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她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青龙山采石场，准备向单位请假。传达室新来了一个老头。他坐在门前的一张折叠椅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听收音机。他说他姓卞，昨天刚来这里上班，是矿长的侄子介绍进来的。我心猛地往下一沉，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职位已经让人顶了缺。我赶到厂部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位副经理，打算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几天前为何不辞而别。副经理冲我一摆手，让我什么话都不要说，“谁都有个急事，你偶尔离开几个钟头，没人怪你。可是你不辞而别、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三四天，性质就不一样了。传达室不能一日无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另外找个人来替你。”
“那我怎么办？”我还有点不死心。
“还能怎么办？”副经理反问了一句，就抱着茶杯去隔壁的房间串门去了。
我回到传达室，央求那个姓卞的老头，等我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再来搬取行李。老头是个厚道人，一连说了几个“不碍事”，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到了门外。
我搭上一辆电动三轮车返回朱方镇，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前途。早晨的凉风吹到脸上，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如果你也曾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撵得到处乱跑，你就应当知道我所说的喜悦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为了不让春琴为我担忧，丢掉工作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正好，病房里的一个老太太凌晨去世了，靠近卫生间的那张床铺暂时还空着。我可以在那儿对付一阵子。
一天晚上，我扶着春琴，出了医院的大门，走到外面的林荫道上散步。春琴告诉我，在龙冬被送去戒毒的第二天，桂秋就把一个谢了顶的中年人带回了家里，“两个人在床上弄出的声音，惊天动地，我就是关上房门，也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是存心在气我，存心要赶我走。我当时就想从窗户里跳下去。只是吃不准，打四楼跳下去能不能摔死。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发冷，打起摆子来。人一生病就没胃口，我在床上饿了两天之后，就想起了老福。人要是不吃饭，用不了多久，一准就会死。我打算像老福那样，不再吃东西，就那样躺着，饿死鬼就饿死鬼，我也管不了那许多了。”
我们沿着那条开满槐花的小马路走了两个来回，春琴忽然问我，要是吸毒上了瘾，到底还能不能戒掉？我记得，这是她第二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一次，我马上给了她肯定的答复：
“当然没问题。他们既然送龙冬去戒毒，就一定能戒掉。否则的话，为什么还要建戒毒所呢？”
两个星期之后，虽然春琴的身体还有些虚弱，她已经成天闹着要出院了。“人家靠装修挣来的几个钱，都被我给打了水漂。再住下去，就有点不识相了。”春琴说，“你打电话跟同彬说一声，我们明天就出院。看病的这笔钱，我将来慢慢还他。”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常，她坚持不用我搀扶，一口气爬到了住院部的三楼。主治医师的意见有点模棱两可，“出院可以，再住两天，观察观察，也可以，你们看着办。”我给同彬打了电话，他劝我们再待两天，最多就两天。等他那边的事处理完了，这就过来结账。
那些日子，我已经瞒着春琴，在街上四处为她寻找栖身的房子了。考虑到她的身体，我打算替她租一套底楼的单元，一时还未碰上合适的，也劝春琴再耽搁两日。
第二天中午，龙英和银娣搭了伴，来医院探病。龙英问起出院后的去处，春琴一个人呆了半天，嗫嚅道：“从哪里来的，就回哪去罢了。还能去哪里？”银娣说：“不如先在我那里对付几天。乾贵过世后，我一个人住那么大一个单元，心里头成天空落落的。你过来，我也乐得有个伴，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春琴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出院那天，我和春琴收拾完行李，来到了医院底楼的大厅里。同彬和莉莉已经结完账，在那儿等候多时了。我问同彬，是从长治来，还是从南京来。不料同彬眯缝着眼睛，对我笑道：“既不是长治，也不是南京。不瞒你说，这十来天，我们一直待在朱方镇，哪儿也没去。”随后，他指了指停在门外的一辆丰田越野车，示意我们上车。
莉莉将春琴扶到越野车的后排坐下，自己笑呵呵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对春琴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
正像我所猜测的那样，越野车在经过银娣所居住的“海德花园”的门口时，并未减速，而是呼啸着一闪而过，绕过尚未竣工的体育馆，驶入了八车道的南徐大街，随后一路向西。汽车途经雄伟而又轻佻的财政局大楼、法院大楼、城投集团公司大楼，途经邮电局、丽晶宾馆以及工业园区的大片厂房，在宜侯墓遗址公园附近，踅入了一条幽僻的林间小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春琴双手扒住前排的真皮座椅，再次不安地问道。
莉莉回过头来，嫣然一笑：“我和同彬准备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还不能说。”
她今天戴了一个新的发箍，银灰色的金属片，反射出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变幻不定的光影。
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筛下斑斑点点的光圈和碎影，像水波纹一样，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一层层地掠过。道路的右侧，是覆盖着一层绿藻的金鞭湾；而在左侧的窗外，远远地现出一片村庄拆迁后留下的废墟。我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野田里——小时候，我和父亲曾去那里给人算命。大约七八分钟以后，随着汽车的发动机传来持续低沉的怒吼，碎石子“辟辟扑扑”地打在汽车的轮毂上，越野车喘息着，跃上了一段长长的斜坡，终于停在了一幢白色的建筑前。
