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夜间警卫换了几次班。面孔我不记得了，他们都穿着相同的制服。但是有一个人……我现在就是在大街上也能认出他，我会通过他的眼睛认出他。年纪不大也不年轻，一般男人，没有什么特别。他做了什么？他打开囚车的门，敞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我们冻得发抖，他就特别开心。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夹克和人造皮革的廉价靴子。他一边看着我们一边笑。他并不只是奉命而行，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样做的。另一个警察就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喏，拿着吧。你干吗要跑到这个广场上来？”人们说，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读索尔仁尼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古拉格群岛》，但当时我对他不了解。那是一本很厚很枯燥的书。我只读了五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十分遥远的故事，就像是特洛伊战争。斯大林是一个说烂了的主题。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这些事情的兴趣不大。
进监狱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感觉如何？就好像在脱你的衣服……而真正的脱衣服也是：“脱去内衣，分开双腿，与肩同宽。坐下。”他们要在我肛门里找什么？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面对墙！看地上！”一直命令我们要看地板。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看他们的眼睛：“面对墙！我说过了！面向墙壁！”到哪儿都要排队……连上厕所都要排队，“排好队，一个紧跟一个！”为了忍受这一切，我设置了一条线：这边是我们，那边是他们。审讯，调查，录口供……审讯中他们说：“你应该写：‘我承认自己有罪。’”“我罪在哪里？”“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参加了大规模骚乱……”“那是一场和平抗议活动。”于是他们开始施压：你会被学院开除，你妈妈也会被解雇。她作为老师，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女儿？妈妈！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妈妈……他们明白这点，所以每次审讯都是以这样的话开始：“你妈妈哭了”，“你妈妈住院了”，然后才问，你叫什么名字，当时谁在你身边，谁散发传单，然后签字，写上日期。他们还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而且立刻释放回家。必须做出选择……“我不会给你们签任何字。”我对他们说。但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哭。因为妈妈住院了……（沉默）成为叛徒很容易，因为爱妈妈……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一个月。他们笑道：“好，你想当卓娅吗？”这些年轻的家伙还很快乐。（沉默）但我很害怕……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商店购物，在同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一起乘坐地铁。干什么都在一起。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他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怎么分辨得出来？（沉默）以前我住在一个善良的世界中，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
在牢房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我本来有个小镜子，但是自从我的背包被检查后，它就消失了。钱包也不见了。我总是想喝水。口渴难忍！但只有吃饭时才给水喝，其余时间他们就会大骂：“喝厕所里的东西吧。”而他们自己在喝汽水。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总是喝不够水，也总是把冰箱里装满矿泉水。我们身上都有味道了，没地方洗澡……有人找到一小瓶香水，大家就轮流闻一下。我们在外面的朋友们此刻正在写学习大纲、坐在图书馆里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我还想起了各种日常生活琐事，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笑）我知道，快乐往往是由很小一件东西带来的，比如一粒糖、一块肥皂。一间三十二平方米的牢房，本来应该关五个人，但实际上关了我们十七个人。必须学会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最痛苦的是晚上，几乎无法呼吸。很久都睡不着，大家只能说话。开始几天谈政治，后来谈的就只有爱情了……
