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 v>
790
</td>
</tr>
<tr>
<td v>
麦克尔士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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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v>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td>
<td v>
593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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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
</td>
</tr>
<tr>
<td v>
有益健康的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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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v>
农业
</td>
<td v>
331
</td>
<td v>
333
</td>
</tr>
</tbody></table>
在男子参加工厂劳动较多的丝织业地区,男子的死亡率也较高。男女两性中因肺结核等引起的死亡率,在这里揭露了报告中所说的如下事实:
“我国丝织业大部分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营的。”
但正是在这个丝织业中,工厂主却以他们的企业卫生条件特别好为借口,要求13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特别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要求还部分地得到许可。(第1卷第8章第6节)
“到目前为止考察过的各种工业,也许没有一种比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裁缝业的情况更坏的了……他说,各个工场的卫生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但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空气很不流通,对健康极其有害……这样的房间必然很闷热;如果再点起煤气灯来,例如在雾天或冬季傍晚的时候,温度就会上升到80度甚至90度<华氏,=摄氏27度到33度>,使工人汗流浃背,使水蒸气凝结在玻璃窗上,以致水珠不断往下流,或从天窗上滴下来,工人只好打开一些窗户,尽管他们这样做不免要受凉。——关于伦敦西头最大的16家工场的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在这些空气很不流通的房间内,每个工人占有的空间最大是270立方呎,最小是105立方呎,平均每人只有156立方呎。有一个工场,四围都是走廊,光线只能从上面进来,有92人到100多人在干活,点着好多盏煤气灯;厕所就在工场旁边,而每人所占的空间不超过150立方呎。另有一个工场,设在光线只能从上面照进来的小院里,象狗窝一样,只有一个通气的小天窗,有五、六个人在里边工作,每人只占空间112立方呎。”并且“在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这种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场内,裁缝工人通常每天要劳动12—13小时,有时要连续劳动15—16小时。”(第25、26、28页)
<table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border="1">
<tbody><tr>
<td v>
雇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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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v>
产业部门和所在地
</td>
<td colspan="3" v>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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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tr>
<td v>
</td>
<td v>
</td>
<td v>
25—35岁
</td>
<td v>
35—45岁
</td>
<td v>
45—55岁
</td>
</tr>
<tr>
<td v>
958265
</td>
<td v>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
</td>
<td v>
743
</td>
<td v>
805
</td>
<td v>
1145
</td>
</tr>
<tr>
<td v>
22301男
12377女
</td>
<td v>
伦敦的裁缝工人
</td>
<td v>
958
</td>
<td v>
1262
</td>
<td v>
2093
</td>
</tr>
<tr>
<td v>
13803
</td>
<td v>
伦敦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
</td>
<td v>
894
</td>
<td v>
1747
</td>
<td v>
2367
</td>
</tr>
</tbody></table>
(第30页)
必须指出,并且实际上已由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报告的编写人约翰·西蒙指出,报告中列举的伦敦25—35岁的裁缝工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的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两个行业中,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也许到30岁为止)当学徒和“见习生”,也就是让他们进一步学手艺。这些人使计算伦敦产业人口死亡率所依据的雇工总人数增加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伦敦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留在伦敦不过是暂时的;如果这个期间他们得了病,他们就回到农村的家里去,如果死了,就在那里进行死亡登记。就年纪较轻的工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就使伦敦人口的这一年龄的死亡率根本不能成为衡量产业不卫生状况的尺度。(第30页)
排字工人的情况同裁缝工人相似。对他们来说,除了缺少通风设备,呼吸有毒的空气以外,还要加上做夜工。他们的劳动时间通常是12到13小时,有时是15到16小时。
“煤气灯点着后,室内非常闷热……此外,往往还有铸字房的烟雾,机器或下水道的恶臭,从楼下侵入,使楼上的空气更加污浊。下面房间的热气使天花板发热,增加了楼上房间的温度。如果房间矮,煤气消耗量大,那就是很大的祸害。而在楼下装有蒸汽锅炉、整个房屋闷热得难受的地方,情形就更坏……一般说来,通风极差,完全不足以在日落之后把热气和煤气燃烧的产物排除出去。很多工场,特别是原来作为住房的工场,情况尤为悲惨。”“有些工场,特别是印刷周报的工场(这里也雇用12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几乎要接连不断地劳动两天一夜;而另一些承担‘急’件的排字房,星期日也不让工人休息,他们每周的工作日是7天,而不是6天。”(第26、28页)
我们在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曾经谈到女时装工过度劳动的情形。她们的工作场所,在这个报告中,由奥德医生作了描述。即使有时白天情况好一些,但是煤气点燃以后,这种工场就变得又热又臭,很不卫生。在34家较好的工场中,奥德医生发现,每个女工平均占有的空间如下:
