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洪才弟兄姐妹六个,他是老幺。家里人都叫他小六子,邻居也跟着这么叫。他们家的孩子,都起了气度非凡的名字,他的几个哥哥,叫作洪业、洪宇、洪政。
我与成洪才的友情,应得上“不打不成交”这句老话。我们那时候,小男孩武斗,还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和洪才并不是对手,而是同盟。至于打架的起因,我并不记得了。
那是小学二年级。为了要进这所重点小学,爸妈将我从外婆家接来。这是我极其不愿意的事。这间学校的校风严整,中规中矩到了味同嚼蜡的地步。所以当那一架打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很有些热血沸腾。战场在校外拉开,模式套用西点军校老生欺负新生的桥段。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只记得我们三个转学来的男孩子,莫名其妙就成了众矢之的。那一架打得十分惨烈。当我衬衫上的扣子掉得还剩下两颗,和另一个鼻血横流的男孩子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成洪才出现了。他迅速地介入这场战事,没有任何审时度势的过程,就站在我们一边。他比所有的交战者都高了半个头。这使战局带有了宿命的性质。对手都是知时务的人,且战且退,瞅了空就落荒而逃。逃了几步,嘴硬了,回头喊,留级生,留级生……我们这边就有些群情激愤。成洪才不复刚才的勇猛,只是没听见一样,转身离开了。不过也并非如侠客似的绝尘而去,而是将书包拍一拍灰,拎起来慢慢地走远了。背还佝偻着,像个小老头。
过了几天,当我在我们机关大院里看到成洪才,异乎寻常地惊喜。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成洪才,好像在介绍一个盖世英雄。成洪才倒有些羞涩,支着身体,耸一耸肩膀,用口音很重的南京话认真地问:你家也住这块啊?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家住街对面,四条巷六十三号1-3。
晚上吃饭时候,妈妈说,那孩子的衣服,蛮旧的,兄弟姐妹应该不少。不知家里是什么状况。不过人蛮老实,毛果,下次叫这小朋友到家里玩吧。
成洪才是我们班上两个留级生之一。而他又是连留了两级的。那时候,因为教改,南京的小学都是划片入学的。一个区的适龄学童,不用考试,都连锅端进来。成洪才也被端了进来。他在这所重点小学一而再地留级,成为了尴尬的异数。老师们似乎都不怎么为难他,上课从来不要他回答问题。他比班上的同学都大上两三岁,因为个子高,就坐在最后一排。大家不怎么和他玩。他本应当是孤独的。下课的时候,看见他眼睛望了窗外去,是自得其乐的样子,似乎满足得很。
后来有天放学,我对成洪才说,到我们家玩吧。他也不说话,跟上我。家里大人还没下班,我把我的玩具都拿出来,什么斗兽棋、建筑积木之类。他的眼睛亮一亮,说,毛果,你玩的东西真多啊。我想一下,有些黯然,说,南京不怎么好玩,没有我外婆家好玩。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成洪才就说,那你到我们家玩啊。我们家人多。
几天之后,当我应邀去了成洪才家里,突然间看到的景象,是有些让我吃惊的。
记得听一个大学老师说过,南京好像个大县城。这个话是没错的。担着六朝古都的名声,南京或许是中国的大城市里面,现代化进程最为缓慢的一个。所以,地方官员要在南京取得政绩,是殊为不易的。南京人过日子,往往以舒服为第一要义,大多时候,是很真实的。其实,要是将上海话借用过来,说南京的生活观念是过日脚,也很不错,甚至更为贴切。因为这日子过得很砥实,对未来没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被砖块一层层地垒起来。上海人的作风,日脚的观念是在心里,外面是有些张扬的,日子是用来过给别人看的。有个上海的朋友,来到南京,说南京人长得真是好看。细细地看,处处是俊男美女。可是为什么都穿得这样不讲究呢,土里土气的。
