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妻已经三十五岁了，依然很漂亮。她想留下来和我过几天，但是我没答应。第二天早上起了个大早，用摩托车把她送了回去，然后再去接小徐。这一次她不肯穿那件毛衣，怕把它搞脏了，就把自己裹在一条毯子里，在后座上裸露出光洁的两条腿，让半城的人大开眼界。在我年轻时，这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现在什么也引不起。假如风纪警察把我逮了去，我就说我是技术部的。假如他还是不放我，我就说我有点毛病——为什么只准别人有毛病，不准我有毛病？事实上技术部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并且别被保安逮到，干什么都没问题。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假如我被判定得了数盲症，就不会和领导的夫人乱搞。得数盲的人不乱搞，假如组织上不安排，连自己老婆也不搞。我想这一点应该让上级知道。
3
我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工程师，这是我前妻告诉我的。我做技术工作有很多年了。我前妻还说，假如我患了数盲症，给我重新安排工作时，要计算我的分数，在算法公式里数盲前年龄和数盲前工龄占很大比重。她给我算了一遍，发现已经到了天文数字。我一旦数盲，就能当个省级干部。这就是我们破镜重圆之时，到了那时，市长会接到一份录音文件——某发某号冒号自即日起逗号某同志括号起女括号终不再担任你秘书和夫人句号她括号起女字旁括号终的工作由某某某接替句号完句号。然后她就拿一份红头文件来找我，说道：王二，咱俩复婚吧。你在这文件上画个圈。此时我就会问：往哪儿画？而且画出个锯齿形的阿米巴。考虑到现在画二十厘米以下的圈不用圆规，实在难以想象，但这是真的，假如我得了数盲症的话。这一切都明明白白，不明白的只有是谁来安排这些。我前妻说：我们呗。说着挺起了乳房，但是假如我得了数盲症，就会看不出她挺的是乳房。数盲在这方面表现极差，据说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机关布置和家属过夫妻生活，你安排一下。你给他安排了，他又分不出前胸和后背。
有关夫妻生活的故事，我是知道的。据说数盲都是这样进行的：看着女人的肉体，傻头傻脑地说一句“夫妻生活要重视呀”，然后流一点口水就开始干了；一边干，一边还要说些“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之类的中外格言。女方一致认为，在这种时候想要分出哪里是肚皮哪里是阳具颇不容易。除此之外，那些中外格言全是老生常谈。她们管这件事叫做“被肚皮拱了一下”。我的问题是没有能拱人的肚皮，肚脐眼倒是凸出的，但是那一点东西太小了。我的骨头架子很大，但是人太瘦了。我前妻的话不是认真说的，而是想挑逗我。据说尚不是数盲的人一想到未来，就会性欲勃发，而得了数盲症的人不管你说些什么他都不勃发。谁都知道，我不会得数盲症，要是能得早得了。但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挑逗的——我已经四十八岁了。到了这个岁数，人不得不一本正经。
有关拿肚皮拱人的事，还有些补充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一世纪，最具危险性的是信息。做爱这件事，除了纯生物的成分，就是交流些信息。爱抚之类全是堕落的信息，带有危险性。中外格言则是些好的信息，但对勃发没有助益。好在他们的肚子不管勃发不勃发，老是挺着的。
我前妻对我说，你又吓坏了？因为这时说服工作（马上就要谈到，不是针对我的）也不管用了。自从要了一回汽油，我们就和好了，她天天都要来。这时候我们都赤身裸体，躺在我家的地毯上。我告诉她，我不再是年轻人了，不能要求得那么多。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想起了红毛衣就魂不守舍。那个小姑娘清纯俏丽，乳房紧凑，最主要的是傻乎乎的，一勾就能上手。从一个方面说，年轻人属于年轻人，不属于我。从另一个方面说，我觉得我是个傻瓜。像这样的事决不能告诉我前妻，否则她会敲着我的脑袋说：送上门来的都不搞！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不可救药了，这一点领导上早就知道。主要的问题是谁是领导。一方面，领导是一些全秃顶或半秃顶的大肚子数盲，负责作报告和接见外宾，这些人谁都不知道我。另一方面，领导是一些女秘书，负责接电话、批计划，这些人都知道我，因为每天都要打交道。今天早上我给省物资处摇电话，催问我们的铸铁和铜材，摇着了一个陌生的女秘书。我马上自报家门：我是北戴河王二，眼看过年了，今年的铸铁怎么还没到？对方应声答道：知道你！你是寂寞，是乡愁，是忧郁的老大哥……这就发生了一件常常发生的事，给上级机关打电话，必须忍受调戏。她说的那些鬼话和我的照片都登在这期的妇女杂志上。假如你不顺着她说几句，以后永远别想和她谈铸铁问题。结果一扯就是一个半钟头，一直扯到“你还和老左好？真是不可救药”。为了工作，不得不做点牺牲。我说：我正在考虑改变一下呢，告诉我你的三围好吗？电话就断了。再摇也摇不通了，真叫人恼火。我原准备谈完了三围，就谈铸铁哩。这是电话之一。另一个电话打给供应处，要绘图纸。一通了对方马上就说：上次告诉你的三围，记住了吗？你答：记住了——34、22、34。你是玛丽莲·梦露。快给我纸。这样答是不行的，对方勃然大怒：怎么？就这态度？纸没了！你必须像接色情电话那样哼哼着说：34啊啊22啊啊34，我的心肝梦露，你还记得我的事吗？这样就能得到合理的回答：记着呢。三箱子纸。你派某某来拿（某某是她的傍肩）。其实她对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这种调戏是因为她在首长身边工作，烦得要命，非说点带危险性的话不可。最怕一通了电话，是个男声：你哪里？一整天就泡上了。你决不敢挂，否则他叫公安局追查。然后就从纸的问题讲开去，咿咿啊啊说个不停。这叫做“被电话粘上了”，只能打手势叫人给你搬躺椅，躺下以后再叫人给你围上毯子，最后打手势叫他们把茶杯拿来，与此同时，嘴里应着“是的是的”。所有的女秘书都是满嘴胡说八道，因为在首长身边工作可不容易啊，连女人都被逼得要发疯。我前妻也疯得很。说实在的，近二十年，我没见过一个正常的人。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后天就是星期天。有一句话最不该说，但我禁不住要把它说出来，我就是有这种毛病。星期六要去会老左。说出来以后，我前妻翻身就爬起来穿衣服，说道：你真让我恶心！我赶紧把她的外套压在身子底下，但她半裸着身子跳出屋子，扔下一句：留着你的外套，送给鼻涕虫吧！然后外面就响起了汽车发动的声音。她是开着市长的丰田轿车来的，我的小摩托追也追不上，所以我根本就没去追。我只是躺在地毯上，和我前妻的外套以及无限的懊悔躺在一起。
