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叛乱之后，米兰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之前的富裕景象。面包房里摆满了面包，价格也与收成好时的年景一样低，面粉也相应降了价。那些在那两天的叛乱中闹得最凶，或者做了更坏的事的人，如今（除了少数被抓之人外）都相互祝贺着。请不要认为，在因逮捕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之后，他们会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街角以及客栈里，人们都欢呼、鼓掌，大肆炫耀自个儿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好方法。然而，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氛围中，仍透露出一种莫名的不安（怎么可能不会那样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样好的景象不会延续太久。人们纷纷涌入面包房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费雷尔初次颁布面包官价时形成的短暂的富足假象一样，尽可能地抢购，大肆消费。那些事先存了点私房钱的人，将钱全拿了出来，去买面包和面粉，然后再将其装在箱子、小桶、仓库里储存起来。他们如此互相追逐着去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不仅使这种难以维持的僵局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越来越困难。于是，在11月5日，安东尼奥·费雷尔便根据上级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已购买了面包和面粉的人，一律不得再购买；凡是家中购买的面包量超过了家人两天的所需量的人，“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罚款和刑罚”，同时命令每一位在职人员及所有公民，告发蓄意违反告示的人；命令地方法官严厉搜查被告发的家庭。其还对面包商颁发了新的命令，要求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违者，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劳役”。要是有谁以为告示会一一得以执行的话，那他一定得有很好的想象力。当然，要是所有这些命令当时全被贯彻执行了的话，那被米兰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就会像大不列颠目前的人口一样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上级命令面包商得做那么多的面包，同时也需下达一些命令，规定做面包的材料必须足够。于是，他们决定，正如在荒年时，人们总是设法将其他东西掺入有其他用途的谷物中一样，将米粉掺入面包，做成一种混合面包。11月23日，上级又颁布了一道告示，要求每人将自己拥有的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上交给粮食督办和十二位粮食委员会成员。要是谁在没有得到上述当局允许的情况下，胆敢私自储存粮食，则会受到处罚，将会被没收全部谷物，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千克三枚银币的罚款。谁都看得出来，这种做法很公正合理。

不过，这些大米也是需要用钱去买的，而且大米的价格比面粉的价格高了很多。弥补这一巨大差额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头上。但是，十夫长委员会本已接受了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当天，他们竟向总督汇报说，市政府确实无法承担起此重担。于是，总督便在12月7日这天，规定了上述大米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价太高或拒绝出售的人，都将被没收粮食，并处以同等价值的罚款，“还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和违反者的情况，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更高的罚金或更高的刑罚，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在骚乱以前制定的，至于小麦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套用现代编年史上最有名的术语“最高限价”，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兰，面包和面粉因此降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附近乡村的百姓蜂拥而来，抢购粮食。贡扎罗，正如他自己所言，为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于12月15日又颁布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将价值超过二十便士的面包带出城外，违令者没收其面包，同时罚款二十五枚银币；或者，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照惯例，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当众鞭笞两下，甚至更加严重的刑罚。同月22日（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这么晚），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谷物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群众想通过抢劫和纵火获得富足，而政府却想借苦役和鞭子来达到维持它的目的。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过，它们距离目标有多远，读者自然清楚；至于说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何种作用，读者也会很快知道。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况且它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是前一项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项对面包限价的措施，当初对面包制定的价格与按供需关系而形成的实际价格悬殊太大。在民众看来，限定面包价格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简单易行的办法。因此，每遇饥荒之年，粮食匮乏，民众便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政府执行这样的措施。随后，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逐一纠正，便又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驱使他们去做的事情。此处，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个国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期，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最为轰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这些措施实质相同，采取的先后顺序也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实施的范围不同）。尽管在欧洲，人们的认知力在提高，知识也有了发展，但那样的措施依然被沿用。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广大民众的认知力尚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他们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让自己的意愿占上风，用他们的话说，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

不过，现在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讲的话题上吧。回顾米兰这一场叛乱，归根结底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在叛乱期间，毁坏和浪费了很多粮食；二是在面包限价期间，人们大量地、毫无节制地、随意地消耗了原本可以持续到来年丰收的为数不多的粮食。除了这些重大的后果，还有就是对四个叛乱头目的惩处，其中两人在拐杖面包房前被处以绞刑，另外两人则在粮食督办家街道的两个尽头被处以绞刑。

