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一个男人回忆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敏突然问道。“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没了？”

“没了，”我说。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说。“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我说。“事情正发生着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有一件事敏没有忘，就是流水线上的日子有多艰难。在工厂的世界里，大家几乎怀旧一般地谈起过去流水线上的生活，那些日子无忧无虑，没有责任。但敏不会。“没有什么比当个普通工人更难的了，”我经常听她这样说。她从没有忘记她从哪里来。这是她身上我最喜欢的一点。

2004年4月，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点，敏和我坐巴士去东莞很远的一个地方，敏离家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过。巴士上坐满了周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轻的姑娘们两两坐在一起，身着盛装——白衬衣，干净的牛仔裤，顺滑的马尾辫——没座位的乘客也快乐地站在过道里排成蜿蜒的队伍，随着巴士踉跄前行。几个晕车的姑娘紧紧抓住栏杆，低着头两眼紧闭，仿佛要把难过劲儿挤出去。

一路上两个小时敏一直在说话。她希望能说服朋友跳槽，就像她自己一样。每经过一个地方她都会做一番评价。

樟木头：“他们管这里叫小香港。这里很豪华。我来过很多次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清溪：“这里有很多做电脑的工厂，但是你得要有技术才能进去。”

凤岗：“这里没有我现在的地方发达，是吧？”

对我来说，每个镇看起来都一样。工地，餐馆。工厂，工厂，工厂，大门的金属栅格像网一样闭合着。敏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完全不一样：每个镇都意味着一份比她眼下的工作更合意的机会。敏所有的那些追寻更好生活的巴士之旅，勾画出她心中的东莞地图。

敏的朋友在高架底下等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焦急地张望。梁容身材高挑，脸蛋漂亮。黄娇娥矮矮胖胖，眼睛很亮，脸蛋带着软软的婴儿肥。她们两个都比敏大一岁。三个姑娘拉着手尖叫，跳上跳下，好像竞赛节目选手刚刚赢了大奖。

“哇！你瘦了！”

“你长高了！”

“你剪头发了！”

“这身衣服是我刚买的，”敏迫不及待地说。“好看吗？”她的朋友表示肯定。

公路旁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一片水泥广场。几张石凳被太阳晒得发白，像古墓一样；几根细瘦的树枝在石凳上投下阴影，气若游丝似的吐出了生命的最后几口气。她们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互相拨弄彼此的头发。两个姑娘很喜欢敏的新衣服，敏告诉她们每一件多少钱。

“我变了吗？”敏要她俩回答。她刚好走了两个月。

“你变了，”黄娇娥说。

“怎么变了？”

“你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跟敏分享厂里的八卦：谁找新工作了，谁剪了头发。今天是这个月第一天休息，因为工厂停电了。薪水还是老样子，经常拖欠，要看老板的心情。

敏禁不住小小炫耀了一下她现在上班的地方。“这个厂里的人素质太低，”她说。“我现在的厂好多了。老板很有钱。”

“来我这边吧，”敏突然说。“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你们什么时候来？”

“但是如果我们来了，”梁容说，“可能你刚好不放假啊。”

“你们来看我，我给你们介绍男朋友，”敏忽然冒了一句。“我厂里有很多男生。”

两个姑娘眼睛睁得好大。“哇！”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然后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一个乞丐拄着拐杖走过来，姑娘们不说话了。梁容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放了一个苹果在老人的碗里，就像童话里发生的一幕。在东莞生活不容易，也许正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这样出乎意外地善待彼此。我在东莞看到的善行比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看到的都要多。打工族会怜悯老人和残疾人，但是对同龄人却毫不同情。如果你年纪轻轻又四肢健全，就没有理由不工作。

敏以前的工厂离镇上要步行三十分钟，工业化的中国发展到了农村的空地。一条死水般的小溪，泛着黑亮，好像汽油河。原本平整的大路，变成尘土飞扬的小道，两旁是面摊和露天的台球桌。穿着工厂制服和拖鞋的年轻男人三五成群打台球。敏走在中间，一边一个朋友，她的头高高抬起，就像战场上归来的古罗马百夫长。姑娘小伙冲她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现在在哪里啊？”敏在东莞的市中心上班，这让他们很是钦佩。

