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吃饭时间了，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回屋里去，他们都显得无精打彩、萎靡不振-

-靠诚实劳动换饭吃的人总是这样的。窗子大多都大敞着，昏暗的房间仿佛是许多正打哈欠的大嘴。屋子里注的房客也在打哈欠，或是在替自己搔痒。他们坐卧不宁地动来动去显然毫无目的，说他们是一群疯子也并不过分。

我们顺着走廊朝五十七号房间走去，这时前面突然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目光像疯子一样的老妖婆偷偷从门里窥视我们。她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傻站在那儿，惊呆了。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三个人站在那儿，一步也挪不动，甚至无法打一个有意义的手势。我看见老妖婆背后摆着一张厨桌，桌上躺着一个浑身赤裸裸的婴儿，这是一个比一只拔光毛的鸡大不了多少的小把戏，最后那老家伙拎起身边一只污水桶朝前跨了一步，我们闪到一边让她过去，门在她身后关上时里面的婴儿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尖叫。这是五十六号房间，五十六与五十七之间是卫生间，老妖婆到那几倒脏水去了。

我们一踏上楼梯范诺登便不吱声了，不过他的目光仍很动人。打开五十七号的房门后，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一面大镜子上盖着绿纱、歪斜着呈四十五度角挂在门对面，镜子底下放着一部婴儿车，车上堆满了书。范诺登见到这些根本没有笑，他冷淡地走过去抓起一本书翻看了一遍，那副样子很像一个刚走进公共图书馆的人不假思索地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书架前去。若是这时我不曾无意问瞧见墙角里摆着一副自行车把，这也不会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这副车把摆在那儿显得非常宁静、十分心满意足，似乎它已在那儿打了多年瞌睡。

这又突然使我觉得我俩仿佛也已在这间屋里仁立了很长的、无法计算的一段时间，就像现在这样。这是我们在梦中想起的一种姿势，这是一场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梦，又是一场微微打个手势、稍稍眨眨眼便会粉碎的梦。然而更叫人惊奇的是，我脑子里忽然掠过一场真实的梦境、一场昨天夜里才做过的梦，我在梦中看到范诺登正像现在这样呆在一个角落里研究那副车把。不过不同的是，角落里没有自行车把，却有一个蜷起两条腿趴着的女人。我看到他站在那儿低头望着那女人，眼睛里流露出焦急热切的神色，当他极想得到一件东西时总是这副样子。

这件事是在哪一条街上发生的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两堵墙之间的夹角还在，还有那女人发抖的身子。我看见他用他那种迅捷的牲口方式朝她猛扑过去，全然不顾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打定主意要随心所欲地去干。他的目光像是在说--

“事情完了以后你尽可以宰了我，只是现在先让我把它弄进去……我必须把它弄进去！”于是他俯在那女人身上，他俩的脑袋都撞在墙上，他勃起得那么厉害，简直根本无法进入她身体里去。突然，他直起身子，整整衣服，脸上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做出这种表情是他的拿手好戏，猛然发现他的那玩艺儿扔在马路上，他便准备一走了之。那玩艺儿跟锯子锯下来的一根扫帚柄差不多粗细，他漠然地把它捡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他走开时我看到两只很大的球体在那根扫帚柄一端荡来荡去，像郁金香的球茎，我听到他自己对自己咕哝：“花盆……花盆。”

佣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了，范诺登不解地望着他。

这时老板娘也昂首阔步地进来了，她径直走到范诺登面前，从他手中夺过书，把它塞进婴儿车里，然后，她一言不发推起婴儿车来到走廊上。

范诺登忧伤地笑着说，“这儿是一座疯人院。”他的微笑若隐若现、难以描述，有一瞬间那种做梦的感觉又回来了。我隐约觉得我们正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尽头，那儿挂着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范诺登沿着走廊摇摇晃晃走过来，一副潦倒失意的样子，活像一只黯淡的灯笼。他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不时闯进一个门里去，门开处或有一只手把他一把拽进屋去，或有一只蹄子把他蹬出来。越向前走他便越发沮丧。他身上流露出的这种优郁像骑自行车的人夜里在又湿又滑的道路上行驶时用牙咬着的提灯。他在这些阴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待他一坐下椅子便散架了；待他打开箱子，里面却只有一只牙刷。每间房子里都有一面镜子，他便全神贯注地站在镜子前发牢骚。由于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由于不停地发牢骚、咕哝。喃喃自语和诅咒谩骂，他的上下颚脱节了，下垂得很厉害。他一蹭下巴上的胡子，下颚上便掉下几块肉来，于是他十分生自己的气，一气之下用脚踏在自个儿的下颚上，用高鞋跟把它碾个稀烂。