<h4>“……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牢房里的谈话）</h4>
——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剧本走，一切都在原地绕圈子。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母狮从羊群中选择了一个牺牲品，把它吃掉。其余的羚羊看了母狮一眼，继续低头吃草。母狮就按照顺序一只一只挑选羚羊。每当母狮子推倒一只牺牲品时，剩下的羚羊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不是我！我还可以活下去。”
——我喜欢博物馆里的革命，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就像童话一样。没有人招呼我，是我自己去广场想看看革命是如何进行的。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头和肾脏都被警棍打伤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次“儿童革命”，人们这样称呼它。当然是现在这样说的。我们的父母就留在家里，他们坐在厨房里，谈论我们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害怕，但我们没有苏联的回忆。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恐惧。在明斯克住着二百万人，我们走出来的才有几个？三万人……旁观的人更多：他们站在阳台上，从汽车里面鸣笛，为我们欢呼：加油！孩子们，加油！而拿着一罐啤酒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永远是最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上街的只有我们，书生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一场革命……
——你们以为一切都是靠恐惧维持的？都是靠警察和警棍？你们错了。受害者与刽子手可能达成协议。这是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留下来的。达成默契和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全都明白，但都保持沉默。他们就是希望换来一份体面的收入，哪怕只够买一台二手“奥迪”，还能去土耳其度度假。你试着跟他们去谈民主，谈人权吧……那些在苏联时代生活过的人马上就开始回忆：“我们的孩子还认为香蕉是生长在莫斯科。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个香肠品种！还需要什么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希望回到苏联，不过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香肠。
——我不是去参加集会的，本来只是到广场上和朋友做伴，在海报和气球中闲逛一下。而且说实话，我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小伙子……事实上我是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排斥政治。我就喜欢油煎大饼，对善恶之争感到厌烦……
——他们把我们赶进一个简易板房。整夜都要对着墙站着。早晨又下令：“跪下！”我们就都跪下。又命令说：“站起来！举起手来！”一会儿双手放在脑后，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会儿要单腿站立……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什么？问他们，他们不回应。上面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就有权力感了……有个小女孩恶心了，晕倒了。第一次被审问时，我还对着审讯者的脸笑，直到他说：“小丫头，我现在就会打得你全身冒气泡，然后把你扔到关满刑事犯的大牢房去。”我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我想审讯者也不会读过。但是我们都知道……
——审讯我的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原来我们还喜欢同一些书，比如鲍里斯·阿库宁[1]、安伯托·艾柯[2]……“你是怎么撞到我手上来的？”他说，“我是专门对付腐败分子的。那可是个美差！他们的事情一切都很清楚。可是你的案子……”他很不情愿做这个活，觉得受了羞辱，但他还是做了。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官员、审讯员、法官。一些人打人，另一些人在报纸上说谎，第三种人抓人、判决。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未荒废。