“我变了吗？”敏问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人。

“你瘦了，黑了，”一个姑娘说。

敏有点失望。“我要你说我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到厂里去领工资；显然那天老板心情很好，他同意给工人们发薪。敏在大门外等着，偷看里面贴了瓷砖的楼房和庭院中堆放的小土山。工厂正在扩建。

“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样？”她问我。

“还可以，”我说。

“从外面看还可以，”她说。“但你永远看不到里面什么样，除非你答应在这里上班，然后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下午，姑娘们和厂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园。打工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发闲暇时间。在塘厦公园，她们看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瞄准蹲在浅池里的乌龟，拿鹅卵石扔它的头。但公园里的大部分娱乐项目要收费。游客可以用气枪射池塘里的鱼；敏看着池子里那几条瘦得皮包骨的坐以待毙的鱼，伤感地说，“没有自由就是这样。”一架缆车可以把游客带到附近的山顶，但是要花十五块钱。姑娘们远远地坐在下面的野餐点，抬头看上面穿梭的缆车。

黄娇娥在读一个电脑班。她想离开这家工厂，去人才市场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就像敏一样。“我已经做了计划，”黄娇娥害羞地说。

“你上过网吗？”敏问她。

“还没有。”

“那我教你。”敏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了。“可能今天不行，那——下次吧。”

“尽量多学点东西，”敏嘱咐黄娇娥。“你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至少这是我的经验，”她谦虚地说。敏意识到自己帮不了朋友什么忙。鼓起勇气离开一家工厂，这只能靠你自己完成。就像打工族常说的：你只有靠自己。

五点钟的时候，几个姑娘用最随意的方式道别。“我还不累呢，”我们在巴士上找座位的时候敏说。“过一会儿才累。现在我太兴奋了。”当巴士穿过那些她去找过工作的地方，夜幕降临，敏的心情也变得灰暗了。她重访了她原来的生活，知道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她的新生活，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外面的街道旁，工厂亮起灯火，窗户上的人影无声地移动着；即便是星期天的晚上，人们依然要上班。“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敏说，“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蓝蓝的夜色里，敏和我站在她工厂的大门外。她的一个电工朋友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等他换衣服。一个穿迷彩裤、长相不错的保安——<b>身高一米七或以上，会打篮球者优先</b>——从我们身旁走过，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抛给敏一串之前拜托他代为保管的钥匙。星期天外出的工人渐渐回到厂里。敏跟一个年轻女人打招呼，对方闪进黑影中粗着嗓子喊：“我饿死了。”她直接进了工厂，没有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女人的无礼让敏很意外。她跟我说，那个女人最近想吃中药流产，但是没用。敏跟她一起去医院做了手术。“有些人我会假装跟她关系很好，但其实我们不是朋友，”敏说。

一个戴眼镜，挺着啤酒肚，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经过我们旁边。“是你没关办公室的门吧？”他问。

“我一天都在外面，”敏反驳道。

那是敏的老板。她恨他。“他很自大，”她说。“厂里没一个人喜欢他。”几分钟后，她的老板又经过我们，这次是要出去。他瞪了敏一眼。敏立场坚定地瞪回去。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明天他会问我你是谁，”敏说。“我知道他会问，我告诉他你是个朋友，就是了。”私底下她叫他刘老头。

厂门口的这十分钟里，我仿佛看到了敏的整个世界：和保安轻松自如的友情，年轻女人的冷漠和她失败的堕胎，老板无端的专横。还有她立场坚定，对老板寸步不让。

敏的电工朋友出现了——他的手臂肌肉发达，宽脸，笑容羞涩——然后我们去一个街边馆子吃烤牛肉，红烧鱼，喝啤酒。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敏的不满一下倾泻了出来。“我以前那个厂，有一次我哭了半个小时，朋友想安慰我都不能，”她说。“我来这个厂，哭过两次，都没人知道。”

