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往日的刑法</h3>
狱警打开牢门，准备把布兰托拖出去处决时，发现布兰托正在发高烧。法医从布兰托口腔中测得的体温是40℃。布兰托的死刑只能推迟执行。克尔萨斯州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在生病时是不可以被执行死刑的，只有等他病愈了才能处决。
克尔萨斯州至少有半年没有举行处决仪式了，来刑场观看的人比往年要多。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一早就坐在刑场的环形看台上，翘首以盼。虽说处决布兰托只需一粒子弹，但警方为筹备一次死刑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不亚于准备一台著名歌星的演唱会。尤其是布兰托的亲朋好友们，他们是从遥远的乡下坐马车来的，他们运来了一口漂亮的水晶棺，并且做好了接受布兰托死刑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大家都盼望法医能妙手回春，尽快将布兰托的体温降到37℃以下。法医给布兰托服用了大剂量的退烧片、抗生素，注射了三剂退烧针，法医甚至剥光布兰托的衣服让他躺在巨大的冰块上，布兰托的体温始终居高不下。法医终于放弃努力，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布兰托的死刑被宣布延期举行，延期到他退烧那天。虽说对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来说，处决是迟早的事，但在一个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度，谁都不会以任何借口去干违法犯罪的事。处决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延期处决同样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对一个正在发高烧的人延期处决，恰恰说明情与法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监狱医院，医生们对布兰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检查和治疗。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布兰托发烧的病因，在布兰托身上所尝试的一切退烧措施当然是徒劳的。高烧使布兰托的生命得以暂时延长，可持续高烧带来的巨大痛苦是布兰托难以承受的。布兰托多次恳求警方早点把他处决。既然处决是迟早的事，为什么不让他早点解脱高烧带来的痛苦呢？警方虽然对布兰托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但警方无法满足布兰托的愿望。警方也想把这件事早点处理掉，可谁敢为了同情去犯法呢？
警方和监狱医院不可能放弃努力。他们邀请国内著名的发热待查专家和疑难杂症专家对布兰托进行会诊。结果专家们仍然找不到布兰托发烧的原因，当然也就开不出退烧的良方。在会诊即将结束的那天傍晚，一位来自某医科大学的教授，一番异想天开的解析，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同。他说：“显然，此人既不是感染性发烧，也不是非感染性发烧。他是由于恐惧，由于恐惧死刑引起的高烧。只有消除他对即将到来的行刑的恐惧，才能退烧。而消除这种恐惧，我们医生是无能为力的。”警方立即请来神父帮助布兰托消除对死刑的恐惧。神父对布兰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开导，布兰托的高烧始终不退。束手无策的神父对警方说，让布兰托退烧的唯一办法是暂时改死刑为有期徒刑，等布兰托退烧后再重新宣判死刑从而立即执行。神父同时强调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顶着高烧的布兰托也该体验一下人的正常体温了。神父的建议显然是荒唐的、可笑的。在一个法律至高无上的国家，怎么可以拿法律当儿戏，对一个已经判了死刑的人改判呢？即使改判了，他的温度降下来了，重新判他死刑，他的温度还会上来，死刑不是照样无法执行吗？
如果布兰托依然这样没完没了地烧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改法律。只有修改法律关于死刑犯生病不能处决这一条款，才能使法院的判决最终得以执行，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克尔萨斯州的法律一百年才能修改一次，而这项法律公布至今才四十年。这就意味着布兰托可能在六十年以后才能被处决，意味着布兰托还要忍受六十年的高烧。往日的刑法总是这样耐人寻味。
