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又怀着真诚的心入了党。现在我想说，党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权威了……”

“……时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伟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读了索尔仁尼琴之后，才明白‘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很血腥的。这是个骗局……”

“……是恐惧促使我入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我爷爷，斯大林的共产党员在莫尔多瓦的集中营毁灭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宣布退出共产党……”

这是必须要熬过去的经历，恐怖得令人窒息……人们在区党委排队，就像在商店排队一样。他们是排队交还党证的。一个普通的女人朝我走来。她是个挤奶女工。她哭了：“我该怎么办？该做什么？报纸上都说党证得扔掉。”她辩解说她有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担心。有人散布流言说要审判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流放出去。说是在西伯利亚已经修复了劳改营的木板房，手铐都运到了警察局……还有人说看见从卡车上卸下的手铐，都是油布盖着的。真是惊心动魄的现实！但是我也记得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青年教师，他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党的，但是党证还没发给他，他就请求说：“你们马上就会被查封了。请赶快给我签发党证吧，不然我就永远都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人的个性显示得特别鲜明。有个老兵，全身挂满战斗勋章，胸前就像是一面圣像墙壁！他把战争前线发给他的党证退回来，说：“我不想留在叛徒戈尔巴乔夫的党里了！”人们都在展示着自己，鲜明，鲜亮。不论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亲戚，以前相遇时都会说：“你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身体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大老远看到你，马上就穿越马路到对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这一切发生前不久，我们还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爱的土地》和《重生》两本书的精神在他们学校召开过党的科学工作会议。那时候他还发表过激情四射的报告，大谈共产党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我还曾经授予他证书。忠诚的共产党员！列宁主义者！我的天啊！一个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开始辱骂：“你们的时代结束了！你们要对一切负责！首先是为斯大林负责！”我委屈得喘不上气，他这是对我说话吗？！我父亲曾经被关进劳改营……（几分钟后她才平静下来）我从来没有爱过斯大林。爸爸原谅他了，但是我没有。我不原谅。（沉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报告之后，开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被任命为地区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我知道，一开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检察官和区委第二书记，但是他们拒绝了。为什么？也许他们害怕。在我们那儿，人们至今仍然害怕与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好吧，我同意。我父亲受过苦。我为什么要害怕？第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中，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文件夹。一个案子只有两页纸，另一个却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计划那样，按照《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的文件进行分类……在八十年代，从区里到州里都规定了平反数字，计划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还是斯大林的风格：开会、批评、处分。快做快做……（她摇着头）我整夜整夜地翻阅那些卷宗。坦率地说，诚实地说……我恐惧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兄弟告发兄弟，邻居陷害邻居……只是为了一个菜园，为了住房和公用空间。在婚礼上还举杯高唱：“感谢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让我们穿上了橡胶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体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人随时都可以……

在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五个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有两个女邻居是朋友：一个有五岁的女儿，另一个是独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见的事情就是互相监视和偷听。房间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间的人。生活……就是这样啊。于是有一天夜晚“黑乌鸦”来了，那个有小女儿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带走之前，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回不来，请好好照看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个女孩，房间也转到了她的名下。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安妮雅妈妈……十七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她感激得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上面来人问这位当时的劳改营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档案吗？”“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女友，“安妮雅妈妈”，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个女人——她也无法明白。回到家里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沉默）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上帝……我记得……我记得爸爸说过的话：“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他还说过：“要是你今天死，明天就会轮到我，我不是在劳改营里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是从我们的邻居卡尔普沙那儿听到的。”卡尔普沙一辈子都和我父母吵架，就因为我们家的鸡踩踏了他的小菜园。他还拿着猎枪跑到过我们家窗户下。（沉默）

