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些？”

“是的。”简妮说着打开了钱包，“就这些。钱是爸爸给的，我又没时间打工，得节约。”她对印度同学解释说。

“当然。”他晃了晃脑袋。

每到打开皮夹子用钱，她总能闻到在每一张自己要从皮夹里抽出的美元上，都有爸爸身上的消毒药水气味。只有用它们付学费的时候，她才没有不安的感觉。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一口接一口喝着又甜又香的咖啡。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象开春以后阳光下的雪人那样，正在渐渐融化。新泽西干净的夜空下，那远处象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曼哈顿岛，那象针尖一样通体透明的，应该是中城的帝国大厦，那象两根并列的缝衣针一样的，应该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它们都是人定胜天的奇迹。每次坐在桌前，守着一杯简单的咖啡，简妮都能觉得心里对那灿烂的地方的向往，她都幻想自己有一天成为在那些高塔下健步如飞的女强人，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觉得，那时自己手指上，一定夹着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这是幼稚可笑的想象，按照佛罗依德的学说，那个意象应该是与男性权力有关；按照中国大陆脸谱化的资本家画像来推断，那是强悍奢侈的资本家的象征；但简妮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想象里，手指上有一只巨大的雪茄。“也许，这强悍的烟草与祖上贩卖过的鸦片有某种联系。”简妮想。她从未见过鸦片，甚至连鸦片枪都不认识，只能在下意识里面，用雪茄来代替鸦片。在简妮眼睛里，曼哈顿突然象花儿盛开一样变大了，不论怎样努力，都看不清，简妮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人有点飘，好象从身体里浮了起来。她定了定神，但并没有赶走那种飘忽的感觉，看不清楚眼前的东西，手脚也有点不那么灵敏，软软的使不上劲。她放下咖啡杯子的时候，竟将杯子重重顿在桌面上。

“呦，呦，呦，”简妮有点吃惊，“喝咖啡也会醉的吗？”

在梦里听到电话尖利的铃声。简妮的梦一向是不荒诞的，一如日常的生活。所以她常常记不住自己的梦。电话铃不停地叫，一遍又一遍，她在梦里想，婶婆已经去世了，几乎不会有人给她打电话，所以她对自己说，接着睡，反正不是自己的电话。那时，她眼前还留着梦中的情形，那是人民公园对面国际饭店的咖啡厅，白色的窗纱低垂，室内的光线有点发黄，深色的地板看上去象深渊。但是，她突然想到，也许会是上海家里打来的。她一急，便真正醒来了。她躺在枕上看了看闹钟，三点半，电话在静夜里急促地，顽固地响着，带着上海式的张皇和粗鲁，美国人不会这时候打电话来的。

于是，简妮赶快起床跑到走廊里。

“简妮！”果然是家里人，简妮一时没听出来那紧张高亢的声音是谁的。

“我是维尼叔叔。”

“我爸爸出事了？”简妮身上的寒毛“刷”地直立起来。维尼叔叔从来没有直接打电话来美国给她，都是爸爸打电话来，然后家里人轮流说几句话。

“不是你爸爸，是我，我维尼叔叔要对你说永别了。”

“为什么？”简妮怀疑自己是在梦里。她的梦里，常常有爷爷病危的场景，总是爷爷生了重病，爷爷躺在一大堆管子的白色病床上，爷爷心电图上的小绿点成了一条直线。她从来没想到过维尼叔叔会死去。她心里很怀疑，维尼叔叔几乎说得上是尖利的声音，实在不象是病人的声音。简妮伸手打开电话旁边的壁灯，灯亮了，晃痛她的眼睛。她看到电话旁边的记时器上，数字在跳跃，她知道这不是在梦里。

“为什么？”她问。因为范妮与维尼叔叔的亲热关系，简妮与维尼叔叔的关系是平淡和客气的，与朗尼叔叔的差不多。简妮不知道为什么维尼叔叔临死要打越洋电话给她。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出路。从前我在上海对外国东西赶尽杀绝的时候，都坚持学习抽象派的画风，我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都不肯改变自己的风格，画一张毛主席像，一张工农兵的脸。我可以说，象我这样的自由画家才是真正的上海艺术家。中国人无视我的存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本来也不是为他们存在的。现在外国画展的策展人到上海来，选画家和作品到意大利参加展览。人家向他们推荐我的画，他们来看了以后，竟然说我的画不能代表中国人的感情。你知道他们最后选的是什么，都是政治波普，弄来弄去，他们要的还是政治，不是艺术。”维尼叔叔说，“他们选中的画家就能跟他们到欧洲去了，他们就这样否定了我。”

“那你想怎么办？”简妮问，“你在哪里？”

“我在常德路的国际电话营业室。我已经给家里留了遗书。我活够了，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我随便怎么，也没想到，外国策展人会否定我的画。”维尼叔叔说，“而且是通过中国人来告诉我。”

“你不要啊。”简妮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爷爷知道吗？”简妮问。

“此刻他还不知道吧，他们以为我出去和外国人谈判了，他们都以为我的画选中了。是我这么说的。要到明天，我一晚上不回家，他们才会发现。爷爷的心已经伤透伤透了，也不在乎多伤一次。”维尼叔叔说，“我们不说他了，你这里一定都好吧，你算是终于逃出去了。但是老实说，你这一辈子也不会真正象外国人一样高兴的，你只要想到你爸爸和你姐姐付出的代价，你就得生活在阴影里。这就是我们家人的命，从爷爷开始，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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