至于其他，由于当时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比较随意，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丝毫关于那时的强行制订的官价表如何并且是何时结束的资料。由于缺少正面材料，我们只好做出假设，倾向于认定，该价目表是在12月24日之前或者之后不久取消的，因为12月24日正是将那四个反叛头目处以绞刑的日子。至于通告，我们在援引了12月22日的那条通告后，便再也没有看见过有关粮食的告示了。它们要么是被人撕毁了，要么是我们没发现，或者是政府最终发现这些补救措施根本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得到了教训，就是对此丧失了信心，最后便为形式所迫，不得不废除它们。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都倾向于描述重大的事件，却不怎么记录其根源和过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该国家的风貌，最主要的是该城市从去年的冬天到来年的春天的景象。造成灾难的根源就是粮食的供应和需求的矛盾关系不仅未被消除，反而由于采取了那些饮鸩止渴的措施而加剧了。而公共的、私人的运输工具的不足，周边地区粮食的匮乏，饥荒的盛行，贸易的单调与限制，以及法律本身试图规定和维护粮食的低价，全都阻碍了粮食的进口。以下就是那个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

每走一步，都会看见商店关闭着，工厂大部分都已荒废，大街上呈现出一副难以描述的悲惨景象，到处是痛苦、悲伤。长时期的职业乞丐如今已减少了很多，他们混杂和淹没在一大群新的乞丐中，有时竟同那些昔日曾经给自己施舍过东西的人争抢施舍物。学徒和伙计被商店老板解雇，减少了或者几乎完全丧失了每日的收入，只得依靠自己昔日存下的资金或者老本艰难度日。对商店老板而言，昔日事业的停止就代表着倒闭和破产。而各行各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曾在普通工厂或精密工厂、需品工厂或奢侈品工厂做过工，都流浪在大街小巷。他们要么走家串户，要么斜靠在街角，要么蜷缩在住宅或者教堂前的人行道上，可怜兮兮地请求着施舍。有时他们也会在穷困和未被克制的羞愧间徘徊，面色憔悴，虚弱无比，由于长时间未进食，加之寒冷透过他们单薄而又破烂的衣服，他们直哆嗦。不过，他们中很多人身上还残留着昔日富裕生活的痕迹，而他们此刻的闲散和失望也并没有完全掩盖他们之前勤劳、勇敢的习性。在这一群悲惨的人中，还混杂着不少富裕人家之前的仆人，他们都是被那些从中等阶级跌入贫困阶层的主人所解雇的，或者，在那样饥荒的年份，这些富贵的贵族人士再也不能承担起昔日那么多的随从。可以说，在这些不同的人中，还有很多另外的不幸之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妇女、年迈的父母，习惯于依靠他们过去的收入为生，如今也同他们一起，或三五成群，或散落在各处，四处乞讨。

还有一些很容易辨别的人，他们有着蓬乱的头发、华丽的破衣服，甚至还有着与众不同的举止和行为，以及带有由奇特的习惯造成的印记，这些人便是邪恶的暴徒，他们失去了昔日靠为非作歹获得的面包，如今也不得不到处乞讨为生。他们显出惊恐、顺从的样子，加入了乞讨的竞争行列，受饥饿所迫，步履艰难地走在路上。昔日的他们总是傲视一切，带着蔑视而凶狠的眼光，穿着漂亮而奇特的制服，佩戴着精美的武器，浑身喷着香水，如今却卑贱地伸出那双曾经总是威胁、伤害别人的手来乞讨。