春琴从车上下来，用手掌挡着耀眼的光线，看了看这座隐没在水杉和槐树林中的房屋，看了看门前的水塘，看了看同彬，又看了看我，对搀扶着她的莉莉道：
“这是什么地方？”
同彬摘下墨镜，笑嘻嘻地走过来，用他一贯夸张而洋洋自得的口吻回答道：
“世界的中心。”
半个月前还是破败不堪的便通庵，经过十二个装修工人（算上同彬和莉莉一共十四个人）的日夜施工，如今已焕然一新。他们修补了一处坍塌的屋顶，加固了几处墙基，更换了七八根椽子，疏浚了水井，重修了厕所，粉刷了内外墙壁，添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甚至还在门前搭了一个木廊花架。
“所有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同彬带着我，把这座新建筑前后转了一遍，对我道：“唯一的缺点，没有电。你们只好将就一下了。另外，井是新淘的，我昨天尝了尝，井水有一点石灰味，过几天也许会好。”
这天中午，他们在返回长治之前，莉莉没忘了叮嘱春琴，一定要在木廊花架下栽几株紫藤。她最喜欢紫藤花了。她还说，等到她和同彬下次再来，说不定就能围坐在紫藤花架下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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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2>
当天晚上，我把刚刚做好的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端到了餐桌前。尽管春琴此前已经把这所房子看了很多遍，此刻仍在不停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似乎还没有从惊悸和恍惚中回过神来。她不时地抬手拭泪，一句话也不说。
你不知道她心里是高兴呢，还是悲伤。
这时候同彬打来一个电话，他们的车已经过了安徽的蚌埠，此刻正在一个服务区吃方便面。他们那边正下着暴雨。
我再次劝春琴吃点东西。她拢了拢耳旁的头发，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我被送到医院之后，并没有被救活，这阵子已经到了阴曹地府？眼面前的这个地方，都是死了以后看到的鬼影？”
我安慰她说，假如真像她说的那样，她现在已经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应当看见德正、小武松、老鸭子、老福和我爸爸才对，“想想看，你死了，我却没死。你怎么会和我一个大活人在一起？”
春琴想了想，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说，因为在医院陪我，丢了采石场的工作，我们两个住在这里，没有收入，往后喝西北风啊？钱从哪里来？”
我说，我当年开车撞死人，把房子赔出去，还剩了两三万块钱，加上买断工龄的补助金，也有五六万，这些钱，我一个子都没舍得动。如果把我这么多年的积蓄也算上，大概有个十二三万，这些钱，我们在这儿对付个四五年，是不成问题的。“以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嘛。”
春琴抬头看了看屋顶和房梁，随后又道：
“便通庵，是你爹当年上吊寻死的地方。孙猴子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临了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她见我没明白她的意思，随即又解释道：“想想看，你爹要寻死，什么地方死不得？为何会单单挑中这么一个破庙？再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所有的村子都被拆得片瓦不存，为什么只有这座便通庵能够保留下来？”
“你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望着她，实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春琴接着道：“别忘了，你爹是个算命先生。他在死前一定已经算出了几十年后的运数，料定了我们有朝一日会回到这座破庙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世上的一切事，不论大小，其实通通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下。”
我见她十分认真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心中虽感到有些可笑，为了不让她生气，还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假装对她的这种异想天开信以为真。
“这样岂不更好？”我笑着对她说，“我们一家人，总算在这里团圆了。”
春琴立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骂道：“呸，谁跟你是一家！”
我提醒她赶紧吃饭，碗里的面都已经糊掉了。春琴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晚上我们两个怎么睡？”
我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没那么多讲究。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再买一张新床。今天晚上，不妨就先对付一下。”
春琴又发了半天呆，这才拿起筷子，心事重重地开始吃面。
第二天一早，我从卧室的床上醒来。在浮薄而不安的梦境中，我一度以为自己置身于邗桥新村的公寓中。后来，我又觉得自己是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里——我梦见那个接替我的老头正在一刻不停地与我说话，但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我闻着墙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石灰和墙漆的甜味，睁开了眼睛。过了好一阵，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便通庵里，躺在同彬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席梦思大床上，只是身边不见了春琴。
天色阴阴的，屋外下着小雨。床边橱柜上的一盘蚊香就快要燃尽了。我来到了屋外的井台边，在灰蒙蒙的细雨中，我终于看见了她的身影。
