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敢等流出来，流出来不就晚了？他们反驳我母亲，并且抱膝摇晃，叹息不止。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也提出来了。即白老师对此事究竟是什么态度：她是不是也乐此不疲？他们提到了一个典故。《三国演义》里的那个著名的典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白老师也愿意这样摔下去吗？是要摔到孩子流出来为止吗？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这对中年夫妇就应该死心了。孩子装在人家的肚子里，人家要想弄掉，他们是毫无办法的。

这里应该提一下，知青们现在都已先后搬出了大庙。白老师从大庙搬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别的知青也搬了出来。他们现在住在济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堆放着修桥用的水泥、石子和钢筋，现在又多了几顶用树枝搭起来的帐篷。丁奎死后，公社下令暂缓修桥，地里又没有什么农活，他们和村人一样无事可干了。能干的事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防震。正是为了防震，他们才从大庙里搬出来。那个热爱普希金的知青是最早提出搬出大庙的，他的理由是：大庙年久失修，是从旧社会传下来的，一旦地震，不倒才是怪事呢。知青们谁也不想当第二个丁奎。他的说法，得到了别的知青们的响应，村支书只好帮他们在那个大院里赶建住房，在房子建起来之前，他们只好住在帐篷里面。

我提及这一点，是为了引出下面的事实。知青们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近，当中只隔着一片用来种花生、地瓜的沙地。我们来往起来很方便。丁奎死后，虽然大人们和知青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但他们通常还是告诫我们少跟知青接触。现在，他们想禁止也禁止不了啦。

那时候，知青们常来学校转悠，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枋口话和我们交谈，我们慢慢也学会讲他们说的那种枋口话了。比如，枋口人把厕所叫茅肆，他们现在也称之为茅肆，只是把“肆”发成了“屎”，我们不说茅肆，也跟着他们说茅屎。我们把“晚上”称为“黑”，把“昨天晚上”称为“夜儿个黑”，他们现在跟着我们学，也说“夜儿个黑”。我们有时候倒学着他们原来的说法，把“昨天晚上”说成“昨夜”，后面还要再加上“晚上”，叫“昨夜晚上”。“昨夜晚上”这一病句被他们笑纳了，后来，双方都说“昨夜晚上”，一套特殊的、错误百出的语码就这样形成了。

那段时间，我们也和大人一起在外面住宿。大人们把钱和工分册缝在裤衩里面，带着我们来到打麦场。打麦场周围没有房子，是防震的好地方。大人们聚在一起忧世伤生的时候，我们最为快乐，我们逃离大人的视线，到处疯玩，我们甚至觉得地震可真是好东西，要是没有地震，我们晚上就被大人关在家里，想玩都玩不成。通常，我们玩着玩着，就玩到了学校后面的那片沙地。知青们也常来那片沙地。双方汇到一起，用那套特殊的语码交谈。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喜欢拉住我和乔红军谈话。拉乔红军，是因为他是支书的儿子，想从他那里套出一点内幕消息：支书又去哪里开会了，哪个知青拎着饼干和肉松去他家做客了，等等。他们拉我说话，是因为我最先见到他们，他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我在地上不停地蹲下站起绕着想象中的粪便转圈的动作。现在，他们叫我过去的时候，常常学着我当初的样子往地上蹲那么几下。这么一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在叫我，而不是在叫别人。

他们曾把我领到那个会画宣传画、做诗，也会玩扑克魔术的知青旁边。这是咱们的老朋友，让他给你讲讲吧。他们说着，就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他跟前。

他要问的问题跟我的母亲一样，连问的方式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把付连战称为杂种：

那个姓付的杂种又跟你们的老师拧衣服了吗？

即便我没有看到，我也会说我看到了。并且强调，我是亲眼看到的。我这么讲，显然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得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如果我说没看到，我就显得毫无价值了。我不等他进一步追问，就开始描述“我又看到”的场景，同时夸张地做出各种动作：怎样拧，怎样摔倒，怎样扶起来。他所关心的焦点与那对中年夫妇不一样。他关心的是“扶”这个动作以及扶到屋里之后的动作。

我指指自己的腋窝，说，扶在这里。

从前面扶还是从后面扶？他问。

有时候从前面扶，有时候从后面扶。

要是从前面扶的话，肯定摸着她的奶了，旁边的知青说。

枋口人把奶子叫做妈，另一位知青说。

从后面扶，照样可以摸住她的妈，前边的那个知青补充道。

够了——会画画的知青喊了一声。他这么一喊，别的知青就闭嘴了。他脸朝向我，低声问道：扶到屋里之后呢？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我甚至连编都编不出来。我不吭声了。别的知青显得很着急，催我快讲：说吧，看到多少就说多少，我们不会说这是你说的，不要害怕。他们还给我提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比如——

比如什么？会画画的知青反问道。别的人又不吭声了。

我编不出来，只好说：别的我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付校长过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过了多大一会儿？一个知青又问。