<h3>证 人</h3>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我门的时候你在家里，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就找个证人，一起生活。
<h3>隐 喻</h3>
1875年6月的一天傍晚，一个专门收购遗言的商贩出现在长江平原南部的一个小城。他挑选护城河边的一个小客栈住下。当天午夜，他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十几张广告。广告这样写道：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黄金有价，遗言无价。一个人的临终遗言是他留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本人专门收购遗言，每份遗言十块大洋。欢迎出售遗言，本人服务上门。联系地址：新北门客栈西厢。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小城，在平静的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首先要核实这一消息的真假。因为这个消息听起来不可思议，居然有人专门收购遗言，而且出这么高的价钱，比废铜烂铁贵一百倍。但是去过新北门客栈的人都证实这不是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头上扎着红头布的商贩不仅告诉前来打听的人确有其事，而且告诉人们他这一行当的规矩。不是所有的遗言都可以收购的，必须是即将死亡的人向他口授的遗言，他才收购，他才会出这么高的价钱。商贩还向好奇的人们演示了他手中的拨浪鼓。那是一个神秘的装置。把写有遗言的纸从它侧面的缝隙插进去，旋转几下，就卷进去了，再也打不开。商贩说，没人能打开。但是，善良的市民们在证实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后，很快发现这件事情有许多可疑之处，甚至是个骗局。首先是他为什么收购遗言？对此，商贩的解释和他在广告上说的一样，他一再强调，人间没有什么比遗言更值钱的了。他会反问你，你能说出什么东西比遗言值钱吗？更让人们可疑的是，他出这么高的价钱买遗言，这些遗言他做什么用？作为一个商人，他如何赚钱？他把遗言卖给谁？谁会出更高的价钱买遗言？对这个问题商贩讳莫如深，从不正面回答。不过，他说，不是你们给我钱，是我给钱给你们，我骗你们什么呢？
尽管人们对商贩议论纷纷，将信将疑，但有一点人们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没有人会出售遗言给他，没有人会为了十块大洋出售遗言给他。何况，一个人的遗言，或多或少会涉及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人们怎么会把秘密或隐私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商贩呢？
家住城门口的钟表匠，是商贩来小城后，第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钟表匠当初也和市民们一样，觉得商贩十分可笑十分可疑，坚信不会有人出售遗言给他。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恳求家人把商贩请来，他要出售遗言。家人坚决反对。钟表匠流着泪说，我临死前就这一个要求，请你们满足吧。家人只好把商贩请来。商贩在膝盖上铺一块红布，用纸记下钟表匠的遗言，看着钟表匠咽下最后一口气，把遗言卷进拨浪鼓，丢下十块大洋，扬长而去。
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以后小城的人临死前都会把商贩叫过去口授遗言，这已经成了小城人死亡之前不可缺少的仪式。商贩就这样，在小城站住了脚，生意越来越红火。人们永远困惑不解的是，商贩收购这些遗言干什么？他怎样赚钱？为什么那些临终的人都会把商贩叫去把遗言卖给他？
1878年7月的一天傍晚，商贩赶着马车离开了小城。商贩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喊道：“收购遗言啰，十块大洋一份！”小城的人目送商贩，看着商贩手里那个装有遗言的拨浪鼓，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晃悠晃悠的。
<h3>世外新闻</h3>
精神病医生布兰迪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精神病定义，竟然让克尔萨斯人从此都成了幸福的人。
