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扭秧歌关你什么事呢？不要以为你拿着电喇叭就代表中央了，乱喊乱叫有什么用？邵兰英面露厌恶之色，说话依然慢条斯理，保润他妈，我一直以为你是懂道理的人，这会儿怎么就不讲理了呢？谁该坐牢谁该自由，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人家女孩子是受害者，受害者说了才算，对不对？

此话说到了要害，电喇叭沉默了一下，突然传来粟宝珍凄厉的嘶喊，谁说了都不算，人民币说了算，后门说了算，你们家钱多，后门多，关系多，你们把人家女孩子买通啦！

排演团体操的妇女们都用羽扇遮脸，交头接耳，大多数人听闻柳生和保润是同案犯，谁是真正的主犯，谁是受冤的从犯，他们一时都不敢表态，至于粟宝珍和邵兰英作为母亲的表现，他们是有资格判断的，大家普遍欣赏邵兰英的风度，觉得粟宝珍实在太过分了。戴阿姨过去抢夺她的电喇叭，嘴里劝阻道，保润他妈，你心情不好我们都懂，但是也不能占着电喇叭这么喊下去，我们还要排演，时间很紧，五一节的花车游行，我们香椿树街也要上节目，这是政治任务，耽误不起的。

粟宝珍总算松开了电喇叭，脸上出现了一丝愧疚之色，你们排练好了，政治任务耽误不得，我怎么不懂？我是看见她在这里扭秧歌，实在气不过，对不起大家了。戴阿姨扶她坐到自己的小方凳上，粟宝珍看着天色说，几点了？我没时间坐，一天没进一粒米，还要回去给他爸弄晚饭呢。她想站起来，人站不直了，身体像一只虾，弓着腰顶在墙上。戴阿姨问，你的腰怎么啦？她说，要给孩子伸冤啊，这几天走了八辈子的路，腿走麻了，腰大概也累断了，你们排练要紧，我就这样弓着，歇一会儿。

十几把玫瑰红的羽扇很快恢复了波浪形，电喇叭里又响起戴阿姨热情的声音。一嗒嗒、二嗒嗒。左手起。三嗒嗒、四嗒嗒，右手起。中断的排演继续进行。两个香椿树街的母亲，一个在排练的队伍里，舞姿依然一丝不苟，依稀在示威，一个用腰顶着墙，表情痛苦，红肿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微弱而犀利的光，明显在受难。人们冷眼旁观，两个母亲的目光你来我往，在轻音乐的伴奏下，他们开始以目光交战，半空中刀光剑影，旁观者一时无法仲裁两个人的胜负了。

后来是时装店的马师母闯进了排练队伍，她心急火燎地拨开人群，对着粟宝珍大叫道，保润他妈，你怎么还坐在这里看热闹？快去看看保润他爸，不好啦！粟宝珍愣了一下，我在这儿歇口气，你别吓唬我，他怎么不好了？马师母说，我哪儿忍心吓唬你？你们家门上不是有三把锁吗？保润他爸开了两把锁，第三把钥匙找不到了，我听着他晃那把锁，晃着晃着，骂着骂着，一头就栽倒在门口了，眼珠子又爆出来了，嘴里在吐白沫，怕是又中风了！

排练这次是自动终止了，大家目送粟宝珍仓惶而去，都说保润家流年不利，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劫连着一劫，真的可怜了。旁边的邵兰英认可众人的怜悯之心，但她适时地补充了一句，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说得莫测高深，别人便都急于听她的看法，可怜与可恨到底是什么关系。邵兰英说，我也没什么理论，反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都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家人怎么教育孩子的，又是怎么对待老人的？你们街坊邻居不都看在眼里？老天也看在眼里，人在做，天在看啊。我也不怕谁给她传话，我就是这个观点，她怪不了谁，都是报应。邵兰英说到这里，手指翘起来朝天上一指，要怪就怪老天爷去，这户人家，一定是遭天谴了。

众人听得心惊，抬头仰望天空，香椿树街的天空一片湛蓝。神灵也许躲在一片白云后面，也许藏在一束日光里，但是这条街上有那么多可怜的老人，有那么多不孝的子孙，神灵如果主持正义，很多人家都会遭到报应，为什么独独选中了保润一家呢？对此，众人都感到茫然。谁该是遭报应的人？每个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份名单，只是碍于人情世故，大家不便宣布罢了。