8月23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捕了。内务部长普戈开枪自杀。自杀之前，他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人们高兴地欢呼：“普戈自杀了！”阿赫罗梅耶夫[16]元帅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还有一些离奇的死亡……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尼古拉斯从五楼窗户跳了下去，自杀还是他杀？这至今还是人们纷纷猜测的未解之谜。（沉默）怎么活下去？怎么敢上街？只要一上街，就会和别人碰面。我那几年都是独自生活。女儿嫁给一个军官，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丈夫死于癌症。每天晚上我独自回到空空的公寓。我不是一个弱者，但是想得太多，难免害怕……一些想法总是出现，说实话……想法很乱……（沉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到区委上班，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电视新闻，等待着事态发展，也抱有一些希望。我们的党在哪里？我们列宁的党是战无不胜的！世界崩溃了……有一个集体农庄打来电话说：一群男人带着镰刀和干草叉子，还有猎枪，聚集在农庄的办公室外，要捍卫苏维埃政权。“一号”下令说：“让人们都回家去吧。”恐惧……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也有些人情绪很坚定。我知道几个这样的事实。但我们还是有畏惧感……

果然有一天，有人从区委会打电话来了：“我们必须查封你们的办公室。给你们两小时过来收拾东西。”（她说到这儿难掩激动）只有两小时，两小时……所有房间都要被一个专门委员会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锁匠、一个年轻记者，还有一个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妈妈，我之前就在集会上认识她了。她常常写信给区委，给报社投诉……因为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简陋，就到处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处骂共产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这时候真是兴高采烈了。当他们来到“一号”的办公室时，第一书记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一个委员会成员走到窗口示威似的撕开窗帘，就是为了我不能把窗帘带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们还逼着我打开钱包检查……几年后我在街上又遇见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甚至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杰伊。我问她：“您得到公寓了吗？”她朝地区政府大楼挥舞着拳头说：“这些流氓欺骗了我。”我继续说……接下去怎么样了？……对，在区委大楼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们：“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马上把他们赶到西伯利亚去！”“现在要是有机关枪，就朝那些窗口扫过去！”我一转身，发现身后有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们在大喊机关枪。我回答说：“你们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开枪了。”一个警察站一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感觉……背后好像总是有鬼鬼祟祟的声音……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区委一位指导员的女儿在中学读书，她班里有两个女孩子来找她说：“我们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为你爸爸在区党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会在那种地方工作。我们昨天参加了集会……”只有五年级的孩子啊，已经是雨果笔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准备去运送子弹匣了。“一号”突发心脏病，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死在了急救车上。我以为像以前一样，会有很多人送花圈，哀乐乐队。实际上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人来。送葬者只有我们一群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镰刀和铁锤，第一行字是苏联国歌的歌词：“自由的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但人们都嘲笑她，我一直听到鬼鬼祟祟的声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经病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商店对着我的脸大叫：“瞧，就是这些共产婆娘，毁坏了一个国家！”

有什么能救我？一些电话救了我。一个女友来电话说：“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害怕。那里可美了。”（笑）她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旅游，可喜欢那里了。表姐也从基辅打来了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把钥匙给你，可以在我们的别墅躲避一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会躲起来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在腌黄瓜。”我那时候整天在家用开水煮腌菜的罐子。心情当然很纠结。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只看侦探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电视机只能带来恐惧，报纸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那种人现在叫作“买办”。“买办”“倒爷”……伟大的俄罗斯语言里都找不到这些词汇：份子钱、兑换走廊、国际货币渠道……我们都用外语说话了。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想起来了……我还在一家画廊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幅画，画面很亮很亮，一个女人站在桥上看着散发着光芒的远方。看着这张油画，我久久不想离开，离开又转身回来，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命？

<h4>安娜·依琳尼齐娜：</h4>

我被轰鸣声惊醒，打开窗户。这是莫斯科吗？首都街道上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听广播！我赶快打开收音机。正在广播《告苏联人民书》：“祖国正面临危亡……陷入暴力和不法行为的深渊……要清除市面上的犯罪……终止目前的混乱时期……”戈尔巴乔夫到底是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了，还是被逮捕了，一切都不得而知。我打电话给人在别墅的丈夫：“国家发生政变了，权力落在了……手中。”“傻瓜！快放下电话，他们现在就会把你抓走。”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天鹅湖》。我眼前浮现出另外一组画面，我们全都是苏联宣传培养出来的孩子：智利圣地亚哥……总统府在燃烧，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电话开始不断打来：城市里全都是军事装备，坦克已经开上了普希金广场和大剧院广场。当时正好我婆婆到我家来做客，她吓坏了：“不要上街啊。我是在独裁下生活过的人，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生活在独裁下！