我爱我前妻，这种爱从她给我打开手铐那时开始从未改变。所以我几乎做到了平生不二色。我前妻也爱我，所以假如我被哪个女孩子勾引，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我想她能原谅我。现在她还巴不得我犯这种错误，这说明我那种过于老实的天性已经有所改变。但事实上我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到了星期六下午，我着意地打扮了一下——修剪了胡子，脱下黑茄克，换上一件黑西服上衣，打上黑领带，带上一束纸做的花（现在根本找不到鲜花），骑车到市府小区的北门外面等着。天冷得很，穿得又单薄，等了十分钟，我就开始发抖。今天没有风，好处是不太冷，坏处是天上开始落烟炱。这种东西落到领子上你千万不要掸，而是要用气把它吹开，否则就会沾到衣服上，用任何溶剂都洗不掉。因为它是柴油不完全燃烧形成的碳，既不溶于任何溶剂，化学性质又无比稳定。除了往头上、领子上掉，它还会往毛孔和鼻孔里钻，使你咳出焦油似的黑痰。这种情景和我设计的蹩脚柴油机大有关系，所以使我两眼发直，考虑如何让它们不那么蹩脚的问题。有一个办法是在排气孔附近放些粘蝇纸，把烟炱粘住，但是粘蝇纸太贵了。还有一个办法是雇些农村孩子，手拿纱网，把烟炱都逮住。这样是便宜，只是看起来有点古怪。就在这时，有人挽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手上的纸花抢了过去，把我手背都抓破了。这个女人又瘦又高，手比我的手还大，而且永远不剪指甲，嗓音粗哑。虽然我不想抱怨，但是她让我在寒风里等了十五分钟——这也太过分了。
星期天我到碱场去看小孙和红毛衣，带去了我的百宝囊和大家捎的东西。一切都是老样子——一望无际的大碱滩、小铁道，还有人推的铁矿车。他们俩在单独一个地方，这也是老规矩。我们是政治犯、责任事故犯和刑事犯隔离。老远我就看见他们俩了，红毛衣在砸碱，小孙披着大衣蹲在地上。我一驶过去，他们俩就换了位置，红毛衣在后面吆喝，小孙在前面挥着十字镐。他脚上还带着大铁镣，足有二十公斤。这说明他们俩是傻瓜，把规定、定额等等还当回事。你要知道，碱场的主要任务是折磨人，出多少碱无关紧要。不过一个星期，他们俩都瘦了，样子惨得很，但偏说是很幸福，还说碱滩上空气好——这就叫嘴硬。空气好是好，西北风的风力也不小。碱场发的大衣里全是再生毛，一点不挡风。我问他们是不是饿惨了。红毛衣说饿点没什么。但是听说我带来了吃的东西，又非得马上看看不可。后来我们在碱滩上野餐了一顿。我说小孙的镣太重了，红毛衣说都挑遍了，这是最轻的。于是我拿出一副假脚镣来。这东西是铝合金的，又轻又不磨脚，是技术部的无价之宝——有一半人已经用过，另一半也会用到。我再三关照红毛衣，可别叫别人偷走了。还有假鞭子假警棍，看上去像真的，打着又不疼。我建议她常在大庭广众下修理小孙，这样显得立场坚定（其实是一种性游戏，但她现在体会不到）。还有一把手枪，和上级发的一模一样，只是轻飘飘的，但是同样的容易走火（这样不露破绽），只是打不死人。这样她就可以立场坚定地用手枪对准小孙的胸膛。我问他们晚上冷不冷。红毛衣说两个人不冷，小孙又说也不暖和。我说我带的全是急用的东西，下礼拜小赵会来在他们的木棚里安上各种偷电的电器，那时家才有家的样子。红毛衣说：这儿是天堂嘛——不回去了。但我知道是过甚其辞。最后我给了小孙一大把特供的condom——顺便说说，特供是指带有危险性，只有领导才能接触的东西，比方说，丙烷气打火机，只有领导用。我们用煤油打火机，打一百下才能打着。数盲用钢刀子，我们用铁刀子。但是condom有什么危险，实在难以理解——他赶紧红着脸接过去。红毛衣问明了是什么，却很大方地吻了我一下，说：谢谢老大哥雪里送炭。然后把condom都收了去，说道：我掌握。这些日子他们都用国产工具凑合。那种东西是再生橡胶制的，像半截浇花的管子，有人叫它皮靴，这是指其厚，但是当鞋穿稍嫌薄了点。又有人叫它“穿甲弹”，这是指其硬，打坦克又嫌稍软。用以前要煮半小时，但是年轻人未必能等。假如他们不堪忍受，什么都不用，红毛衣就会怀孕。在碱场怀孕是一等一的丑闻，我作为老大哥，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现在我想到，condom的危险一定在于其物理性能，太薄太软，容易破；而穿甲弹就无这种危险。要不然就是因为戴上它感觉太好，使人喜欢多干，故而有害于健康；穿甲弹也无这种危险。从数盲一方想问题，总是乱糟糟。能避免还是不要这样想为好。
我和我前妻在碱滩上服过两年刑，也用过穿甲弹。我不愿意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是因为我喜欢红毛衣，做梦总梦见她的裸体。学美术的人在这方面最具想象力。当然，想是想，真正干起来会有困难——就是和我前妻干也有困难。看着那些鲜嫩的肌肤、紧凑的乳房，我就会想到我已经老了，这不是我该干的事。非得面对老左那种又黑又皱的躯体，才会勃起如坚铁。我前妻说我恶心，大概是指这一点吧。
4
星期六下午，老左早就看到了老大哥，但是别人还没看见呢。在这段时间里，她躲在暖暖和和的传达室里，看着那个大个子男人在寒风里，手里拿着花站着等她，心里暖洋洋的。她说这是个动人的景象。但是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动人。我倒希望看到她拿了花在街上等我，当然，那个景象也不动人。更正确的说法是吓人，但是我不敢说。说出来以后她会更吓人。