听说保润的父亲是二次中风。稍具医学知识的人都清楚，一次中风导致腿脚不便，二次中风非常危险，多半危及生命。有人不理解三把锁的事情，说他们家又不是什么万元户，门上为什么要挂三把锁？也有人冷静分析，说丢了第三把钥匙，应该是次要原因，保润的父亲一定是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也许马师母没有把门上孩子的涂鸦擦干净。谁看见了不生气？当然，种种猜测无从验证，验证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听说保润的父亲在医院急救室里躺了五天五夜。抢救的效果很不理想，医生吩咐粟宝珍准备后事。粟宝珍去买了两套寿衣，一套是丈夫的，一套是她自己的，她把两套寿衣都堆放在丈夫的枕边。粟宝珍拍着寿衣，与昏迷中的丈夫交流。她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小算盘，想一死了之？想把这个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收拾？你休想。你能死，难道我就不能死？我告诉你，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寿衣准备了两套，要不穿都不穿，要穿我们都穿，你敢蹬腿我就敢上吊，你一蹬腿我就替你穿寿衣，穿好你的就穿我的，我要是比你多活十分钟，我就不算人，我们要去一起去，那一老一小，随他们去！

听说是粟宝珍的绝望威慑了昏迷不醒的丈夫，他不敢死。到了第六天早晨，他蹬了一下腿，只蹬了左腿，蹬得很轻，到了第六天的深夜，他的左手又动了一下，正好按住了寿衣，一根手指慢慢地翘起来，似乎在央求妻子，别激动，有事慢慢商量。到了第七天，保润的父亲苏醒过来，粟宝珍破涕而笑，但是医生劝她不要高兴得太早，说病人的性命虽然勉强保住，但是人已经成了一具空皮囊，很脆很薄，一碰就碎，以后是你们家属要小心了，时时刻刻，必须小心看护。

邻居们去医院探视，病人说话呜鲁呜鲁的，谁也不懂，只有粟宝珍可以翻译他的语言，她说，自己这副可怜样子，还要教育你们呢，他说了，一个家庭要太太平平，第一要孝顺老人，第二要管好子女。邻居们都点头，认为他透露的是经验之谈，头脑还是清醒的。保润的父亲又继续呜噜呜噜，表情越来越激动，粟宝珍却不肯翻译了，不仅拒绝翻译，还哭起来了。邻居们猜到了病人呜噜什么，都去劝粟宝珍，夫妻间总要拌嘴的，何况你们心情不好，不翻译就不翻译吧。粟宝珍抹一抹眼泪，咬牙说，翻就翻，翻了让你们评评理，他在怪我呢，怪我不孝顺他爹，怪我宠坏了保润，怪我贪图钱财，你们大家评评有没有这个道理？他不怪他爹这个害人精，不怪他儿子不争气，不怪他自己没本事，一盆脏水，都泼到我头上来了。

清晨或者夜晚，人们偶尔会在大街上遇见粟宝珍，她形容枯槁，眼神涣散，似乎接受了命运赋予的所有不幸，认输了。很多人同情她，说要评选天下最苦的女人，非粟宝珍莫属，想想都累死了，家里三个男人，一个犯人，一个病人，还有一个疯子，都要靠她一个妇道人家。粟宝珍的大苦大难，别人难以分担，也只能用言语关心一下。有人看见她在桥头的干果摊子买核桃，小心翼翼地与她搭话，保润他妈，核桃买给谁吃，买给老的还是小的？她红着眼圈，叹了口气说，自己吃的，医生让我吃点核桃补脑子，我脑子里每天轰隆隆地响，听说精神病人发病前脑子里都这么轰隆隆响，再这么响下去，我也要进井亭医院了。别人马上宽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也经常头痛，痛得咝咝地响，那我不是也要进井亭医院么？粟宝珍说，你头痛，我头痛，痛得不一样。我迟早要垮的，拖一天是一天，晚一天好一天，我要是垮了，我倒轻松了，就是好端端一个家没了，想想都不甘心。

她那个家还留有一缕人烟，但已经倾颓了一大半，摇摇欲坠了。有一天法院派人来送传票，敲门无人，马师母从店里热情地跑出去，一看是传票，嫌那个牛皮纸信封不吉利，不肯代收了。她帮着人家把传票从门缝里塞进去，听见那人嘴里吔地一声，这是不是一棵苋菜？马师母一低头，发现保润家的门槛下面果然长出了一棵苋菜，高高大大，碧绿碧绿的，叶片上还滚动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