“4家在500立方呎以上;4家是400—500立方呎;5[家是300—400立方呎;5家是250—300立方呎;7家]是200—250立方呎;4家是150—200立方呎;9家只有100—150立方呎。即使在其中最好的几家,要持久地工作,空气也不足,除非那里有完善的通风设备……即使通风良好的工场,天黑以后,由于必须点燃很多盏煤气灯,也还是太闷热。”
下面是奥德医生关于他曾经访问过的一家由中间商人开设的小工场的记述:
“一个1280立方呎的房间,上班的工人有14名,每人所占的空间为91.5立方呎。这里的女工都显出疲劳憔悴的样子。她们的工资,除茶水外,每周7—15先令……劳动时间是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这个小房间里挤着14个人,通风很差。只有两个可打开的窗户和一个已经堵塞的烟囱,此外没有任何专门通风设备。”(第27页)
这个报告在谈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一年中大约只有4个月,但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在很多场合一度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在这几个月中,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在其他季节,也许要在工场干10—14小时;在家里劳动的,通常要干12或13小时。在女大衣、披肩、衬衫等成衣业中,工人在共同的工场内干活的时间,包括使用缝纫机的劳动在内,要少一些,大多不超过10—12小时;但是奥德医生说,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两种过度劳动,往往都是强制性的。”(第28页)
约翰·西蒙在这页的一个脚注中指出:
“传染病协会的秘书拉德克利夫先生,有特别多的机会考察第一流成衣店女工的健康情况,他在每20个自称‘完全健康’的女工中,发现只有一个是健康的;其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体力疲惫、神经衰弱以及各种各样由此引起的机能失调。他所列举的原因,首先是劳动时间过长。他估计,甚至在淡季,每天至少也劳动12小时;第二是工场过分拥挤,通风很差,煤气灯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食物不够或太差;以及对住房是否舒适漠不关心。”
英国卫生局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他们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么,他们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第29页)——“毫无疑问,要划一条准确的界限,确定雇主在这个界限内应该服从的法规,会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保护健康的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在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而造成的无限的生理痛苦中,不必要地萎缩和缩短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要大胆表示这样的希望:劳动的卫生条件应当普遍地置于适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至少要保证在一切室内工作场所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并且在每一个按其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卫生的劳动部门,要尽量地限制那种对于健康特别有害的影响。”(第31页)
<h3>III、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h3>
莱·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一封信,其中谈到:
“关于我提到过的<蒸汽机>体系的那些改变和改良所引起的动力的巨大增长,公众知道得很少。我们这个地区<郎卡郡>的机器动力,大约有四十年一直处在怯懦的和充满偏见的传统的压迫下,现在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解放。近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从1848年起>,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已经有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变……结果是……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减少……这个地区的工厂采用蒸汽力以来,许多年内,人们一直认为,冷凝式蒸汽机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活塞冲程约220呎,也就是说,一台活塞冲程5呎的机器,按规定每分钟只能旋转曲轴22次。人们认为,让机器转得更快,是不合适的;并且因为全部装置是和活塞运动的这种每分钟220呎的速度相适应的,所以许多年来,这种缓慢的和受到无理限制的速度,一直支配着整个生产。后来,由于碰巧有人不知道这种规程,或者由于一个大胆的革新者的倡议,试用了更大的速度,结果非常顺利,这个先例就被人模仿起来;人们让机器——用当时的说法——摆脱缰绳,并且改换了传动装置的主轮,使蒸汽机每分钟能完成300呎以上的活塞冲程;而机器装置保持原来的速度……这种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汽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我们对一台在活塞冲程每分钟200呎时有40马力的蒸汽机,作适当的改变,使之在汽压和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把活塞冲程增加到每分钟400呎,那末,我们就能得到恰好两倍的动力;并且因为汽压和真空度在两个场合都没有变,所以机器各部分的紧张程度以及发生‘事故’的危险,在速度增大时都不会显著增加。所不同的只是:蒸汽的消耗与活塞运动的加速成比例或者近似成比例地增加。此外,轴承或摩擦部分的磨损略有增加,不过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但是,要用加速活塞运动的办法从同一台机器得到更多动力,就必须在同一个蒸汽锅炉内烧掉更多的煤,或采用一种汽化能力较大的蒸汽锅炉,总之,必须产生更多的蒸汽。这一点也做到了,就是在‘速度加快的’旧机器上安装一个能产生更大量蒸汽的锅炉。这就使这些机器所作的功,在很多场合增加100%。大约在1842年,康瓦尔各矿山蒸汽机非常便宜地产生动力的方法,开始引人注意;棉纺业的竞争,迫使工厂主在‘节约’方面寻找利润的主要来源;康瓦尔蒸汽机每小时每马力耗煤量的显著差别,和伍尔夫双缸蒸汽机的异常经济的效果,也使我们这个地区把节约燃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康瓦尔蒸汽机和双缸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小时耗煤3