这时仆人把行李送进来，事情已变得越发古怪了，尤其是当范诺登把健身器械绑在床脚上练起桑多式体操来之后。他朝那仆人笑着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脱去外衣和背心，仆人不解地盯着他看。他一手提起箱子，另一手里拎着装灌洗器的袋子。此时我站在前厅里，手里捧着笼罩在一层绿色薄雾中的镜子，没有一件东西是有实用价值的，前厅也没多大用处，像一条通到牲口棚去的走廊。每当我走进法兰西喜剧院或皇家剧院，同样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这些地方到处是小摆设，地板上的活动门、胳膊、胸脯和打蜡地板、烛台和身穿盔甲的人、没有眼睛的塑像及躺在玻璃匣子里的求爱信。什么事情在进行着，但没有多大意义，就好像因为箱子里放不下，而把剩下的半瓶卡尔瓦多斯酒喝掉一样。

我刚才说过，上楼时范诺登曾说起莫泊桑也在这儿住过，这一巧合似乎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莫泊桑当年住的正是这问屋子，在这儿写出了那些令人毛骨惊然、也使他声名大振的故事。范诺登说，“他们像猪秽一样生活，这些可怜虫。”

我们坐在一个圆桌旁的两把舒服的扶手椅里，这两把椅子已经年代久了，都用皮条和支架加固着。身边就是床，挨得这么近，我们简直可以把脚搁上去。衣柜就在我们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很方便，一伸手便够得到。范诺登已把他的脏衣服全倒在桌上，我们把脚伸进他的脏袜子和衬衣堆里，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抽烟。

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对他产生了魔力，他对这儿很满意。我起身去开灯时他提议出去吃饭前玩一会儿纸牌，于是我们在窗前坐下玩了几把双人皮纳克，脏衣服堆在地板上，练桑多式体操的器械挂在吊灯上。范诺登已把烟斗收起来了，又在下唇内放了一小块鼻烟。他不时朝窗外啐一口，大口大口的棕色口水落在底下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噗噗声，现在他挺满意。

他说，“在美国，你无论如也不会住到这种下流地方来，即使是在四处流浪时我睡觉的房间也比这个好。不过在这儿这是正常的--正如你看过的书里讲到的。

如果我还回去我要把这儿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像忘掉一场恶梦一样。或许我会重新去体验过去那种生活……只要我回去。有时我躺在床上恍馏忆起了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真切，我得摇摇头才能意识到自己在哪儿。身边有女人时尤其是这样，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女人了。

我要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忘掉我自己。有时我完全沉溺在幻想之中，竟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以及我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好调笑，是吗？早晨醒来时旁边有个健壮的暖烘烘的身子陪伴你是件好事，这会叫你心里自在。你会变得高尚些……直到她们开口扯起爱情之类的软绵绵的蠢话。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是觉得你和她好好睡一觉还不够……她们还要你的灵魂……”

范诺登自言自语时嘴边常挂着“灵魂”这个词儿，起初我一听到这个词便觉得好笑。一听到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便会发歇斯底里，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这个词儿像一枚假硬币，尤其是当他说这个字眼时总要吐一大口棕色口水，并且在嘴角上流下一道涎水。我从不顾忌当面笑他，所以范诺登每回一吐出这个小词儿一定会停下让我开怀大笑一番，接着他又若无其事地自个儿说起来，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个字眼，每一回调子都比上回更动听一些。女人想要的是他的灵魂，他这样对我说。

他已经一遍遍重复了好多次，可是每一次仍要从头提起，就像一个偏执狂老是要谈在他心头索绕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范诺登是个疯子，这一点我已确信无疑。他怕独自一人呆着，他的恐惧是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结合在一起时他也仍旧逃不出自己为自己筑成的炼狱。他对我说，“我什么都试过了，甚至还数过数，考虑过哲学难题，可全没有用。我好像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始终在盯着我。我生自己的气，气得要命，恨不得去自杀……可以说每一回达到性欲高峰时都是这样。约摸有那么一秒钟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这时我甚至已不存在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女人也不见了。这同领受圣餐差不多。真的，我真这么想。完事以后有几秒钟我觉得精神振奋……也许这种精神状态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若不是身边有个女人，还有装灌洗器的袋子，水在哗哗流……这些微小的细节使得你心里清楚得要命，使你觉得十分孤独，而就在这完全解脱的一瞬间内你还得听那些谈论爱情的废话……有时这简直要叫我发疯……我不时发疯。发疯也不会叫她们走开，实际上她们喜欢我这样。你越不去注意她们，她们越缠着你不放。

女人身上有一种反常的气质……她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受虐狂。”

我追问道，“那么，你想要从女人那儿得到什么？”