在池塘对岸的一块空地上，春琴正在挥锄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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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2>
春琴从集市上买来了种子，在池塘边新开出来的大片空地上，种上了菠菜、苏州青、水芹、芋头、芫荽、黄花菜。她甚至还种了一畦澳大利亚的奶油生菜。在新丰莉莉曾经嘱咐她不论如何都要栽上紫藤的木架边，春琴毫不犹豫地种了一溜丝瓜和扁豆。
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当然，也没有邻居。当手机的电池耗尽之后，我与同彬的联系也一度中断。
我们用玻璃瓶改制的油灯来照明，用树叶、茅草和劈柴来生火做饭，用池塘里的水浇地灌园，用井水煮饭泡茶。春琴在屋后挖了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我们通过光影的移动和物候的嬗递，来判断时序的变化。
其实，在我和春琴的童年时代，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不论是我，还是春琴，我们很快就发现，原先急速飞逝的时间，突然放慢了它的脚步。每一天都变得像一整年那么漫长。就像置身于台风的风眼之中，周遭喧嚣的世界仿佛与我们全然无关，一种绵长而迟滞的寂静，日复一日地把我们淹没。在春琴“骨头都长出苔藓”的抱怨声中，我则暗自庆幸——便通庵，或许真的是我那料事如神的父亲所留给我的神秘礼物。
我和春琴渐渐地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后，她脸色也逐渐地红润起来，身体开始了报复性地发胖。当她打喷嚏的时候，短袖衬衫的纽扣随时都有崩飞的危险。我曾多次催促她去街上再买一张床，可是春琴总是借故推托。她说，反正她一个人睡觉也害怕，不如就这样凑合下去算了。她睡东头，我睡西头。
当金灿灿的丝瓜藤开了花，当紫色的扁豆花爬满了屋前的木廊架时，盛夏在蝉鸣和暴雨中悄然结束，硬朗的西风渐渐透出了一丝凉意。在无事可干的晌午和晚上，我们就躺在床上说话。
有一天晚上，天黑得很早。我们俩躺在床上磨牙，春琴忽然对我说，只要一闭上眼睛，过去村子里发生的那些事，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将来有一天，等我们两个人都死了，这片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若有所动。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试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春琴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只是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我又不识字，给谁看？”我说，我可以把写下来的故事读给她听。这时，春琴的心思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她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对我说：
“我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被扔在一个荒野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我和你，到底算个什么关系？”
我当时已经有些困了，一丝甜蜜而安宁的睡意，正要把我拽入梦乡。我迷迷糊糊地对她支吾道：“你说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管他呢！”
可春琴身上那股子蛮劲又上来了。她不由分说，跨在我身上，捏我的鼻子，揪我的耳朵。我拿她没办法，只好爬起来，拥着被子，和春琴并排靠在墙上，假装在思考她所提出的问题。
是啊，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春琴虽然只比我大五岁，按照辈分，我应当叫她婶子。可是，当春琴和我在一只脚盆中洗脚——因为怕水烫，她总是将脚搁在我的脚背上；当她坐在床沿上纳鞋底，看到我进屋，本能地移向床头，给我腾出坐的地方；当我在写故事，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给我端来一杯刚摘的新茶；当她把实在喝不下的半碗粥推给我，命令我少废话，把它喝得一点不剩的时候，恍惚中，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妻子。
但我也知道，我们被什么东西隔开了。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但德正除外。我们搬到新田几个月后，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德正。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仍生活在我们中间。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法把他绕过去。
这年初冬的一天，似乎永远不会死的牛皋，终于死去了。
老一辈的人都从各个地方赶来，为他送葬。柏生、定邦、定国、梅芳、永胜、宝亮、宝明、银娣、虎平，凡是活着的人，都来了。就连远在江都的王曼卿，得到消息后也早早地赶了过来。曼卿把头发染成了酒红色，新装了一口假牙，釉质又亮又白，我差一点没认出她来。这些幽灵般的人物，仿佛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个个蔫头耷脑的，就像是在同一个枝条上干瘪、枯萎的花朵。春琴本来想躲着不去，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临走前，她反复嘱咐我，到了牛皋的葬礼上，尽量不要跟她走在一起，也别跟她说话，最好要装出彼此不认识的样子，以免叫人说闲话。我只能答应照办。
龙英高高兴兴地为年逾九旬的牛皋办丧事。她说，自从她嫁到我们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牛皋端汤倒水熬药。这一辈子，过得真是冤。她在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当她听说唐文宽已在半年前谢世，还拉着曼卿的手，反过来劝慰了她半天。
中午吃豆腐饭的时候，我和春琴与梅芳坐在了一个桌子上。梅芳不时拿眼睛瞅我，又去看坐在一旁的春琴，嘴角上挂着她那一贯的冷笑。春琴被她看得很不自在，就借故向她打听新生在新加坡的事。梅芳漫应了两声，把嘴凑到春琴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话，春琴的脸就红了。
下午，在回家的途中，我们经过野田里那片废墟时，看见村头的一个方方的池塘里，挤挤挨挨长着满塘的菱角。春琴趴在塘边，伸手捞起一缕湿淋淋的菱藤看了看——一串串牛头似的红菱已经老了，手一碰，扑扑簌簌直往河里掉。春琴让我把夹克衫脱下来，摘了一大堆菱角带了回去。
