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水兵说，“从没想过。”

我以眼角余光瞟他一眼，这小伙子肯定还不到十六岁。

“你知道我几岁吗？”我以指责的口吻说。

水兵咧嘴笑道：“不知道，也不在乎。”

我忽然发现，这水兵长得真是好看，模样像北欧人，在室男一个。看来，我的心思变单纯后，很自然地吸引了清纯俊秀的男人。

“那好，我三十岁了。”我说，等待他的反应。

“哇，真看不出来。”水兵捏捏我的臀部，接着迅速四下张望。“爱莉，这样吧，我们去阶梯那儿，我想在纪念碑底下吻你。”

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个穿着褐色平底便鞋的褐色身影正大步越过公园，朝我的方向走来。对方离我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看不清那硬币大小的五官模样，但我知道那肯定是魏勒太太。

“请问到地铁的路怎么走？”我故意提高嗓门，询问水兵。

“什么？”

“往鹿岛监狱的地铁啊。”

魏勒太太快走近了，我得假装跟水兵素昧平生，只是在跟他问路。

“把手拿开。”我压低声音说。

“喂，爱莉，怎么一回事啊？”

那女人从旁走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也没跟我点个头，当然，这不是魏勒太太。此刻，魏勒太太正待在阿迪伦德克的小木屋吧。

我狠狠地瞪了女人远去的身影一眼。

“喂，爱莉……”

“我以为是在芝加哥认识的人。”我说，“我那间孤儿院里的恶毒女人。”

水兵又伸手搂我。

“你是说，你无父无母？”

“对。”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落下泪，脸颊被烙出两道灼热泪痕。

“爱莉，别哭，那女人，是不是对你很坏？”

“她……她坏透了！”

说着说着，我泪如泉涌。我们走到美国榆树的树荫底下，水兵搂着我，拿出亚麻质料的净白大手帕替我拭泪，而我，则暗自数落那褐衣身影的恶行，就算她不自知，也要为我这条人生偏路负起责任，为我所有的不幸负责到底。

“嗯，爱瑟，这个礼拜感觉如何？”

戈登大夫拿铅笔的模样真像抓着一颗细长的银色子弹。

“老样子。”

“老样子？”他抽动一道眉，好像难以置信。

于是，我以同样平板单调的口吻再回答他一次，但这次多了些愤怒语气。这家伙实在太驽钝，不会了解十四天不能睡、不能读写，连吞咽都有困难的感觉。

戈登大夫对我的状况根本漠然以对。

我把手伸入皮包，拿出被我撕碎的信──就是原本要寄给朵琳的那一封──松开手，让碎片飘落在戈登大夫那本一尘不染的绿色记事本上，呆呆地躺在那儿，犹如夏日草原上的雏菊花瓣。

“你对这些，”我问他，“有何看法？”

我以为他会立刻细瞧我的字迹有多可怕，没想到他只是说：“我想和你母亲谈一谈，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但也不喜欢这个提议。我猜，他大概想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碎信纸一一捡起来，免得戈登大夫将它们拼凑起来，发现我打算逃离这里。然后，我不发一语，走出他的办公室。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愈来愈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的诊疗室里。接着，我又看着她的身影愈来愈大，回到车内。

“怎样？”我看得出来她哭过。

我妈看都没看我一眼，径自发动引擎。

车子驶过冷冽如深海的榆树荫下时，她终于开口：“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进展都没有，他觉得，你应该去他位于华顿的私人诊所接受电击治疗。”

我升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仿佛刚刚听到的是报纸上一则可怖的头条新闻，而当事人跟我毫无关系。

“他的意思是，要我住在那里？”

“不是。”我妈这么说，但下巴簌簌颤抖。

我看她一定在说谎。

“说实话，”我告诉母亲，“要不然我一辈子不理你。”

“我什么时候没跟你说实话？”我妈说，眼泪夺眶而出。

男子从七楼跳窗，自杀获救！

男子乔治·博鲁奇登上七楼的窄小窗台，不理会底下的围观群众，也无惧停车场是水泥地面，足足僵持两小时，最后接受警长威尔·克马丁从临窗伸出的援手，安然脱险。

我打开花了一毛钱买的那袋花生，一边喂鸽子，一边自己吃。索然无味，像在啃老树的树皮。

我把报纸凑到眼前，想看清楚乔治·博鲁奇的长相。在聚光灯的镜头下，他那张脸就像四分之三个月亮，挂在模糊砖墙和黑色天空之上。我总觉得他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而且信息就写在他的脸上。