他开始摆弄自己的双手，下唇也放松了，一副十分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吭出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言词中却流露出辩解也无益的意思。他不假思索他说，“我想叫自己能被女人迷住，我想叫她帮我摆脱自我的束缚。要这样做，她必须比我强才行，她得有脑子而不仅仅是有阴户，她必须得叫我相信我需要她、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好吗？如果你能办到我就把工作让给你，那时我就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再也不需要工作、朋友、书籍或别的什么了。只要她能叫我相信世界上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就行。天呀，我恨我自己！我更恨这些王八蛋女人--因为她们没有一个比我强。”

他接着说，“你以为我喜欢自己，这说明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我也就不会遇到这些难题了。

使我烦躁不安的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们认为我是一个追逐女色的人。这些人就这么肤浅，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整天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反复进行心理反刍……还不坏，嗯--心理反刍？替我把它写下来，下星期我要把这话用在我的专栏里……对了，你读过司太克的书吗？他写得好吗？叫我看那像一本病历。我衷心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找个好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见到留山羊胡子、穿常礼服的奸滑小人，比如你的朋友鲍里斯。你怎么能容忍这些家伙呢？他们不叫你厌烦吗？我注意到你跟谁都讲话，你根本不在乎。也许你做得对，我也希望自己别他妈的这么挑剔。

可是那伙在大教堂附近荡来荡去的脏兮兮的小犹太佬真叫人讨厌，他们说起话来同教科书一个味儿。如果我能天天跟你谈一阵也许心里会轻松一些，你很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怎么样，不过你有耐心，也没有什么理论去探讨，我猜你准是事后把这些都记在你那本笔记上了。听着，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可是别把我写成一个追逐女色的人--那样就太简单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思想的书，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份内省分析……我是说我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把所有内脏都摆出来让人看……每一件东西。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你在笑什么？我讲得太天真了？”

我笑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了。

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立即便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绝对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着手开始写的原因之一。一旦有了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这个，或者哈姆森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解释道。于是他不去写自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会全然忘记自己连一章也没有写完，却严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大名的书已摆满了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是广为人知的，因而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了。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他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的独到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傻呼呼的处女，他是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的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的，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要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什么评论性意见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看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了应景胡编乱造出来的。

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间的过渡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转为另一个调。事实上，如果过渡实现不了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生来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不过一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一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

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人，然后自己向他提议上床睡觉。她长得不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个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从而激发贝西的情欲），范诺登同别的女人约会前便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就是说，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技术”。“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毛病？”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希望勾引我就得温柔一些。”

如同我说的，他们彼此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下体……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了。”要不他就催促贝西吮吸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他说。

“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

他说，“得了，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了，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睡一次怎么样？只睡一次……不行？”待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了，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睡一次？”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一样。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了激情，甚至像性交这种小事她也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

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以为自己动情了。”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

我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时脑子里始终想着关于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用打断自己的思绪，一听到他说完了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他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听只是为了听到要他自己启齿唱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又答应了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了。

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的，如果运气好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

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奚落，紧紧握住他的钱包以防发生这类事情。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呆着，一秒钟也不。甚至当他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时他也十分害怕独自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呆着，只要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干那件事，如同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上五十法郎，可是这仍挡不住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便开口要钱。他说，“喂，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作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便出言不逊了。

“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他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能添几个法郎的收入。

在“库波勒”那儿我们偶然遇到了报社里的一个醉汉，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吃了一惊，深深地吃了一惊，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他说，“可怜的家伙，他死了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个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讲述了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

佩克奥弗摔到电梯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来救他的人还没有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需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便会用酒瓶子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死了人他也想表示一下同伴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以表明他也是正常人。而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也明白他根本不值什么，因而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几滴眼泪也罢。我们想明白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只得买一口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侧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要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把自己吹个不停，吹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局面的。这些我和乔都预料到了，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以凶狠、沉默的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逃走我们便逃走了，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自己对自己哭诉去了。

一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出什么可悲因素，你就得撒谎，就得伪善。由于无须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所以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忆起了各种趣闻轶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了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不出什么来。他是一个零，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什么。

乔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的，我向你保证。

”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下，乔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了--女人。到了这个时辰他的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达到了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放过去的女人和那些一叫就来、关系稳定的情侣，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他的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的。”这个女人最使他不快的是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说，“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一样。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替自己干了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上面一点儿毛也没剩下，叫人反感，是吗？也挺好玩的，像是疯了。它不再像女人的下体了，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他向我描述好奇心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把手电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了……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你会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剃过以后，是毛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打动不了你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女人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叉得很开……我记得这个雕像没有脑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下体。老天，看起来可怕极了，问题在于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给予她们一种个性，而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道缝而已。你会生它的气，甚至不愿再看它一眼。这是一场幻觉，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发脾气……为一道长毛的缝或一道没有毛的缝发脾气，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它吸引我去看，我仔细看它，准看了十分钟或是更长时间。你这样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支口琴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它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我同她很快睡了一次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

