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生活就应该是不幸的、贫寒的，那样灵魂才能高尚，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越是肮脏和血腥，灵魂越能得到自由……”

“我们的现代化只能通过欺骗和枪炮的途径实现……”

“共产党人……他们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凭票供应和重建马加丹的劳改营。”

“正常的人如今看起来都是疯子，像我和你妈妈这些人，新生活把我们都丢弃了……”

“西方的是老资本主义，我们的是最新鲜的资本主义，年轻的犬牙……纯粹的拜占庭式政权……”

一天夜里，维嘉叔叔心脏病发作。我们叫来了救护车。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行了，心肌梗死。他的亲戚们赶来了：“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这儿没你们的事。”一个男人大叫：“把这些叫花子赶出去！快！”我们离开时他还检查了我们的包……

我们又流落街头了……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的一位表哥列沙舅舅，他妻子接的电话：“过来吧。”他们住在离小河火车站不远的一个“赫鲁晓夫式”两居室单元，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儿媳还怀着孕。他们决定了：“先住在这里吧，到阿莲娜生孩子再说。”他们给妈妈在走廊里放了一张小床，我睡在厨房的旧沙发上。列沙舅舅的工友来看他，我就听着他们的谈话入睡。活动总是千篇一律：桌子上一瓶伏特加，打牌。说实话，他们谈话的内容和维嘉叔叔的完全不一样：

“全乱套了。自由……自由在哪里，乱玩女人？我们在吃没有黄油的粗米粒呢……”

“都是犹太人……他们杀死了沙皇，杀死了斯大林和安德罗波夫，推行自由主义！现在迫切需要拧紧螺丝。我们俄罗斯人必须保持信心！”

“叶利钦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毕竟我们是打赢过战争的啊。”

“去教堂吧，那里的人都在祷告，可是一个个呆若木鸡。”

“很快就会暖和和快乐起来……我们首先要把给我们带来九十年代的自由派在路灯上吊死。必须挽救俄罗斯。”

两个月后，舅舅的儿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儿。我们不能再借宿了。

我们又一次流落街头，在火车站和别人家的大门口过夜……

……

火车站，大门口……

大门口，火车站……

在火车站，执勤的警察有上年纪的也有年轻人，大冬天里他们要么把我们驱赶到大街上，要么带到小屋子里……他们在屏风后面有个专门的角落，一个小沙发……妈妈和一名试图把我拖到那里去的警察打了起来，她遭到了殴打，被拘留了好几天……（沉默）我当时感冒了……这件事之后，我病得更严重了。想来想去，决定我去投靠亲戚家，妈妈先留在车站。过了几天后，她打电话给我：“我们要见个面。”我找到了妈妈，她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让我去她家。她家在阿拉宾诺，那是她自己的房子，有的是地方。”“我和你一起去吧。”“不，你得治病。以后再来。”我送她上了电车，她坐在窗前，紧紧盯着我，好像再也见不到了一样。我情不自禁地也跳上车：“你怎么了？”“别管我。”我挥着手，妈妈就离开了。到了晚上，有个电话打来找我：“您是尤利娅·波利索夫娜·马利克娃吗？”“我是马利克娃。”“警方打来电话找你。请问，柳德米拉是你什么人？”“是我妈妈。”“你妈妈被火车撞死了。在阿拉宾诺……”

妈妈一直很小心，如果有火车经过，她会很害怕，她最怕被火车撞到，总是来回转头看上一百次：过去还是不过去？所以……不，这绝不是不幸的意外事故。她买了一瓶伏特加……为了这一切不是那么痛苦和可怕。她只是累了，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出于自愿”，这不是我说的，是她的原话。我后来一直回忆她说的每一个字……（哭）火车拖着她跑了很长一段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小时，但依然没能挽救她。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看到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穿好了衣服。这是多么可怕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热尼亚……如果我还小，她一定不会离开我，也就绝对不会出这种事……最后那几天，她常常对我说：“你已经大了，你已经长大了。”我为什么要长大？（哭）只留下了我一个人这样生活……（长时间的沉默）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必须要幸福，要让孩子记住一个幸福的妈妈……

