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一个男孩子逃跑了，是故意逃跑的，好让他们朝他开枪……男孩在雪地上跑，在光天化日下跑，无所遁形。他们射中了他的头部，用绳子拖回来，丢在简易木板房的外面，故意展示给所有人看！男孩的尸体在那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春天……

……选举日，上演劳改营大合唱。站在那里的都是政客、有权势的人物、妓女、扒手。他们一起唱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斯大林，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幸福！”

他在流放途中遇到过一个女孩，她给他讲了调查员怎样劝她在笔录上签字：“你会下地狱的……但是，你很漂亮，一些首长会喜欢。所以你有机会被救下来。”

春天特别可怕，自然界中一切都在改变，万物更新……但是最好不要问任何人他们还有多少年的刑期。以春天而言，任何刑期都是无期的！鸟儿在天上飞，没有人会抬起头看一眼。春天的天空是不能看的……

我走到病房门口，又回头看了看，他朝我挥了挥手。几个小时后我回来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他好像在对什么人说话：“等一等，等一等。”后来就不说话了，躺在那里又过了三天。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他在这里躺着，我在这里生活。医院在他旁边给我放置了一张床。到了第三天，已经很难做静脉血栓穿刺了……我应该下决心让医生停止一切，让他别再受罪了，他已经听不到我说话了。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就我们俩，没有仪器，也没有医生。不再有人来看他。我躺在他的身边。感觉冷，我就钻到他的毯子下睡着了。醒来时……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我们是在家里睡觉，阳台门开着，他还没有睡醒……我害怕睁开眼睛，但是还是睁开了，回想起一切……我焦虑地站起身，把手放在他的脸上：“啊，啊，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生命垂危，我坐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听到了他的最后一次心跳。之后我仍旧久久地坐在他身边……我叫来看护，她帮助我给他穿上衬衫，淡蓝色的，他最喜欢的颜色。我问她：“我可以继续坐在这儿吗？”“是的，请吧。不过你不害怕吗？”我有什么好怕呢？我了解他，就像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那天早上他很漂亮，恐惧从他的脸上消失了，紧张感离去了，活着时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我又看见了那个瘦削的、线条优美的轮廓。东方王子的面孔。这才是他！这才是真实的他！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个样子。

他的遗嘱只有一项：“请在我安息之处的石碑上写下：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得到过很多爱。世间最可怕的痛苦就是人们都不爱你。”（沉默）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短暂……短短的一瞬！我看到我那位容颜衰老的妈妈晚上在望着花园，以一种异样的眼神……

我们坐在那儿，久久地沉默。

我不行了……没有他我已经不会生活，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追求我，不断有人给我送花。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我哭了一整夜，疼得说胡话……我过去总是要离开家，离开家……跑去别的地方。我勉强活了下来……昨天我又回到那里……他们把我送回来……我身上全都被绷带包住了，我解开过这些绷带，发现什么都没有愈合。往事没有离开……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我不敢把这些传达给任何人，没有人经得住，普通的双手是承受不了的……

玛丽亚·沃杰肖诺克：一段童年故事

我是“流放移民”的后代。我出生在一个波兰军官——流放移民的家庭[2]。在1939年（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议[3]）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后，成千上万的流放移民与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政治因素”（摘自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是一段大历史，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己的小故事……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甚至连哪一年都不知道，我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大概。我没有过任何身份文件。我存在，又不存在。我什么都不记得，又记得一切。我想，妈妈一定是怀着我的时候被流放的。为什么？因为火车鸣笛和枕木的气味总会令我不安，还有站台上哭泣的人群……我可以乘坐设备良好的火车，但是如果旁边出现货运列车，我就会流泪。我不能看运送牲畜的车厢，不能听到动物的叫声……因为当年我们就是用这种车厢被押解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有了我。我在梦中没有看到过人脸，我所有的见闻都来自于声音，还有气味……

