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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张清不顾来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展新号远洋货轮的见习机械师韦利结了婚。最初的兴奋和沉醉消退之后，问题跟着就来了。
韦利的货船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在海上漂泊，张清在独守空房的同时，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面对这桩婚姻所产生的后果。她的父母虽然过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两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暂时还指望不上。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长对女儿的婚事只说了一句话。张清一想起父亲的这句阴毒的咒语就不寒而栗——它从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厅级干部口中脱泻而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任重道远，同时也为日后她与父母的重归于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在韦利家落户。韦利的母亲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韦利那边，张清觉得利弊俱在。在韦利出海的漫长日子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与公公住在一起，种种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时已身染重病，眼见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张清也不难窥见日后的一线曙光。
韦利当初在劝说张清接受这个方案时，曾明确地向她暗示过这一点：“韦科长眼看着就不行了。也许我哪天从船上下来，就能看见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纱。”韦利这么说，张清的心里顿时就亮堂了起来。
韦利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转业后到了地方，当了一辈子的审计科长。正如她从未听到韦利叫过他父亲一样，张清也从未觉得这个两颊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与她存在着任何亲缘关系。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但在大部分场合，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张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一枚枚精致的邮票准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线，也给她的愁思带来了有力的依托。她甚至能够从邮票上嗅到海水的咸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苏里南棕榈的清香。她白天去医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浊不清的喘息声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的就是两件事：丈夫的回国或公公的暴毙，时间一长，就连张清也弄不清，哪一个愿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韦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没有给张清留下什么特别的喜悦，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从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肉体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唤醒了：她的肌肤仿佛具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从此以后，她的躯体能够仔细地区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她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称之为“满足”。
在婚后的一个月中，张清和韦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频繁的房事似乎并非为了探明双方的身体在自然或非常状态下的各种隐秘，而只是试图唤回一种似曾相识的晕眩经验，用张清的话来说，“让它永远地停在那一刻……”
床单每天都在换洗，最后连床架也有些松动了。张清甚至有些害怕，她丰腴的肉体就像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对方吞食一空。韦利虽然十分健壮，但渐渐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就遭到伤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远说“不够”，永远叫着再来一次，即将离别的恐惧向肉体转嫁危机，欲望在暗中变本加厉。
有一次，韦利在耳畔悄悄地问她：“你怎么这样疯狂？是不是有什么病？”张清一点也没有生气。她把头贴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说有病，也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病……韦利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乖张的淫荡，他说，“看来至少得有三个男人来对付你……”张清笑了一下，她说，从理论上来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做。张清这样说着，立刻就想起了她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脸红了，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羞耻。而韦利怎么都觉得妻子的话中有一丝惋惜的意味。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