我们俩在小区里走，她用右手挽着我，用左手擦鼻子下边的清鼻涕。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我把手绢掏出来给了她，但是她给揣到兜里了。我并没说把手绢送给她，所以这是偷。手绢没有什么，有时她连我的内裤都偷。偷去以后给别的女人看，证明她也有傍肩。这件事使我沦为大家的笑柄。但这只是她很多不讨人喜欢的素质中最不重要的一种。王二认为，她最不讨人喜欢的素质是认为别人有的东西她都该有一份；而且她懒得要命，什么都不肯干。简言之，这种毛病就叫做等天上掉大饼，在等待时嘴里还不干不净。几年前她在技术部工作时，每天只管给自己织毛衣，并且骂所有的女人是骚货，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人都不理她；于是她就服了三十片安眠药，打算自杀。因为是在班上服的药，所以大家不能坐视，就把她送进了医院，并且分班到医院去看护她，以防她再次自杀。等到轮到王二时，她对他说：老大哥，难道我真的那么不讨男人喜欢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答道：才不是呢，你很可爱嘛。她就这样把王二搞到手里了。我现在一想自己说过她“可爱”，就要毛发直立，恨不得把自己阉掉。但是现在阉已经晚了。
我实在想不出老左有什么用处：在技术部没有用，调到上级机关也没用。至今她还是个科员，没当上首长秘书，所以对部里一点贡献都没有。连首长都不要她——这说明首长对女人还有点鉴赏力——我就更不该要她。但是作为老大哥，我不能让她没人要。
老左的套间里有一股馊味，她自己大概也能闻到，所以点上了卫生香。她的窗帘、沙发套、床单等等都是黑的——这对一个讨厌洗衣服的女人是个好主意。她进了一次卫生间，拿了一大卷卫生纸出来，然后就干净利索地脱了衣服，钻进被子，在那里不断地撕纸，擦鼻涕。被子上面马上就堆满了。这个女人心情一紧张就流鼻涕，所以有鼻涕虫的外号。在身体方面，她还有很多奇异之处，其中包括体温只有35度，所以服安眠药那一回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大夫发现她的正常体温就是这样才出来。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她就说：你要是抽烟，就把窗子打开。所以我就把窗子打开。抽完一支烟，她又说，把窗子关上。我又把窗子关上，把小碟子里的烟蒂倒掉，洗净了碟子，就脱掉衣服上床去，和她做爱。做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困难，虽然她丝毫不配合，只管擦鼻涕和提要求。除此之外，她还像僵尸一样硬，使我觉得自己像个奸尸犯——然后她忽然两眼一翻，尖叫起来。与此同时，邻居就敲暖气管。这是因为单身女秘书的房子建筑标准很低，一点不隔音。这也是因为她很想叫邻居知道她在干什么事情。这样等我回去时，邻居就在走廊上等着，对我说：老大哥，你真行。我只好说：不是我行，是老左行。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好。
人们说，领导有数盲症，老左有性盲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领导上不识数，但是做报告时总有大量的数字和百分比——其实他根本不知是多少。老左不懂性，但她最喜欢谈论。在她开口说话前，先要流一会儿鼻涕——她心里一紧张就这样。然后说：我的傍肩王二，阳具伟岸。她的同事对她打着哈哈，就把我的老底盘了出来：24公分长，直径40毫米——老左学过机械，会使卡钳——我要是知道她这么无聊，就绝不让她量。然后那些骚娘们就拿我寻开心。见了我就伸出右手做V字形，伸出左手，并齐四根手指做铁砂掌之势，合起来是24，就是我的尺寸。我要是说此时我不恨老左，就是伪善。
等到事情一完，她伸手到床头柜上拿日历，找到两周后的星期六，在上面画个红圆圈。这说明我已经尽到了义务，可以回家去了。这件事我丝毫都不喜欢。但是到了画圈的日子我必须来。如果我不来，她就会服安眠药。她丝毫也不爱我，甚至丝毫也不喜欢性生活，但是却坚信女人每两周应该有一次性生活，因为报纸上是这么说。假如不过性生活就会早衰——顺便说说，我觉得她老一点更顺眼——为此需要一个傍肩。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5
我讲给小孙他们送东西的事，还有到老左那里的事，讲得七颠八倒。这说明我就要发数盲症了。数盲既不懂什么叫顺序，也没有时间观念，星期一上午听报告，报告人就是这样七颠八倒。其中还停下来几次问大家：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引起了哄堂大彩。大家鼓掌的时候，报告人站起来笑着点头，大概把我们笑什么也忘了。我坐在第一排，看到他一根接一根地吸万宝路，馋得要命。吸烟是我唯一的嗜好，咱们国产烟其实也很好，就是烟叶里什么都有，有时吸出螺丝钉，有时吸出电影票。有时候不起火，有时一声爆响，把头发全燎着——里面有黑色火药，烟厂的人也有幽默感。我前妻给了我一盒烟，同时劝我戒烟（她总是这样的）。我想，应该戒，健康要紧。所以我狠狠心送给小孙了。但是红毛衣马上就夺了去，说是抽烟时管我要。这个女孩子有控制人的品行，和我前妻一模一样。
有关这个报告会，还有些要补充的地方。这个报告人原来是我们部里的，现在则是我们部长。他是正部长，这就意味着不再是我们的人了。他现在很白很胖，秃了的头顶又长出一层黄毛来。不仅头发是黄的，眉毛和睫毛全是黄的。不管你信不信，所有得了数盲症的人都要变成白种人——这是因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见阳光。而我们正在变成黑种人，假如我的贝宁同学现在送我木雕，底座上准写着：我们是黑人。这是因为我们喝的水里有苦咸味，这就是说，有大量的钙镁离子。钙镁离子到了体内会催化迈拉德反应——也就是造酱油的反应，这在速校里学过，以致大家肤色黝黑，像酱油一样。除了肤色黑，头发眉毛也打卷。这我就不知是为什么了。我们的体质太怪了，体内不光有酱油，还有苯、酚、萘、茚、茆、芘等等古怪的东西，含量都高，而且都能点着。所以死了以后到火葬厂非常好烧。他们说，我们进了炉子，给火就着。烧着烧着还会爆炸，这一点不好，但也炸不坏什么。烧出来的骨灰是造上等玻璃的好原料，因为骨灰里铅多钙少。这就是说，我们像上个世纪的猪一样，浑身是宝。这是因为上个世纪生产的全部铅酸电池都到了中国，不仅不要钱，还倒给些钱。同时到达的还有大量化工废料。数盲认为这很好，因为能挣外汇；而我们认为妈的逼非常不好，会把大家都害死（除了数盲，因为他们不接触这些东西）。数盲听了这样的汇报，就笑嘻嘻地说：有污染不怕，慢慢治理嘛。我操你妈，要是能治理，人家会大老远给你送来吗？