南京的土,也许就是一种包容力所在。成洪才举家从六合迁来,能够在市中心,建立起极为乡土的一隅,应该就是一个明证。
当那只叫高头的鹅张着翅膀扑向我的时候,我欢快地惊叫了一下。这只鹅在我眼中无比硕大,它凶猛地发出嘎嘎的叫声,试图对我进行攻击。成洪才并不阻止它,只是笑,说,它是我们家的狗。我抡起书包凶了它一下,它后退了几步,蓄势似的,又更加迅猛地扑过来。
一个面色很苍老的女人从门里走出来,将鹅喝止住。见了我,打量一下,问,六子,是谁啊。成洪才说,是我同学,叫毛果。为了给他的家里一个好印象,我很有礼貌地鞠一躬,说,奶奶好。女人愣一愣,对我笑了,说,好,好。说完回屋去了。成洪才说,你叫错人了。她是我妈妈。我阿婆在里面。
我有些难堪,终于说:“你妈妈年纪好像很大了。”成洪才说:“我妈妈快六十了。我大哥都三十多岁了。”门里面又长长地喊:六子——
我说:我知道啦,你排行老六。成洪才嘻嘻地笑了:是啊。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算了一下,说,不对,少掉了一个。成洪才说,我原来有两个姐姐,一个得天花死掉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也死掉了。
我跟成洪才一路往屋里走,那头鹅不屈不挠地跟上来,成洪才捏住它的脖子,在它头上鲜红的肉瘤狠狠地敲了一下,它才蹒跚地走开了。
进了门,黑得很,见不到光。我们走进一条甬道,听见成洪才说,小心。这时候我的胳膊肘被什么碰了一下,只听到身后哗啦一声。成洪才的声音慌了,叫你小心的,没有磕着吧。他在我脚底下摸一下,把一个东西立起来。我说,这是什么?他说,锄头。我阿婆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肯摔掉。
到了堂屋里,有些亮了,仍然是昏暗。屋里弥漫着奇异的腐旧气息,像是浓重的葱蒜味,混了中药的味道。成洪才的妈妈抱出一个陶罐,说,六子,倒酸梅汤给同学喝。成洪才答应着,去了里屋,出来时拿了两只白色的搪瓷茶缸。茶缸很大,上面漆了红通通的五角星。我记得我们家,本来也有这种茶缸的,搬家的时候,都给妈妈扔掉了。成洪才倒了满满的一茶缸给我,我喝一口,又甜又酸,清凉得很。成妈妈问我,好喝么。我说,好喝。成洪才就笑了,说,当然好喝了,阿婆做的。成洪才本来是有些呆相的,笑的时候,脸色就生动起来,有了儿童的鲜活样子。
成妈妈手上忙着,在案板上揉一个面团。这个面团的奇特之处,在于通体碧绿。我问,阿姨,你在做什么?成妈妈说,做青团。我又问,青团是什么?成妈妈就说,等会上笼屉蒸出来,你吃了就知道了。成妈妈一边揉,一边淋一些绿色的黏稠汁液在面团上,然后再更加大力地将汁液揉进去,面团发出滋滋的很劲道的声音,颜色也渐渐绿透了。我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成洪才接过话去,这是阿婆打的“青”。用我们家种的“墨子”。我想,这个阿婆,一定是个令人崇拜的人。
成洪才指指窗口,说,走,我带你去看。我走到他们家的后院,禁不住在心里惊呼。对一个城市小孩来说,这里算得上世外桃源了。一大架的葡萄藤,闯眼的绿,层层叠叠地,一直蔓延到屋顶上去,蔚为壮观。这其实是个杂果架,还搭着苦瓜和丝瓜,去年的老丝瓜,结着青黄的壳子,从梁子上垂到地下。院子后头,有一小块田,几米见方的,被仔细地耕耘过。现在想来,那真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田地了,却有着完备的规模。一垄一垄地种着各种作物,茂绿的一片,都是我不认识的。成洪才跟我介绍,这是花生,而这是毛豆。这是“墨子”。这其实是麦子,“墨子”是因了成洪才六合口音的浓重。我也是第一次见了正在生长期的麦子,茁壮的一丛,还长着幼嫩的穗,顶了尖利的芒。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所谓“打青”,是江南一带农村的风俗。就是在清明前后,将正在灌浆的青麦粒轻轻搓下来,打成糊,和了面粉和米粉捏成团,蒸熟了吃。是讨丰收的意思。