早在16世纪40年代，克尔萨斯就出现了人们暂时称之为精神病的病人，但是直到17世纪60年代，精神病人如雨后春笋，克尔萨斯已经拥有三家精神病院，关于什么是精神病，克尔萨斯医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界定。由于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医生们都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诊断，有些病人在甲医生那里是精神病人，在乙医生那里却不是精神病人。一些精神病人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更多的非精神病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就使克尔萨斯的精神病领域显得混乱不堪。只有尽快给精神病一个明确的界定，才能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克尔萨斯医学会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精神病医生布兰迪，请他尽快为精神病起草一个定义，提交医学会专家委员会讨论。
作为克尔萨斯第一个开设精神病专科门诊的医生，布兰迪医治的精神病人成百上千，但是真正要他给精神病下个定义，他却感到十分为难。和克尔萨斯的所有精神病医生一样，布兰迪也曾企图给精神病下个定义，结果都放弃了。因为精神病是个新生事物，它不像其他疾病那样具有明显的症状和客观的指标。但是他又不能辜负医学会对他的信任。布兰迪知道给某一事物下定义，就是要找到这一事物的共同特征。给精神病下定义，也就是要找到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共同特征，而恰恰精神病患者们的共同特征难以把握。布兰迪思考了整整一个冬天，发现精神病人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生活是痛苦的，或者说因为他们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他们的精神才有了病。一个快乐的人精神是不可能出问题的，精神病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精神上。据此，布兰迪给精神病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精神病就是那些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从而使精神出现异常的病人。布兰迪知道这一定义有些牵强，但是作为一个先驱者，作为第一个给精神病下定义的人，他实在拿不出比这个定义更准确的定义。
医学会把布兰迪的精神病定义提交专家们审议和讨论，专家们都认为这个定义牵强，甚至有点荒诞，但是大家又想不出比这个定义更好的定义，而尽快给临床一个统一的标准又迫在眉睫，有定义总比没定义好，最后大家勉强通过了这一定义。医学会主席杰弗兰在总结时说：“科学家们当初认为地球是圆的，后来才知道地球是椭圆的，我们不能苛求这一定义一开始就至善至美，我们可以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根据布兰迪的精神病定义，凡是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人都被确诊为精神病人，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精神病院一样，对付精神病人，或者说为了让精神病人早日康复，除了强迫他们服用大量镇静剂等红红绿绿的药片外，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靠关禁闭和严刑拷打，电棒是治疗精神病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你真的没什么道理可讲。精神病人当然受不了精神病院的生活，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自己认为生活是痛苦的，就被当成了精神病人关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既然精神病定义是这么说的，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尽快出院，而要出院，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以前的错误想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只要你认为生活是幸福的，并且真的看上去幸福了，他们就让你出院了。出了院的人害怕重新回到精神病院，他们即使在生活中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会承认生活是痛苦的，他们时时刻刻把自己扮成一个快乐的人。那些没有进过精神病院的人听说了精神病院里面的情况，都怕进去，都怕自己被当成精神病人，所以他们都不敢说生活是痛苦的，为了怕别人误解，那些出了院的人和那些从来没有进过精神病院的人，只要在有人看见的地方，他们都在脸上摆出甜蜜的微笑。一个脸上整天挂着甜蜜笑容的人当然不会是精神病人。没过多久，精神病院的病人纷纷出了院，也没有人因为精神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克尔萨斯没有了精神病人，克尔萨斯人都成了幸福的人。这样的结局是克尔萨斯医学会和布兰迪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定义，会让所有人都成了幸福的人呢？其实，你仔细想想也不足为奇。生活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你认为它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认为它是痛苦的它就是痛苦的，关键看你怎么认为。