晚上，我和春琴围坐在厨房的灶台边，在油灯下剥着菱角。春琴主动提起了牛皋的葬礼，其实不过是为了把话题引到梅芳身上，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我梅芳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出的那句话。当时，梅芳对她说：“你们既然已经住到了一起，就别管那么多。不如堂堂正正地办个结婚证，省得别人说长道短。这是好事，怕什么？”
随后，春琴把一只剥好的菱肉递给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既然她自己挑起了这个话头，我就笑了笑，对她道：“只要你愿意，我们明天就可以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春琴没吱声。
我接着说：“要是德正在九泉下知道这件事，知道由我来照顾你，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赞成的。”
春琴还是没吱声。
我又说：“如果你认定了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掌握在我父亲的手中，那么，他当年从半塘将你介绍给德正的时候，也一定预料到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神通广大，爸爸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最后会走到一起。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我们就不必再犹豫了。”
见春琴一个人在灶边出神，我情绪忽然有些失控，不知不觉中，声音一下子也提高了许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谨小慎微地生活了大半辈子，清清白白，无所亏欠，没得罪过任何人，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再说，你和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们其实不是人，是鬼。既然是鬼，这个世界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只要不妨碍别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受人情世故的限制。”
春琴拉了我一把，让我重新坐在椅子上，这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不光是因为德正。我们不能结婚。你先坐下，定定心，听我慢慢跟你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对你爹那么恨，他死去多年还不肯原谅他？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我说了你不要害怕，很有可能，我就是你的亲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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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2>
春琴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偶尔会从大人们既猥亵又肮脏的目光的注视下，听到一些零星的传闻：她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母亲跟一个算命先生生下的孩子。
“世界上的算命先生很多，也不光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我母亲也不只找过一个算命先生来家中算卦。如果不怕她骂我的话，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母亲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其实并不比你们村的王曼卿好多少。一天下午，我从外面磨面回来，看见春生站在箩窠里直哭，拉了一身屎。我想去里屋找身衣服替他换上，一进房门，就看见母亲和你爹精赤条条地滚在床上，蚊帐都掉下来了，他们也不管。我也许是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反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我母亲那张汗津津的脸正好侧对着门，她看见我僵在房门口，就恼怒地向我使眼色，让我出去。
“那天，我父亲带着哥哥从新坝运了一船桐油去常州，你爸爸当晚就大剌剌地宿在我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还嬉皮笑脸地用他的脏手来摸我的脸，还叫我‘闺女’，可我真是恨不得一刀就把他捅死。每当你父亲到半塘来，村里人就会对我说：‘你爹爹来了。’每当他背着蓝布包袱从半塘离开，村里人又会跟我挤眉弄眼：‘你爹爹走了。’我从来不敢正眼看你爹，一看见他，我就会想起他那白花花的屁股。
“我父亲和哥哥不明不白就死了，我总觉得是你父亲暗中施了什么法术，把他们给害了。后来，你爸爸带着你来我们家算命。我当时正在堂屋里纺线，看见你们一前一后地进了院子，我就在心里想，假如我真的是这个人生的，那么他身边的这个小男孩，兴许就是我的另一个弟弟。再后来，我就嫁到了你们村。我一直把你看成是自己的亲弟弟。”
“你愿不愿意把我看成你弟弟，这是你的自由。”我猛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严肃地提醒春琴，“至于我事实上是不是你的亲弟弟，完全是两回事。你不能仅仅依靠几句闲言碎语，就一口断定我们是亲姐弟。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春琴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对我的惊异和愤怒没有什么反应。
“我母亲去世前，我赶回半塘，服侍了她半个月。她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我不想再提起那件往事来烦她，可我真的担心，她一死，我或许永远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了。在她眼看就要咽气的时候，我把心一横，凑近她耳边，对母亲说：‘如果我真是那个狗日的赵云仙生的，你就点点头，如果不是，你就摇摇头，什么话都别说。’