这个院落,有心要独立于这城市之外的。因了地盘的狭小,又是见缝插针,连墙角里都种着绿油油的葱和青蒜。成妈妈走出来,手里端了盆,去了葡萄架底下,打开了一只笼。立刻有一群鸡扑啦啦地跑出来,沿了盆争食。吃完了四散开去,却很神异地不去侵害微型田地里的作物。鸡的神情都是很怡然的。我想这并不是我的主观想象。因为我记得有一只黄脚掌的母鸡,走动的时候,一直半垂着眼睑,嘴里发出很惬意的咕咕声。你甚至可以摸摸它。成洪才教我把手插在它的翅膀底下,真的温暖极了。这些鸡实在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菜市场的那些鸡,总是高度警觉的样子,碰一下就惊慌失措,身上的羽毛七支八楞着。有的嘴角疲惫地流着口涎。这院子里的鸡昂扬从容的生气,对我而言,也是十分新鲜的。
我想有那么一瞬间,我对眼前的一切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令我着迷的,是城市孩子在平日间触碰不到的一种宁静的美感。
成妈妈在里面喊,青团蒸好了。我走进堂屋,发现多了一个人。这是个老太太,一个十分丑陋的老太太。我在心中蓦然升起恐惧。这个很瘦小的人,穿着一件洗得稀薄的老头衫,好像将自己装在一只口袋里。脖子筋筋络络的,风干了似的。头发很稀疏,露出粉红和暗黄色的头皮。她的一只眼睛似乎盲了,蒙着白色的障翳,另一只眼睛却鹰隼似的盯着我。总而言之,她在我眼里,像一只面相庄严的老猴子。我在想,这是谁啊。这时候听见成洪才冲她叫:阿婆。
阿婆翻了翻眼皮。成洪才说,这是我同学,毛果。阿婆大声地说,什么?成洪才就大声地重复了刚才的话。我于是知道,阿婆的耳朵似乎也不很好。我走到阿婆跟前,也向她大声地问好。她这时候咧开了嘴,露出了没了牙齿的红黑色牙床。我想这是她欣喜的样子了。她的笑忽然间收敛了,然后转过头,和成妈妈絮絮地讲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她很庄严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用南京话大声地说:阿毛头。
她就这样宣布了我的昵称,我至今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为什么坚持不懈地称我为——阿毛头。
成妈妈打开笼屉,一股甜香传了出来。笼布上整齐地排了冒着热气的青团。成洪才伸出手,被成妈妈打了回去,说,烫。成妈妈用竹夹子夹起一只,放在碗里给我,说,小心吃哦,有馅子的。我咬一口,一种奇异的清爽气,黏在牙齿缝里,兜了一圈到了喉咙口。又咬一口,是糯答答的香味,十分耐嚼。再咬就咬到馅儿啦,原来是豆沙的,被热气融成滑腻腻的汁了,香甜得很。成洪才递过来一只小碟子,说,要蘸红糖吃,更好吃。
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青团。成妈妈说,毛果这个小朋友好,很爽快。天慢慢黑了,我要走了。阿婆大声地说,青团给阿毛头一碗啊,带给他姆妈吃。
离开的时候,成洪才送我出来,在黑暗的甬道里头,我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成洪才就说,啊,姐姐醒了,你先回去吧,我来帮姐姐吃药。
我捧着一碗青团回了家。
妈妈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啊。我说,青团。妈妈仔细看了看,又问,这么绿,能吃吗,不是色素吧?爸爸开心得很,当然能吃,好吃得很哪,纯天然食品。说完揪下一小块放进嘴里作示范。然后说,要有红糖就好了,小时候,二哥的奶妈方婶是个无锡人,每年来看我们,就会打青团给我们吃啊。到了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就盼着她来。
