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坎特同志，在这里还习惯吗？比不上山里那么痛快吧。”伊力哈穆问。
“中学和小学我是在县城上的，农村的生活更没有什么不习惯。”萨坎特说。
“可到了夏天呢，到了夏天我都想上山，上夏牧场，到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去！”
“那当然了。”萨坎特说，他笑了。
“何顺哥，您说呢？我们这儿比得上察布查尔吗？”
“还差不多，差不多。”
闲谈就这样开始了，拘谨渐渐消失了。
“查账进行了吗？情况怎么样？”伊力哈穆问萨坎特。
“开始了，开始了，会计的账目……”萨坎特突然收住了口。他不便再谈下去。
“据我所知，”伊力哈穆主动介绍说，“账目上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有一些经济手续执行得很不严格，制度也不够周密。有些地方还是搞良心账那一套。譬如生产收入现金开收据，但是空白收据没有编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收了钱，给出了收据，却没有上账，你到哪里去查呢？去年尼牙孜的老婆曾经管过从各家各户收牛奶往伊宁市食品公司送的事情，结果就发生了问题。她从会计那里要走了一叠子空白收据，却没有如数交回存根，后来我们去食品公司调查，显然她贪污了现款，为这个事，我们换掉了库瓦汗，也批评了会计。”
“对，您说得对，原来您对财务工作也很内行啊！”萨坎特听得很感兴趣。
“对记账我外行，我只是想这个道理。”伊力哈穆高兴地笑了，“再一个问题是欠账的情况。我们近年来工值平均一块五毛钱左右，不算低，又有合作医疗和其他公益设施，本来不应该有欠账户，但是，前两年由于财务制度混乱，有的社员不是凭劳动领钱而是靠和队长搞好关系，靠队长批的条子领钱。结果，出现了四户欠账，他们都超过了四百元。这里边除了一户确有一些困难，但也不应该欠这么多以外，其余三户就没有多少道理。一户是职工家属，丈夫月月寄钱来，她不参加劳动，却从队上领粮、油、肉、菜、瓜、果，用队上的柴草煤炭、木料，长年累月，越欠越多，越多越难还也不想还，越不还越没法办。还有一户是尼牙孜，关于这一户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的欠账应该说是一种恶行、一种罪过。再一户就是大队长的老婆帕夏汗，她的户口是六二年末才转到我们队的，前两年逢年过节打上条子就要钱，大队的补助工分是由大队加工厂开支的，大队长到各队参加劳动的所得，又是由各队分担的。这样，他把大队从其他队分得了的现金一律花掉了，另外还找我们队要粮要钱。这些问题我们几次下决心解决，又老是解决得不彻底。结果，一边是有些人欠账，另一边是社员劳动了，工分和工钱也都算出来了却领不到报酬，分配不能落实，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是这样的吗？”萨坎特略带疑惑地自语。
伊力哈穆听懂了萨坎特的意思，便进一步解释说：
“农村的事情也并不简单，从搞互助组以来，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些人——当然是少数——千方百计、昼思夜想、挖空心思要多占集体一些便宜而少尽一些义务，有空子他们就钻，如果认为欠账户就是困难户。困难户就一定值得同情，那不一定是对的。而且，这也不符合阶级分析的方法。”
何顺与萨坎特对视了一眼。伊力哈穆的说法与章洋谈的是如此相反。章洋一直强调，扎根串联的时候，要找那些欠账户——困难户，要依靠他们去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伊力哈穆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打中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如实地提供给社教干部罢了。而且，从账目谈起，只是因为萨坎特是负责查账的，这样谈更自然些，他谈话的主题还在全大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
他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萨坎特，您从账目中可能也看到了，大队近年从生产队调劳动力、调材料、调现金经营一些林业、加工业和其他副业。拿大队的苗圃来说，地是生产队拨的，树苗是各队交钱买的，栽植管理是各队出劳动力。等树苗长成了，就算大队的了，反过来大队把树苗卖给各生产队，还要收钱。这种做法合理吗？符合六十条吗？”
“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萨坎特说。
“你们对大队有些意见吧？”何顺问。
“不，不是整个大队，而是大队搞的某些林业、副业和企业。譬如说，前一段大队提出，把各生产队的裁缝和缝纫机集中到大队去，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想抓几个钱罢了。真正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具修配等等为什么不下力量搞好一点呢？”
逐渐地，谈话更加放得开了。伊力哈穆从大队的副业加工谈开去，一直谈到了六二年的反颠覆斗争，七队的丢粮事件，包廷贵的活动，死猪闹事，一直到六三年库尔班的出走，赛里木书记前来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的状况……听起来似乎是随口闲谈，实际上无不和四清、阶级斗争、三大革命运动这个主题有关。本来沉沉闷闷一言不发的热依穆，也时而插几句话。伊力哈穆的谈话，他的真诚坦白热情的态度，他的清楚的口齿和条理，他叙述的这些错综复杂而又眉目明晰的事情，完全吸引了萨坎特和何顺。如实地叙述情况，如实地听取和掌握情况，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这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事情，是具有正常思维的人脑定会能够胜任的事情，恰恰是那些企图把鹿说成马，把一加一说成三的人才往往把事情搞得玄而又玄，昏头昏脑，云遮雾罩。当伊力哈穆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何顺和萨坎特很快就信服了，原来人为地制造的许多阴影消失了，他们也渐渐发表自己的感想和意见了。说到有趣的地方，几个人争着说，抢着说，笑声和话声混合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门响了，门开开了。进来的是章洋。