“母亲的眼睛本来是闭着的，一听我的话，立刻像触了电似的，睁得像牯牛一样。她让我把她扶起来，在身后垫了一个枕头，半靠在床上，又抬手指了指床头的矮柜。床头柜上有一碗清水。我喂她喝了几口。她有了点力气，喘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说：‘儿啊，妈妈跟他确实做过对不起你爹的事。凡是我做过的事，我都认。但你确实不是他生的。我心里有数。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之间没有半点瓜葛，千真万确。你爹爹、你哥哥的死，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是快要入土的人了，没必要再跟你说谎。我今天跟你说的话，如有半个字是假的，天打雷劈！’
“按理说，听了母亲的话，我就不应该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了。可我回到儒里赵村，第一眼看到你，仍觉得你就是我的亲弟弟。没办法，人心里要是存了个念头，是不容易除掉的。”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对着满灶台的菱壳，一夜没合眼。春琴吹灭了灶上的油灯之后，屋子里漆黑一团。等到那股淡淡的火油味渐渐地闻不到了，我才发现，天原来已经亮了。
几天之后，永胜请我去家里喝酒。等到餐桌边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跟这位老友说起了春琴的事。永胜听了，半天不做声。我们又喝了三四杯酒，永胜又把正在看电视的芦花叫来，让她去灶下炸一盆花生米端上来，这才对我道：
“她死心塌地地认你作弟弟，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你想想，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最后死得只剩下他们姐弟俩。前些年，春生的飞机在贵州失了事，落下她一个光杆。不要说她，换成谁，心里都会接受不了。她的苦排解不开，就会在心里造出一个弟弟来。虽说她有个儿子，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不如没有。那龙冬不务正业，整天在街上与几个小混混在一起瞎闹，犯了事，被人捉到派出所，还得春琴托人找关系去打点。再后来，龙冬吸上了毒，把家里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几个钱败得精光。夏桂秋又是那么个货色，自己生不了孩子不说，张嘴闭嘴骂她断子绝孙。春琴如果不在心里指望你，指望那个‘在南京的弟弟’，还能指望谁呢？如果她在心里不存着‘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弟弟’的想法，她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个人太惨了。自打你走了以后，我瞧她的眉头一天都没有舒展过。你跟她办不办结婚倒也无所谓，两个人能在一块，互相有个依靠，就好。”
我从永胜家出来，在经过农业银行门前的公共电话亭时，又给同彬打了个电话。聊到春琴，我跟他提起了春琴口中的那段陈年往事。听得出，在电话的那一端，同彬一直在笑，末了，他这样劝我说：
“既然她一口咬定你就是她弟弟，你干脆就顺水推舟，认她做个姐姐，岂不更好？”
我对同彬说，第一，我并不是她弟弟；第二，我心里根本就不想做她的什么弟弟。我想成为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同彬打断了我的话，笑着问我：“老兄，我怎么听不懂你话里的逻辑？做她弟弟，跟成为她丈夫之间矛盾吗？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
<h2>
10</h2>
第二年初春，龙冬从戒毒所回到了朱方镇。他在一家名为“莲美”的台资化工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夏桂秋在镇江跟人姘居了一段日子，得了乳腺癌，仍旧燕还旧巢，回到了龙冬的身边。桂秋的手术据说很成功，康复后不久，她就和龙冬买了礼品，来新田看望春琴。桂秋仍叫我舅舅。可她在叫春琴妈妈时，春琴只是笑了笑，没有搭腔。春琴给她端来了一大碗鸡汤，一边看着她喝完，一边劝她，等养好了身子之后，再找个好大夫看看，好歹生下个一男半女，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桂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春琴不知道的是，桂秋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为了阻止雌性激素的过量分泌，顺便替她切除了卵巢。
端午节刚过，我们在池塘边种下的小麦已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梅芳和银娣都来帮着收麦。
夏桂秋也来了。春琴担心她的身体，只让她在灶下烧火。
十月初的一天，长生在南京病逝。据同彬后来说，人老了，受不得半点刺激。都说是风烛残年，一点不假。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好端端地围着餐桌吃晚饭，长生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村里的老牛皋。新珍随即应了一句，告诉他，老牛皋去年冬天就没了。谁知长生听了这句话，人就呆了。他把筷子放下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新珍，感叹道：“牛皋的命那么硬，居然也死了？”新珍笑道：“又说呆话。人就是活上一千年，临了不还得死？”
当天晚上，长生起夜时在厕所里跌了一跤，没等天亮就走了。
春琴已经喜欢上了我写的那些故事。每天晚上，她都要逼着我将当天写完的故事读给她听。我在写作的时候，她总爱坐在我身后的一张木椅上做针线。有时，我实在受不了背后有人的感觉，就劝她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春琴说：“你写你的。我不吵，也不闹，碍你什么事？你写不下去，卡了壳，就问问我，我来替你编编。”我也只好随她去。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
冬至这一天，肆虐的西北风在傍晚时分忽然停了。天空阴沉沉的，弥漫着一股昏黄的雾气，越发地寒气逼人。春琴担心晚上下雪，让我抱了一大捆麦秸秆去池塘边的菜地里，把越冬的青菜、菠菜和韭菜都盖得严严实实。她自己刨开地窖，挖出了两棵大白菜。她说要是晚上下了雪，地窖的土就冻住了。
吃过晚饭，春琴早早就在床上躺下睡了。我半靠在床头，借着油灯微弱的火苗看书。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春琴在被窝里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她还没有睡着。随后，她轻轻地踢了我一脚。我没理她。过不多久，她头缩在被子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大概也快要死了。”
我只得把书从眼前移开，问她到底怎么了。