我说,是成洪才妈妈做的,让我拿给你们吃。
妈妈也就欣喜地说,我们毛果好人缘,来了没几天,就交上朋友啦。
爸妈同我一样珍惜如此的友谊。所以,隔一天,妈妈就拿出爸爸去广东出差买的芒果,让我给成洪才家送去。
这一回,成洪才家里多了几个人。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这是成洪才的爸爸。他是个没什么特点的中年男人,头顶已经谢了,但是面相似乎比成妈妈还要年轻些。成伯伯人很和气,他用家长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这么客气哦,大家都是邻居了。然后就沉默下去,埋下头继续帮成妈妈剥一头蒜。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是看不出来的。戴着一副眼镜,但似乎是乡下人的打扮。簇新的中山装,穿了一双旧得起毛的布鞋。这是成洪才的大哥,从六合的乡下来的。还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这是成洪才的五哥,他在附近的中学上初中,唇上已起了淡青的短髭。他的装束在这屋里是顶时髦的了,腿上套了紧绷绷的牛仔裤,有一搭没一搭地抖动。脸上是不屑的神气。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成洪才家里有些闷。阿婆的精神很好,兴头头地看着我,可是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成伯伯突然说,毛果是住在哪里?成洪才说,对面的大院。成伯伯有些动气,说,插什么嘴,没问你。我就说,对的,对面机关大院。成伯伯就说,哦,那你爸爸是工程师吧。我自豪地说,对啊。成伯伯就说,好,好,毛果将来也要做工程师。
阿婆这回好像是听见了,总结性地,也大声地说,是啵。
成洪才的大哥,突然说话了,口气有些小心翼翼的:爸,你再考虑考虑吧。
成伯伯过了半晌,轻轻地说,哦。
这时候,突然听见一个纤细的女声:大哥,你不要逼爸了。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倚门站着。其实还是个少女,但是穿了很老气的羊毛衫,而且不合时令。头发蓬松着,似乎刚睡醒。看得出有些虚弱,面孔异乎寻常的白。五官散淡,眼睛很大,目光也散着。皮肤好像半透明的,在黯淡的屋子里头,发着晶莹的光。她的双颊在白里透出红晕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是肺弱的症状。我只是觉得她很美。这种美是没有烟火气的,是这屋里的一个异数。
她是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
成洪芸说:大哥,你不要逼爸了。又不是你一个在乡下。二哥全家也在。
她说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只有捂住嘴,肩膀耸动,隐忍着,似乎要将这咳嗽吞咽下去。
成洪才的大哥,冷笑一下,低声说:我至少不会拖着家里面。
“洪业!”成伯伯大喝一声,使了力气将一把剥好的蒜掷在桌子上。
蒜弹了一下,落在了地上,那只叫高头的鹅不晓得什么时候进来了,衔起蒜,一口吞了下去。
少女终于平息了咳嗽,虚弱地笑一下,转身走了。
我走出来,成洪才对我说:这几天,我大哥天天来家,他来过了,二哥还要来。
这时候,成洪才的五哥,成洪政走出来,突然回了头暴怒地朝屋里喊,操,顶班,等老头子死吧。说完狠狠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看了我们一眼,依然是邪暴的目光,说,现眼!