然而，最常见也最令人心生怜惜的仍是那些或形单影只，或夫妻两人，或举家逃难的农民——丈夫和妻子抱着或背着婴儿，牵着孩子，扶着老人。他们当中，有的人的房子被士兵强占或洗劫一空，因而不得不绝望地逃了出来；还有一些特想赢得别人同情的人，故意将他们在维护自己所剩无几的粮食时被殴打而留下的刀疤和瘀伤给别人看；还有的人则是默默忍受着那些蛮横不讲理的胡作非为的行径。然而，那些没有遭受这种特殊的灾难的人也并未幸免于难，他们承受了更严重的饥荒和苛捐杂税之苦。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避免这两种灾难，他们最后被迫背井离乡，逃到城里求生，并把城市当作古老的栖息地，能够得到富足以及别人慷慨救助的地方。新来的人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因为他们不仅步态犹豫，表情惶恐，而且，当他们打算找个地方引起人们注意以博得同情时，会对如此之多的人同时竞争表现出恼怒和惊慌。还有一些人和他们同时到达城市，这些人则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晃悠，靠可怜的施舍勉强度日，在供求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的表情更显得惊慌不安，他们穿着布衣（或只是裹着一些破布），表情各异。在那疲惫不堪的人群中，来自沼泽地区的人面色苍白，来自平原和丘陵地带的人面部黝黑，而那些来自山区的人则面带红色，所有的人都骨瘦如柴、憔悴不已，眼睛向内凹陷，眼神时而严厉，时而呆滞，头发凌乱无比，胡须既长又乱。那些曾经因为劳作而变得强壮的人如今由于缺乏食物而精疲力竭，他们的胳膊上、腿上及那瘦骨突出的胸部上的皮肤都皱缩在一起，暴露在他们的破衣服之下。妇女和年幼的孩子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痛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显得更加无精打采，更加衰弱无力。

在街道旁房屋的屋檐下，沿着墙壁的那一段铺满了被踏碎的稻草，稻草里面还掺杂着别的肮脏的碎布。然而，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这都是上天的恩赐，是对他们表达仁爱的一种方式，让他们有个栖息之地。偶尔在白天也能看到有人躺在那里，饥饿和衰弱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也使他们丧失了支撑自己身体的力量。有时候人们竟发现那凄凉的“床上”躺了一具死尸；有时候，又一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人忽然晕厥在地，于是道路上又多了一具尸体。

一些邻居或路过的人在同情心的驱使下，会俯下身看看某个受害者。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某个财力颇丰、向来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人发起的有组织的救助行动，此人就是善良的费德里戈。他精心挑选了六名富有仁爱之心并且体格强壮的神甫来执行这个任务，并把他们分为两人一组，带着一些搬运工，带着各种食物和有效的速成滋补品，分别负责城市三分之一的区域。每天早上，这几组人员便在各自所负责的地方巡逻，给予难民所需要的帮助。有的人濒临死亡，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根本无法进食，神甫便给予他们最后的救助和安慰；对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他们就分发一些汤汁、鸡蛋、面包或葡萄酒；对于那些因长期饥饿而精疲力竭的人，则分发滋补胶剂和浓葡萄酒，让他们恢复力气，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为他们提供酒精饮料。同时，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则分发一些衣物。他们的救助并不仅限于这个地方，这位善良的大主教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长期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对于那些经过初步救助恢复了力气能够站起来行走的穷苦人，大主教则赐给他们一些钱财，以免他们因为贫穷或得不到别的救助而再次陷入以前的悲凉处境。对于其他的穷苦人，神甫们则在附近的住户为他们寻找栖息之地。大部分富裕的家庭在红衣主教的建议下，或出于慈爱、或出于怜悯，都热情地收容了这些难民；有些人家有这个心思，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神甫们就请求他们为这些难民提供食宿，在谈好价钱之后，便立刻先付了一部分给他们。然后，这些神甫把寄宿在别人家的难民告诉其教区神甫，好让他们前去探望一番，他们自己也会再回来看望这些可怜的难民。

不言而喻的是，红衣主教大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关心局限于这种遭受极端痛苦之人，也没有等这些事严重时才采取措施。他对穷苦人民炙热的关怀和慈爱触动了所有人，他的慈爱行动从各种事中体现出来，就连他不能到达的地方他也尽力施加帮助，并按照不同的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救援形式。事实上，当他把自己所有资产拿出来时，还实行了最严格的节约制度，放弃那些如今无关紧要的善举，并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救济难民。他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分配给他所在教区中最贫困的地方，由于这种救助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他还分发了大量食用盐。里帕蒙蒂在描述这件事时这样说道：“借助这些食用盐，人们会把地上的青草和树皮都当作他们的食物。”他还把粮食和钱财发给城市里的教区神甫，他自己也亲自去每一个地区视察，并分发救济金，暗地里帮助了很多极度贫困的家庭。根据当代著名医生亚历山德罗·塔迪诺在他的《关于米兰大瘟疫的源起和概况的报告》中所说的（以后我们还将经常引用），在大主教的宫殿里，每天都要做大量的米饭，每天早晨都会分发两千碗米粥。