——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一些普通的旧笔记本。我爷爷把他一辈子的故事都写出来留给子孙。他熬过了斯大林时代。当时他被投入监狱，受尽拷打：他们把防毒面具套在他头上，不让他呼吸到氧气；脱光他的衣服，用铁棒或门把手插他的肛门……在我十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了我这个笔记本：“你是个成年人了，应该知道这一切。”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看着他的眼睛，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总是口沫横飞。我看到他们像梦游一样，迷迷瞪瞪，恍恍惚惚，忽左忽右地乱打一气。一个男人倒下了，他们就用盾牌压住他，在他身上跳舞。他们都跟巨人一样，两米多高，每个人都八十到一百公斤重，养得又肥又壮，达到角斗士的体重。防暴警察和特种部队中都是这种大块头，就像伊凡雷帝的卫兵……我不想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我尽全力不去这么想。他们也要吃饭。这些小伙子，他们仅仅是读过中学就到军队服役了，但他们的收入超过大学教师。以后还将一直这样下去，这是必须的……之后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他们今天就找到了一千个借口：“谁来养活我的家人？”“我发过誓的。”“我不能脱离队伍，就算我想这样。”他们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对许多人这样做……
——我只有二十岁。今后怎么活下去？我想我还会到城里去，但是我会害怕抬起眼睛……
<h4>“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h4>
我们是在晚上被释放的。记者们和朋友们都等在监狱外面，我们被带上一辆囚车，然后被扔在城市的各个郊区。我被扔在了沙巴内的什么地方，靠近一片大石头，附近有新建筑物。这里真的好可怕。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朝着灯光的方向走去。身上没有钱，手机早就没电了。钱包里只有一张收据，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证明我们支付了在监狱中所有开销。我甚至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助学金……我和妈妈就靠这点钱勉强为生。父亲去世时，我才上六年级，十二岁。继父把他自己的薪水全都用来喝酒作乐了，他是个酒鬼。我恨他，他毁了我和妈妈的一生。我经常努力赚些外快：分发信箱广告，夏天在小摊上卖水果或者冰激凌。我在黑暗中走着，往事涌上心头……几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但是哪儿都看不见人……所以，当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地址告诉了司机，但也对他说：“我身上没有钱。”出租司机出乎意料地马上猜到：“啊，啊，是‘十二月党姑娘’吧（我们在12月份被拘捕）。上车吧。我已经拉过一个参加的姑娘回家了。他们怎么在夜里才释放你们啊？”他就这样载着我一个人，把我送回了家。他还问：“为什么要在晚上释放你们？”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教我斗智斗勇：“你只要装傻就行了！装傻！我1991年在莫斯科读书，也参加过游行示威。我们那时的人可比你们多。我们胜利了。我们梦想每个人都可以开一家公司，都可以致富。可是怎么样呢？在苏联共产党时代，我是个工程师，现在转方向盘。我们赶走了一批浑蛋，又来了一批浑蛋。黑色的、灰色的、橙色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政府可以毁掉任何人。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只相信自己和家人。就算一批又一批白痴发动一次又一次革命，我也只管拼命干活。这个月要挣钱给女儿们买上衣了，而下个月呢，要给老婆买双靴子。你是个漂亮女孩，去找个好小伙子吧，最好赶快嫁人。”我乘着他的车进了城。到处是音乐声和欢笑声，情侣们在接吻，这个城市……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
我好想跟自己的男朋友说说话。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都计划好了。（沉默）他本来答应我说他会参加集会，但是没有来。我等着他给我一个解释。好了，他出现了，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丝尘土。他是跑过来的，姑娘们把房间留给了我们两个。他都解释了什么啊？！荒唐可笑！原来，我成了一个“简单的傻瓜”“杰出的人物”“天真的革命家”。“事先警告过你的，你怎么都忘记了？”他教育我说，“纠结于那些你无法影响到东西，是不理性的。”有一种观念是要为别人而活着，对此他不能苟同，他可不希望死在路障上。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目标是事业。他想要赚很多钱，想要带游泳池的房子，想要生活充满笑容。今天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让人眼花缭乱……你可以周游世界，乘坐豪华邮轮，但它们很昂贵；你也可以去买一座宫殿，但它也很昂贵；你也可以在餐厅喝甲鱼汤，只要付得起钱。钱！钱！钱！就像有一位物理老师教导我们的：“亲爱的同学们！请记住，钱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微分方程。”这就是严酷的生活真理。（沉默）可是理想呢？宣泄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不是吗？也许您能告诉我些什么？您毕竟是在写书……（沉默）在全体大会上，我被学院开除了。所有人都举手赞成，除了我最尊敬的一位老教授。这一天他也离开了学校，是被急救车拉去了医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们都安慰我：“请别见怪，是系主任威胁我们，说要是不举手，就把我们赶出宿舍……唉！”这些女英雄们啊！