阿尔泰边疆区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兹梅耶夫卡河畔，来自各地的流放者都在这里下车。在湖边，在地下，开始了生活，住的都是地窖。我是在地窖里出生，在地窖里长大的。从我的童年起，土地就给了我家的味道。屋顶上的漏水不断地滴下来，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坑，青蛙跳到坑里又蹦到我身上。我那时候很小，还不知道害怕。我和两只小山羊睡在一起，小山羊的身体就是我温暖的床垫……我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妈”而是“咩”……我的姐姐芙拉佳还记得，我对于小山羊不会像我们一样说话而感到惊讶。我很困惑，它们对我来说是平等的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到现在也不觉得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差异，总是会和它们说话，它们都能理解我……我和小甲虫、小蜘蛛也是朋友，它们也都和我相伴。那么多黑黑红红的甲虫，它们是我的玩具。春天，我们一起在阳光下玩耍，在地上爬行，寻找食物，暖洋洋的。到了冬天，花草树木都冻僵了，动物们由于饥饿而冬眠了。我有我自己的学校，但教我学习的不只是人。我还倾听树木花草的声音。我一生中最感兴趣的是动物，真的很喜欢。我怎么能够和那个世界、和那种气味分开呢……我不能。最喜欢的是太阳！是夏天！我在地窖的上面，周围都是耀眼的美丽，谁都不用给别人准备任何食物。一切都在声音中，一切都在颜色中。我尝过各种草叶的味道，还有每片花朵、所有根茎……有一次天仙子吃多了，差点儿死掉。在我记忆中保留了所有的景色。我还记得“蓝胡子”山，山体周围有一圈蓝光，亮亮的，但是光亮只从左侧照过来，从斜坡上，又是从上往下照，多么奇特的景象呀！我恐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天赋来表达那种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奇。文字在这种状态下，只能是对我们感官的补充。红色罂粟花、红白百合、窄叶芍药……遍地盛开，布满眼前，踩在脚下。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景色，我坐在一幢房子旁边。阳光的影子在墙上爬行，变成不同的颜色，时刻在改变着，我久久地坐在原地看着。如果当时没有这些色彩，我可能早就没命了，无法活下来。我不记得那时我们吃过饭，当时我们哪里有什么人类的食物啊……

每天晚上我都看到黑色的人们来来去去。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孔。这是流放者们从煤矿回来了，他们全都像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我是否爱父亲。难道有什么人爱我吗？

我很少回忆，我记忆力不够。我在黑暗的往事中寻找，试图从那里找回更多东西，但很稀少。我没有记住的东西，很难突然间再想起来。这让我痛苦，但也令我很高兴。所以我非常幸福。

关于冬天我没有任何记忆……因为冬天，我整天坐在地窖里。白天和夜晚一样，全都是昏沉沉的，没有一点儿色彩。除了碗和勺子，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穿的东西，只有一些破布。没有一点儿色彩。哪里有什么鞋子？套鞋……我见过套鞋，我也有过一双套鞋，又大又旧，好像是妈妈的，也许就是我妈妈的……我在儿童院得到了第一件外套、第一双手套，还有一顶小帽子。我还记得，在黑暗中，芙拉季脸色苍白，一连几天她都躺在床上咳嗽。她在矿里病倒了，得了肺结核。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词了，妈妈没有哭……我不记得妈妈哭过。她很少说话，后来，她更不怎么说话了。不咳嗽时，芙拉季就叫我：“跟着我朗读，这是普希金的诗。”我就跟着她重复：“寒冬和暖日，多么美好的一天！多么奇妙的一天！你还在打着瞌睡，我多么可爱的朋友！”我对冬天的想象力就是从普希金那里来的。

我是语言的仆人，我绝对相信语言……我总是等待人们说话，陌生人也行，我甚至更加期待听陌生人说话。对于陌生人可以有更多的希望。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说话，我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好好说话。可是每当我开始对某人说话的时候，却又找不到我想说的要点了。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在那一瞬间，大脑里出现一个黑洞。总要等很长时间，记忆才能回来。所以我只能沉默。我在自己的大脑里反复加工制作自己的记忆。平时的活动，复杂的思绪，狭小的地穴……

