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合曼略微降低了声音，但仍然是气呼呼的，他问：

“请问，章组长是什么人？”

“是社教干部。”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大家没有听明白他的提问。

“我们是社员嘛。”

“什么社员？什么成分？”

“贫农呗！”

“贫农是什么样的人呢？”

红脸的老汉想了想，他说：“是革命的先锋！”

“您瞧！就在这儿呢！您说得多好！”热合曼欢呼道，“这不是，您也学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哇！章同志是干部，是领导我们的。我们是革命先锋，是革命运动中打头阵的。这么说，我们怎么能眼看着章组长把手往火里伸而不闻不问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恼怒，不斗争，听其自然呢？”

“唉，兄弟！”斯拉木老人叹了口气，代表其余两个老汉做了回答，“我们只是想安慰安慰你，解劝解劝，结果，说的那个道理不怎么对哩！您说得对，遇到不正确的事情，应该斗争哩，可是，要斗争就必须怒气冲冲地大喊大叫吗？您对我这个八十多岁的人说话，就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吗？”

“对！”热合曼也笑了，“我检讨，我态度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

“老了也得学习呢！队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几个呢？”圆胡子老汉感叹地说。

“我看，干脆咱们几个老汉组织一个学习组吧。就选最年轻的小伙子热合曼老弟担任组长！”斯拉木提议说。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增进了新的团结。最后四个老汉商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公社反映一下对章洋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意见。中午，以“小伙子”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四个白胡须的老汉，各骑着一头毛驴，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公社。

人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早晨，在生产队的文化室，吐尔逊贝薇和几个姑娘正在利用工前一段时间排练节目，准备参加大队组织的红色歌曲歌咏比赛。玛依娜尔一进来，吐尔逊贝薇连忙跑过去问道：“你们的组长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这样。”玛依娜尔的回答含含混混，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被吐尔逊贝薇抓住了似的。

“为什么？尼牙孜的好处在哪里？”

“谁知道？”玛依娜尔把头一歪。

“不知道还行？玛依娜尔！到哪儿去不好啊，偏偏到他那儿去，简直是丢人，你们的组长到底要干什么呀？他的眼睛究竟长在什么地方了？他的耳朵究竟是管什么用的？他整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一只打算吞吃小鸡的匹什卡克。他走到哪里都是四面张望，好像一只挨了石头揍的狗……”

“吐尔逊贝薇！不要乱说！怎么能用这样的话说社教干部啊！快来唱歌吧！”一个比较年长的姑娘提醒说。

“我才不怕呢，”吐尔逊贝薇笑了起来，“我的话难听，但我的心意是实在的。我希望社教干部不要这样脱离群众。玛依娜尔，请您把我的意见，把我的原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你们的组长，再不，我要直接找他谈呢！”

在供销社的门市部，古海丽巴侬一边扯着花绸一边唧唧地笑着告诉柜台前的几个妇女：

“这一回事把热合曼老头子气死了！把伊力哈穆队长也吓坏了……”

“真的吗？”一个女人问。

古海丽巴侬以她特有的近似男人的女低音的嗓子宣布：

“你们不信吗？你们看看去啊。我亲眼看到了，在阿卜都热合曼老汉的门口儿，工作干部正往牛车上装行李呢！”

在阿卜都热合曼家的门口，伊塔汗泪眼汪汪地看着社教干部把行李往牛车上装，她把萨坎特拉到了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告诉我呀，我的孩子。你们生气了吗？为什么不高兴了！也许我做的饭不合你们的口味？是不是汤面条里的蔓菁疙瘩放多了？组长他爱吃些什么？我问了多少次，为什么你们不说呢？也许，那间屋子拾掇得不好？本来，我说过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我们房里，偏偏那个老头子说几把高粱须、一张镔铁皮没有关系。要不，我们换一换好不？你们住到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大一点的房子来吧。也许，我们有什么话说得不对，惹你们生气了？我们没有文化，老头子又是个急脾气呀……”

“老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谁也没生你们的气……”

“那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那头难听的毛驴子的叫声搅扰了你们的睡眠？是不是土炉离你们太近，我打馕的时候烟气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孩子，把我的话翻译给章组长吧，我不愿意你们走！你们为了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离开城市，到我们的农村里来工作，你们吃苦了，我们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够，请对我进行批评呀……”

库瓦汗奔东跑西，颠来摆去。跑得头巾垂到了肩头，袜筒秃噜到脚面。她到处叽叽喳喳地，语无伦次地用尖厉刺耳的声音急急地说话。她找生产队的出纳：“支给我们十块钱吧，章组长今天搬到了我们家，我总得做一顿好饭啊！”她找热依穆副队长：“给我们拉一车苞谷芯子吧，我要给工作干部做饭！”她拿着一个大碗去推邻居家的门：“给我们一碗奶皮子吧，可恶的队长夺走了我们的奶牛，可给组长喝什么茶呢？”她来到供销社的牛、羊肉门市部，不肯排队，抢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给点好的，给点最肥的部分，别给骨头，我是为了给工作干部做饭才来买肉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便说：“工作干部确实是有眼睛啊，爱惜我们这些可怜人啊，章组长和尼扎洪谈了多少次话，谁知道，他说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养成干部呢……”