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女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都没有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亲热一下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了。”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便宜些。”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来给她买了杯咖啡。她倒是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这十五法郎。“你一文钱也没有。”他压低嗓门喃喃道。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份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了楼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这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了范诺登用英语讲的话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我相当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箔…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作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她抱怨道，她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范诺登道。“别叫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来？”

对极了！我俩都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了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一吃紧人人都只想着和平，想着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

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他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是感到懦弱就越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了，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候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了。他失去了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两条腿，然而他也得到了慰藉，从此可以在冥冥苦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了。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若是一个男人没有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给他这个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么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了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大多了，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生活在尚未到来的不久的将来。

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订立一个和约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是我的。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需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了。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别的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意志吧。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了，他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他现在躲过去，以后反正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枝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好了，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也不愿住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望着范诺登对付这姑娘，只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把这些齿轮丢下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有一只手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什么也不为，就为了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磨来蹭去，这副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了。那姑娘躺在床边上，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条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扭来扭去，即使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机器把报纸不断地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疯了，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能就这样坐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上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事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碰碰它，把它弄好。

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了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又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了犄角也不肯停祝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使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份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打搅我，”他咕噜道。“刚才我差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叫我回忆起了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继续--还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没有了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哪儿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了；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都是空的；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不好的味道。

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了。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但是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上开关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可以哄骗一个女人，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你也可以投身于战壕中，让炮火炸个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机器把手扳下来--

若要叫齿轮重新啮合的话。

这个人要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去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

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得给快饿死的女人吃一顿，而不必害怕吃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干。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掉在电梯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呱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玷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

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

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人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他继续写道，“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又不是印第安人。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情，比方说，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捡起来闻一闻，要不就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口汤。他像一头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完了尿，捍完了鼻涕，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姑娘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爱抚似的拍拍她的屁股。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有过不干净整洁的时候--甚至在早晨三点钟工作了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的。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人，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爱，胃口又是那么好，这倒也令人愉快。我现在谈到的是晚饭，是她去干活前吃的一点点零食。过一会儿她就得告别她的大块头金发野人，到林荫道上某个地方去啜餐后酒。

即使这个差事使人厌烦、累人，她当然也不会流露出来。大块头的家伙来了，饿得像一只狼，她便搂抱住他，急不可耐地亲他，亲他的眼睛、鼻子、脸、头发、颈后……她也会吻他的屁股，若是这事儿能当着众人的面干。显然她对他感恩戴德，并不是为了得一份工钱才跟他厮混的。吃饭时她笑得前仰后合，一直笑到吃完饭，你会以为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有时作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扇他的耳光，又清脆又响亮，这一掌若掴在一个校对员脸上准会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他俩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和大口大口吞进肚里的食物。他们这么踌躇满志，这么和谐，这么彼此互相理解，范诺登疯了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看，她把手伸进大块头的裤裆里，大块头做出反应抓住她的乳头玩笑似的捏-

-这是使范诺登最着迷的一幕。

另外一对男女通常也在这个时间到来，他们的举动像结了婚的夫妻。他们吵架，把家丑当着众人面扬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不快，在威胁、诅咒、训斥和苛责之后又和好了，搂在一起接吻，情意绵绵，真像两只斑鸠。这个被男人称作卢西恩的女人是个长一头白金色头发的大胖子，表情残忍、严肃。一发起脾气来她便恶恨恨地咬住厚厚的下唇，她的眼睛很冷酷、很小，有点儿呈黯淡的灰蓝色，一盯上男人就盯得他直流汗。不过这位卢西恩是个好女人，尽管这场口角开始时她摆出一副兀鹰的架势，她包里总是装着钱，付钱时小心谨慎也只是因为不想纵容男人的坏习惯。如果你把卢西恩滔滔不绝的斥责当真，她男人便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等她时他会一晚上花光五十法郎。侍女来问他吃什么，他却没有胃口了。卢西恩吼道，“哼，你又不饿了！我想你是在蒙马特尔街等我呢。但愿你在我替你当牛做马时玩得愉快。说，笨蛋，到哪儿去了？”

当她这样发火而且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只是胆怯地望着她，似乎认为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策略，他随即低下头去玩弄自己的餐巾。然而这个小举动更使卢西恩怒不可遏，她很熟悉这个动作，心里当然也暗暗在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确信他有过失了。

“说呀，笨蛋！”她尖叫道。于是他以尖细怯懦的声音悲哀地解释说，等她时他饿极了，只是站下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他愁眉苦脸他说，这已足以败坏他的胃口了，不过现在使他忧心的显然不是吃的，他试图以更有说服力的调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过我一直都在等你。”

“撒谎！”卢西恩叫道，“骗子！哼，幸亏我也是个骗子……一个高明的骗子。你的小谎言叫我恶心。你怎么不编一个大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