除了白白净净，数盲还有件怪诞之处，死掉后极难烧，不管你怎么喷柴油，都是不起火光冒泡。你别看那么大的肚子，光是水没有油。这就是说，庞大的身躯像三岁的女孩那么嫩，大概是因为吃得太好吧。这种情况使火葬厂极头疼，因为只要死两个数盲，就能把全年的柴油都用掉。火葬厂的老大哥问计于我，我让他做台压榨机，先把水榨榨再烧，不知他照办了没有。
我小的时候，我哥哥给我讲过他们插队的事。当时有一种情形和今天很相似，那就是一种负筛选的机制。我哥哥年轻时，每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都要下乡去插队，而有病的人却能得到照顾，在城里工厂工作。这两种处境有很大的差距，下乡的人吃不饱，穿不暖，而在城里就可以吃得很饱，穿得很暖。现在则是有数盲症的人可以做领导，在机关工作，得到“特供”商品；而没有数盲症的人必须做技术工作，待遇差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要负各种责任。小孙砸碱去了，工业锅炉那一摊就没人敢接。我也收到一大堆群众来信，骂我的柴油机嗓声大效率低。领导上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工作，所以也不负一点责任。我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得到何种结论，反正我哥哥那时候的结论是装病。在这方面有很丰富多彩的知识。他们中间有些人给自己用了肾上腺素，就得了血压高的毛病；有人在胸部透视时在衣袋里放上撕碎的火柴盒上的磷皮，就得了肺结核。肝炎也能装出来，只要请一位真正的肝炎患者吃顿饭，然后让他替你到化验室抽血。其中最为简便的是装肾病，不冒任何风险，也不用请人，只要一个新鲜鸡蛋。在验尿时往尿样里滴几滴蛋白，就得了肾炎——当然，急性肾炎还要刺破指尖，往里滴几滴血。不过谁也不愿得急性的，怕被留下住院。后来领导上发现得肾炎的太多，就规定了必须在化验室里取尿样。但是知青们把蛋清事先抹在龟头上，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陆续病退回城。事实上有病的人不能装成没病，没病的人要装有病谁也挡不住。
但是这些知识对我没有用——我现在尿里就有两个加号，肝功能也不正常。我们部里人人都有点病（因为环境是那么的脏），所以不能照顾。只有数盲没有身体上的病——他们住的地方有干净的水、滤清了的空气。但是他们病得最厉害，连数都不识了，所以不能不照顾。这种情形真让人无话可讲。我现在要考虑的是让谁来做工业锅炉的设计——当然，最合适的人选是小徐。这小子是学化工的，有点靠谱。但是他绝不肯干。别人又都不在行。算来算去只能我接下来。但我一点也不懂锅炉，我只懂柴油机。现在谁想要锅炉，就会得到一台柴油机，用汽缸烧水，用废气烧蒸汽，而且还会嘣嘣响。可以想见下面那些需要锅炉的工厂——纸厂、印染厂等等，见了这种东西一定会气疯。但我也没办法。让他们去疯吧。
6
今天是星期一，我的生日过去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把它们全记下来，因为我的脑袋被打了一个大洞，脑子里昏昏沉沉——除此之外，夜也深了。所以把到今天早上以前的事做个总结就睡觉。我和我前妻和好，后来又把她气跑了。这件事（把她气跑）从表面看来是因为我和老左睡了觉，其实不是的。因为我完全可以不去和老左睡觉，所以真实的原因是我很违拗。我受不了她比我强。假如她听到这些话，就会说：王犯，我们又何必分出个彼此呢？我就会答道：是！管教。——做出个恭顺的样子。其实我想：凭什么我是王犯你是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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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蓝毛衣&我前妻</h3>
1
有关老大哥王二这个人，还有好多需要补充的地方。这个人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在这两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设计过上百种柴油机，除了几种早期作品，都是莫可名状的怪物，这是他鲁钝的地方；但是每一种都能正常转动，这又是他天才的地方。他还设计过一种公共汽车。接到设计任务，他就去对数盲说：他刚刚参加了一个仿生学的学习班，仿生学是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故而这辆公共汽车如果是普通外形的轮动车辆，就未免落伍。他要把它设计成步行机械，并且有某种动物的外形。数盲一听说二十一世纪的技术，登时表示支持。过了半年，一架生铁造成的老母猪就蹒跚走过大街，喷着浓烟，发出巨响，肚子底下悬着十几个假乳房，里面是乘客席。这辆公共汽车后来被日本人买了去，放到一个游乐场里了。这种奇妙的设计能力是年轻同事模仿的对象，但是谁都比不上。因为他不是存心要出洋相，他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
据他前妻说，王二的身体也有很多奇异之处，这其中就包括他的阳具。那东西总是懒洋洋的，和它主人那种勤奋的天性很不一样。要使它活跃起来，还得做一番说服工作。你对它说：同志，你振作起来！它就能直起身子。你对它说：立正！它就能直挺挺。在干那件事时，你说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它还能改变方向。当然，最后还要对它说：稍息，解散。这个东西就被叫做二等兵王二，而那件事则被叫做出操。因为这些缘故，王二对女孩子来说很有魅力。但是这些事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管数盲怎样看我，我觉得自己仍是个艺术家。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有两个传统来源：宗教（在我们这里是数盲）和性器官。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只有宗教和性在影响人的思维。由此产生了一些笑话，比方说，领工资时，拿到了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就闭上眼睛说：我要是数盲多好。但是这个笑话一点都不逗，因为数盲不领工资，人家是供给制——换言之，共产主义对他们早就实现了。还有一个笑话说，我得了数盲症以后，每天都要洗澡，还要抽十支万宝路。这个笑话比较短，因为数盲不知道每天洗澡，要到你安排了才洗，抽烟也根本没数。