韦利回到船上之后，张清走路的姿势一度变得十分难看。她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感到了甜蜜的酸痛，医院的女同事们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韦利出海归来，她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鸭子，反过来说也一样。张清向她们抱怨大腿、手臂抬不起来，同事们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张清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她在手术室看见大夫们褪下病人的裤子，替他们刮去下腹的阴毛时，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动于衷。不知从哪天开始，她的身体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她这样想：仅仅因为这一点和父母闹翻，那也是值得的。
张清和韦利决定搬到公公家落脚的时候，老人还能下床走动。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在阳台上转悠了。他打上几遍陈式太极拳，然后就去侍弄那些叽叽喳喳的画眉鸟。他将橘皮和茶叶泡在一只军用水壶里，给窗前的一盆君子兰浇水。军用水壶的底部一度被子弹射穿，后来用焊锡补上了，他舍不得扔掉它。老人床上的棉被同样是战争岁月所遗留的重要标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总是被叠得整整齐齐。可是，自从张清来到这个家里之后，老人的境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起先是他的喘息更加绵长、频繁，痰音更重，下床走动的次数日渐减少。接着，阳台上的画眉因无人喂食终于饿死了，君子兰多了两尾枯叶。最后，老人床头的一只收音机由于电池耗尽只能发出一些电波干扰声……这一切都在表明，老人正像张清所预料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踏上了归程。屋子里开始有了一种腐烂的气味。
不过，韦科长彻底卧床不起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那是一个星期天，张清正在隔壁的卧室里熨衣服，突然听见韦科长的房里传来一阵清晰而恶俗的声响，接着她就嗅到一股难闻的臭味。她走到公公的门前，扶着门框朝里窥望。韦科长得意地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对媳妇说：
“我刚刚拉了一泡屎……”
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明显的厌恶和敌意。“操你妈！”她暗暗地骂了一句，走到公公的床前。
她胡乱地撩开老人的被子，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才帮他把屁股擦干净。她替老人换了一条新床单，去厕所洗了手，回到自己的卧室，却发现熨斗已将烫衣板的衬布烧开了一个大洞，韦利在意大利替她买的一件拼花长裙也被烧掉了下摆。她刚刚来得及拔去电熨斗的插头，就听见隔壁又传来了一连串“泼泼辣辣”冗长的声响。
张清也曾经考虑过雇一位保姆来侍候这个老人。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她对目前的治安状况已不抱信心。医院里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保姆将孩子贩卖到外地，或者干脆将他们勒毙，把房中的金钱、首饰席卷一空，而无法带走的电视机则被泡在澡盆里……张清决定忍辱负重。她用缝纫机替公公扎了一块塑料尿布，垫在他的身下，这样她就无需每天更换床单了。她时常从药房里带回一些消毒药水，用以驱散房内萦绕不散的那股恶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老人对媳妇的操劳心揣感激。他一心盘算着怎样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续下去。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喝下一杯参汤，十点半吃一根香蕉。十二点的午餐包括一只煎鸡蛋，两片面包，两块火腿肉，还有一碟拌黄瓜。所有这些物品均由张清事先备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东西，到了六点半，他就要拉屎了。
张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两次：送进食物，取走尿布、夜壶和痰盂。当然，她还得忍受韦科长那些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他一遍遍讲述那只军用水壶是怎样被一粒子弹射穿的。有一次，韦科长居然谈到了眼下颇为流行的安乐死，这使张清激动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于此，她将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韦科长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认为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四十岁。“在英国的约克郡，一位钟表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觉得他快不行了，谁知道，他最小的一个孙子病故后，钟表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说，这则报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一天，科学将向人证明：人本来是不会死去的……”韦科长握住媳妇的手久久忘了松开。