当考虑到这些慈善行为全是来自某一个人和他的个人财产时，我们肯定会说其效果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就通常而言，费德里戈先生是不会因为别人而慷慨解囊的。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个体也参与了这次行善活动，尽管投入的财力不算丰富，但其数量也相当可观。另外，十夫长委员会也同意分发救济金来应对这紧急情况，并委托粮食委员会予以分发。然而，从实际需要来看，这样的救济也只是杯水车薪。一些快要饿死的山里人在红衣主教的救济下得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另一些人却又落到了饥饿难耐的悲惨地步。以前得到救助的那些人，用完了那有限的供给物之后又陷入了濒临死亡的境地。而一些别的地方，虽然没有被遗忘，但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贫困，因此便区别对待这些地方，但贫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正可谓饿殍满道，人们从各个方向涌向城市。比如说，有两千个身体比较强壮、动作比较敏捷的饿汉打败了其余的竞争者，跑到前面拿到了一碗汤，那么他今天便不会饿死。而还有数千名受饿的人落在他们后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比他们幸运的人，但是，在那些落后的人群中，不是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吗？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极度贫困的人得到了救助，恢复了精力，还能站起来，生活暂时得到了保障，然而，在别的地方，由于没有得到救助和慰藉，更多的人由于长期受苦而命丧黄泉。

白天，大街小巷到处都传来嗡嗡的哀求声，到了晚上，则传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这声音还不时被一声哭诉所打断，这哭诉声突然爆发，像是一阵阵抱怨声、哀求声，或荒凉的尖叫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正饱受如此极端的痛苦，尽管人群中抱怨连连，但他们始终没有一点造反的意图，或发出一点造反的号召，至少看不到任何造反的迹象。然而，在那些活着的或者死去了的人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甘心忍受的，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数百人在圣马丁节那天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绝不能这样想：那四个不幸之徒已经用自己的死代众人受了惩罚，因此才使他们不敢再次轻举妄动。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早已感觉自己已经受到惩罚，并且正在受罚，且不说那些现实中的刑罚，就说他们对刑罚的回忆，又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影响呢？通常来说，人类就是这样：我们只是用暴力反对一般的罪恶，而当面对极端的罪恶时，却总是默默地低下头。我们不是屈从，而是在受到了那么多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已经变得麻木不仁。

在这可悲的人群中，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同时又有很多人来填补空缺：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先是来自附近村子，稍后是来自周围各个乡村，最后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同时，每天也有很多老居民离开米兰这个城市——他们当中，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如此的灾难而选择离开，另一些人是住所被新来的难民所抢占，最后绝望地离开，想去别的地方寻求救助——任何地方都可以，至少去的那地方乞讨的人不是那么多，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这些难民沿着不同的路线行走，在半路上却迎面相遇，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然而，他们还是各自继续往前走，就算不再怀着改变自己悲惨遭遇的希望，至少不会再回到那个已经让他们感到憎恶和绝望的地方。有的人饥饿无比，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最后栽倒在地上，静静地死在那里，这对他们同行的伙伴来说是何等悲凉的场景，而对于别的路人来说，却使他们感到恐怖，有人甚至还对此抱怨不休。里帕蒙蒂写道：“我看到城墙周围的大路上有一具女尸……她嘴里还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双唇似乎还在用尽全力地……她背着一个包袱，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双手护着他，婴儿痛苦地哭喊着闹着要吃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到她的面前，抱起小孩，给他喂了点食物，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职责。”

盛装华服与衣衫褴褛、奢侈富足与贫困潦倒的对照，是平常日子里司空见惯的景象，而那个时候却荡然无存了。衣衫褴褛和贫困潦倒几乎充斥世界。表面的节俭成为鲜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贵族们衣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在街头行走。对于一些人来说，引发贫困的共同原因，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们原先已经动摇了的家业破产；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华会激发大众的绝望，或者因为自己亵渎了大众的绝望情绪而感到羞愧。那些权豪势要，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憎恨，平时出门总是由一群强人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如今几乎总是独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脑袋，脸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请求和解的表情。