可是，当我仔细端详他的脸，他那肮脏却立体的五官竟逐渐交融成深浅不一的灰点所组成的规则图案。

报纸上的墨黑文字并没解释博鲁奇先生爬上窗台的原因，也没交代警长克马丁把他拉进窗内时，对他做了什么事。

跳楼的麻烦在于若没选对楼层，很可能坠地后仍死不了。我想，七楼这样的高度一定很安全。

我把报纸折好，塞进公园长椅的板缝间。这是我妈所说的八卦报，内容尽是地方上的凶杀、自杀、殴打及抢劫事件，而且每一页都有半裸的女人高挺着呼之欲出的酥胸，腿部摆成撩人姿势，露出丝袜上缘。

我不明白我以前怎么没买过这样的报纸。现在，我只读得下这种东西。整个版面以照片为主，穿插在照片之间的文字寥寥可数，没机会趾高气扬，大展语文威力，该篇报道就结束。我家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可以读，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五点钟，它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前的阶梯上。光看这种报纸，你会以为这世上没有自杀、性犯罪和坠机之类的事发生。

一只孕育着小宝宝的白色大天鹅朝着我的长椅走来，绕过林木扶疏、鸭群遍布的小岛，走入水里，游回拱桥下的阴暗处。我放目所及的一切，都变得亮晃微小。

那感觉就像将眼睛贴在一扇打不开的门的钥匙孔上，我从钥匙孔看见我和身高只及我膝盖的弟弟，我们两个拿着兔耳形状的气球，爬上天鹅船，争相抢坐靠边的位置。水底布满花生壳。我的嘴里有清新的薄荷味。如果在牙医诊所表现良好，我妈就会让我们搭天鹅船。

我在大众里闲晃。上桥下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底下、走过排列成美国国旗的花圃、看看树木的名字，走过入口处──那儿有个橙白条纹的帆布照相亭，花两毛五就可以拍一组照片。

我最喜欢的树名是“哭泣的学者”，我想这种树一定原产于日本。日本人才懂灵性的东西。

如果搞砸事情，他们还会切腹谢罪。

我试着想象切腹的过程。一定要有一把锐利无比的刀子，不，很可能要用上两把。盘腿而坐，双手各执一刀，然后交叉双手，刀子对准肚子的两侧。必须裸体，否则刀子会被衣服卡住。

一转眼，反悔来不及，刀子就刺进去，并以上弦月和下弦月的形状划半圈，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肚皮呈盘状脱落，内脏掉出来，人就死去。

敢以这种方式自杀，势必勇气过人。

而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怕见到血。

我看，干脆在公园待一整晚。

明天早上，朵朵·康威就要开车载我妈和我去华顿，到戈登大夫的私人诊所做电击治疗，如果我想逃，现在正是时候。我检查钱包，里头只有一张一美元的纸钞，其他一角、五分、一分的硬币加起来，也不过七毛九。

不知道到芝加哥的车资要多少钱。可是，我不敢到银行领出所有的钱，因为我怕戈登大夫早通知了银行行员，若我有异常举动，就把我拦下来。

我想到或许可以搭便车，但我连哪几条路可以从波士顿到芝加哥都不晓得。要在地图上找方向并不难，问题是一旦把我丢在某地，我就会失去方向感。倒霉的是，每次我要靠太阳来辨别方位，不是遇到正午，就是阴天，或者是晚上。而我对星座又毫无概念，只认得北斗七星和仙后座，巴帝·魏勒就常为此感到泄气。

我决定走到巴士总站，问问到芝加哥的车资，然后去银行，只领出车资的金额，这样一来就不会让人起疑心。

我走入车站的玻璃门，浏览架子上的彩色旅游传单和时刻表，忽然想到下午已过了大半，镇上的银行就快关门，看来得明天才领得到钱。

华顿的诊所跟我约的时间是明天上午十点钟。

就在这时，扩音器爆出声音，宣布外头停车场某辆巴士即将开车，并一一唱出停靠的站名。扩音器里的声音照例啪啦啪啦，含糊不清，但就在静电干扰声中，我听见一个熟悉的站名，清晰无疑，就像交响乐团里的乐器同时调音时，钢琴弹出的A音。

那一站，离我家两个街廓。

我疾步走出车站，步入七月末的午后户外。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像赶赴一场困难的面试，仓皇狼狈地上了那辆引擎已发动的红色巴士。

我将车资交给司机，车门的铰链开始转动，我身后的车门悄悄地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