春琴把头从被窝里探出来，望着我说，她觉得胸前有一个硬块，像枣核那么大。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书，爬到了她那一头。我隔着衣服帮她摸了摸，没觉得有什么硬块，就安慰她说：
“自从夏桂秋得了乳腺癌之后，你就一直疑神疑鬼的。多半没什么事，就算有硬块，也不一定就是癌症。”
可春琴说，不是左边这一个，是右边那一个。我又帮她摸了摸右边的乳房。我的手指不经意中碰到了她的乳头。
我说没有。她坚持说有。就这样僵持了一阵子，我就知道，所谓的“乳房里有硬块”，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尝试着把手从她内衣下伸进去。她的身体猛地颤栗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呃逆般沉重的呻吟。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让我先去把灯吹了。我没有理她。在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去之后，我对春琴说，就让灯亮着好了。我想好好看看她。
她紧紧地抱着我，把头埋在我胸前，轻声说，她今天早晨梳头时，发现自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有什么好看的？”
“没关系。”我笑道，“猛一看，头发还是黑的。”
“最近越发胖得不成样子，”春琴道，“一身的赘肉，连腰都没了，丑死了。”
“胖一点其实也挺好看的。有的人就喜欢大胖子。”
“不行了，老了。哪儿哪儿都皱了，松了，塌了。”
“一点都不老。同彬说，你看上去就像四十出头。”
“肚皮都叠了好几层，就像是抱着个球。就算你不嫌弃，我自己都觉得害臊。”
我笑着安慰她：“没准我就喜欢那样的。”
春琴忽然一把掀开头上的被子，恼怒地瞪了我一眼，骂道：
“你变态啊！”
她的身体仍然像姑娘一样敏感。在微暗的灯光下，她白皙而松弛的肌肤，微凉而光滑，两腿间黝黑的毛丛依然湿润。她那像山丘般耸起的耻骨坚硬如铁。她的乳房软软地耷拉下来，垂向腹部脂肪重叠的皱褶。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带着对禁忌、罪恶乃至天谴的恐惧，无数次想象过的深邃而黑暗的身体，既熟悉又陌生。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每击打它一次，它都会传出磅礴而空洞的声音，仿佛是波诡云谲的命运所激荡出的苍老回响。
而少女时代的春琴，在我心中依旧铭心刻骨。
我想起十五岁时的春琴，她坐在家中的堂屋里，穿着父亲留下来的棉袄，手摇纺车，向我投来清澈而严厉的目光；我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春琴，她那时已经生下了龙冬，坐在村中祠堂前的场院里，敞开衣襟给孩子喂奶。看见我打那经过，她就稍稍偏转了一下身体；我想起，有一次我在替她洗头时，看着她被水浸湿的花格子衬衣，看着她头上雪白的发际线，被心中涌出的一个卑琐的欲念吓得魂飞魄散；我想起在我去南京的那天，她帮我把行李搁在了汽车顶上的网兜里，从梯子上下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我的心里有些害怕。我担心，车一开，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起在老牛皋的葬礼上，那么多的人排着队，低着头，前往墓地，只有她一个人回过头来，眼神空洞而迷茫——等到她在几十米外的人流中看见了我，意味深长地朝我发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这才转过身去。
如果说，我的一生可以比作一条滞重、沉黑而漫长的河流的话，春琴就是其中唯一的秘密。如果说，我那不值一提的人生，与别人的人生有什么细微的不同的话，区别就在于，我始终握有这个秘密，并终于借由命运那慷慨的折返之光，重新回到那条黝亮、深沉的河流之中。
喘息声终于渐渐平息。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被冻成了冰坨。我开玩笑地问她，假如我现在心甘情愿地叫她一声“姐姐”的话，她会不会答应？春琴不敢看我的脸，只是喃喃低语道：
“你这个人，还真的有些变态。”
我知道外面正在下雪。
借着快要燃尽的油灯的光亮，我看见南窗外的大雪纷纷坠落，无声、缓慢而坚定。它静静地落在便通庵的屋顶上、池塘边，落在新田的茶垄和果树林中，落在赵锡光坍塌的宅邸里，落在王曼卿早已荒芜的花园中。我知道，此刻飘落在荒寺里的雪，也曾落在故乡黄金般的岁月里，落在永嘉时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落在由山东琅琊来到江南腹地寻找栖息地的那批先民们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透过积雪的窗台，照亮了床头一面熔铁般的圆镜。火焰般细碎的光影，微微颤动着，舔着床头的白墙。春琴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甚至都没来得及把“怎么就睡得这样死”这句话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拉上被褥，再次沉沉睡去。
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衣服，拉开门，一个人走到了屋子外面，望着这片静谧、空旷的雪原，在凛冽的寒风中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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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
各位尊敬的读者，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新春的钟声在二〇〇七年除夕之夜敲响，我的故事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书，这大概就是我全部的文学积累。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讲。
不过，就在这个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原先未曾料到的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和走向。在这里，为谨慎起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略作说明。