也有另外一些富裕的人，他们曾经是那么的仁慈，举止是那么的优雅，在看到如今这连绵不断的灾难后，也显得迷惑、惊慌失措，好像是被时时刻刻见到的贫困所征服，这贫穷不仅粉碎了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也几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还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人，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的饥饿之间和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他刚对其中一位可怜的乞丐伸出援助之手，其他的乞丐也纷纷伸出手向他乞讨。那些多少还有点力气的人，赶紧蜂拥前来祈求更多的施舍；那些虚弱的老人和孩子只能远远地伸出自己瘦弱的手；而那些在人群后的母亲，有时也高高地举起用破布包裹着的哭泣的婴儿，以便让施舍之人看见。

人们就这样度过了冬天和春天。一段时间以来，卫生委员会向粮食委员会禀报说，由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着大量的乞丐，该城市很可能染上瘟疫，并且建议应该将所有的行乞之人聚集在不同的收容所。正在当局考虑此项建议，审批这项建议，制订实施方案的方法、途径和地点时，街上的尸体急剧增加，每天都会死很多人，随后还发生了其他的灾难。粮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更适用、更迅速的解决方案，即将所有的乞丐，不管是健康之人还是患病之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传染病院，由传染病院治疗和收留，所花的费用全由政府承担。这一方案被采纳了，尽管卫生委员会对此持反对意见，说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定会增加他们正想避免的危险。

米兰的传染病院（或许有的读者读到该故事时，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有关它的描述）是一个由栅栏围起来的四方形的院子，地处城外，位于东门的左侧。它与城墙之间有护城河、环形大道和一条环绕医院的水渠。医院的纵向两侧约有五百步之长，另外两侧较短，也许只有十五步路。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从外面被分割成很多小房间。在里面，沿着平房三侧的墙，是一条曲折的拱形走廊，饰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该病院曾经共有两百八十八间房，有的房间要比其他房间大。不过，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侧，面对大陆，有一个较小的入口。为了开设这两个入口，都不知摧毁了多少小房间。在我们所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该病院只有两扇门，一扇在侧墙的中间，面对城墙，另一扇在与它相对的另一侧。在里面的场地中央，有个八角形的小教堂，该教堂至今仍然存在。

整个病院于1489年开始兴建，它最初由私人捐资，后来又获得政府的拨款和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资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那一段时间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瘟疫时常流行，有时一年内就会发生两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有时肆虐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时甚至势不可当地席卷整个大陆。在我们所讲述的这一故事的年代里，这里是检疫货物的场所。

目前，为了尽快将该院腾出来，也顾不上严格遵守卫生法规，只能匆忙地将所有的洁净物品搬出来。每间房屋里都铺满了稻草，尽可能地安放好买来的一定种类和数量的食品。然后广泛张贴告示，邀请所有的乞丐前来住院。

许多乞丐十分乐意接受该项帮助，因生病而躺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广场的所有乞丐全被人抬到了此处。才几天的时间，人数便超过了三千。不过，还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或许，他们每个人都期待其他人去那儿，这样，留下的少数人可分享城里的施舍；或许，他们生来便对禁闭有一种厌恶之感；或许，是穷人对权贵之人的所有建议都感到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总是同那些感受到它的人和诱发它的人的无知、同贫穷之人的数量、同法律的非正义性始终是相称的）；或许，他们确实明白，他们提供的善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或许，所有这些原因均有；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大多数人依旧在城市各处闲荡乞讨。面对这一状况，政府觉得只能将邀请改为强制。于是大批警察被派出去将行乞之人赶到传染病院，有时甚至将那些反抗的乞丐捆绑起来送入病院。每送一人，他们可得到十里拉的赏金。所以有句话说得没错，即使在财政紧缺的年代，政府的公费也总会花在不当之处。不过，就像人们所猜想的，尽管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意图如此明显，可还是有一大批乞丐逃到了城外，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以求至少能在那儿自由、随意地死去。然而该强制手段是如此具有成效，以致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传染病院避难的乞丐人数——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被抓到这儿的——达到了一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