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清戴着一副大口罩，以一个标准护士的姿势替她的公公擦拭身体。她轻轻地脱下老人的白色短裤，一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由于口罩的遮掩，她脸上的表情被保护得很好。她也许是嫌恶的，也许对眼下的这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目光中始终有一种怂恿或鼓励的意味，仿佛在对她说：“小张，大胆一点，再大胆一点……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消除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气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战争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东北的四平战役，他亲眼看见林彪流下了眼泪；一九四七年的沧州会战，他左臂为一枚流弹击中，在担架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不过她并不是韦利的母亲。韦科长与后来的妻子相遇，则是在两年后的通什，他们一同在五指山的椰树林中剿匪……当老人讲到朝鲜战争时，叙述中明显地夹杂了一丝快活的哼哼声。
张清用草纸小心翼翼地替他擦去了大腿内侧的屎迹，然后是肛门和腹股沟。他真像一头猪，将屎弄得到处都是，无论张清怎样小心，她的手指都无法避开那段耷拉着的羞物。它曾经被用来取乐，如今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将它拨向左边，它就倒向左边。张清将它来回拨弄了一番，很快就将他身体上的污迹擦干净了。
张清正准备替老人换上干净的内裤，眼前的情景几乎使她惊呆了。她看见那段盲肠似的物件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肿胀。考虑到他此时的年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少，它超越了教科书上对于海绵体充血的最大年龄限度，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好奇心端详着它，看着它像一门正在校正位置的大炮昂然挺立，顷刻间变得面目狰狞。与此同时，老人的哼哼声更加执著了。
据医院的护理专家们说，病人或老人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你在某一天偶尔搀扶了他一把，他就有理由从此赖在椅子上不起来；你由于无法忍受的臭味替他擦了一回身体，它就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节目。让张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韦科长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能用牙齿撬开一听鱼子酱罐头，却照例让张清去替他擦屁股，扶他（实际上是搂抱着他）去浴室洗澡……假如张清拒绝这样做，他就用恶臭来对付她（他可以强迫自己吃上两只洋葱）。散发出某种气味的确是他的权利，也是制伏张清的一种手段。
对于韦科长来说，他如此频繁地让儿媳妇替自己擦身，从未觉得有何不宜。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两条理由使自己安下心来。第一，张清是一名医生，常人视为隐秘的东西在医生的眼中早已司空见惯。第二，他是一个老人加病人，性别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敏感，只要建议她戴上一只橡皮手套（这样，他们的皮肤即可避免真正的接触），他就一劳永逸地卸下了所有的道德负担。
可是张清却不这么看。种种迹象显示，她与公公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带有残酷的对抗色彩。在她与韦科长暗里进行的这场较量中，老人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他常常向张清谈起约克郡的那位钟表匠，并暗示说，看上去要死的人并不一定死得那么快……假如韦科长活到一百四十岁，她也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那时要是我们去教堂结婚，就不会有人在乎是否乱伦……”
这当然是韦科长蹩脚的玩笑。他什么话都敢说。反正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在等候丈夫回国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张清渐渐觉察到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在阒寂无人的傍晚，她在替公公擦身的时候已不再觉得厌恶。事实上，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拆除的。张清想得越远，她的心就越乱，任凭她怎样设想韦利在阿姆斯特丹的妓院中与异族女人鬼混，它也丝毫不能抵消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罪孽。她无法不朝那儿多看一眼。由此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张清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盼着公公的早死。
夏末的一天，张清兴高采烈地去医院上班，同事们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情，都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或将要回国了。药房的两个划价员搂着张清的肩膀一刻不停地与她开玩笑。其中的一位直言不讳地问张清：你和韦利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干几次？
“就一次。”张清笑着回答说。
