句话说，我这本书看完之后，被我大卸八块，五马分尸。可是被我勾住了，这些资料我不凭记忆来记它，我凭细部的很耐心的功夫把它勾紧，放在资料夹子里。我的记忆力只要记这些标题就好了。标题是按照我的习惯来分的，基本上都翻译成英文字，用英文字母排出来，偶尔也有些中文的。
今天我把看家的本领告诉大家，李敖知道的那么多，博闻强记，记忆力那么好。我告诉大家，记忆力是可以训练的。记忆力一开始就是你不要偷懒，不要说躺在那里看书，看完了这本书还是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这不对。看完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大卸八块，书进了资料夹，才算看完这本书。
今天我为大家特别亮一手，把如何看书的招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本书看完了，干干净净的新的算看过。那个不算看过，因为当时是看过，可是浪费了。你不能够有系统地扣住这些资料，跟资料挂钩。可是照我这个方法，可以把你看过的书，都把它的精华抓出来，扣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这种土法炼钢的治学方法。
有了这样精巧的勤奋，李敖那火花乱溅的“灵感”之丰富多彩从何而来就清清楚楚了。
于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所有的成功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先花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锁定一个方向或者目标。确定它是现实的、可行的之后，运用心智的力量在这个方向上再投入更多的时间，再更多一点的时间。把时间当作朋友，一路前行。当时间陪伴你足够久的时候，你的耐心就能从它那里得到回报。不知所以然的人会说，那是“运气”，或者那是走了狗屎运的人才会有的“天赐灵感”；而我们知道的是，如果那回报真的来了，只有一个名字，叫做“必然”。
所谓“能力”
了解了所谓“灵感”的实质，就可以触类旁通地理解另外一个词——“能力”。我一直认为，在学习、工作上，一个人在某方面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几乎直接取决于此人能在那方面提前多久进行过准备。很少有人真正提前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只要观察一下任何一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群体就可以轻松找到无数前仆后继的失败样本，以及永远是少量的成功样本。
太多太多的学生之所以开始着手准备托福、GRE考试，准确地说，他们并不是在冷静的思考之后最终“选择”了出国留学的这条路，而仅仅是因为突然发现工作并不是很容易找到，而对国内考研的前景也不甚乐观。事实上，这些学生只不过是基于“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把“出国”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然而，“出国”这根稻草对他们来讲，确实只是一根稻草而已，根本无法救命。我曾在新东方的教书经历让我见过太多太多学生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时间规划上的失误——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人生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的失误；而他们却把失败的结果理解为诸如“命运的不公平”之类的托辞，其荒谬和令人惋惜的程度超乎想象。
让我们来看看基本的时间表。如果，一位学生想要出国，希望在明年的秋季入学，那么，他最好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递交所有必需的材料，包括各种考试的成绩单、个人陈述、推荐信等。这样的话，他为了能够按时提交材料，起码要在今年6月份前后考完GRE的作文考试，并且在10月份前后考完GRE的其他部分。托福考试，最迟也要在今年10月份考完，当然，比较理想的是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拿到成绩。而托福考试也好，GRE考试也好，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拿得出手、换得来名校高额奖学金的成绩，需要至少两年时间的认真准备——并且还需要在此之前有相当扎实的基础。
个人陈述和推荐信，在整个申请过程中的作用相当大，有时候甚至超过托福、GRE考试。这些文书的写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哪怕找到像我这样有几百个成功案例的所谓“专家”付费进行辅导，我也会需要至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与申请者反复沟通，然后才开始第一稿的撰写，而后还要经过多次的修订。并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因为，一个人越优秀，所面临的风险越高。可是我的经验却是，学生往往到了年底才发现自己根本写不出像样的个人陈述和推荐信，然后当他们一路打听找到我帮忙的时候，我只能说：“抱歉，这个case我做不了”——这不是给我多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对他来讲时间早已耗尽。