那个电工看着他碗里的米饭，一言不发。

敏的怒气转到下午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的两个朋友身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只不过假装是朋友，”她说。“胖一点的那个？她只关心找男朋友。发了工资也不寄钱回家。她会帮男朋友付手机费，或者请男生出去吃饭。她长得也不好看！另一个，有过男朋友，但是发现他有外遇，就跟他分手了。那个男的给了她一块手表，她还是戴着。”

“你看到没有，她们领这工资多不高兴？她们都在想：我干得这么辛苦，就拿这么一点儿？每天在工厂里打工真是辛苦。”

然后，她冲着我来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她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前不久还想得到的东西，敏现在却已经厌倦。当她意识到自己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时，加入办公室的兴奋感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把工作丢给新来的、最年轻的同事，而她唯一的盟友也不见了：她来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招她进来的那个好心男人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北京了。现在只剩下敏孤军奋战，学习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她的新老板，那个啤酒肚男人，前一年因为包二奶被工厂开除——因为没有人尊敬他，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的同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她出丑：她一进屋就没人继续说话，没有人帮她上手新工作。她发现别人常常话里有话，而她也必须学会听懂弦外之音。“在办公室，他们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会在背后说你，”敏告诉我。“在厂里你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而阶级上的越线也让她更加孤独。论年龄和背景，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最相近，但她已经不属于那个世界了。办公室的同事年纪更大，许多已经结了婚，和她毫无共同点。宿舍一到周末，就空了，因为其他人会出去看男朋友或老公。敏假装不在乎，也从来不让别人看到她哭。

4月，敏以前的老板从北京打电话来要给她一份活。他现在做组装电脑的生意，需要找个人来看店。他三十多岁，上过清华大学，也是东莞唯一向她表示过善意的成年人：这就是敏所知道的一切。她决定去北京。

她打电话给深圳的姐姐。

“你去干什么？”她姐姐问。

“看店，”敏说。

“工资多少？”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比这里好。”

“你相信他吗？”

“相信。”

“小心点。”

敏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的计划：

不管怎样我决定要去北京，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会把握好这种“大哥”和“小妹”的关系。但是终于熟悉了这里的工作，我舍不得走……

快乐无法让一个人成长。快乐让人浅薄。只有吃苦才能使我们成长，改变，并且更懂得生活。

但是在这个无所依靠的地方，敏的情绪更容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觉得到北京去投奔老板不妥当。他是个男的，又不是家里人，让她不信任他。结果她还是留在原地。

厂里的产量增加了；现在宿舍从六个人增加到九个人。这么多人有不同的轮班时间，晚上很难睡着，她再次想到离开。她的办公室隔壁是人力资源部，敏常常看到有人在那里排队找工作。每十个人来应聘，才招进一个，许多来应聘的还有大学文凭。敏又觉得自己能有手头这份工作很幸运。

她的工厂里流水线工人一个月挣三百二十块。这在东莞算低的，也让敏感到不安。她总是跟流水线工人打招呼，但却从未真的了解他们。“有些办公室里的人从来不跟工人说话，因为他们看不起工人，”敏说。“但是我也曾经当过工人。”

5月下旬，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有个惊喜给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哈哈。

我正在去看她的路上，脑海里急速搜索惊喜的各种可能。她跳槽了。她找了个男朋友。她还是决定要去北京。

我回复她：我很好奇。

也许你会觉得不好，她回道。哈哈。我希望你不会失望。

她在工厂大门口等我，我看到她把头发拉直了。发尾呈不对称的弧线；她那少女式的长卷发不见了。敏告诉我，她在发廊用药水烫了三个小时，花了一百块钱。她刚拿到头一份整月的工资。

她和我分享厂里的八卦。她的顶头上司比敏大几岁，他跟女朋友吵了一架。那姑娘很聪明，挣的钱是他的两倍，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沦为笑谈。那姑娘存了八万块钱；这个大家也知道。如果他们分手，他女朋友会要一万块钱作为跟了他七年的青春损失费。这就是东莞的风格：感情伤害转为财务算计，而且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所有细节。现在这位年轻的上司要跳槽离开工厂，敏说，还有其他一些人跟他一起走。没有理由再留下来，所以她昨天也辞职了。

“你决定要走了？”我问。她的决定快得令我窒息。

“我昨天交了辞职信，”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