有关共产主义，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到了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数都不用数。根据这个道理，那时候的人就该都是数盲。假如不是从小数钱、数冰棍，谁会识数？但是到那时都不识数了，谁来算题？假如没人算题，就没有科学技术，又怎能各取所需？对这个问题我有个天才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犯错误。对于有错误的人，就不让他各取所需。然后他就会识数。然后就可以让他算题。这只是个笑话，不能当真。因为不识数的人不可能犯错误，错误就是识数，由此堕入了循环定义。
我做梦都想患数盲症，就像我哥哥当年下乡时做梦都想患一种重病一样。假如我成了数盲，就能躲开柴油机，重新获得我的雕刻刀、画室、彩色毛线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哥哥当年想得一种病，则是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要知道他天生是一个饭桶，粗茶淡饭吃多少都不饱，非吃肉不可。我现在就落到了他当年的困境里。我们哥俩都只有一种方法来脱困，就是真的得上这种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运动短裤得上的，虽然有往龟头上抹蛋清等等绝妙的手段，他却不敢尝试。所以他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辈子都好不了，现在住在得克萨斯的沙漠里。而我则只能朝数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凭良心说，我一点不想争当数盲，只要能做原来的工作就完全满意了。这一点数盲一定能知道。我个人以为，一个人设计的公共汽车是一口老母猪，足以说明他已经无可救药，不一定非要让他完全不识数。但是我也知道，什么人是无可救药，什么人不是，只有数盲才知道。
我说我做梦都想得数盲症，但是梦醒后会为这些梦感到羞愧。假如我们都得了数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要饿饭了。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中年男人们，倒是不值得同情。因为我们都有数盲症，没饭吃，可以吃鸡鸭鱼肉毒蛇王八。女人们又怎么办？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浑浑噩噩，世界上就会没有爱情，她们怎么活呀。但是我们自己又没问题——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和家属过家庭生活就够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认识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楼房。其实那不是雪，而是一片盐碱地。当时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了。楼房前面有几棵杨树，所有的叶子全都卷着。当时的污染也已经很严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长），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第一课是扫盲课，我们都是科盲。老师进来我喊起立，发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极难看的列宁服。所以坐下之后就举手发言道：报告老师，你的衣服很难看——我给你打件毛衣吧。那时候她工学院还没毕业，在速校实习，一看学生都有胡子，心里已经发慌，我的发言又有调戏之嫌，登时面红耳赤。后来她就专拣我来提问，比方说：在黑板上画个根号，问道：老大哥，你看它像个什么？我看了半天，它像个有电的警告符号，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师！她又画个积分号，这回不用她问，我就说：这像一泡屎！在她看来，我像个存心捣蛋的混蛋（其实我不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真诚），同时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她决心迎接这种挑战。
礼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电话。她先问老左床上如何——这话一早上听了十遍了，我听了着实恼火，吼了起来：你们不要这样墙倒众人推！老左怎么了？再怎么她还有点同情心！（其实她是没有的，否则就不会让我摸她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成一束，虎口以上溢出的部分还算有点模样）……我前妻听了以后，叹口气说：是嘛，我没同情心——告诉你，你的事有希望了。这几天你自己当点心。我听了面红耳赤，因为我一直在托她给我办出国手续。这件事难于上青天，但她居然办出了眉目。我着脸问，是怎么个情形？她说，电话里不能讲，下班她过来。但是下了班她过来，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个小黑屋里，脑袋上满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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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识数的人来说，自己存在是唯一确定无疑的事。