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做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都没什么用，你又不是搞产品开发的，老老实实做学徒吧。"我听了觉得很沮丧，并不是因为做学徒，而是因为糖精，做一个生产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点没有神秘感，对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着堂哥出去，看那拨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说自己是跑码头的，非常威风。我呢？难道我的未来就是对女孩子说"我是造糖精的"？

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想去糖精厂。没劲。"

"那你想干什么？"

"我还是想做营业员。"

"营业员很有劲？"

"也没劲。"

"瞧你那点出息。"

我爸爸让我脑子放清楚点，工厂不是劳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绩的。照我的成绩，无论做学徒还是做营业员都没可能，就这张破破烂烂的招工表，还是他用一条中华烟换来的。我爸爸还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

其实我爸爸没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员虽然没劲，但还能站在柜台后面张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顾客，总比每天对着一堆机器强。我从小有个毛病，爱斜着眼睛看人，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着眼睛看机器就会像个十三点。

当时我姑妈在人民商场做会计，确实曾想把我安插进去，结果人民商场传来消息：这两年通货膨胀结束了，商品多得卖不出去，顾客除了消费以外，还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场招的毕业生全是美女。我高中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这个理想是去做营业员。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没办法。

九二年的时候，我因为想读那个免费的化工职大，最终到糖精厂去做学徒。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已经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有的是去肥皂厂，有的是去火柴厂，有的是去百货店，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工作全都属于体力劳动，消耗的不是脑细胞，而是卡路里。

进厂之前，我爸爸向我详细介绍了化工厂的工种问题。

他说，别以为进厂做学徒的待遇是一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个好工种，这得托人，送香烟，送礼券。我问他什么是好工种。他说，在化工厂里，生产车间的操作工就是坏工种，这些人必须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个生物钟完全颠倒的神经病一样过日子。这是坏工种，当然还有更坏的，比如搬运工和清洁工，但我既然有一张高中文凭，国家就不至于这么浪费人才，让我去搬砖头刷厕所。

与此相对的是好工种，比如维修电工、维修钳工、维修管工、厂警、值班电工、泵房管理员之类。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时或搞维修，或搞巡逻，或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产量指标，没有严格的交接班，这就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我爸爸说，一个好工种很重要。比如钳工吧，平时修修厂里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摆个自行车摊，替人修车打气，把一天的饭钱挣回来；再比如电工和管工，可以顺便做做装修，时不时赚点外快。这些都是技术工种，简称技工。

我心想，技工，听起来离妓女也不远了。

我爸爸分析说，万一去不了化工职大，做个技工也不错啊，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副教授。这么一说，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区分开了，技工是有工资劳保的，妓女没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为八级钳工？"

他说："至少得干三十年吧，什么机器都会修，还要懂英语。"

我说："爸爸，还是换一个吧，做电工呢？八级电工？"

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

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挟裹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的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蹿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化工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

很多年以后，我带着张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厂。我们坐上出租车，沿着城东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弯，我让司机停车，对张小尹说："你陪我一起走过去吧。"

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很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厂在哪里，只需要沿着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过，往前走就是一个丁字型的河汊，有一座建造于五十年前的桥，笨拙地横跨过河流。过了桥能看到远处有一座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化工厂无字的纪念碑。它有时候冒着黑沉沉的烟，把天空涂抹成废墟，有时候则非常安静，肃穆地指向那些路过的浮云。

我和张小尹去的那天是周末，工厂休息，否则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来走去，他们都是化工厂的工人。

张小尹说："这个破厂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这可不是个破厂，这是戴城著名的国有企业，有两三千号工人，生产糖精、甲醛、化肥和胶水。如果它倒闭了，社会上就会多出两千多个下岗工人，他们去摆香烟摊，就会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他们去贩水产，就会把全城的水产市场都搅乱，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干，你也得在街道里给他们准备五六百桌麻将。我这还没把退休工人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打麻将。

