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的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的不在乎，意志又那样的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象孩子一般的听话，硬要制服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的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的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教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的不出声了，却舍不得走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的跟他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的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辞的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的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一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的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的劝阻他；他为了摆脱偏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了！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理会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会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淫猥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图卢兹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象西班牙贵族一样的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作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的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的。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衣衫的男人，热得头昏脑胀，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说道：“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又说：“时间还来得及：过后我可以上凡尔赛去。”

他们听见古耶为了场地的租金跟店里的主妇争得很凶。于里安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几位骑自行车的游客身旁走过的时候，大惊小怪的对女人裸露的大腿叫好，招来一大阵粗野的咒骂，于里安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他们。巴德轻轻的说：“法国人都是无耻东西。兄弟，我祝贺你胜利。”

他拿酒杯和克利斯朵夫的碰了一下。克利斯朵夫却在那里胡思乱想：断片的乐句在脑海中飞过，好似一片和谐的虫声。他简直想睡觉了。

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压出沙沙的声音，克利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上照例堆着笑容，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

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穿扮非常讲究，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勃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匣，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剃得精光，苍白而带黄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爱麦虞限医生，很细腻的标准闪米特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给他们医治。

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的行着礼。克利斯朵夫对他们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兴的看到自己的证人对吕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爱麦虞限，古耶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的走拢来。摩埃冷冷的有礼的接待他们，爱麦虞限照例嘻嘻哈哈的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人所有的常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动都没功，——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

吕西安若无其事的等主持决斗的勃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教一个敌人伤在自己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臭的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着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额角，一双眼睛恶狠狠的钉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勃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

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手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象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堆着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望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气力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利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哗笑跟埋怨，径自大踏步望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的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望树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趴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过了一会，莫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期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利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咕哝着走回头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平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肢朝天，象一头小牛似的在那儿打滚。克利斯朵夫很快活的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他说，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窟窿，象筛子一样；他又强迫莫克跳着玩儿，重重的拍着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

奥里维一点都没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利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克利斯朵夫决斗的事。他一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差点儿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奥里维惊骇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的把一支法国的老歌谣改了几个字代替回答。莫克也为了两个朋友的快乐而高兴极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谣是：“我的乖乖，这教你提防……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那吹牛拍马的犹太人，那无聊的朋友，那亲狎的敌人，还有那泄气的酒，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释了；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的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丰富，充实；而这种丰满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

奥里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某个程度以后，必然要流于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泉源枯竭。克利斯朵夫觉得这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作反证，认为它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道：“法国音乐吗？……它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

于是他举出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你们翻来覆去的搬弄一些跟你们不适合的体裁，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摹仿的艺术——富于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倒反不再制作色蕾舞乐……——你们是一个诙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歌剧，或是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伯雷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居斯达夫·夏邦蒂哀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参透个性的天赋。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比方说，我能够替那静坐在下面花园中紫丁香旁边的姑娘写照）……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司汤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①，瓦尔米②，联欢大会③，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的，在兼带合唱的大交响曲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运命，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教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末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个别的音乐……可是第一，倘若你们是音乐家，你们先得制作纯粹音乐，无所为而为的音乐，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温暖，使人呼吸，使人生活。你们得创造太阳！……你们的雨下得够了。你们的音乐使我伤风感冒。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们的灯点起来罢……你们抱怨意大利的脏东西把你们的戏院给包围了，把你们的民众给征服了，把你们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民众被你们昏暗的艺术，神经衰弱的和声，繁琐沉闷的对位，搅得厌倦透了。他自然要扑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们只要求生命！你们为什么要灭绝生命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一个大艺术家，但对你们是不卫生的。他促成你们的麻痹。你们需要人家用力把你们撼醒。”

①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废黜国王，摧毁了数百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②瓦尔米为法国玛纳州中的一个市镇，一七九二年法人在此击败普鲁士人。

③一七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各州代表齐集巴黎，纪念攻下巴士底狱之第一周年，谓之联欢大会。

“难道你要教我们走上施特劳斯的路吗？”

“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可怜的老祖父和高脱弗烈特舅舅，他们讲起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温柔的口吻！唉！一个人有了神明般的力量而用在这等地方！……那是一颗烈焰飞腾的流星！一个伊索尔德，犹太的卖淫妇①。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残杀，强奸，乱伦这一类狂热的欲望，在德国颓废的心灵深处咆哮……而你们却是在温柔乡中自杀……前者是野兽，后者是俘虏。人在哪里呢？……你们的德彪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施特劳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味。后者可厌。一个有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有如溷浊的激流……而在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梅亚贝尔，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臭气……《莎乐美》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它是《伊索尔德》的女儿……可是《莎乐美》又会产生些什么呢？”

①指理查德·施特劳斯歌剧中莎乐美。

“是的，”奥里维说，“我很想走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教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堕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音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从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克利斯朵夫说。“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田地呢。你以为我会退让吗，我？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罢，斗争万岁！扩大我们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统统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的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音乐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心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象潮水一般的奔泻，克利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它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局处花园中的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楼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车，刮磨砖石，敲钉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的点头。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里维看了大为诧异。他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兴致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做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望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象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末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象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其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象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来没存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的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象痼疾一般牢不可拨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的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象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末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末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象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的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路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路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格路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般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穆——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路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末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路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其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的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巧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的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①，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 ，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②的受辱，伽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间，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徬徨无主。有的人拚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起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①裴德罗为法国近代大化学家，政治家。

②鲍尼法斯八世为十三世纪时教皇，以反对法国国王向教会征税而受辱。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①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①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

“那末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似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象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象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的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的热烈的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的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惨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的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的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的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其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的，又公平又中肯的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的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的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的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的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的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呕！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末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的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教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起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的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扬扬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①，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的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功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的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①加农（Ｃａｎｏｎ）为近代的大炮，同时亦是一音乐术语，是一种轮唱曲（通译作“卡农”）。此处用谐音作双关语。

于是他姊姊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①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的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的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艺，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象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起，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①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前者征服秘鲁，后者征服墨西哥。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①，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①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象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望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象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的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忽忽的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的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的工作，安静的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象面包，象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气，旧屋的和气，笑盈盈的心灵的和气……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象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末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象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象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的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①！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象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①此系古罗马尼罗皇帝自杀前语。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