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们的读书会请到了一位诗人。诗人的诗作题材敏感，写了不少被禁止出版的诗集，也办过刊物，都只能自行出钱找油印作坊自行印刷，在地下文学圈子里散发，在熟人里推广。那次讨论很快脱离了诗的领域，变成了政治讨论。我翻着诗人带来的油印小册子，问平生他喜不喜欢这个诗人的诗。那些诗很口语，句子切割得很短，像是打嗝的人断断续续蹦出的话。平生不愿意回答，告诉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试图从社会结构的层面看待这些诗，说哈耶克与自由，说重要的不是这些诗写了什么，重要的是它们被禁止。
“我知道禁书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想跟你讨论禁书的问题。”我说，“我只不过是想问你喜不喜欢而已，就这么简单。你难道看完电影或者书不想找人相互交流吗？”
他侧过头去不看我：“你怎么也跟俗人一样，陶醉于这种没营养的议论？”
这种时候，沟通就像是一道壁垒、一堵墙、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我在这边徒劳地想要挖一条通道，手指沾满泥巴，还被墙里的守卫泼得灰头土脸。我觉得他是在用他读过的东西做盾，掩盖他心里真正所想，有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把读过的东西当作他心里所想。
我想问的其实没那么复杂，我只想知道，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最亲近的一个时刻是二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似乎很疲倦，为一个问题或是一件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发愁。在咖啡馆昏黄的日光中，他把书推到一边，身子斜靠椅子，一只胳膊搭在我的椅背上说：“以后咱们找个海边的小渔村住吧，找那种穷一点的，租房子应该不贵。早上起来可以去看看海上大雾。”他的面容倦怠安静，像弃掉一盘棋之后带悲伤的解脱。我轻轻侧过身子，去拉他的手，他顺势躺下来，躺在我的腿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凝视他的脸，夕阳在高楼背后留下最后一抹橙黄。
那样的记忆，过于稀有。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参加一场送别宴。跟平生在一起，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平生不喜欢和人交往，除了读书会同伴，他只和同租的室友有浅淡的往来。他租的房子是三居，客厅打了两个隔断，平生住一个小间。我去过几次，和他的室友也就有了些许交情。
春天里的一个周末，平生的一个室友要搬走，请其他几个人吃饭聚餐。聚会是在通向香山的那条路上，靠近颐和园的地方。荒僻的路边没有路灯，小饭馆的招牌是仅有的光源。我们来晚了，进门的时候火锅已经冒起了泡，几双筷子正在下肉。很显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已经聊起来好一会儿，啤酒也已经喝光了两瓶。
告别的室友叫赵志高，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考就是第三年，女朋友开始受不了，因为他即便考上，距离工作挣钱也还有好几年，对女朋友来说，想成家是等不了这么久的。赵志高报的是电影与文化研究，目标是做电影评论家，短时间内看不到收入的前景。女朋友让他在研究生和自己之间二选一，赵志高纠结许久，终于做了选择，放弃考试，接受了女友托人找的职位，去一家广告公司做销售。老金十年前就来北京漂着，做过一段时间酒吧歌手，打过些零工，后来不唱了，找了工作。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剪了长头发，梳着板寸，脖子后面积累出肉。老金现在卖保险，他妈妈在老家，糖尿病变得严重，花销变大，他需要寄钱回家。他说他永远都不能期望自己家能出钱给他买房子。女孩子刘妍处于纠结的两难。她只希望能留在北京，有一天组个小家，能装修自己的屋子，能带孩子去旅行。她最喜欢的是陈列着欧式室内装饰的家居用品店，但一样也不舍得买。
在黑沉沉的夜和渺茫的希望中，在酒精的刺激中，人的情绪总会有点悲观亢奋。老金骂房价太高，骂给他办暂住证的公务人员没素质，说他们狗眼看人低、办事没效率，进而说各种公共部门的人浮于事、臃肿腐败，颇有国将不国、痛心疾首、有识之士无所作为、除了一醉方休又能何为的劲头。他说的都是真的，但也有情绪的自我投射。
我们那天晚上都喝了酒，喝了很不少。最便宜的燕京啤酒，至少有一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告别，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点离愁别绪，或者是一点生活不会改进的灰心，或者是心底深处还抱着某些放不下的希望。走出小饭馆，打不到车，我们就沿着黑灯瞎火的马路走了很久，一次次看着身后出现的货运卡车车灯将我们的影子映出、拉长、再吞噬。
在黑暗的公路上，平生开始痛陈时代弊端。他说物质主义把人压榨成碎片，又说时代的不公正太强以至于个体无能为力，必须要某种集体行动。我们由此开始某种逻辑混乱的争执。我始终在说迷茫：依靠个体不断寻找才能摆脱的迷茫。他一直在说压制：作为不公正根源的压制。说来说去，他甚至有点生气了，说中国的事就是无解，最好将现有统治推翻重建。
“书生总想推倒重建，”我说，“过去一百年，不是都推倒重建好多次了吗？”
“那叫重建吗？”他哼了一声，“连现代性是什么都不懂，叫什么重建？”
“为什么非要重建呢？打碎那么多东西……重建的东西就一定好吗？”
“那得看是谁建。”他说，“要觉醒的人来主导才行。”
我不说话了。我们能看到共同的不理想，我看到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世界。又谈了几句，这种差异的来源越发明晰起来。他心里有一整套完整流程的模式：启蒙、革命、重建、天下大同，这似乎来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人很多书。这个过程虽然失败过好几次，但若不按照这个路径走，那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我虽然说不出我理想中的模式是什么，但我总觉得这种路径没有触碰问题所在。问题不在于一切推倒如何重建，而在于找到人心里的某种东西。
他也不说话了，自从我说了几句对革命的微词，他就冷冰冰显得有点恼怒，故意沉默。人少车少的夜路上，一旦沉默，黑沉沉的压抑就席卷而来。我又尝试让对话继续，尝试改变话题，可是他一直沉默不语。之后只说了几句冷漠的场面话就不欢而散了。在我家楼下，我望着他的背影转身离去，忽然有种模糊的痛感，觉得望见了他就此一去不返。
那个晚上之后，他有几天没有联系我。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之间蛛网般的裂隙。原本就不稳固，裂隙之后更脆弱。和平生在一起并不能减少我的惶惑，正相反，却加重了它。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不愿意表达他的内心，很可能是他自己回避去想，除了时间的历练，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原本不该一直探问，那时我不知道，平生之所以包裹自己，是因为他对自己也不确定，而且不愿意面对这种不确定。
我和平生在一种忽远忽近的距离中维持着感情。像是共乘一艘小船渡过寒冰覆盖的水面，寒冷可以共度，但天暖冰融，水流汩汩，却在急流和漩涡中摇摇欲坠了。
我一直期待等我们都读研，状态就都能稳定下来。可结果那年平生又没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