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差错。很多学生直到大三下学期期末结束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应该准备托福、GRE考试，那么接下来的所有行为，都只不过是“临时抱佛脚”——看见什么都当作佛，也不管那“佛”的脚是不是感染了脚气。理论上讲，所有的“速成班”、“强化班”都只不过在贩卖和满足幻觉而已——当然，正因为如此，这种课程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临时抱佛脚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早已陷入了荒谬的漩涡，每天忙忙碌碌而又实际上碌碌无为地度过，直至最终结果出现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只能在许多年后，对自己说：“年轻的时候，我也努力过……”
也有很多的学生，结束了“速成班”、“强化班”的“学习”，才发现不仅有更多的功课要做，最要命的是，所有的考点全部报满，根本无法订到考位。在学习上多努力一些，还是有机会的。可是，没有考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除了后悔之外。完全可以想象的是，那些稍微幸运一点，已经获得考位的学生中，仅仅有20％不到的学生最终可以获得有意义的成绩，其他80％的学生，只不过获得一个“考试经历”而已——究其原因，我不相信这是智商的问题，这种考试也无法衡量智商；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准备不够充分，换言之，时间投入不够，再换言之，没有提前进行足够的准备。
其实，不仅在留学的选择上如此，面对任何其他选择，包括考研、求职，大多数人的失败与慌张都是基于同样的机理。准备不充分的人面临的困境，就好像是个手铐，越挣扎就被箍得越紧。面对最后期限，无法不产生无比的焦虑。而这些焦虑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分散注意力，使得产能低下到极限；反过来，产能的低下和时间的紧迫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更加焦虑……恶性的死循环。
这些人不知道，无形之中，时间已经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时间原本无善无恶，是他们自己变成了时间的敌人，或者是他们把时间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每时每刻，这些人还以为自己在跟别人竞争，殊不知，另外的那些人其实根本与世无争，只是因为起点提前了，就有了机会把时间当作朋友——谁能想象得出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靠山会比时间更强大呢？那些与时间为敌的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被谁打败了——对他们来讲，生命的终点立着个他们看不到的墓碑，上面刻着“死因不详”。
举个极端的例子，甚至不夸张地讲，连男人的性能力都可能提前准备。所谓的性能力，往往与心肺功能紧密相关。于是，一个男人如果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不管从什么渠道得知了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坚持每周至少长跑三四次。几年之后，一不小心过了30岁，他就会发现在他的朋友、同事都被工作压垮了身体、了无生活乐趣的时候，他竟然仅仅因为一个万事提前准备的良好习惯，可以做到一枝独秀。
有些学者的结论可能会招致猛烈批评，事实上也确是经常如此。比如说，有些学者经过大量的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很大程度上，财富决定智商”。这并不是胡说，尽管很难令人接受。生物心理学家马克·罗森茨威格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试验：
选择一批遗传素质差不多的老鼠，将它们任意分成三组：第一组3只老鼠处在“标准环境”，即被关在铁笼子里一起喂养；第二组老鼠处在“贫乏环境”，即被单独隔离起来，只身处在三面不透明的笼子里，光线昏暗，几乎没有刺激；第三组处在“丰富环境”，即十几只老鼠一起被关在一只宽敞明亮、条件优越的笼子里，笼子里设有秋千、滑梯、木梯、小桥及各种“玩具”。几个月过去了，罗森茨威格惊奇地发现，处在“丰富环境”的老鼠最活跃，看起来非常聪明，而处在“贫乏环境”的老鼠最为迟钝，几乎给人一种傻呆呆的感觉。然后，实验人员将老鼠的大脑进行解剖分析，结果发现三组老鼠在大脑皮层厚度、脑皮层蛋白质含量、脑皮层与大脑的比重、脑细胞的大小、神经纤维的多少、突触的数量、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以及与智力有关的脑化学物质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丰富环境”组的老鼠优势最为显著，而“贫乏环境”组的老鼠处于绝对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