萨坎特对何顺说：“老妈妈伤心了，老大爷也生气了。我们这样做好吗？至少应该讲一点礼貌。老人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真是操够了心，怎么能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就装行李呢？”

何顺说：“还不知道社员们怎么讲呢！我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说尼牙孜的好话的。”

萨坎特说：“怪就怪在这里，如果上级有规定，队管委会委员也算是干部，算审查对象，不得在他的家里住，我们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社员，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组长偏偏看中了尼牙孜泡克！”

何顺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组长有点别扭。他整天在琢磨什么，谁知道？整天板着脸，脸板成这样就算是抓了阶级斗争了？不一定，这不像是阶级斗争，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块钱……他是来要账的吗？这样搞下去，简直成问题……我看，我们和玛依娜尔商量商量，一起认真地找组长说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没睡好，他把米琪儿婉送走以后，想了想，横下了一条心，倒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趁着社教干部忙于搬家的时候，他不管章洋的“暂停”的命令，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劳力去了水渠工地。当人们问起这件怪事的时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他对社员的各式各样的疑问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答复。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章洋是怎样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决定的。

人们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谬误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还对象以本来的面目。而谬误呢，却摆脱了客观实体的羁绊，像摆脱了被牢牢地牵在地面上的线绳的风筝，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样的风筝当然能比牵在地上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海市蜃楼的奇观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结果实的谎花儿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艳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图论证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知半解、浅薄疏狂、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朴质无华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谬误呢，却可以花样翻新，吓你一个大跟头，随心所欲，发现，制定，发挥，变化，奥妙无穷，闻于耳则耳欲聋，视于目则目晕眩。尤其是，当这种谬论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环以后，它的认识上的虚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实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挟带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它变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这样的人，听到上面印发的“经验”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确实是兴奋震颤，如醉如痴。本来出自他的偏见：他对于农村、农民，压根儿都是轻视的。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压根儿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数次下乡劳动、工作，口头上也曾多次大讲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并且浮皮潦草地检查过自己那种对农村农民轻视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检查的当时也并非虚伪。但是，某些“经验”给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号，一拍即合，他的头脑里马上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一幅阴森暗淡的图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农村的状况被想象成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坏。把搞社教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说得比土改时还难，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把农村干部说成是地头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有那么多人反对破坏，似乎旧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章洋完全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他充满了骄傲和自信，认为别人右倾而他确实是坚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章洋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面来到伊犁这个公社的爱国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当时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艺界，卫生界在搞整风。一些认定不好的电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唤起章洋的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逐风赶浪心理。他戴着有色眼镜，从第一天就觉得处处蹊跷。伊力哈穆追着他汇报情况，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企图左右他的视听。伊力哈穆感情上对他们很亲切，生活上很照顾，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的糖衣炮弹。伊力哈穆对队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依旧敢于负责，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抓住权不肯松手。他常常听到社员对伊力哈穆的称道，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严密控制的征兆。伊力哈穆的举止镇静乐观，他认为这是四不清的干部不肯低头，向他挑战。尹中信、基利利、别修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右倾，换句话说，说明了他章洋的难能可贵、出类拔萃的正确性。他决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绩，大显身手，给那些右倾的人看看。

至于尼牙孜对于他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尼牙孜是唯一一个对他提出了对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员；不仅因为尼牙孜是一个他正在寻找的、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护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浑身筛糠，他就越想给伊力哈穆的追随者热合曼等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搬到尼牙孜家还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打击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随者，这才是要务。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伊力哈穆、热依穆以至何顺、萨坎特等人的吃惊、当他搬家的时候阿卜都热合曼的恼怒与伊塔汗的挂念，都使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

他是这样的快乐，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当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召开碰头会，没有找人谈话，也没有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纸烟思考问题。他忽然“偷闲学少年”，跑到公社俱乐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屡屡跳起来起板抽杀，大喊大叫，尽管球不过网或者出界，他仍是兴高采烈。只是已经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库瓦汗惊慌地告诉他尼牙孜下午进城采购一点副食品一直没有回来，这使他立刻疑虑、不安、慌乱起来。

“要出事了！”他想。

小说人语：

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但写来写去它批判的是极左，是把反农村干部的贪腐阶级斗争化的态势。当然，它找着了一个理由，找着了一个说辞，找着了一个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园经验”，还说什么那经验是“形左实右”。形“左”是真相，毕竟有这么一次批“左”了，这就成为小说人创作中免于沉没在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海啸中的一根稻草。实右是戏法帽子，别以为真的允许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经识破了天机。

恰恰是从“社教：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题。正是“社教”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入了更加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些都属于定义、命名、编码，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

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但仍然不清不楚的年代。文学本来是允许把想象力发展到极致的。不能自主的被想象却又是太艰难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小说学。这又不仅仅是小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