热尼亚……是热尼亚救了我。我好像一直在等待他……在收容所里我们都幻想：我们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到那时，哪怕不是节假日，只要想吃蛋糕，我们就可以买。我真的很渴望这样的生活……十七岁，我刚满十七岁……院长就把我叫去：“我们已经把你从供养名单中去除了。”再没有多余的话。十七岁之后就要自己去谋生。那就走吧！但我无处可去，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妈妈……我给娜佳阿姨打电话：“也许我可以去您那里。收容所把我赶出来了。”娜佳阿姨……如果不是她这位守护天使，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是我的亲戚，但是现在她比亲人还亲，她在公共居民楼里有一间小屋子，后来遗赠给了我。对，那是现在了……她曾经和我舅舅在一起，但他早就死了，他们也不是夫妻，是以事实婚姻的关系住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爱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值得去找，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永远应该去找他……

娜佳从来没有过孩子，她习惯了独自生活，很难忍受与别人一起生活。小房子好黑暗！只有十六平方米左右。我睡在一张折叠床上。当然，邻居玛琳娜阿姨开始提意见了：“快让她离开。”她还打电话给警察。但是娜佳阿姨站在那儿像一堵墙：“你让她去哪儿呢？”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最后娜佳阿姨还是来问我了：“你说你来住两个月，结果你在我这儿住了一年了。”我无话可说，只是哭，她也不再说话，只是流泪……（沉默）又一年过去了，好像所有人都习惯我住在这儿了。我很乖，玛琳娜阿姨也习惯了。她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她的生活太糟糕了。她有过两个丈夫，两个都酗酒，就像她说的，都是喝死的。

她有个侄子经常来看她，我们打过招呼。很帅的小伙子。于是……那天我坐在房间里看书，玛琳娜阿姨走进来，拉着我的手进了厨房：“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尤利娅，这位是热尼亚。现在你们开步走，出去散步吧！”我就开始和热尼亚约会，都已经接过吻，但没有确定关系。他是一名司机，经常出差。有一次他回来，我又不在了。在哪里？怎么回事？原来……我早就有问题了——要么经常窒息，要么虚弱得晕倒……娜佳阿姨逼着我去看了医生，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您当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是由于忧郁引起的，我太忧郁了。我想妈妈，非常想。（沉默）诊断结果出来后，我开始住院。热尼亚到医院找到了我，来看我，每天都来，还会带来苹果、橘子……就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到了5月，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一束玫瑰花出现了，我倒吸一口冷气——这束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啊。他还穿着节日的服装……“嫁给我吧。”我犹豫了。“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我能说什么？我不能欺骗他，我不想欺骗他。我早就爱上他了……“我想嫁给你，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我是三等残疾。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仓鼠一样，只能被抱着了。”他什么都不明白，但表情很沮丧。第二天他又来了，告诉我：“没事。我们一起面对。”等我出院，我们就去登记结婚了。他带我去见他妈妈。他妈妈是个朴实的农妇，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他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在那里感觉很好，很平静。我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没事，宝贝儿。”她抱住了我，“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沉默）

现在，我要全力以赴活下去，因为我有热尼亚，甚至还梦想生个宝宝……医生反对，但是我想生。我希望能有一所房子，我毕生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家。我了解到最近出台了新法律，按照法律可以把我们的公寓还给我们。我已经递交申请了……我听说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我的情况还非常复杂，我们的公寓已经转售三次了。而那些掠夺了我们的强盗，早已躺在墓地，在火并中被枪打死了……

……我们来到妈妈的墓地。在她的墓碑上有一张肖像，就像她还活着。我们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墓前站了很久，我很不舍得离开，在那一刻，我感觉她笑了……她幸福了，或许是因为太阳落下了……

[1]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1944— ），俄罗斯政治家，19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多次参选总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