丈夫下午从别墅回来。我们坐在厨房，抽了很多烟。害怕电话被窃听，都把枕头压在电话上。（笑）在此之前，我们读了很多表达不同政见的文学作品，也听了很多言论。此时正恰逢其时，获益匪浅。我们好不容易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现在窗户却又砰的一声关闭了，又把人赶回笼子，又把我们砌在了沥青马路中。我们将如同水泥中的蝴蝶……我们又想起不久前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想起第比利斯示威怎样被警察用工兵铲驱散，想起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风暴[17]……“当我们读沙拉莫夫和普拉托诺夫[18]的时候，”丈夫说，“内战已经开始了。以前人们在厨房里争论，到广场去集会，现在要互相开火了。”情绪就是如此，某种灾难在降临。收音机一直开着，转啊转啊——到处都是转播音乐，古典音乐。突然间，奇迹出现了！俄罗斯电台说话了：“依法选举的俄罗斯总统被中止权力。这是一场厚颜无耻的政变企图……”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有数千人已经走上街头，戈尔巴乔夫处于危险中。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不需要讨论了。出去！婆婆先是劝我说：“你疯了，为孩子想想吧，你要去哪里啊？”我无话可说。当她看到我们收拾好东西一定要去的时候，又说：“既然你们这么傻，哪怕带上些苏打水溶液呢，一旦施放瓦斯，你们可以用湿纱布捂到脸上。”我就准备了一个能装三升苏打溶液的罐子，又把一张床单撕成碎片。我们还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带上了，从橱柜取走了所有罐头。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走向地铁站，也有人在排队买冰激凌，买鲜花。我们经过一对快乐情侣身边时，听到他们在说：“如果我们明天因为坦克的阻拦而不能去听音乐会，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迎面跑来一个男人，穿着内裤，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都是空瓶子。他追上我们问：“建设大街怎么走，可以指个路吗？”我告诉他从哪儿向右转，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说谢谢。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去扔空瓶子。这和1917年有什么不同吗？一些人在开枪，另一些人在舞厅跳舞。而列宁在装甲车上……

<h4>叶莲娜·尤里耶夫娜：</h4>

闹剧！到处都是闹剧！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胆怯，他们就不会用轮胎、洋娃娃，还有洗发水发工资。工厂还是那样，制铁钉的制铁钉，做香皂的做香皂。我对所有人都说：看看人家中国人，他们就是走自己的路。不依赖任何人，不模仿任何人。全世界今天都怕中国人……（又对我提问了）我相信，您一定会删掉我这些话。

我保证，每个故事都有两个版本。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点燃火炬的历史学家。让时间做法官吧。时间是公正的，但那是说遥远的时间，而不是最近的时间。要等到我们已经不在的时代，不会被我们的偏好所影响的时代。

