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很抒情，有点儿悲壮凄凉，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给我唱这首歌，总是唱到“抗战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词是“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挥动拳头”，愤怒、不平、澎湃、抗争，几乎是跺着脚在喊。老七不习惯愤怒，不习惯抗争，他中意的其实就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句。至于那首欧仁.鲍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里教他，他是连嘴也不张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说“国际歌”调子太沉闷，太压抑，嗡嗡的，有绝望挣扎之势，无奈悲怆之感。老七的感觉是对的，后来影视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时基本都有“国际歌”做烘托，以致让人们有了条件反射，只要“国际歌”一响，就是有人要牺牲了，并且这人是死定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七学不会的“国际歌”倒让看门老张学会了，如同老七只喜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样，老张只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来说，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父亲说王国甫的三个工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是王利民把他们召集来的，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更加上一个七舅爷的儿子钮青雨，上班没一天，就把裁员名单搅和个稀巴烂，不知是胡闹还是成心作对。

我父亲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的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也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王国甫的织布厂，连同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了大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自来水厂也罢了工！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织布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国甫，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国甫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国甫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国甫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早知道这个，小时候我把你掐死！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

老张说，这是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咱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

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国甫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减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太太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哥儿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

那天王国甫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脸色十分不好看，也不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国甫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胖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国甫说，签了。

王国甫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商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国甫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国甫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国甫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