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那末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的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的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没知道。
“那末，”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曲。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联弹的钢琴曲①？”
①四手，六手，八手联弹的琴曲，系供二人在一架钢琴上合奏，或三人四人在二架钢琴上合奏之曲。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末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罢。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望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末拿来瞧罢。”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的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的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的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嗯”他终于老气横秋的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末，”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作。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象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象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
“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做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窜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罢，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的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的回答：“随你罢。”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訇訇的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的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钢琴？……你弄这个玩艺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罢。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罢，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艺，但并非必须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的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她的女儿找到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见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象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的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的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的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象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象雌老虎般的跑来，拚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辞，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的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①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①作家的继承人于作家死后仍可享有著作权若干年（年限由各国法律规定），满期后即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均可自由翻印，等于公共产业。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其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罢？）——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①的床下，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决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①蒙德斯朋夫人之有宠于路易十四，得力于洛尚侯爵；洛尚乃嘱蒙德斯朋代向路易要求炮兵总监之职。此处谓洛尚在朝中弄权窃柄，出入宫闱。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施特劳斯？）①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①霍德曼与舒特曼均为近代德国小说家兼剧作家。李勃曼为近代德国画家，地位相当于法国之玛奈。达维特·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以倡导耶稣仅能称为哲学家之说有名于世。约翰·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奥国作曲家，以轻快的圆舞曲著称。理查德·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大的作曲家。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①。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①近代音乐之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之外，亦多用品度九度；故此处讥人侈言七度九度为表示自己懂得近代音乐。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thuramcatalamus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m……”②②典出莫里哀喜剧《非做不可的医生》。史迦那兰冒充医生，至病家诊病，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诌，首四字纯出杜撰；后数字则从初级拉丁课本上随意拾缀而来，根本不成句，无意义可言。见原剧第二幕第四场。此典在法国已为家喻户晓之成语。“你懂拉丁文吗？”一语，常为讹诈外行之意。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见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象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的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的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罢。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的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象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样，慢慢的望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 ：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象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象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的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象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忽忽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象鲁宾斯坦①，右手象帕德列夫斯基，——（或者是右手象鲁宾斯坦，左手象帕德列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①安东·鲁宾斯坦为十九世纪俄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片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象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①他非常叹赏《英雄的一生》②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③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①以上各曲均贝多芬作品。《升C小调四重奏为一首痛苦的诗歌。《第九交响曲》的第三章柔板，富于恬淡隐忍，虔敬和气的情调。关于《第五交响曲》（俗称《命运交响曲》）开始第一句，贝多芬曾言：“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
②《英雄的一生》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
③十九世纪的奥芬巴赫（原籍德国，后入法国籍）以所作喜歌剧红极一时，实则仅为第二三流作家。《欢乐颂》系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最后一章合唱，歌辞为德国诗人席勒原作。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见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高恩赌咒发愿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的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罢；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曲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坐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的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象马房似的大厅①；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象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岂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教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象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愣住了，直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癔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坐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的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壹志的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①至第一次大战为止，巴黎交响乐音乐会的场子均极简陋。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象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日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见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起灌下，决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的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其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偏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象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纷起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语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Da，Da，Ea；Ea，Ra，Ra；……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①①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写一个鄙俗的市侩姚尔邓想学做贵族，请了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哲学教师来教育自己。此处所引系第二幕第四场姚尔邓与哲学教师的对白的节略。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扬扬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象中学生分析西赛罗②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辞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做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象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瓦格纳，至于柏辽兹和格路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巴斯蒂安·巴赫与德彪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巴赫，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③了。
②西赛罗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大演说家，大文豪。起选集为今法国中学生读拉丁文时必修之书。
③拉摩（1683-1764）与哥波冷（1668-1732）均为法国作曲家，但其真正的价值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始被人赏识。近代法国音乐家如德彪西，如拉威尔，均尊奉前二人为法国音乐的创始者。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象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决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②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②连续派与交错派即横读派与直读派，亦即对位派与和声派。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①。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②。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出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①十四十五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法-比学派在音乐史上极为重要，十六世纪的法国音乐尤其盛极一时。但这种情形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方被学者逐渐发见，向世人披露。
②此系指赛查·法朗克，生于比利时而久居巴黎，终入法国籍，为十九世纪最大作曲家之一，对近代法国音乐之再生运动极有影响。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亚贝尔，古诺，和马斯涅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①。他便问他的那般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气。他们却大为生气的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玛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的抹煞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岂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平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①梅亚贝尔（1791-1864）为德国歌剧作家，生前在欧洲红极一时，今日音乐史上的定论则仅是一个庸俗肤浅的作家。下文提到的《胡格诺教徒》即他的作品。古诺（1818-1893）对法国近代歌剧的创立极有贡献，但并非第一流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即下文提到的《浮士德》。马斯涅（1842-1912）为法国歌剧作家，其作品倾于甜俗，做作，缺乏真情实感。玛斯加尼（1863-1945）与雷翁加伐罗（1858-1919）均意大利歌剧作家，即前文所称自然主义之代表人物，以描写人生的强烈而迅速的印象为主，作品光华灿烂而流于浅薄。玛斯加尼最流行之作品为《乡村骑士》，雷翁加伐罗的为《巴耶斯》。
克利斯朵夫发见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①，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①此处系隐射法国的民族音乐协会（Société National edeMusique），于一八七一年由国立音乐院教授普西纳与圣·桑发起，目的为专门演奏当代法国作家的音乐，以培养法国新兴音乐为主。参加的有法朗克，马斯涅，福莱，杜巴克，拉罗，杜藩阿等。迩后无形中分成若干小组，各奉一知名作家为领袖，最重要的即法朗克一派与圣·桑一派的对立。故本文中称有好几个祭堂的寺院。但事实上，在一八七○至一九○○的三十年中所有法国近代音乐的名作都是由这个团体首先演奏，公诸于世的。故该会可称为现代法国乐坛的温床。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象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象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象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象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气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作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佛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成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评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 。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艺：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其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①，《福音书》，红磨坊②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乐谱上写曲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象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①巴莱斯（1862-1923）为法国小说家，提倡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认识人与土地，自然，及国家社会的关系。姚莱斯（1859-1914）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的创办人。芒台斯（1841-1909）为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②红磨坊为巴黎有名的舞场，创立于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后改为杂耍歌舞场。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破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象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①。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①指当时的法国音乐不是受法朗克的影响，便是受瓦格纳的影响。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象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艺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末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辞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检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拚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象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象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起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裴娜①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呶呶不已，好似骡子迷迷忽忽的走在险陡的坡边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路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①萨拉·裴娜（1844-1923），法国近代最优秀的女演员。
“由他们去罢。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象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艺。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作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朗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的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见，好似各式各种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的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忽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的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柏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路克或是一个拿破仑①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②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的笑了。
①格路克（1714-1784）为德国音乐家，居留法国甚久，在近代歌剧史上为极重要的复兴运动者，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歌剧影响极大。拿破仑出生地为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岛民原非法国种族。故作者称他们同为“异族的主宰”。
②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的雾月政变，拿破仑解散督政府，自任第一执政，而以后称帝之基业亦于此奠定。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汪达尔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①。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嘱，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格雷哥里的子孙②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③而获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