后来才知道,成洪才并不是举家迁到南京来的。还有两个哥哥,留在了六合郊县。现在的房子,原本是成洪才的舅爷的。舅爷就是阿婆的弟弟。舅爷解放前在连云港跑码头,跑了许多年,一来二去攒了一笔钱,就到了南京来。开了个小机械厂,不过解放后公私合营,给并到国营的曙光机械厂里去了。曙光厂给舅爷一个进厂工作的名额。舅爷亲人只一个姐姐,自己没子女,就将名额给了外甥,就是成伯伯。没多久舅爷就去世了。成伯伯带上了小女儿,跟着阿婆进了南京城,两个儿子放在六合老家里。后来又在南京城里生了两个,老五和老六。所以,成洪才其实是生在南京,可是口音是改不过来了,随爸妈还是一口六合腔。阿婆本是江阴人,成洪才说话也会在末尾加上句——得哇,否则意犹未尽似的。这回,成伯伯快退休了,老大来了,老二来,跟老的打了持久战,都想着顶他的班。不为别的,有个南京户口就好了。可是手心手背,成伯伯为难得很。
过一天晚上,成洪才再到我们家,给了我一只鞋盒子。说:毛果,送给你。打开来,好多蠕动的白白的小虫。我说,这是什么啊。妈妈探了一下头,说,毛果,这是蚕啊,妈妈小时候养过的。我说,成洪才,你不要了么。成洪才叹了口气说:不要了。姐姐说,他们天天在家里吵,蚕惊了,就不长了,搞不好会死。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蚕。成洪才又拎出一个塑料袋,说,这是桑叶,给蚕吃的。我取出一片就要放进盒子里。成洪才说,不行,要洗干净了。还要把水擦干净,不然蚕会拉肚子的。
我们将桑叶一片片铺在盒子里。成洪才一边对我说,蚕有两种,一种是桑蚕,吃桑叶,还有一种叫柞蚕,是吃柞叶的。桑蚕也不同,你看这个黑头的,叫虎头蚕。吃得多,将来结的茧子也大。
这一晚上,我和成洪才趴在桌子上,盯着盒子。看那些小小的动物,安静地将桑叶咬成一圈一圈的锯齿形。它们的吃相,是有条理而优雅的。成洪才让我闭上眼睛,听它们吃的声音。这声音是绵密的沙沙声,好像一张柔软的纸,被轻轻地揉皱了,再慢慢地展开的声音。
成洪才突然站起来,说,我走了,我大哥应该回六合去了。
我做事情,有着一般孩子不及的毅力和恒心。这回终于有了一个体现。我每天按时地换蚕沙,添桑叶。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将新买来的大片的新鲜桑叶剪成易于食用的形状。然后就是长时间痴迷地凝视着这些蠕动的小虫。这是我父母都大为惊奇的,因我并不是天生这样心智安定。妈妈说,这孩子怎么会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别是有什么小农经济的思想。爸爸就笑着说,我看我们家是要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了。
他们并不懂得我。我很珍视成洪才给我的这些蚕,像是看守了一些希望。它们是一些始终带给人希望的动物,因为,它们不断地在生长,而这生长是看得见的。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很多年后,看了巴里科的《绢》,我很能理解书中对蚕的赞美。时过境迁,只是几张蚕种,就有了家破山河在的希望,支撑人走到底去。
然而然而,它们实在是长得太快了。当它们扭动了肥白的身躯,在鞋盒子里造就出熙熙攘攘的局面时,我终于失去了在成洪才每次来的时候向他汇报生长进度的兴趣了。而更大的问题是,我将我所有的零花钱搭进去,也不足以在学校门口的老头那里购买足够数量且价钱昂贵的桑叶。但是,作为一个自立的孩子,我是不愿意再向爸妈伸手的。
成洪才说:我有办法,我知道哪里有桑叶。
从此以后,我放学就有了新的事情做。成洪才又表现出令我敬佩的地方了。他总是能够拐弯抹角地在附近找到一棵桑树。并不是盲目地找,而是心中有谱,好像一架卫星定位探测器。比如他说,今天去西流湾吧,少年宫后门那里好像有一棵。我们就去了少年宫,果然那里就有一棵。而探测的范围也随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大。终于有天,我们徒步远征一直到了辅佐路。在和平桥底下,我们看到了预想的目标树。成洪才像一只猴子一样,噌噌地爬上去,将桑叶摘下来扔给我。这种采摘并不是暴虐的,因为成洪才有着原始的环保主义观点。他只会采下大的叶子,而留下树梢的嫩叶,用他的话说,芽掐得了,树就死得了。
采摘的难度,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最险峻的一次,是一棵树斜生在污水泛滥的护城河上。不过,什么都是难不倒成洪才的。后来我终于不甘于做一个助手,要求成洪才教我爬树。我天生的聪颖使教学相长成为另一桩乐事。当我历尽艰辛,第一次站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上,极目远眺,心潮澎湃。我对成洪才做了一个鬼脸,想的是,我毛果也有今天啊。