“不太可能吧？”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猜测说，按照韦利那么强健的体魄，一个晚上七次应该是不成问题。在同事的戏谑声中，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阴郁的浮云，因为她的丈夫现在也许还远在赤道以南呢。
她们又说了些别的，彼此交换了一些不便启齿的闺房隐秘。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清去水房洗碗，在经过外科病室的门前时，她看见几名男同事正光着膀子，围着一台电风扇聊天。他们谈到了这个城市一百二十五年来所遇到的罕见高温，谈到尸体囤积在殡仪馆的焚化车间，来不及火化。张清端着饭盒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她问道。
“我们在说殡仪馆里的事，”一个大夫笑道，“由于死人太多，殡仪馆无法接受新的尸体。当然，预先就约定的除外。”
“那人要是死了怎么办？”张清说。
“殡仪馆方面还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比如说先把尸体抬进冷库里冻起来……”这个大夫说，“不过，你打听这些事干吗？”
张清说，她有一个亲戚快要不行了。
“那就先把他送到医院来，别老想着火葬场啊。”
张清没再说什么。男人们很快就聊起了不久前在东海举行的一次导弹射击演习。
张清所说的那个亲戚正是韦科长。从前天早上开始，他一连几次出现了间隙性昏厥。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完全知道这种昏厥意味着什么。
这个城市持续两周的高温天气使张清的苦苦守望获得了一线转机。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隔壁探视她的公公，就像一个茶农在清明前后对茶园的例行巡视，看看新出的茶尖是否适合于采摘。当她发现这个病弱的老人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她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事实上，她只要上前摸摸他的脉搏即可判断出他与死神的距离，可张清总是急不可待地拿着一只手电筒，翻开老人的眼皮，希望一下子就看到他放大的瞳孔。
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张清不安地想到，假如眼下正在肆虐的酷暑没能留住他的生命，那么到了天朗气清的秋天，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阻止他活到明年。当然，她不能指望寒冬，这个城市的冬天一般来说并不太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公公的“弥留之际”，张清为什么从未想到将他及时地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她早已购买了一台“三菱”牌空调，但她一次次推迟了安装的计划。她没有觉得不安。既然这个老人已露出了死态，她所能做的，只是为这样一个自然程序扫清道路而已，谁也不能说，它比医院里的安乐死更不符合道德。
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张清看见老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瘦骨嶙峋的背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疮。他的两条腿像青蛙似的蹬踢着，抽搐着，嘴里吐出的缕缕白沫使他歪斜着脑袋，看上去酷似一只巨大的螃蟹。
张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公公的床前放了一小杯凉开水，就迅速离开了。
张清下班后，没有立即回家。她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坐21路电车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她一连看了两遍《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去咖啡馆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她决定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想象中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早已僵硬……虽说张清每天下班后都尽可能地推延回家的时间，可是这一次，意义却显得有些特别。仿佛她在外耽搁的时间越长，回家后看到公公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她已在内心反复考虑过这样的情景：她一旦发现公公暴卒，应当首先考虑给刘胜利打电话。他是医院的司机，又是自己潜在的追求者。再说，他与殡仪馆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她就可以连夜清扫房间了。她打算将公公的床拆掉，将床板和铁支架搁在门外的走廊里（她在三天前就让邻居将走廊里的一堆旧报纸处理掉了，替这张床腾出了地方）。她或许可以在公公放床的地方搁上一架钢琴，或者，一套组合音响。
假如刘胜利前来搬运尸体时再次对她动手动脚，她也应当尽量保持沉默，只要他的行为不越过最后的那道防线，可以让这位花花公子适当地开心一下。
张清从咖啡馆里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她的脸上火辣辣的，就像一位在热恋中不知所措的少女。她想起来，她与韦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们在门外的一个广告牌下接吻，拥抱，很久没有分开。那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一阵强烈的气流震碎了，现在她再次感到了类似的晕眩。她一度觉得，韦利的出现和他父亲的死去，在她内心激起的喜悦是多么的相似。
临近子夜，公共汽车站上聚集着一簇等候末班车的人群。男人们一律光着上半身，女人们则很不雅观地撩起裙子的下摆往里扇风。汗酸味和柏油被烤化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空调机嗡嗡的叫闹声使人头晕目眩。
一个肥胖的老太太摇着扇子，大口地吮吸着一根雪糕，对张清说：“你说说，这样的天气还让人活吗？”
“我觉得挺好。”张清不屑一顾地对老人说。
“你不觉着热吗？”
“不热。”张清笑了笑，“我觉得一点也不热。”