春节过后，在同彬一再的怂恿下，我开始将初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干净的稿纸上，准备将它寄到南京的一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按照我与春琴的事先约定，每天傍晚，我都会把当天抄录的部分一字不落地读给她听。此时的春琴，早已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夸我讲故事的本领 “比那独臂的唐文宽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相反，她对我的故事疑虑重重，甚至横加指责。到了后来，竟然多次强令我做出修改，似乎她本人才是这些故事的真正作者。我发现，自从去年年底我与她办了结婚证之后，从前那个野性未驯、蛮不讲理的少女的幽灵，渐渐在她身上苏醒了。当她一边飞快地结着毛衣，一边指责我“瞎编”、“生生变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恼火与怒不可遏。如果你觉得，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的所谓意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就大错特错了。拒绝修改的后果，要比“再也不给你买烟”这样的威胁严重得多。
举例来说，故事中的马老大这个人物刚出场的时候，为了交代她的生平，我讲述了她与摸骨师吴其麓之间的一段交往——说实话，文字中颇多狎邪床笫之辞。我正读得高兴，没想到春琴忽然对我喝道：
“等等。”
她一说“等等”，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一段你写得实在太不像话。我听了以后五猫抓心。你还是把它删了吧。”春琴道，“这一大段全部删掉。一个字也不要。”
我望着她，发了半天呆，才想起来请教她为什么要删。
春琴仍在低头织毛衣，她头也不抬地问我：“你说，马老大这个人。平时对我们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茫然不解地望着她，“说起来，我父母结婚，还是她做的媒呢。”
“就是嘛！你在文章中把她写得那么龌龊，怎么对得起她？你把她过去的那点事揭发出来，她知道了会怎么想？”
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提醒她，马老大已经死了六七年了，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反正我心里不舒服。”春琴提高了嗓门，“直说吧，你是删，还是不删？”
我耐着性子跟她解释，现实中的人，与故事中的虚构人物，根本不是一回事。既然是写东西，总要讲究个真实性。可没等我把话说完，春琴就不客气地回敬道：
“讲真实，更要讲良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再这么纠缠下去，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板起脸来告诉她，我不打算删掉任何一个字。春琴立刻把手里的毛衣往床上一扔，蓦地站了起来，从床头柜上端起水杯——我原以为她会把水杯直接朝我砸过来，还好，她只是喝了一口水。随后，她抹了抹嘴，说了句“让你的真实性见鬼去吧”。一扭身，气咻咻地出了房门。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冷静下来。我来到厨房，看见她正在灶下烧火，暗自垂泪。我走到她身边，正想蹲下来劝劝她，可她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从灶下起身，走到灶前，掀开锅盖，将铜勺在铁锅里胡乱搅了搅，对我说：
“明天一早，你就去街上买张床回来。”
“好好的，为什么又要买床？”
春琴就把勺子在锅沿上重重一敲，怒道：“从明天开始，我跟你分床睡。”
我知道，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不服软看来是不行了。我当即向她发誓赌咒，不仅保证将马老大、吴其麓之间的那段故事（总共四千多字）尽数删除，而且，凡是她认为应该删改的地方，我以后一律照办。
从那以后，我在给春琴读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中断，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旦她提出不同意见，就将它记录下来。等到把整部书读完，再一并做出删改。当然，我自己也留了个心眼。凡是那些有可能引起春琴不快的段落，我都一概跳过不读。可即便如此，她最终提出来的修改意见，竟然也达四十九处之多。
其中改动最大的，是更生这个人物。关于他与唐文宽之间的那档子事，春琴责令我一个字都不许提。前后删改七八处，删掉的内容，大约在七千字上下。这样一来，更生从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被降格为一个次要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如果说到我的小说中让春琴最为反感的人物，出乎我的意料，既不是她曾经的死对头梅芳，也不是她深恶痛绝的王曼卿，而是一个名叫沈祖英的人。至于说她对沈祖英心生反感乃至厌恶的理由，说来十分可笑——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春琴讨厌沈祖英，竟然是因为我在故事中写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春琴说，她平时最讨厌戴眼镜的女人，“文乎文乎，装模作样，讨厌死人了！再说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成天呆在那个图书馆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搞什么勾当。你竟然还夸她长得漂亮！”
按照春琴的建议，我把沈祖英与我在下午喝茶时“讲文论史”的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重写了“沈祖英”一节。
不过，春琴的建议并不都是那么荒唐可笑、蛮不讲理，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很有见地。比方说，雪兰与我离婚后，我本有一大段文字写到小武松、银娣去上海后的生活经历。可春琴说：“你一会写镇江，一会写南京，一会冒出个合肥，现在又来了个上海，搞得我头大。再说了，他们在上海跟女婿的那点事，与整个故事全不相干，我劝你还是把它划掉为好。”
你还别说，这一大段枝蔓被划去之后，文章的脉络顿时变得清晰流畅了许多。
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我还写到了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龙冬因第一次吸毒被抓，经人指点，春琴硬着头皮去哀求定国出面疏通。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定在英皇酒店的一个套房里。这是春琴亲口告诉我的一段秘闻，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但当我读到这一段，因担心春琴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就直接跳了过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决定把它删掉了。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暴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