这可以叫做实事求是，也可以叫做无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东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认了这些事，就承认了有所谓无可奈何。你识数，这就是无可奈何。有的声音好听，有的声音不好听；有的东西好看，有的东西不好看。这些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该干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能想到当个领导，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国，和我哥哥、嫂子、我年过八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想弄个画室重操旧业。我哥哥隔段时间就托人带一份文件，让我办出国手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技术人员出国，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电话里说：你干吗非识数不可？这是一种暗示——他一定记得好多年前给我讲过知青装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听懂。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数盲这种病不能装，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这种病，我还下不了决心。
有关不准技术人员出国的事，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前几年还是让我们出国的，但是大家出去了就不回来，简直无一例外。现在的规定是出国前要体检，没有数盲症的男性一概禁止出国。但这是内部规定，明明是没得数盲症，体检证上偏写成三期梅毒，不但出不了国，还要被关进医院打青霉素。那种青霉素是进口的，却是兽用药，杂质很多，打在屁股上浑身都疼，而且发高烧。自从打过了那种针，我就老有点黄疸。因为这个缘故，我再也不敢打这种主意。患了数盲症的领导可以出国访问，这方面大家都服气，人家没有不回来的。这也说明数盲在外国也治不好，得吃救济——外国人抠得很，不肯救济我们的人。女人可以出国，内部也有掌握——年轻漂亮的不成。洋鬼子精着哪，见了年轻漂亮的就娶去做老婆。老左就出过国，但是大家都服气，因为她回来了，并且在床上对我说：还是祖国好。这个女人觉悟高，明明是我对她好，她却记在祖国账上，让人没话讲。我前妻也可以出国，但是要到六十岁以后。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有个盼头，我却是一点盼头也没有。
我前妻说，我有张卑鄙的嘴，这是全身上下最恶劣的东西。好在还有一件好东西，那就是二等兵王二。她帮我的忙，全是看它的面子。但这话打击不了我。别人有困难都去求傍肩，傍肩也帮助，你说是看谁的面子？只是没有求帮出国的，这事太难。我前妻办出了眉目，不知是怎么办的。这件事她始终不告诉我，后来这事失败了，她也不说当初的眉目是什么。
现在可以说说“眉目”是怎么没的。接完了这个电话，我就去听报告。要是推个事不去，就好了。“数盲症可不是装的”——报告人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时，小徐对我说：装得真像！我就这样回答他。假如不理他就好了。就在这时，在我们身后巡逻的保安员用警棍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引起了短暂的昏迷。这些农村来的小伙子工作很认真，但是下手不知轻重。他们看到我们老笑，已经很气愤了——会场秩序不好要扣他们薪水。小徐也挨了一下，不肯吃哑巴亏，回头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登时演成群殴的场面。他们手里有警棍，我们身上也有东西，有的是铁链子，有的是半截水管子，有的是发射橡皮棍的气动手枪，有的是喷射阿摩尼亚的气罐——听大报告时大家都有准备，而且我们的人也不少，除了各机关的技术人员，大企业的人都来了。坐在我们边上的是玻璃公司，那帮家伙对打群架兴趣极大，早就把板凳腿拆下来了。一动手就有人递给我一根板凳腿，我也瞎挥了几下，打倒了几个保安员，自己也挨了几下警棍——年纪大了，身手不灵活——而会计部的小姑娘则是假装劝架时朝保安员的裆下施以偷袭。转瞬之间，就把保安员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溃退而出，一哄而散。当然，也得有几条好汉留下来顶缸，否则会有大麻烦。今天的事是因我而起，我留下来。等保安的大队人马来了后，我就带头扔下板凳腿，举手投降。人家看我血流满面，也不好意思再打我。别的投降者，不是真伤员，就是体质单薄者，还在脸上涂了红药水。这正是我们的狡猾处，你要是审问，就说：什么都没干，只是挨了打。所以人家问都不问，直接押去关小号，半平米的地方塞两个人，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我和一个穿黑茄克的小伙子塞在一起，我看他很面熟。进去以后才知道，是那个穿蓝毛衣的姑娘。等我前妻来放我时，她正坐在我腿上，但这是因为没地方坐。那孩子连忙解释说：大姐，我们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而我前妻摸了她脸一把说：当然是清白的，可怜的小家伙——快点回去睡觉吧！