张清一走进公寓的楼道，就从闷热的空气中嗅到了某种不妙的气息，她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
她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光。倘若不是家中闯进了歹徒，韦科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开厨房的电灯。张清打开门锁，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听见公公的房中传来了电风扇吹动纸张的声音。她来到公公的门边，看见韦科长正悠然自得地靠在床上翻看隔日的《参考消息》，手里端着一盘尚未吃尽的西红柿炒鸡蛋……
接着，张清看见了那台老式电风扇——早上出门时，她明明记得它搁在自己屋的床头柜上，假如不是韦科长自己下床将它搬过来，电扇也不会长上翅膀飞到他的床前……老人说，他至少已有四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因此，他一口气吃掉了六只鸡蛋。
张清到底也没有想明白，究竟是怎样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这个垂危的老人顷刻之间就恢复了健康。
老人抖动了一下手里的《参考消息》，用一种十分清晰的语调对他的儿媳妇说：“……六枚导弹全部击中目标，哈哈，要打仗了……”
张清怔怔地看着公公，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夏末的夜晚她暂时还不会想到，她在未来的一桩突发事件中悲惨地死去之后，她的公公仍然在病榻带病坚持了两年零六个月。
2
展新号货轮在钓鱼岛附近的洋面上遇到了热带风暴的袭击，它被迫钻进了日属的备用军港停泊避风。
韦利和几名水手站在剧烈摇颤的甲板上，望着船头竖起的几丈高的浪柱，仿佛看见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在码头上举目眺望的身影。他的船原定在中秋节这天抵达十里铺码头，但现在已是月底，在云层中忽隐忽现的月亮俨然一尾清冷的银钩模样，它满含责备和怨尤，在浪急风高的夜晚，呈露出无限的柔情。
半个多月之后，展新号远洋货轮终于停靠在了十里铺码头。在等候亲属归来的人群中，韦利没能找到张清的影子。
韦利拎着一箱鱼子酱罐头，在郁闷的岸边站了一会儿。他拿不定主意是回自己父亲的家，还是直接去张清那儿，这种犹豫不决似曾相识，由来已久。
一年前，他与张清结婚时，碰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由于双方的单位都无法给他们提供住房，他们只能在各自的父母家择一而居。韦利的父亲因患心脏病卧床多年，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出有心肌梗塞的迹象。虽然他拥有三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从未考虑过在公公那里安家，用她的话来说，“假如我白天在医院当医生，晚上给你爹当护士，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机会……”
更何况，韦利长年在外，一个年轻的媳妇和衰老不堪的公公整日厮守，对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考验，因此，他们商量的结果（实际早已决定），一致认为投奔岳父才是上策。
张清的父亲是一位退职的高教局长，赋闲在家已有一年，无事可干的寂寞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用于对付这两个年轻的恋人，一心一意将他们拆散。考虑到以前曾遭受的种种羞辱和即将到来的寄人篱下，韦利对于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四口之家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
韦利拎着那箱鱼子酱，穿过灯火灰暗的江边码头和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楼群，朝南中山路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走去。
他打算先去张清那儿。他与妻子已分开六个多月，这一决定天经地义。再说，他担心他的父亲见到自己之后，会再提空调的事儿。
父亲一直想装个空调，他曾经一次次对儿子说：“你出国之后，给我弄个德国空调回来，日本的也行。”好像他的儿子不是货船见习机械师，而是一位空调公司的总裁。自打韦利懂事的那天起，父亲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健康活泼的母亲整天在担心父亲的暴亡，可母亲去世已有十年，父亲的病情也说不上更糟，当然，也没有变得更好。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突击排长常年足不出户，对于外界的变化和飞涨的物价并不比一个白痴知道的更多，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你到菜场替我拎两只甲鱼回来，顺便再要几斤对虾……”那时韦利还在船舶学院念书，每月靠父亲的那点退休金生活，这点钱是经不起什么折腾的。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展新一号货轮当机械师，工资比一般毕业生要高出一截，但他在面对“空调”一类的概念时，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有一次，他将父亲的这一愿望告诉了张清，没想到妻子那一双漂亮的杏仁眼顿时露出一道阴森森的寒光：“他疯啦？这个白痴也太过分了，他还有几天？难道还想活到收回香港不成？”
听到妻子这么说，韦利心中也很不是滋味。要说韦利偶尔也会跟着媳妇对父亲大骂一通，但多半不是出于本意。
举个例子来说，这天晚上，韦利拎着一箱乌克兰产的鱼子酱，走到工地的一处黑暗的角落，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脑子里飞快地掠过这样一个念头：上等的鱼子酱在免税商店的标价是每瓶二十美元，这一箱正好是二十四瓶，合计四百八十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就可以抵得上一台窗式空调机的价钱。韦利知道，这只箱子一旦拎进了岳父的家门，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将它拎出来，而且，他不敢保证岳父岳母就一定乐于享用——上一次，他给岳父买了一盒马来西亚燕窝，适逢老人对动物保护的必要性有了一知半解的概念，因而拒绝食用。韦利转而改送可口可乐，老人又成了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倡导者。送上几条红塔山又如何呢？岳父倒没说什么，岳母却认为她的禁烟计划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有人不怀好意。