我们是在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踏上这个位于地中海西岸的美丽城市的。我们发现克尔萨斯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人人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你问任何一个人：“你的生活怎么样？”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
<h3>克尔萨斯的下半夜</h3>
我醒来时全身是汗。看一下时钟，已经是克尔萨斯的下半夜。一个人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出差，不应该在旅馆里虚度美好的夜晚。这是我临睡前的想法，但我竟然睡着了。现在我醒了，虽然是下半夜，真正的夜才开始。我毫不犹豫地跳下吊床，趿着旅馆的木制拖鞋，穿过走廊，走出大门，闯入了克尔萨斯的夜色之中。克尔萨斯的下半夜很静，灯光很亮。我点燃一支雪茄，沿着铺着鹅卵石的大道踽踽独行。克尔萨斯的下半夜像个熟睡的裸体女人，我能嗅到她匀称的气息，我很奇怪这么美好的夜晚大街上居然阒无人迹。我穿过十字路口，刚来到克尔萨斯广场，一辆装猪用的卡车停在我身边。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跟我要身份证。我说我没带，放在旅馆里了。从车上跳下两个人，把我双手反铐，用蒙眼布把我眼睛蒙起来，然后把我抛到车厢上。卡车离开了广场。听声音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人就是刚才蒙我眼睛的人。他的声音比他的长相要温和得多。他告诉我，我将被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他友好地告诉我，以后再到克尔萨斯出差，下半夜不要出来，即使出来一定要带身份证。他告诉我，很久以来，克尔萨斯一直执行着这样的法律：凡是下半夜没有身份证在街上行走的人一律抓起来，然后把他们送到对这个城市安全的地方。我试图向他说明他们这样做会发生过错。他说，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凡是下半夜出来而没有带身份证的人绝不是好人。我又对克尔萨斯下半夜的景色进行了赞美，我甚至提出克尔萨斯的下半夜不应该这样灯火通明。他有点嫌我啰唆了，尽管他没有说，我能感觉出来。
卡车骤然刹车，我被人扔下车，蒙我眼睛的人帮我解开蒙眼布，把几块硬币塞进我手里，说：“路费。”车就开走了。我眼前漆黑一片，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从闻到的农药味，我判断自己正站在田埂上；又从叫嚷声中判断，我周围至少有三四十个人，他们都是忘了带身份证或者根本就没有身份证的人。我问旁边的人这里为什么如此漆黑。他说，不远处有一座山，挡住了月亮。他说这也许是地球上月亮唯一照不到的地方。他要我不要轻举妄动，他说这是四个城市的交界处，在下半夜或者说天亮之前你到其中任何一座城市，只要你没有身份证，他们都会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我只能站着，等待天亮，听周围的人唱歌或讲故事。我正准备向旁边的人打听，天亮了如何才能找到回克尔萨斯的路，就听见在我不远处发生了格斗。我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声音，我感到了危险，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凭自己的听力让自己的身体离他们远些。但是我越是努力离他们远些，我的身体就离他们越近。当我的身体被别人推来撞去时，我知道我已经身陷其中了。我努力离开他们已经不可能了，我只有站在原地不动。在激烈的金属碰撞声中我的胸部一阵刺痛。我用手一摸，好像在流血。激烈的搏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一个声音突然喊道：“他死了！”格斗就停止了。大家坐在原地喘息。后来天亮了，人们发现那具尸体，尸体身上至少被刺了30刀。警察封锁了现场，我们被带到附近一家农舍，我们都将接受审讯。我相信，只要我说一句话，告诉他们我有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在克尔萨斯旅馆里，他们就会立刻放了我，并且会向我道歉。但是警察把我喊到里面时，说：“你被捕了。”我有些惊讶。他接着告诉我，你不要狡辩了，狡辩也没用。当时天色漆黑，没有人承认杀了那个人。你身上有伤，凡是有伤的人肯定参与了格斗，当然也就参与了杀人。我真的不好狡辩什么，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我想起蒙我眼睛的人说的话，一个人在下半夜不带身份证出来，肯定不干好事，我证实了他的话。但我真的很喜欢克尔萨斯下半夜的景色，一个熟睡的裸体女人，这个绝妙的比喻足以让我自豪一辈子。