像一阵寒风突然吹进了温暖的房舍，何顺和萨坎特突然不自在起来，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们噤住了，甚至连眼神也不再往伊力哈穆他们身上投望。
章洋耷拉着脸，面色很不好，在公社，他很不愉快。他是带着一脑门子的官司回来的，何况又看见了伊力哈穆与热依穆，他们居然敢趁自己不在的时候前来拉拢其他社教干部！
伊力哈穆觉察到了这一切，但是，他觉得这就更加需要他公开自己的观点了。他说：
“……我还有几个意见想汇报给你们，首先，干渠的改线工程，只能加快，再不能暂停了。今年冬天，到现在为止大的寒潮还没到，现在冻土不过是二十来厘米厚，对施工的妨碍不大。但是，也可能是十天八天以后，也可能是三五天以后，天气就会大变，气温就会急剧下降，施工就会难以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抢这几天，尽量多搞一点，这样明年开春才能完成初步工程。否则，明春搞个一春，不上不下，等到给冬麦浇返青水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不赞成你们暂停渠道工程的安排，希望你们立即改变这个决定。”
章洋真想大喝一声“岂有此理”，拍响桌子，把伊力哈穆轰出去！胆大包天，居然面对面地教训起他们来了！他气得身上发起抖来，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他隐隐约约地觉到，这个伊力哈穆的顽强、耐心，说话的逻辑性、进行论战的能力都是不多见的。显然这个队长不是一块好捏的泥巴，靠虚声恫吓是制服不了他的。同时还因为，方才在公社，尹中信和别修尔，一起否定了他对伊力哈穆搞“小突击”的计划。这使他非常恼火，简直是右倾保守，束缚他的手脚。他憋着一肚子气，要干出点实际成绩给他们看看。他虽然坚持己见并且准备自行其是，但是尹队长和别修尔组长的不同意不能不使他略略慎重一点，他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怒火，而且努力在脸上做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扭曲了的、傲视一切的笑容，他问伊力哈穆：
“你是来提意见的吗？还有什么？提吧。”
于是，伊力哈穆又提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搞法，关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问题，关于分配的问题，关于搞好文化室的工作和防止形式主义的问题等等方面的意见。
章洋越听越觉得无法忍受了，他反复思量，终于发起了一击。他微微一笑，说道：
“好吧，你说的这些，我们今后再谈，”他拉长了声音，一副作总结的腔调，“我现在也要谈一点意见，只谈一点。我们最初到来的时候，一见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我们一定要住在贫下中农社员的家里，但是干部不行，我们不准备住在干部的房子里。这话你听见了吧？”
“当然，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章洋猛地提高了声调，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一震——这是往日的演员生活留下的一点残余的痕迹。这带有话剧台词处理的味道。他喝道：“阿卜都热合曼是不是队委会的生产委员。”
“是的。”
“你说，队委会的委员不是干部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按我们的要求做？为什么欺骗我们？”章洋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急，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萨坎特的脸色都变得苍白了。
“队委会的委员也算干部？”
“当然算……”
“那……那我们这里的贫下中农几乎都是干部了，有记工员、读报员、卫生组长、技术员……好吧，我们可以再向您提供其他的不担任任何队内职务的贫下中农的名单。”
“不用扯这些，”章洋扬起了头，“你为什么把我们骗到这里来住，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章洋回头看了萨坎特和何顺一眼！
“明天早晨，我们搬走。”
“搬到哪里去？”伊力哈穆问。
“你再也不用管了。”章洋面有喜色地说，然后，他又转头通知萨坎特和何顺：
“我们搬到尼牙孜家去。”
伊力哈穆当真是目瞪口呆。
小说人语：
章洋与尼牙孜是天生绝配。尼牙孜对伊力哈穆等人的愤怒是真诚的，有理由的：
任何一心做好人的人的行为，都对不同观点的选择者与利益关系不同者构成挑战与施压。尤其是对于不相信善只相信恶者，善者的虚伪与狡猾都达到了令人作呕、逼人发疯的程度。你如果与他有碰撞，如果你对他有约束，他当然会痛恨你。如果你对他提供过帮助，他或她就更加咽不下这一口恶气——我如何能够承认接受过那样的巧伪人的恩惠？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具有一种仇恩情结，仇恩主义。小说人遭遇过这样的小哥小姐不止各一名。
小说人补充说，由于写作当时的语境，小说人拼命将伊力哈穆往完美里写，这里有生活的依据也有真情也有硬气功式的努力。以至于，突然，重读着重读着，小说人也对伊力哈穆的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感到有点受不了了。
我们的始祖文化范式毕竟是《易经》，您怎么就不易（变）一易（变）呢？
而章洋的执拗与自我毁灭，是重要的小说戏剧元素。奥赛罗、项羽、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有这方面的特色性格程序，读之扼腕。中华传统文化中确也包含着这样的自毁潜程序，而在历次改朝换代中，潜程序变成了不可抗拒的显然的“气数”。
章洋的选择绝非偶然，反映了语境：具备了的庞然大物是斗争的理论与激情，组织与发动。尚待寻找认证与确定的是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性质。我们的斗争存在着修辞化、声势（表演）化，乃走向可塑化、空心化、随机化、阴天打孩子——没事找事化、“人保活化”。这最后一化是旧时艺人的一个说法，认为有两种节目脚本：一种是设计极佳，是“活保人”，谁演都能出彩；一种是设计不那么完美，又必须出台上台与受众见面，这就只能靠演出者的天才与时运，才能保证节目取得不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