碎布片……我那些各式各样的碎布片和补丁都是从哪里来的？五颜六色，大多是绯红色的。是什么人送给我的？我用这些碎片缝制了很多小人，还剪下自己的头发，做成他们的头发。这些都是我的小朋友……我从来没见过玩具娃娃，不知道娃娃是什么。我们那时已经住在城市里了，但不是在楼里，而是在地下室住着，那里只有一个小窗。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有了地址：斯大林大街十七号。和别人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有了地址。那时候，我常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玩。她不住地下室，而是住在楼里。她穿着好衣服、好鞋子，我还是穿着妈妈那双套鞋……我给她看我的碎布片，它们在外面看起来比在地下室更漂亮。女孩问我要这些补丁布片，想拿别的东西来换它们。我怎么都不换！她的爸爸过来了。“不要和这个小乞丐做朋友。”他说。我意识到，我是被人家推来搡去的人。我应该悄悄离开，尽快远离这个地方。当然，这是大人的语言，不是孩子的话。那是一种感觉……我记得那种感觉……当你突然有了很多自由，已经不受欺负，也没有自怨自艾，没有顾影自怜的时候，反倒会难受。只要存在同情感，一个人就还不能看得很深刻，他就还没有离开人群。如果他离开了，就完全不需要人群了，他自身的思想就会很多很多。我就是看得太深了……想伤害到我很难。我很少哭。一切日常的烦恼或者女人的抱怨在我看来都很可笑，对我来说它只是做做样子，是生活的表演。但是如果我听到孩子哭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从乞丐身边走过，从来不会。我记得这种气味，贫穷的气味。某种情绪时常起伏，我至今还是很受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我童年的味道，襁褓的味道。

我总是和芙拉季一起外出。我们有绒毛披肩，对外部世界来说，这可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我们还收到订单。芙拉季有一双巧手，擅长编织，我们的生活费都靠这些。一个女人和我们结了账之后，又对我们说：“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什么？给我们一束花？我们两人站在那里，像穿着粗布的乞丐一样，又饿又冷，还有人想给我们送花！我们一直想要的只有面包，但是这个人以为我们还有能力去想其他事情。你本来是被禁锢的、被封闭的，后来有人为你打开了一个通风口……又打开了窗户……原来，除了面包，除了食物，我们还能得到别人赠送的一束花！就是说，我们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这已经破坏了规矩：“让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不是摘花，不是采花，而是在自己的花园剪花。从这一刻起，也许我就开窍了，他们使我开窍了，让我开始转变……我记住了那束花，大大的一束鲜花，现在我的别墅里总是栽着这种花。（我们就坐在她的小别墅里，这里种着相同的花草和树木）我不久前又去了西伯利亚，回到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故地重游，找寻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家、我们的地下室……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拆了。见到每个人，我都要问：“您还记得我吗？”一个老年人想起来，是的，地下室曾经住过一个漂亮女孩，她生病了。人们更多地记得美好而不是痛苦。人们送花给我们，是因为芙拉季长得漂亮。

我去了墓地。门口有一个看更室，窗户是钉死的。我敲门敲了很久，走出来一个看门人，是个瞎子……“找什么人的墓？”“请问，这里埋着流放者吗？”“啊……是的，在那里。”他挥挥手，指指地，又指指天。一些人把我带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里长着一束草，只有一束草……夜里我睡不着觉，闷得喘不过气，全身痉挛，感觉有人要掐死我……我冲出旅店，逃往火车站。我徒步走过空荡荡的城市，车站还关着。我就坐在轨道上等着，直到早晨。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孩在斜坡上坐着，接吻。天亮了。火车到了。我们上了车，车厢很空：只有我和四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他们剃着罪犯一样的光头。他们用黄瓜和面包招待我。“一起打牌吗？”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最近我又想起来一些事情……是乘车时记起来的，在电车上回忆的。我想起了芙拉季唱过一首歌：“我在为爱人寻找一个坟墓/但是找到它并不容易。”原来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听到有人演唱这首歌时，他都流泪了……但是我很快就不再喜欢这首歌了。我都想起来了，一些女孩子来找芙拉季去跳舞……当时我已经六岁或七岁了……我看到她们短裤上没有松紧带，而是缝上了一些电线，这样就不会被人扯断。那里是清一色的流放者，囚犯……经常有人被杀害。关于爱情，我也知道。芙拉季生病时，有一个小伙子经常来看她。她躺在破布中咳嗽，他就在旁边默默无语地看着她……