<h3>一个边防兵的秘密情节</h3>
翻过两座雪山，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斯蒂文和上尉分手后，没有潜入敌人的山庄，而是向迪里尔山谷滑去。只要赶在天亮前，和上尉在分手的地方会合，向上尉汇报他早已熟悉的敌情，上尉绝不会怀疑他的。万一有人怀疑他，上尉将成为他的证人。
月光照耀着白雪皑皑的迪里尔山谷，边防兵斯蒂文划着雪橇行走在迪里尔山谷的盘山公路上。从迪里尔山谷划雪橇到斯蒂文的故乡要走两个小时的路。两个小时后，斯蒂文将在故乡杀掉他的母亲，然后连夜赶回迪里尔山谷和上尉会合。不会有人怀疑斯蒂文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谋杀计划斯蒂文已经策划了很长时间，不会出差错的。
斯蒂文是在结婚的第二天上午被抓到边防来当兵的。如今他在边防已经十一年了。和所有的边防兵一样，斯蒂文来到边防那天，就想回家，就想逃跑。因为迪里尔边防太冷，他无法忍受迪里尔的寒冷。但是军方规定，战争一天不结束，边防兵就一天不能回家。而所有的边防兵都知道，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们的国王热爱战争。所以边防兵只有一种结局，要么在战场上战死，要么在边防冻死，没有其他出路。也有边防兵逃跑的事发生，但是这些逃兵最终都被抓住，并被斩首示众。根据军方规定，边防兵只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回家，那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死亡，边防兵必须回去服丧。只有服丧，边防兵才能永远回到自己的家。但是，服丧的情况毕竟少见。每当有士兵家中死了父母，边防兵们都很羡慕他，但是这样的边防兵有几个呢。一般来说，边防兵都比较年轻，他们的父母年龄也不大，所以边防兵的父母还没死，边防兵就早已冻死，或是战死了。
和所有的边防兵一样，斯蒂文也曾幻想过自己的父母死亡。这是罪恶的念头，每个边防兵都有过这种罪恶的念头。但是像斯蒂文这样企图谋杀自己亲生母亲的倒是绝无仅有。当然，斯蒂文有他的特殊情况，有他的特殊理由。每个杀人者都有他的理由。首先，他的母亲很爱他。斯蒂文是他母亲活着的唯一理由，他的母亲每次来信都这么说。他的母亲甚至在信中说，她的身体很好、很棒，为了能够见到她的儿子，她要养好身体，让自己长寿，这让斯蒂文看了多么辛酸。母亲多么幼稚。母亲不知道，她越健康越长寿，她就越是见不到儿子，她的儿子越是会冻死在边防，战死在边防。所以只有杀掉母亲，他才能早日回到母亲身边。斯蒂文谋杀母亲的第二个理由是怕冷。世界上没有人比斯蒂文更怕冷了，斯蒂文实在太怕冷了，他一刻都不能忍受边防的寒冷，只有杀掉母亲他才能摆脱寒冷。斯蒂文谋杀母亲的第三个理由是怕死。只要在边防一天，他就要打仗，他就会死亡，他不想死，他怕死。而他不死的唯一希望就是他的母亲死。
当然，这都不是斯蒂文杀害母亲的真正动机。斯蒂文杀害母亲的真正动机，是他想念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个十分美丽的女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想念她的身体，他难以忍受占有妻子的欲望。但是，如果不能服丧，他将永远见不到他的女人，他的女人将会落入别人的怀抱，他甚至怀疑他的女人已经落入别人的怀抱。只有杀了母亲，他才可以借服丧的名义回乡，才能享受妻子那美丽的身体。
边防兵斯蒂文划着雪橇来到他的故乡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潜入他家的小院，进入母亲的房间，杀了他的母亲。斯蒂文回到迪里尔山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向上尉汇报了他虚构的敌情，便和上尉回到了营房。
斯蒂文一觉醒来，上尉便来通知他，他的母亲被人杀了，要他回去服丧。在士兵们艳羡的目光中，斯蒂文划着雪橇，离开了边防。
<h3>砂 袋</h3>
米勒在迪里尔集市找了半天，终于看见那个吉卜赛女人和挂在墙上的砂袋。米勒说：“听说你卖的这种砂袋，能长久保温？”吉卜赛女人说：“你把开水灌进去，放进被窝，能保温二十四小时。”米勒说：“这可是神袋了，我买。”吉卜赛女人问：“要几个？”米勒用手量了一下砂袋，又用手把自己从头到脚量了一遍，说：“二十六个。”吉卜赛女人惊讶道：“你买这么多干什么？”米勒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