我对张小尹说，从前，这家化工厂的效益可好呢。过年的时候，厂里会发各种各样的年货，有时候发鱼，都是两尺多长的大鱼。工人们把鱼挂在自行车龙头上，一哄出厂，下班的路上就有两千辆自行车都挂着鱼，场面非常壮观。兄弟单位的人看见了就说："哎呀，你们糖精厂的效益真好，发这么大的鱼。"戴城是个小地方，发鱼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厂里的人扛着鱼回家，非常自豪，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个就是我。我妈把鱼切了，烹炒煎炸，烧出很多味道来。这时邻居就会赞扬我："小路厂里发鱼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妈于是也很自豪。

我和张小尹在桥上闲扯。她问我："你是不是要到厂里去看看啊？"

我说，我不进去了，原来的门房老头死掉了，换了新的门房，不认得我。我就不进去了。这条路没什么变化，原先有一个老茶馆，在工厂隔壁，现在不见了，变成了化工厂的供销处。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树长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这一带会有很多黄色的野花，也没有名字，因为开得太多了，乍看有一点惊人的美。我抬起头，看到层层管道越过头顶，横跨马路，延伸到河边的泵房，这也和从前一样。我站在马路上向厂里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锅炉房耸立在围墙边，至于其他车间，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对张小尹说，这就是我香甜腐烂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挂在树枝上。有个故事说，果子挂在树枝上，等着鸟儿来啄它，这个故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呢？可惜，张小尹并不觉得有趣。她在桥上看丁字型的河汊，那里船只往来频繁。我们站在船上看两艘拖了十来节的大船错身，这可比二十吨的卡车错身更艰难，像老太太过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着，指挥着船只缓缓地驶出河汊。

有时候也会发生撞船，双方都会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过来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后传来一声闷响，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绑着厚厚的橡胶轮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对骂，绝不示弱。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来捅去，每当这时，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桥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没掐灭的香烟屁股扔到甲板上去。这很缺德，因为船民都是赤脚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对张小尹说，我很喜欢站在桥上看船的，叼着香烟吹吹风，但我从来不乱扔香烟屁股。这些船都是运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烟屁股扔进了贮槽口，如果贮槽里恰好有甲醇之类的原料，就会把这只船炸到天上去。我也会被炸上天，落下一缕头发半只鞋子。这种事情是典型的生产破坏，死了也落不下好名气。

张小尹说："这种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说，凡事皆有概率，怀孕是概率，吃错药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体用什么方法死掉，这也是概率。像我这样在桥上抽抽烟，结果被炸死了，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并不等于不会发生，比如我认识了张小尹，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爱张小尹，因此也爱着这个概率，但我不爱把自己炸上天，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懵头懵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九二年时候，我懵头懵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滩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站在厂门口，看见一些工人进进出出。他们都穿着一种颜色古怪的工作服，又像蓝的，又像绿的，也可能是蓝绿的。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怀疑自己是个色盲，最起码是色弱。如果我真的是个色盲，就进不了工厂，只能去马路上贩香烟……我想到自己不久也要穿着这样的衣服，穿行在工厂里，吃饭干活上厕所，心里就有一点犯怵。读高中时候，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打群架，起哄架秧子，打黑拳，抡黑砖，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帝王将相皆不入眼，但跑到工厂门口居然觉得害怕，这事情我也想不通。我只觉得，自己的卡路里不能奉献给女孩，不能奉献给那些挨打的人，而是要用来造糖精，就有一种末路狂花式的悲哀。

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桠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

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安全生产争创先进什么的。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工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的报名表，小噘嘴严肃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

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

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说："懂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

关于安全教育没什么可多说的。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教育，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

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差不多，尽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

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没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我见过打群架被拍得头破血流的人，与这个展厅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头破血流的人会惨叫，照片不会，照片只能是沉默地表达着它的悲惨。

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

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

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被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380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做生不如死。

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操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违章操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操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

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混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记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

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艺儿有肖像权吗？"

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操作工，操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操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

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

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

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工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工厂边的桥上，我想起第一次站在那里，就是和化学课代表告别之后。我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听说他并不是去做营业员，而是去一个农机厂跑供销了。

当年我站在桥上真是伤感极了，我的化学课代表继承了我的遗志，去做营业员。当然，遗志是说我死了以后的志愿，我当时的心情和死了也差不多。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躬成九十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