我很痛苦，但它是我的一部分。我从来不逃避……不能说我感激病痛，我应该换一种说法，但现在我还找不到。我知道，在这种状态下我远离了所有人。我孑然一身，把痛苦抓在自己的手中，充分地控制它，然后又摆脱它，而且从中获得些什么。这只能是一场理性的胜利，你并不是两手空空……否则为什么会沉沦地狱？

有人把我带到窗口：“瞧，你爸爸被带走了……”一个陌生女人用雪橇拉着什么，或许是东西，或许是人，裹在一条毯子里，还用绳子绑着。后来我和姐姐埋葬了我们的妈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芙拉季的状况很糟糕，她的双腿已经不行了，皮肤像纸一样脱落。有人送给她一个小瓶……我认为这是一种药，它是某种酸，有毒。“不要害怕……”她打电话给我，并把这瓶子给了我。她是想和我一起服毒。我拿这个瓶子……赶紧把它丢进火炉，玻璃瓶碎了……烤炉冷下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用它。芙拉季哭着说：“你跟爸爸一模一样！”有人找到了我们——也许是她的朋友们？芙拉季已经昏迷了……就是这样，她被送进医院，而我被送进孤儿院。至于爸爸……我总想要记住他，但无论如何努力，我仍然想不起他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面孔。后来我在姑姑家里看见他年轻时的照片，确实……我真是很像他……这就是我与他的联系。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农家女，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孩。他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我妈妈以前总是戴着一条头巾，把它拉得很低很低，遮住眉毛。贵妇很难造出来。在西伯利亚，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多久，就在我出生后没有多久，他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我生来就是一种罪孽，就是一种诅咒！人们都没有爱我的能力，连我的妈妈也没有这个能力。她的绝望和哀怨已经根植于我的细胞中，特别是缺乏爱的感觉。我总是没有爱的满足，即使有人爱我，我也不相信，总是不断地要求证明，必须要看到标志。每一天，每一分钟，我都需要爱。要爱我很难，我知道……（长时间沉默）我爱自己的回忆……我爱回忆大家都活着的那段时间，我的一切都在那个地方：妈妈、爸爸、芙拉季……我必须要坐在一张长桌边，桌上要铺着白布……就是我一个人生活，厨房里也要有一张大桌子，就像他们都和我在一起……我走路的时候，会突然重复做出某个姿势，那不是我的举动，而是芙拉季或者妈妈的举动……我觉得我们的手搭在一起。

我住在孤儿院……孤儿院把流放者留下的孤儿养到十四岁，然后就送到矿区。在十八岁时不少人会得结核病，就像芙拉季一样，这就是命运。芙拉季说，在很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家，但它很远很远。那里还有个姨妈叫玛雷拉，是妈妈的妹妹，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她到处求人帮她写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怎么能做到呢？孤儿院收到了上级命令：把我和姐姐一起送到这个地址去，在白俄罗斯。第一次我们没有直接去明斯克，到了莫斯科就把我们赶下了火车。一切又在重演：芙拉季发高烧被送去医院，我也进了隔离室。从隔离室到单独诊室，都是在地下室，飘着漂白粉味。周围都是陌生人，我一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辈子如此。我就给姨妈写信，一封又一封地写，半年后她在医院找到了我。我再次听到了“家”和“姨妈”这些词……他们把我带上一列火车，车厢黑漆漆的，只有通道里有灯。人影憧憧。和我一起的是一个女教师。我们抵达明斯克后又买票去博斯塔瓦。经过的所有地名我都记得……芙拉季要求我：“你必须记住，记住我们家在索夫奇诺。”从博斯塔瓦，我们步行到格利奇卡，然后才来到姨妈的村庄……我们在一座桥边坐下来休息。这时一个邻居下夜班骑自行车路过，他问我们是谁。我们回答说是来找玛雷拉姨妈的。他说：“是的，你们走对了。”他去告诉姨妈说遇到我们了，姨妈就跑来迎接。我一看到她就说：“姨妈长得就像我妈妈。”这就是全部。