现在回忆起来,寻找桑树这件事,其意义远远超越寻找本身。这成为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人文地理探索。南京在一座城市新兴的表皮之下,有那样多的不为人知的遗迹。甚至在市中心这样被现代化清洗过的地方。这些,都是在我的成长路径之外的。比如,我们偶然发现在渊声巷后面的卤制品厂,其前身是一间教堂。因为有着一个被炸去一半的尖顶。墙头上倒栽的玻璃碴子,曾经是拱形的珐琅彩窗的碎片,是众多被分割过的圣经故事的一部分。而在屋檐底下,依稀还辨得出,雕镂着已被油腻的烟火熏得面目不清的耶稣像。在西桥附近的山坡,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防空洞。青条石上长满了苔藓,门廊上写了“李新岚是狗”。我们钻进去,光线慢慢黯淡,终于伸手不见五指,闻着里面经年的臊臭气,还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正紧张着,突然传过来一声怪叫,成洪才说,哈哈,活丑。我们才仓皇地跑出来。
我们的历险,有个固定的分享者,那就是成洪才的阿婆。阿婆是个举一反三的听众,她总是在耐心而艰难地听过我们的陈述后,大声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带有迷信而独断的色彩。阿婆总是用见怪不怪的口气说,什么什么什么,南京那个时候,你们是看不到的。
南京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看不到的。
那个时候,鼓楼公园以西的地方,全都是荒地。而西桥菜场一带,则曾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坟场。所以,到现在,还经常有些脍炙人口的鬼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小学里也曾经流行一时。比如说有些鬼会遁地术,有天晚上,一只鬼无端地从烤梅花糕的炉子里探出一个脑袋。这些当然都是扯淡。我不相信哪个鬼会忍受得了菜场里的市井喧嚣。然而,鬼这个意象所暗示的荒凉感,却对我造成吸引。阿婆是这些故事的集大成者。她讲的鬼,往往是带了烟火气的,且做派喜剧,像些孤独而恶作剧的孩子。阿婆讲完后,才幽幽地说上一句十分唯物且饱含世故的注语:这世上哪里有鬼,可怕的其实是人。这话经不起细想,因为个中意味是真正恐怖的。
而阿婆的记性,其实又是不大好的。所以经常将故事讲得颠三倒四,云里雾里。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担当了这些故事的诠释者。她在阿婆的讲述告一段落的时候,会将情节给我们做些梳理,或者补充其中的疏漏之处。这些故事,她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因为身体虚弱,说话往往有着游丝一般的尾音,在房间里回荡。
这时候,家事已经平息。成伯伯终于将接班的机会许诺给了成洪才的大哥。尘埃落定,两个儿子不再上门。这个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黄昏的阳光照进来,被稀释了,在每个人身上笼了毛茸茸的一层。安静的气氛中又有一种同样静好的忙碌。成妈妈总是会从街道工厂接来一批活,在家里做。或者是些半成品的火柴盒、绒线花;或者是那些堂皇的大吊灯上的玻璃珠串。他们围着桌子,手上飞快地动作着,机器一样。成洪芸又似乎是手最巧的一个,做好的活儿堆成了山。然而,嘴上却还娓娓地给我们讲着故事。坐在她身旁,可以闻得见中药淡淡的苦涩味道。然而,她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为她的虚弱带来了生气。讲到高兴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眉目温柔地对你笑一笑。我想,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姐姐多么好。
后来出的那桩事故,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好景不长。
这天放了学,成洪才对我说,他在N大学的食堂旁边发现一棵桑树,还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奶桑”。我说,太棒了。