考虑到礼拜一的群架里有人伤得很重，还破了相，想让保安把我放了可不容易。这件事要劳动市长亲自打电话：“你们那里有个王二，是我家属的前夫，如果没什么严重问题就放了吧。”除此之外还有好多治安方面的指示，把保安的头烦得要死。他来开锁时还念念叨叨：什么叫“家属的前夫”。我要承认，这种关系实在古怪。但这还是直截了当的说法，还有人是某数盲的“家属的前小叔子的哥哥”，有人是“小姨子的前姐夫”，不得数盲也搞不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数盲只要知道是和自己有关系就够了。具体是什么，人家并不想弄清楚。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关系很明白，我们是绿帽子的发放者，他们是绿帽子的接受者。好多人认为这种暧昧的关系，有助于和傍肩间性生活的和谐。我个人不这样想。因为这个缘故，我前妻说我笨。
我前妻把我放出后，就朝我冷笑。她看我愣愣怔怔的样子，就递给我一面小镜子——那样子很难看，我早知道头破了，但不知流了那么多血。但我还能挺住。她说，你那件事吹了。我听了就晃起来，幸亏她从我兜里摸出了救心丹，塞在我嘴里。后来她带我到医院去处理伤口，出来时更难看了——剃了个阴阳头。我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就睡了。躺下时，我前妻睡在我身边，醒来时天已大亮，我身上有张纸条，上面写着：1.接着睡；2.今后少惹事，还有希望。希望是指出国的事，我知道原来的希望是打架打没的。我就接着睡了。
有关保安的情况，需要补充如下：那些人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藤帽，手持木棍，戴红色袖标，在街上维持秩序。上级说，现在城市治安混乱，警力不够用了，从农村征调保安员进城，是个好办法。但是这帮人来了以后，秩序就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上了班什么都不管，下班以后什么都偷。除此之外，他们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揍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那么无辜。你要以为北戴河是新兴科技城市，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故而只有挨打的份，那就太天真了。我们挨揍多年，早就懂得怎么还手了。
而我和蓝毛衣的事是这样的：小号里面像个电话亭，架着一块木板，可以坐一个人，另一个只能站着。保安的头头问我，要不要单间。我说，你给我个人做伴吧。这时候黑皮夹克就钻了过来，站在我身边。保安把我们塞了进去，隔着门和我说了会儿话，先说他很公道，是他的人先动手打了我，这是他们的不对，明天就打发那小子回家种地。我说你用不着和那孩子为难，等等。他说这事你不用管，打了别人我不管，可不能打你，什么时候都得敬老——我没理他，知道自己在外人看来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好感觉。后来他又说，你们的人用了手扣子，把我的人脸打坏了，你看怎么办。——这是真的，我看见他们的人有脸上受伤的。回去以后要说说：打架不准用利器。但是不能嘴软——我说你公事公办呗，我们都在你手里。送我们去砸碱好了，我们又不是没砸过。——我知道他想让我帮他把使手扣子的卜找出来，但是我不能这么干。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人交出来。我还说：我脑袋也被打破了，这也得有个说法。他说，送你们砸碱是公安的事，但是告诉你的人小心点，别再落到我们手里吧。这就是说，谁要是落了单被他们逮住，就会被打得稀烂。我说，我会告诉大家的，不过你们也要小心点，有人知道你们都住在承德棒槌山，全村出来干保安，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别以为我们找不到——我这是唬人，其实我们远没有那么坏。他就悻悻地走了。
这时我才觉得头疼，还有骑在我腿上的这家伙不对劲。那里像地狱一样黑，但是气味不大对。他拉着我的手往皮夹克底下伸时，我以为他是个homo。知道他光板穿着皮夹克时，我说了一句：你不冷吗？后来手伸到胸前，摸着两个圆滚滚的东西，我才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你怎么长了这种东西？她吃吃地笑，我听出是蓝毛衣，马上关照她不要高声。一个女孩子到了这里是很危险的。保安员可不是些太监。后来她又拿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让我摸——是个带锯齿的手扣子。原来就是她用了手扣子！这下把我气坏了，骂道：混账！谁叫你使这东西！她轻描淡写地说：怕啥。我说：你是不怕，今后谁落到保安手里，怕也没用了。她说：哪个乡巴佬敢犯坏，咱们就到村里去抄他的老窝，烧他的房子，这不是你的主意吗。——听着真可怕。这一位可不像红毛衣，不是纯情少女，伸手就拉我的裤子拉锁。我说：学校里就教了你这个？她就说：老生常谈。老大哥，你太老派。后来她又说，有一种传闻，说我是个gay，看来是真的。我说放屁，我要不是后脑勺正在流血，准能表现出男儿本色。后来她拿手绢给我捂着伤口，就这样聊起天来，直到我前妻知道了消息，赶来把我们都放出来。她把我腿都坐麻了，半天不能走路。要是个男的，还可以轮轮班。下回关小号可不能挑女的。昨天的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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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和保安员打架的事，还有些可以补充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和保安员都是诚实的人，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在诚实地劳动——设计各种东西；他们也在诚实地劳动——监视我们。我们觉得他们的监视十足可恨，他们觉得我们不老实十足可恨，所以就经常打架。结果是双方都常有人受伤住院。数盲十分公允地决定：不管谁受了伤，不能报销医药费，不能上班算旷工，结果是越打越厉害。这一回保安有好几个人被打断了鼻梁，他们肯定不甘心，想要从我们身上捞回来。作为老大哥，我要时时刻刻提防在心。假如蓝毛衣是男的，我会毫不客气地揍他一顿。但是对女孩子不能这样办。再说，她不归我管。她在我们这里是客人。