可问题在于，我把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纠葛删掉后，高定国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到了最后，反而更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唉，事到如今，也只能由它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讲不得什么是非！
不过，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尽管春琴强迫我修改自己的小说，尽管她在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之后，立即故态复萌，蛮横霸道，试图将我重新纳入她的羽翼之下，尽管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我对我们在便通庵的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我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人的爱情和婚姻相比，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我有时觉得她是我婶子，有时候又恍惚觉得她是我姐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写到这里，我本来可以模仿一下《一千零一夜》那个著名的结尾，写上一句“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以此结束整部小说，但我知道，我要这么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有时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她的脸上就会陡然掠过一阵阴云。只要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橘黄色的挖土车，她就会疑心这辆车要去拆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中。
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既然我们那不值一提的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那么，我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赵礼平的资金链断裂得更长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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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2>
四月六日，是个晴天，刮着东南风。我跟春琴回半塘扫墓。
自从她母亲去世后，春琴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村庄。那里埋葬着她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现在，她既然已经重新嫁人，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应当回去知会他们一声，在他们的坟前磕几个头。春琴拎着一个印有“莲美化工”字样的白色布兜，沿着风渠岸河道的大路，走在了前面。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她。我看见她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土堆的顶端，然后又一点一点地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春琴又在另一个土坡上一寸寸地变高、变大。
最后，她停在了一处池塘边，发呆，等我。
太阳终于在废弃的砖窑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废墟上，一点点地浮上来。顷刻间，天地为之一新。不远处的那片山岗上，在当年大队蘑菇房的位置，停着一辆报废的挖掘机。我隐隐记得，那处池塘位于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正是当年我和父亲去半塘走差时，遇见梅芳和高家兄弟的地方。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寂静中，我似乎仍能听到当年送喜报的锣鼓声。
西厢门和东厢门也早已片瓦不存，只是那道灰灰的山墩（中间有一个供人通行的方方的大洞）还在。山墩东面的小河还在。一边有栏杆的小石桥还在。当年，我和父亲看见狐狸的那个乱坟岗上，矗立着一个“韩泰轮胎”的广告牌，背后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巨大苗圃。一辆满载树苗的小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苗圃的大门。
这是我第二次去半塘。
我记得，早在四十三年前，父亲带我去半塘走差时，曾不无夸耀地对我说，到了仲春时节，等到村子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红柳、芦苇和菖蒲都在水沼中返了青，成群的江鸥和苍鹭从江边结队而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我想，假如父亲有机会再到半塘来看一看，他一定会为当初说过的话感到羞愧。没有满村的桃杏。没有遍地的红柳和菖蒲。没有成群结队的江鸥和白鹭。
一条正在建造中的高等级公路，把半塘隔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紧挨着马路的，是修葺一新的半塘寺。它被建造在一片宽阔的水面之上。水塘对面是一大片有着蓝色屋顶的工业园区。再往南，可以看见居民小区的一排排楼群，隐没在一大团黄色的脏雾中。而在这条公路的北侧，也就是原来半塘村所在的位置，已经被规划成一个半月形的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