到了地方,那棵桑树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不说参天,也入了云,遮天蔽日,成精了。我们自然是采了一个够。本来是皆大欢喜了。满载而归的时候,路过食堂,远远看到一条狼狗在啃骨头,成洪才得意忘形,冲着狗猛吹口哨。那狗耳朵支楞一下,就追过来了。成洪才吓得跑。我跟着跑,跑得不及他快,只觉得小腿一麻。回头一看,血正顺着腿肚子流下来。狼狗的门牙齐根嵌进肉里去了,喉咙里还发出恶声恶气的呜噜声。我是忘了害怕了。瞧见成洪才也傻了,朝这边看了又看,撒丫子跑了。我闭了眼睛,说,完了。正当孤立无援的时候,食堂里的师傅掂了大勺出来了。大叫一声“娘的”,喝退了狗。看了看我的腿,说:“毁了。”说着又一把将那狗腿揪过来,在狗耳朵上揪一撮毛,燎了火就往我伤口上贴。我吓得直往后退,师傅一把揪住我,说:“娘的,止血。”血是止住了。师傅推了单车过来,将我抱起来放在后座上,说:“上医院。”走到半路上,看到妈妈迎面急急地走过来,旁边跟着成洪才。妈妈铁青着脸看着我。师傅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他正要做更多的解释,妈妈说:不怪你,是小孩不好。言简意赅的山东师傅如蒙大赦,说:“快,上医院。”妈妈回头对成洪才说,成洪才,你回家去吧。
在师傅的协助下,我被送到了医院,打了狂犬疫苗。看着我一瘸一拐地走出来了,妈妈并没有安慰的话。她痛心疾首地说:毛果,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野孩子了。
第二天,成洪才拎了一个篮子来,说是阿婆让他送来的。他说,阿婆攒下来的,我们家小母鸡的头生蛋,很补,给毛果养伤。妈妈看了看这些玲珑的鸡蛋,叹了口气,说,阿婆要攒好久啊,我们不能收。成洪才,最近毛果功课忙,你不要来找他玩了。
我的软禁岁月开始了。除了上学,星期天上绘画辅导班,我被关在家里,做妈妈布置的永远做不完的参考题。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大院里一群孩子玩得震天响。妈妈用毛线针敲敲桌子,看什么看,该收收心了,我就知道,给外公外婆惯得不像样了。还有都是些什么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是气了,我不懂这句成语,但是听出来对我的朋友很不利。我说,成洪才不是猪,妈妈你还老师呢,骂人。
妈妈又用毛线针一敲桌子:做题做题。说完就不搭理我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妈妈将我的蚕送了人,送到一个不为我知的地方。这下我彻底缄默了。这是我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当我为巨大的悲伤慑住时,不会用泪水来表达,而是长久地沉默,不复一个八岁男孩通常的饶舌样子。爸爸对妈妈说,你这是矫枉过正。妈妈说,我是为他好,他长大就明白了。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
这一天,我正在做功课,听见外面的铁栅门响起来。抬起头,看见一个丑陋的老太太,正在往门里望。我跳起来,大声地喊:阿婆。
阿婆对我笑了,露出了黑红色的牙床,也大声地喊:阿毛头。妈妈赶紧迎出来,说,您是成家阿婆啊。阿婆却将脸冷下来,说,你是他姆妈吧。
妈妈说,是啊,都说阿婆对我们毛果好,我早应该要谢谢您。
阿婆说,不要谢我,我对阿毛头不好,我家小六子将阿毛头带成了野孩子。
妈妈说,阿婆,我不是这个意思。
阿婆并不理会,说,小孩子不懂事,可是我们大人应该懂。我没有文化,可是我们江阴有一句老话:羊圈里圈不出赤兔驹。我们都很欢喜阿毛头。他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是很可怜的。你不应该关着他。
妈妈脸红了,我第一次看到,她一个大学老师,表现得这样无勇无谋。
阿婆接着说,小孩子要有小孩子的样子,要玩,只要不瞎闹,都很好。你和他爸爸工作很忙,你要放心,交给我带。要是带成野孩子,你就开罪我。
妈妈的口气很软了,阿婆,怎么好麻烦您……
阿婆这回笑了,一只眼睛眯起来:不麻烦,不麻烦,我们都欢喜阿毛头。
我一头扎进阿婆怀里,阿婆太伟大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到阿婆这样思路清晰地长篇大论,促成了成功的谈判,将我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