吃一顿饭的工夫吧。我说。

我日付连战他妈。那个画宣传画的知青突然喊了一句。

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在那个夏天，这句话传得妇孺皆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付连战显然也会知道这个咒语，可他好像并不害怕。说来奇怪，别的人越议论他，越是宣称要“日他妈”，他好像就越高兴，越神采奕奕。他现在与白老师像一对鸳鸯似的，出入教室、校园，也一起到村里的打麦场散步、乘凉，遇到人，就停下来寒暄几句，表扬那个人的孩子，说孩子的学习有进步。他似乎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白老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即便还没有完成“火车挂钩”，也是指日可待了。

那些天，乔凡新一到晚上就从邻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在打麦场上到处乱窜。人们当然要向这个全村最有文化的人请教问题：为什么付连战不怕人议论，故意让别人都知道他要和白知青“火车挂钩”？

乔老师的阐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他的阐释大致如下：付连战的那玩意儿不管用，他乐意造出这种桃色新闻，以显得他那玩意儿是管用的，其实，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乔老师的话，人们通常是相信的，但他的这段话，人们却将信将疑。

不过，既然那茅坑有人占着，别人就无法再去占了，村里的妇女们因此心里很踏实。她们在听到男人咒骂付连战的时候，还要替付连战说几句好话，说付连战其实是个好人，从来没有打过学生。她们说，有时候学生把付连战都快气死了，付连战也不打学生。当然，说过这些话之后，她们也愿意讲一些付连战的笑话，借付连战欢笑一通。她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笑话，因为跟我有关，我觉得最有意思。说的是付连战有一次送给白知青一只冬瓜，白知青放在那里一直舍不得吃。后来，别的知青来学校找白知青，她才把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一切，一泡臭水流了出来。白知青说那是付校长送给她的，是付校长亲手种出来的。他们一听这话，就恼透了。他们把切开的瓜还给了付连战，付连战为了证明那瓜能吃，就把它炒成菜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玩笑里包含有虚构的成分。据我所知，那只切成两半的瓜，后来扔在井边，成群的苍蝇在上面盘旋，并没有人吃它。当时，我并没有站出来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它以讹传讹，流传了很久。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给父亲重复了这个故事，当时，他们二人哈哈大笑。我忍不住说道，付校长并没有吃。我刚说完，他们就说：你怎么专门让人扫兴，快点滚开。

不妨来总结一下，所有跟白老师有关的故事，都是由白老师的哭引起的。白老师的哭所引起的系列故事，使枋口人在地震的威胁之下，欢快地度过了一段让人恐惧的岁月。

正像我讲的真话（付校长并没有吃掉那只瓜）让父母扫兴一样（他们宁愿相信确有此事），后来，白老师讲的一段话，也让大家有点扫兴。

有一天，班上的李万龙和一帮同学去济水河游泳，李万龙差点被淹死。白老师听说之后，跑到河边，和同学们一起把他抬了回来。李万龙恢复过来之后，觉得自己不会游泳有点丢面子，就故意作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嬉皮笑脸，还夸张地吹口哨。白老师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下，斜眼的李万龙就老实多了，他乖乖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哭了起来。

白老师息怒之后，向李万龙道歉，说她不该打他。她的道歉，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打就打，还道什么歉？我们都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白老师说了一个故事。她说，她有一个弟弟，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在游泳池里淹死了。我们都没见过游泳池，所以白老师解释说，游泳池就是用来游泳的湖，有两三个教室这么大。她说，她是在晚上和弟弟翻过墙到池子里游泳的，弟弟先下去，下去就没再上来。她说她现在想起此事，就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是她把弟弟领去的。说完这话，白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哭了起来。她一哭，我们也都跟着哭了。她哭得很凶，后来她捂着脸跑出了教室。

白老师讲的这则小故事，我们回去就对大人说了。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打麦场上，他们听过我们七嘴八舌的讲述之后，有的说，想不到白知青把弟弟害死了，这个女人不寻常；有的说她是在编故事吓学生，她的弟弟要是死的话，她就该在家里伺候爹娘，不该来枋口；还有许多家长说，她是编故事扫大家的兴，好像她不是为了丁奎哭，她要是想哭，什么时候都可以哭，为什么非要等丁奎死了之后才去哭。最后这种说法占了上风，大家慢慢都认同了这一说法。当然，大家也都纷纷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到河里游泳。

李万龙他爹起初还说要买盒饼干去瞧瞧白老师，后来，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拧着李万龙的耳朵，把他拧到油灯下面，说要检查检查他的耳朵，是不是被白老师打坏了。

我们这些孩子站在一边，听着大人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被拧疼了耳朵、被拧得头晕目眩的李万龙突然撒破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

我们全都跟着喊了起来，拼命地喊，喊得鸡飞狗跳。我们看着大人们慌作一团，像一群狗试图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在地上胡乱转圈。他们转了一阵子，想起了我们，想拽住我们，不让我们乱动，可我们全都不约而同地跑开了。大人们在背后哭着喊我们。听着那从未有过的怪腔怪调，我们在黑暗中兴奋得又唱又跳。后来，大人们不再哭喊了（他们发现并未地震），可我们还在跳着唱着。“地震”这个词给人带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被这种感觉引导着，欲罢不能，只能喊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