<h4>安娜·依琳尼奇娜：</h4>

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们的那些日子，说那是一场轻喜剧、滑稽剧。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十分严肃、认真和诚实的。全都是真实的，我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坦克，准备牺牲。我就坐在街垒上看着这些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莫斯科的老妇人们，就像上帝派来的蒲公英，送来肉饼，带来裹在毛巾里的热土豆，送给所有人吃，也送给坦克兵吃。她们说：“吃吧，孩子。可不能开枪啊。真的会开枪吗？”士兵们其实也是什么状况都不明白。当他们打开顶盖钻出坦克时，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大街上全是莫斯科人！姑娘们爬上他们的装甲车，拥抱亲吻他们，给他们烤饼吃。死于阿富汗的士兵的母亲们哭道：“我们的孩子死在了外国的土地上，你们怎么倒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个少校被女人围在中间，精神崩溃了，大喊起来：“是啊，我自己就是个父亲。我不会开枪！我向你们发誓——绝不会开枪！我们不会反对人民！”当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感人的眼泪。人群中会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谁那里有救心丸啊，这里有人发病了。”马上救心丸就出现了。有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她看上去特别像我婆婆！）拿出一块孩子的尿布，想在上面画一个红十字。用什么画呢？“谁有口红吗？”马上有人递给她廉价口红和兰克莫夫口红，还有克里斯汀·迪奥口红、香奈儿口红……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没有人把这些详细记载下来。非常遗憾。人心齐，有秩序，也很感动人……然后又出现了旗帜和音乐，众志成城……不过生活中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泥泞肮脏，一片紫烟：人们彻夜坐在地上，围着篝火，睡在报纸和传单上。人们饿着肚子，愤怒不已。不少人一边骂人一边喝酒，但是没有醉汉。有人送来香肠、奶酪、面包，还有咖啡。他们说这是私人公司的商人送来的。有一次我甚至看见几个红鱼子酱罐头，当然鱼子酱马上消失在某些人的口袋里。香烟也是免费分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身上文着老虎图腾，还有飙车族、朋克青年、弹吉他的大学生和教授，所有人都在一起。这就是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在那里遇到了至少十五年没有见的大学同学。有人住在沃洛格达，有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他们都是乘火车来到莫斯科的！来捍卫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东西。早上我们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吃早餐，洗漱，再返回现场。每次从地铁出来，都有人发给我们一段钢筋或者一块石头。“鹅卵石——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都笑着说。我们构筑街垒，推翻无轨电车，锯倒大树。

讲台也搭起来了。讲台上挂着大标语：“向军政权说不！”“人民不是脚下的泥土。”上台的人们都用扩音器演讲。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著名政治家，他们开始还是用正常话语表达，但是几分钟后就觉得正常话语已经不够劲道，开始骂人了。“是的，我们都是浑蛋，妈的！”痛快淋漓的俄罗斯国骂！“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威力巨大的伟大俄语！国骂就是战斗的呐喊，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和那个时刻很相符。多么亢奋的几分钟啊！这就是力量！旧的词汇已经不够用，新的语言还没产生，人们在期待风暴。但仍是一片寂静，特别是夜晚，寂静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所有人都异常紧张。成千上万的人，在寂静中等待。我记得还闻到了瓶子中流出的汽油味道。这是战争的味道……

那里都是一些好人！优秀的人们！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那时候的活动与伏特加甚至毒品有关，说哪里是什么革命啊，街垒前都是一批醉酒者和瘾君子。这是在说谎！那里的所有人全都是真诚地去赴死的。我们知道，七十年了，这台机器把人都磨碎了，没人认为不经过重大流血牺牲就能将这部机器轻易打破。有传言纷纷说：政变当局在桥上布了雷，很快就会施放毒气。于是就有医学院学生到场给大家解释如何在遭受毒气攻击时保护自己。形势每半小时都在改变。有可怕的消息传来，三个男人死在了坦克下，但是没有人发抖，没有人离开广场。不管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但这些日子对人的一生都很重要。不管多么失望，毕竟我们经历过，我们在现场！（她哭了）晨光初现，广场上空响起一片欢呼：“万岁！万岁！”接着又是国骂、眼泪、尖叫……众口相传：军队倒向了人民，“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成员拒绝参与镇压。坦克离开了首都。当宣布政变分子被逮捕时，人们跳起来彼此拥抱，欢天喜地！我们胜利了！我们捍卫了自己的自由。是我们抱团一起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天上下着雨，脚下一片泥泞，身体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久久都不想解散回家。我们互相写下地址，发誓永不忘记，永远是朋友。地铁上的警察非常礼貌，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如此礼貌的警察。

我们胜利了……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19]回到了完全不同的国家。人们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彼此挂着微笑。我们胜利了！这种感觉很久都没有消失。我经常回忆，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好像身边还有人喊道：“坦克！坦克来了！”大家手牵着手站成一条人链。又一次深夜两三点钟，身边有个男人拿出一包饼干递给我：“你爱吃饼干吗？”于是所有人都来拿他这些饼干。我们就都笑了。我们想要饼干，更想要生活！但是我，至今……都会为那时候的我感到幸福，为当时和丈夫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我感到幸福。那时所有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也为当时的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时候的样子了……特别遗憾。