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在城里的时候，我很想念我的乡村。当然，我不知道我想念的是怎样的乡村，大概我是怀念童年时的乡村。当时爸爸总是带着我从有蜂巢的大木架子上取蜂蜜。他先用烟把蜜蜂熏走，以免蜜蜂蜇到我们。小时候我很可笑，我以为蜜蜂也是鸟……（沉默）我喜不喜欢现在这个村子呢？年复一年，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跪在地上用铁铲挖自家菜园里的土豆，喝自己酿造的酒。他们每天喝酒，到了晚上连一个清醒的人都见不到。他们投票支持卢卡申科，为苏联解体惋惜，为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惋惜。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邻居坐在我旁边，喝醉了酒大谈政治：“我真想亲手痛打每一个脑残的民主分子。他们给了你们什么？好吧，说实话！对这些人开枪是必要的。我的手绝不会哆嗦。美国必须为这一切负责……希拉里·克林顿……我们的人民是坚强的。我们经受了改革的苦难，我们也一定会挺过革命的动乱。我从一个聪明人那里听说，这场革命是犹太人策划的。”公交车上所有人都支持他：“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打开电视，全世界到处都在轰炸、开枪。”
终于到家了。打开门，看到妈妈坐在厨房，正在清洗大丽菊花的根茎，它们在地窖里受冻了，根部有些腐烂。天气变化无常，菊花害怕霜冻。我开始帮妈妈干活，就像回到了童年。“你们在首都怎么了？”妈妈问，“我从电视里看到人山人海，大家都在高呼反对政府。我的上帝啊！真可怕！我们村里人都担心要打仗了：村里有些人的儿子在特种部队服役，另一些人的孩子是到广场上喊口号的大学生。报纸上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土匪’。我们这儿的人都相信报纸。那是你们的革命，我们还是苏维埃政权。”房子里飘着缬草的香味。
我听说了村里的新闻……深夜来了一辆汽车，两个穿便衣的人，就像1937年来人抓走我祖父一样，抓走了经营农场的优尔卡·施维德，还搜查了他家，带走了电脑。护士安尼娅被解雇了，因为她去明斯克参加了集会，登记加入了反对党。她家还有一个小宝宝。一个男人喝醉酒后还去打她：打你这个反对派分子！至于在明斯克当防暴警察的那些小伙子，他们的母亲就夸耀儿子们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带回了礼物。（沉默）他们将人民分成了两半……我去俱乐部跳舞，整晚都没人邀请我。因为……我是个“恐怖分子”，他们怕我……
<h4>“它可以转变成红色”</h4>
一年之后，在莫斯科开往明斯克的列车上，我们偶然相遇。车上的人已经睡了，我们继续谈。
我在莫斯科上学，经常和朋友一起参加莫斯科的集会。很亢奋！我很喜欢在那里看到的人们。当我们走上明斯克广场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人的面孔。但我不认识自己的城市了，也不认识那里的人们。他们已经变成另一类人了。但我还是很想家，非常想家。
我坐在去白俄罗斯的火车上，难以入睡。半睡半醒，蒙蒙眬眬……一会儿梦见我在监狱里，一会儿在宿舍里，一会儿……全都回忆起来了，耳边有男人和女人的喧闹声……
——他们把我们扭起来，双腿绑到头上……
——他们把一张纸垫在我后腰上，这样就不会留下痕迹，然后用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瓶打人……
——他用一个塑料袋或防毒面具套住我的头。好了，接下来……您知道的，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失去了知觉。他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们一个劲地打，打，打，打……他们用皮靴、皮鞋和跑鞋踢我们……
——你以为他们只学习了跳伞，学习了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滑落到地面？他们也学习了斯大林时代教科书上的那些本事……
——学校告诉我们：读蒲宁和托尔斯泰吧，那些书能够拯救人。为什么这些都没有传承下来，反倒传承了用门把手插入肛门、把塑料袋罩在头上呢？
——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两倍、三倍……我怕他们真会开枪。
——在军队里，我发现我很喜欢枪。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教授，我是在书籍中长大的。但我想有枪。那是个好东西！几百年来人们都把它用得很好。有枪就有快乐。我就想摸到它，擦干净，做好润滑。我喜欢那种味道。
——你认为革命会是怎样的？
——橙色的，就是狗尿撒在白雪上的颜色。但是，它可以转变成红色……
——我们在前进……
[1] 鲍里斯·阿库宁，真名格里高利·齐哈尔季什维利（1956— ），生于格鲁吉亚，俄罗斯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2] 安伯托·艾柯（1932— ），意大利学者、作家，代表作有《玫瑰之名》《布拉格墓园》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