我被剃了个光头，坐在施塔赫舅舅家的长椅上，他是我妈妈的兄弟。大门是敞开的，可以看出外面人来人往。他们都停下来，朝里面静静地盯着我看，这场景完全是一幅画！人们都不说话，就站在那儿哭。绝对安静。全村人都来了，每个人都和我一起哭，给我擦眼泪。他们都认识我的父亲，还有人和他一起工作过。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那时候在农场给我们记工分，总是安特卡（我父亲）算账。”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遗产。我们家从小木屋迁到中央集体农庄，它现在仍然是村委会所在地。村里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就在那一天，当红军把我们的家人装上大车运往火车站时，就是这些人，有阿日贝达阿姨、尤泽法阿姨……还有马捷伊叔叔……他们把我们家所有东西都拿回自己家了，小木屋被拆除，连木头都瓜分了。小花园也给挖了，苹果树挖走了。姨妈跑过来，只从窗台上拿走了一口锅作为纪念……我不想回忆这些，想把这些从记忆中赶走。我只想记得村里人是怎样抚养我的，他们怎样拉着我的手。“到我们家来吧，玛丽亚，我们烧蘑菇吃……”“我给你倒些牛奶吧……”头一天我刚到，第二天整个脸上长满了水疱，眼睛都烧红了，睁不开眼睛。他们拉着我的手去洗眼睛。因为我身体里的东西都发了出来，都燃烧了，所以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是从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转变……现在我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停下来说：“多么漂亮的女孩！嗯，多好的女孩！”如果没有这些话，我的眼睛恐怕会像刚被拉出洞的狗一样凶。我不知道那样的话我会怎样看人……

姨妈和姨父住在一间茅草屋里。木屋在战争中被烧毁了，他们就建起一个茅草屋，以为是临时凑合一段就好了。茅草屋顶有个小窗口，角落里有一个小灯泡——这是姨妈的原话，不叫“灯”而叫“灯泡”——另一个角落就是猪崽的尖叫声。地上没有木地板，铺着稻草。不久，芙拉季也被送到这里来了。她没有活多久就死掉了，但她仍然是高兴的：毕竟是死在家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玛丽亚以后会怎样呢？”

我所认识的关于爱的一切，都是从我姨妈的茅草屋里知道……

“你是我的小鸟，”姨妈这样叫我，“我的小蜂鸟，我的小蜜蜂……”我总是缠在她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有人爱的！有人爱的！你长大了，你得到别人的欣赏，这是一种奢侈。你所有的骨骼在增长，拉直了所有的肌肉。我给姨妈跳舞，跳《俄罗斯人》和《小苹果》。这些舞蹈是流放者们教给我的……我还会唱歌：“去楚伊斯卡有条路/很多司机来来往往……”“我要死了，将会埋葬在异乡/我的好妈妈会为我哭泣/妻子会去找另一个人/小儿子的母亲，永远离去……”我一天天就这样跑啊跳啊，腿都发青了，又酸又疼，脚也肿了，鞋子穿不上了。晚上躺下睡觉时，姨妈就用她裙子的下摆包住我的脚给我揉搓取暖。她就这样抱住我……我就像在肚子里，躺在子宫内……我忘记了邪恶，它躲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我早上被姨妈的声音叫醒：“我烤饼给你吃，你唱歌给我听。”“姨妈，我还想睡觉。”“你先唱歌再睡觉。”她知道，食物……烤饼，对我就是良药。烤饼和爱就是我的良药。我们的维塔利克姨父是个放牧人，他肩膀上总搭着一条长鞭子和桦树皮管子。他总穿着一件军上衣和马裤。他从牧场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口袋，里面有奶酪和熏肉片，全都是牧场主人给他吃的。高贵的贫穷！贫穷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既不是轻蔑，也不是侮辱。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珍贵……有个女友抱怨说：“都没有钱买新车……”另一个女友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买一件貂皮大衣……”这些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穿短裙了……（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我姨妈有着非同寻常的歌喉，像伊迪丝·琵雅芙一样会唱颤音。谁家办婚礼都找她去唱歌。还有葬礼。我总是跟着她，走哪儿跟哪儿……我记得，她站在棺木边，久久伫立……有些时刻，她还常常会离开众人，离棺木更近一些，慢慢地走近……她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对死者说上最后几句话了。人们都希望能和逝者道别，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她就是这样开始对死者说话：“你要离开我们去哪里，阿尼娅？你放弃了白天与夜晚……谁谁将会看护你的院子，谁谁将会亲吻你的孩子，还有谁谁在晚上会照看你的牲畜……”她小心地选择语言，所有话都是家常的、简单的，又是高尚的、哀伤的，朴实中包含着最终的真实。这是终极的话语。颤抖的声音，大家都开始为之哭泣，忘记了牛还没有挤奶，忘记了家里还有喝醉的丈夫。人在不断变化，忙碌终将散去，人们的脸上又出现了光明。所有人都哭了。我都有些难为情……我很心疼姨妈。她回到家就病了：“哦，玛丽亚，我的头怎么嗡嗡响个不停。”其实这是姨妈内心里的声音……我从学校跑回来，看到一个小窗口，姨妈一只手捏着针，一边补着衣服一边唱道：“火在水中燃/没有不能爱……”这些回忆照亮了我……