临别前，我问她们是怎么维系着友谊的，据我所知，她们在大学时就是闺密。

——我们有个约定，不涉及这些话题，不能伤害对方。如果我们争论，就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我们许多年都没说过话。不过这都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只谈论孩子和孙子。只谈论谁的别墅栽种了什么东西。

——我们的朋友相聚时，也完全不谈政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绅士和同志，“白军”与“红军”，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已经没有人还想要开枪。血已经流得太多了。

[1] 即冬季战争，是苏联与芬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战争，自1939年11月30日由苏联向芬兰发动进攻而展开，而后于1940年3月13日双方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为结束。最终苏联付出巨大军事损失打败了芬兰，令其割让与租借部分领土。——编者注

[2] 安纳托利·鲍利斯耶维奇·丘拜斯（1955— ），曾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部长，主导了俄罗斯私有化进程，1998年被免职。后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纳米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编者注

[3]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1984），曾任苏联克格勃首脑，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任职总书记十五个月后，于1984年2月逝世，由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职务。——编者注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苏联政治人物，曾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在政治运动中失势被处决。——编者注

[5]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1961— ），叶利钦时期七大金融寡头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波塔宁辞去政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Interros，在他背后撑腰的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商。——编者注

[6]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落叶》，短篇小说《安东诺夫的苹果》《松树》《新路》，中篇小说《乡村》《米佳的爱情》等。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该诅咒的日子》是其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日记和随笔集。——编者注

[7] 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发布了关于提高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引起不久前刚刚降低工资的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工人的极度不满。6月1日上午，工人开始聚集和抗议；6月2日，人群规模越来越大并围住了市委大楼，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伤，其中3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编者注

[8]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1941— ），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因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多次被捕，1972年被判处七年监禁、五年流放。1976年苏联政府以布科夫斯基与西方交换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巴兰，同时被驱逐出境。——编者注

[9] 戈尔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编者注

[10]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最高国家权力体系由过去的三级结构，改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四级结构，以扩大权力机关的代表性。——编者注

[11] 苏联宪法（1977年版）第六条内容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规定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规定苏联的内外政策路线，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计划性，并有科学根据。各级党组织都在苏联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编者注

[12]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1937—2000），俄罗斯联邦宪法起草人之一，曾任圣彼得堡市长，是普京、梅德韦杰夫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读书时的老师，任圣彼得堡市长时期，两人也是他的部下。——编者注

[13]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波兰社会主义政权最后一任国家元首。——编者注

[14]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1906—1999），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文艺理论家和基督教活动家。1971年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发起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保护和发扬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工作。——编者注

[15]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活动家。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政论家、革命活动家。两人为终生好友，继承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提倡“俄国式社会主义”，后流亡海外。——编者注

[16]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曾参加卫国战争，任苏军第一副参谋长时制订了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计划，1983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8年退役。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内自杀。——编者注

[17] 第比利斯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州要求升格为苏联加盟共和国。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后来运动转向要求格鲁吉亚民族独立。4月9日凌晨，军队开始使用橡胶棒、“特殊物质”、工兵铲等工具驱逐示威者。事件中有16人丧生，200多人受伤。维尔纽斯事件：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从苏联独立，1991年1月9日苏联派军队前往干预，1月13日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进攻维尔纽斯的广播电视中心，与立陶宛人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导致13名立陶宛人和1名苏联军官死亡。——编者注

[18] 安德烈·普拉托诺夫（1899—1951），苏联作家。《共和国居民》《切文古尔》《基坑》《初生海》等，因讽刺官僚主义，揭露现实，受到不公正待遇，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得以发表。——编者注

[19] 福罗斯是克里米亚一个村庄，建有戈尔巴乔夫的别墅。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此休假期间发生了“八一九”事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