1/2磅到4磅,而棉纺织业的机器一般每马力每小时耗煤8磅到12磅。这种显著的差别,诱使我们这个地区的工厂主和机器制造业主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达到象康瓦尔和法国所获得的那种异常经济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康瓦尔和法国早就屡见不鲜,因为那里煤炭价格高昂,工厂主不得不尽量限制他们企业中这项极高的费用。这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在以前利润很高的时候,很多锅炉的上半部分露在外界的冷空气中,现在用厚毡,或用砖和泥灰等材料包盖起来,这样,花那么多钱产生的热就不易散失了。汽管也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起来,汽缸也用毡条和木头包住。其次,采用了高汽压。以前,安全阀在它承受的压力达到每平方吋4磅、6磅或8磅时就开放;现在人们发现,把压力提高到14磅或20磅……就可以大大地节省煤炭;换句话说,工厂的工作可以用少得多的耗煤量来完成……有资金和胆量这样做的人,都采用增加汽压、使之极度‘膨胀’的办法,并使用构造适当的蒸汽锅炉,这种锅炉提供每平方吋30磅、40磅、60磅或70磅压力的蒸汽;这样高的压力,一定会把旧派工程师吓倒的。但是,因为提高汽压的经济成果……很快就可以用镑、先令、便士这种明显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在冷凝式蒸汽机上安装高压锅炉,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实行彻底改革的人,采用了伍尔夫蒸汽机,并且大多数最近制造的机器,都采用了这种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有两个汽缸,从锅炉进入其中一个汽缸的蒸汽,由于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而产生动力,但这种蒸汽不会象以前那样,在活塞的每一个冲程之后跑掉,而是转入另一个容积大约大三倍的低压汽缸中,并且在那里完成进一步的膨胀之后,导入冷凝器中。人们在这种机器上得到的经济效果是,提供一马力,每小时只耗煤3
1/2磅或4磅,而旧式机器要耗煤12磅到14磅。一个巧妙的装置,可以使伍尔夫双缸体系即高低压联合机,应用到现有的旧机器上,从而提高机器的功能,并同时减少耗煤量。最近8—10年,人们把高压机和冷凝机结合起来,使高压机用过的蒸汽转入冷凝机,来推动冷凝机,这样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办法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处。”
“要准确估计以前的那些蒸汽机在作了某些或全部这种新的改良之后所增加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现在从一台重量与过去相等的蒸汽机,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效能或功;并且在很多场合,同一台在每分钟速度限制为220呎时只提供50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提供100马力以上。冷凝机应用高压蒸汽所得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为了扩大企业而对旧蒸汽机提出的高得多的要求,最近三年来,促进了管状锅炉的采用,由此蒸汽生产的费用再一次显著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23—27页)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由于本地区一位开明人士的好意,我对他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和年龄,所使用的机器,从1840年到现在所支付的工资,有所了解。1840年10月,他的公司雇用600个工人,其中有200个未满13岁。1852年10月,他只雇用350个工人,其中只有60个未满13岁。但是在这两个年度里,运转的机器数相等(极少例外),并且支付的工资额也相等。”(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58、59页)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我把最低的一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000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这种节省,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本身改良的结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果;并且,我已经能够用一个传动轴来推动同样多的纱锭,所以,和别的公司比较,我节省了60%到80%的传动装置。此外还可以大量节约机油、润滑油等等……总之,有了完善的工厂设备和改良的机器,我少算些,也节省了10%的劳动,并且还大大节省了动力、煤炭、机油、油脂、传动轴、皮带等等。”(一个纺纱厂主的证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9、110页)
<h3>IV、生产排泄物的利用</h3>
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28%到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同上,第140页)
关于废棉,我们在下面谈到原料价格变动的时候再讲。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经营得好些。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名誉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三十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镑4先令;最近九年,每吨已值44镑。同时,需求量已如此增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平均质量较好的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l07页)
这种再生羊毛,在1862年底,已占英国工业全部羊毛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81页)“消费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六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薄。
英国的丝织业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下坡路。从1839年到1862年,真正生丝的消费略为减少,而废丝的消费却增加了一倍。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一个不是很远的时期以来,例如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4瑟提埃,后来是3瑟提埃,最后是2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1 1/3瑟提埃,约合342磅……在我住过很久的佩舍,用花岗石和暗色岩石粗制的磨,已经按照三十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现在,人们用拉费尔特的优质磨石来制磨,把谷物磨两次,使粉筛成环状运动,于是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便增加了1/6。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我看,普林尼在他的著作第十八卷第二十章第二节所叙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罗马,一莫提面粉,按质量不同,分别值40、48或96阿司。面粉价格和当时的谷物价格相比这样高,其原因是当时的磨还处在幼稚阶段,很不完善,因此磨粉费用相当大。”(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80、281页)
<h3>V、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h3>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经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
2、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工厂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工厂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