我们曾经的住房，只剩下一堆石头。但是我听到了它们温暖的声音，吸引我过去。我回来了，就像走向我的墓地。我可以在那里的田野中过夜。我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敢用力踩在土地上。人没有了，生命还在。生活的嘈杂依旧，不同的芸芸众生……我走着，生怕破坏别人的家庭。我就像一只小甲虫，随遇而安。我崇拜家庭，我喜欢种花，我渴望美丽……我还记得刚进孤儿院时，我被带到我将居住的那个小房间，我看着一排排白色的床……用眼睛寻找：还有没有靠近窗户的床位？我会有自己的床头柜吗？我寻找的是我的家。

现在——我们要坐着谈多长时间？这段时间里，风暴停息了……女邻居进来了，电话铃响了，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我也对这些一一做出反应。纸面上留下的只是话语，别的都不会有：没有邻居到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我没说出的东西，但瞬间在记忆中闪过的，也成为真实的存在。第二天我说的可能全都不同。语言留在原处，我却起身继续走去。我学会了这样生活。我能够这样。我会走下去。

这些都是谁给我的？所有这一切……是上帝还是人类给我的？如果是上帝，他一定知道给了谁。苦难抚养我长大，这就是我的造物，是我的诵经。多少次我都想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全部倾吐，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后来呢……还有吗？”我一直在等人，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在等。我一生都在等着谁来找到我，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他会问我：“那么，后来呢？”现在人们都说社会主义有罪，说斯大林有罪……说得斯大林就像神一样，拥有无尽的权力。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他为什么要沉默不语？我的姨妈，我们全村人……我还记得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阿里斯托娃，一位实至名归的老师，就是她到莫斯科的医院去探访芙拉季。真是个奇特的女人……是她把芙拉季送到了我们村里。芙拉季已经完全不能走路，是她抱着芙拉季。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还送我铅笔和糖果，写信给我。当时我被关在隔离病房里，人们给我冲洗，消毒。我发着高烧，浑身热汗……后来我滑倒了，撞在水泥上。我摔倒在地，缓缓爬动……这时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看护……把我抱起来紧紧贴在身上说：“你是我的小宝贝。”

我看见了上帝。

[1]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和政治哲学家，被指控参与反对政府的阴谋，1922年被驱逐出境。——编者注

[2] 流放移民，波兰原文为Osadnik，指1921年苏波战争结束后被迫迁移到东克雷萨地区的波兰移民。——作者注

[3]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议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的条约，条约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德国闪击波兰后，波兰东部被苏联称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两个地区并入苏联。——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