在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假如没有保安就好了。世界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我们、数盲、傍肩，生活会愉快得多——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数盲发他们的昏，傍肩居间调和。这种建议当然是居心叵测——没有保安，我们会把数盲都吃下去，连骨头渣都不剩。如果把傍肩们划掉，那就不成个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数盲，我们就会和保安爆发战争——要知道他们恨的就是我们。这场战争胜负难以预料，我们狡猾，会制造各种武器，保安人多，他们在村里有大量的预备队。就算我们获胜，中国人口也是百不存一。算来算去，只有我们可以划去。勾去我们，顶多中国倒回中世纪。那时的技术水平可以养活三亿人——这也不可怕，饿死一些就是了。
我秃着脑袋去上班时，别人问我是不是和蓝毛衣出过操。我想说没有，但是蓝毛衣面红耳赤地看着我，露出一点乞求的样子——这就是说，她已经夸下了海口，说和我出操了。但我又不会扯谎，于是就说：这种事可是讲得的吗？大伙就起哄，让我请大家吃雪花梨。我出了钱，蓝毛衣就去买了半筐来。今年的雪花梨可真怪，有苯酚味，吃起来像药皂。人吃下大量的苯酚会有什么结果，是个极复杂的医学问题。我现在知道的只是我打嗝是股药皂味。后来我偷偷问蓝毛衣，是不是真想和我出操，她说其实并不想，只不过和别人打了赌。她还说，我太老了，恐怕满足不了她。现在的女孩子越来越坏了，不但拿我打赌，还要打击我的自尊心。
后来我和我前妻说起这件事，她说我是个笨蛋，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假如她是我的话，就会说：那也不一定——这是针对蓝毛衣的“满足不了她”说的。这样就能听到更多挑逗性的话。我听了这些话，就开始乱琢磨起来。忽然之间，听见我前妻厉声喝道：混账东西，站好了！没让你稍息！听了这话，我马上就要站起来，但是她扯着我说：别乱动——没说你。我又老老实实地趴着不动，她又掐我：混账东西，动起来，这回是说你。你们两个简直要气死我。事情完了她想起这件事，笑得打滚，还说我装起傻来像真的一样。我说我没装傻，她就开始不高兴，说，再装就不逗了。最后我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在装傻。这也是出于十年来的积习。
我说现在的女孩子越来越坏，是认真说的。过去的女孩子，比方说，我前妻，有很重的责任心。当我们犯下错误去砸碱时，她们当管教，我们不砸碱时，她们调到上级单位当秘书，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庇护我们。假如她们不庇护，我们就都会完蛋。她们从来不参与打架。而现在的女孩子就不然，她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傍肩和打架，所以不能帮忙只能捣乱。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像红毛衣那样比较好的孩子，现在对我们有用，将来就更有用。
我前妻还说，她一直盼着我再犯下砸碱的罪过——到那时她就扔下市长秘书不干，再当一回管教。说实在的，我对那件事从来就不喜欢。在碱场里她问我：王犯，喜欢不喜欢砸碱？我就得答道：报告管教，喜欢！国家需要碱！
当年我去砸碱时，我前妻把我押到木棚里，然后命令道：现在，和我做爱。因为她路上差一点把我打死，我犹豫起来，过了一会儿才答道：报告管教，犯人王二正在服刑！坚决服从命令！就朝她猛扑过去，但是劳而无功。这原因我已经说过，路上吓得着实不轻。她摸着我的阳具，说道：可怜的小家伙，吓坏了。也不知为什么，那东西弹动了一下。她嗖的一下坐起来，说：这家伙懂人话！我也嗖的一下坐了起来，说道：你别拿我寻开心了——士可杀不可辱！她板着脸一指手提包（我们拿它当枕头用），说道：躺下！不然我给你上铐子！我只好老老实实躺着，让她对它轻声细语。过了一会儿，那东西就精神抖擞挺在那里，她又躺下来说道：开始吧——它比你乖。你当然能够明白，这件事使我感到很难堪。它是我的东西，却听别人的命令，是个叛徒和奸细。以后发生的事就更让我难堪，每天下工回了棚子，她就说：脱裤子，我要和它说会话。你不准偷听。我躺在那里，又冷，又寂寞。但有什么办法——她是管教嘛。
老大哥王二在碱场是模范犯人，这个荣誉称号很有分量。这说明他在思想改造、劳动、服从管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假如数盲必须信任一个非数盲的男人，而候选的人里有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模范设计师，还有王二，他就是首要的人选。理由是明摆着的：先进生产者、模范设计师都可能是假的，模范犯人总是货真价实。他肯定能经住考验，因为所有的模范犯人都曾自愿放弃减刑。当年狱领导来问我：王犯，想不想早回家？我就答道：不想，国家需要碱。但这不说明我觉悟高，而是我前妻事先告诉我，这是个圈套，要求减刑的一律加刑。领导上问我：王犯，我们认为你的案子可能判错了，你写个申诉吧。我就答道：我申请加刑——我要为国家的碱业贡献青春！这也是我前妻教我的。结果就被减了刑。说实在的，一开头我不大敢听她的，我怕她万一搞错，真被加了刑——国家真的需要碱。但是她又说，加刑怕啥，不还有我陪着你吗；与此同时，圆睁杏眼，露出要发火的样子，我就不敢和她争，只敢服从。如其不然，就会被罚，天不亮时手执木棍，到广场上走正步，高唱各国国歌。二百多首国歌可不那么容易记住。走着走着——“报告管教，忘了词！”“就地趴下，五个俯卧撑！”或者是：“王犯，先去喝口胖大海——我对你怎么样？”“报告管教，恩比天高，情比海深！”“知道就好！从马赛曲接着唱吧。”她的心真狠，我都唱到了“上帝保佑女皇”（U.K.），又让折回去唱法国国歌——我们是按字母顺序。最后各国国歌都被我唱成了一个调，和数盲唱得差不多了。我前妻说，只要你事事听我的，就能得数盲症。我估计是真的，但是我不肯听她的，起码是出了碱场就不肯。这是因为在恭顺的外貌下，我还有一颗男儿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