经过一番复杂的盘算之后，韦利四下里看了看，从口袋中取出一把旅行用的小剪刀，划开纸箱，从箱中拿出八瓶鱼子酱，将它们埋在了垃圾筒边上的一条排水沟里，用沙土填平，又在上面压了几块红砖。
站在深夜的风中，韦利觉得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滑稽和怪诞，这种怪诞同时又增加了他的不真实之感。木来，他可以先回家看父亲，顺理成章地给父亲留下几瓶，然后再去岳父家与张清见面。但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多耽搁。他想到了妻子丰腴的肉体，他的欲望的船帆鼓满了风。
韦利提着十六瓶鱼子酱按响了张清家的门铃，足足有十分钟无人应门。当他听到屋里传来骨牌推倒后的揉搓之声，才忽然想起来，由于这幢大楼时常发生深夜入室抢劫事件，岳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安全措施：晚上来客若非事先电话通知，一般不予开门。韦利只得返回电梯，给家里拨打电话。
当他重新回到铁制防盗门前，就听见了岳母趿着拖鞋的声音。经过再次盘问核准，韦利得以进入室内。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三刻了。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鱼子酱……”韦利一进门，就这样对他的岳母说。
不知是她没有听见，还是装作没有听见，反正她没有搭理他。
韦利从一面巨大的方镜中瞥见，他的岳父老张，岳母老李，加上张清，正在餐厅里玩三人麻将。
韦利去卫生间洗了脸，刮了胡子，来到餐厅里。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鱼子酱……”
“鱼子酱？什么鱼子酱？”老李抬头朝韦利瞪了一眼，“这是怎么搞的？我怎么又成了相公？”
韦利的脸上依旧挂着无可奈何的笑容。他觉得笑容也有生命，也懂得尴尬或羞辱，也能激起自己对它的怜悯。他这样一想，笑容一下子就没了。镜子里的那张脸是乖张的，灰暗的，毫无生气的。
他轮流在老张和老李的身后转来转去，看他们打牌，间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好像在说：对，这张牌打得对……最后，他走到了张清的身边，挨着她坐了下来。不过，他的妻子此刻也并不欢迎他的助阵，她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算是初步的警告。
老张的情绪似乎略好一些。他点了一支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对韦利说：“你对东海最近的一次导弹演习怎么看……”
“听说六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韦利说。
“有两枚是巡航导弹，是从新疆的一个基地发射的……”老张补充了一句。
“据说是这样。”韦利深情地看着老张。
“那么范志毅呢？”老张又问，“昨晚他的那个进球算不算越位？”
韦利不知道老张是上海队的球迷，还是大连队的拥趸，因此不知如何投其所好。假如坦言自己在货船上无法收看这场比赛，那无疑是在暗示岳父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细想了一会儿，韦利这样答道：
“可算可不算……”
老张满意地点点头。他说他一向是大连队球迷，可又特别喜欢范志毅。报纸上对这个进球吵得不亦乐乎，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说完，一连放了好几个响屁。
麻将打到凌晨两点方散，四人捉对回房休息。韦利去浴室洗了个澡，回到卧室，张清已经在床上躺下了。他正准备将窗帘拉上，就听见妻子在背后烦躁地叫了一声：“别拉，天这么热……”
在平时，愤怒是张清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在韦利的船因为风暴的阻挠而耽误了归期之际，她的恼怒更加肆无忌惮。她坚持让韦利睡在地上的凉席上。韦利为了争取到躺在妻子身边的权利，又浪费了宝贵的一个小时。
不过，年轻的躯体在分离六个月之后的相互渴慕最终战胜了不堪一击的故作姿态。看上去，张清还在苦苦挣扎、抵挡，实际上她早已在扭打和唾骂中悄悄脱去了内裤。
韦利在床头的一台录音机里放了一盘磁带。录音机所发出的爵士乐正好可以抵消这张老式双人床有节奏的吱嘎声。在韦利的记忆中，担心某种羞辱之声为隔壁的老人听见，使他的兴奋中枢受到了有力的遏制，他常常无法顺利地戴上避孕套。
这一次，张清告诉他，她刚刚来完了例假，用不着避孕套。当张清以标准的性交姿势仰卧在床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丈夫的时候，韦利却仍然呆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蠢货，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
“还不行……”韦利嗫嚅道，他的眼睛眺望着窗外晦暗的天空。他那凝神屏息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正在运气发功的气功大师。
“别着急……”张清说，她毕竟是一个在这方面富有经验的女人。像往常一样，她温存地将丈夫拉到自己的身边，手指像梳齿一样轻轻地滑过他灼热的躯体。不要急，慢慢来……在这个令人痛苦而沮丧的过程中，韦利脑子里想着另外一码事：
在女人奋力的挣扎和呼叫声中，在心理极度紧张的瞬间，强奸何以成为可能？
他百思不得其解。抛开道德和法律不谈，仅仅在操作的意义上说，强奸犯就足以让他感到钦佩了。他们也许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有着花岗岩般坚固的神经。
张清兀自抚弄了一阵，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她长叹了一声，对韦利说：“我们先说会儿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