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h3>引 言</h3>

有人曾对思想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思想就是在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碰撞在问题的礁石上激起的智慧水花。只要人类生活中有矛盾困境或疑难问题，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调动心智与理性能力，提出并运用一些观念、理论或主义，来判断反思这些矛盾，找出解决之法。这些观念或理论可能有对有错，但都是人类面对困境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是主体针对困境想出来的“大办法”。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种种思潮，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

社会思潮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是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后30年是建国以来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判断与定位，并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样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别。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另外，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执政者固然要坚持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着重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这些思潮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21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将简要地对以上六种民间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做出若干考察。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中国民间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越来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光谱。

可以断言，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六大思潮不但不会消隐，而且还会持续影响国人的政治与精神生活。当政者也须学会与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的相处之道。

<h3>一 自由主义思潮</h3>

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作为自由派来说，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人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适性，认为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多元政治体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良制，却忽视了西方多党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条件。在自由派看来，只要建立起被认为具有是普适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专制灾难、经济停滞与社会文明不足等社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正像雨衣具有普适性一样，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可以避雨。我们可以把这种并不考虑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支持性条件的“制度普适论”，称为“制度决定论”。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就相当多。孙中山曾经有过这样的简单观念。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5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为什么当政者不愿意采取这样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只能从当政者的私心上来解释。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就只能是动机不纯，或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当年曾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这是最后斗争！成功了，伟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1990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苏东事件以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苏联、东欧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人们也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其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迈出了更大的步伐，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那种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条主义政治复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稳步推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已经不再抱有原来那种强烈疑虑与对立情绪，认同了执政者在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转变为民间与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再次，19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也是得益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一位自由派人士后来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态势很好，美国也不要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经济这样慢慢地进步，民主、自由也会慢慢地发展起来。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到哈耶克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激进的观点逐渐被抛弃，198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角色

应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1989年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1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1990年代以前，中国民间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质化的自由主义思潮或倾向，那么，到了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潮只是民间多元声音中的一种，极端与激进者的少数派还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与缓冲。当政者应该习惯于这些声音的存在，要学会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适应新的思想多元气氛，不必对之作出过度的反应。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民间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首先，它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但他们坚决支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一位自由派人士在某所大学做报告时，听众中一个新左派当场打断了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这位自由派则回应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你！”

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就会造成社会的失控，而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的意义，强调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与历史合理性。

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h3>二 新权威主义思潮</h3>

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1980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就是不切实的、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无序状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发展民族不经过经济发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将杯子里的水平稳地倒到盘中一样，这一过程需要始终保持平衡。作为平衡杠杆的新权威政治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是后发展国家能否成功向民主转型的关键。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作怅”的负面作用，并使中国有“倒退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专制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很难避免腐化。新权威主义回答说，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天然的对权威政治的制衡因素，这种力量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不断成熟。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满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大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也扩大到海外，这场权威与自由之争，是知识界最早的思想论争。

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它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子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过渡，劣质的威权政治，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拉美海地的军人政权等，只能导致朋党式的“苏丹化”政权。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可变通性、开放性与开明性，以及容许试错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弹性。

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对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试错式的渐进的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渐进的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成熟，逐渐减少权威政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试错中，渐进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样，就从权威主义经由“后权威主义”、“前民主政治”，而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正途。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路径依赖发展的速度，何者走向更快。而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必要的活跃的自由空间是不可少的。高明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21世纪新权威主义的前景

新权威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后期崛起，作为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与批判思潮，它在1990年代前期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并在海外与国际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思潮却渐渐退出知识界与公共网络的关注焦点。当下中国思想界，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两雄角逐的时代，新权威主义思潮似乎已经淡出，处于边缘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

其次，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外，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权威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凸显，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困境与矛盾，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或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权威政治下的腐败、两极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时代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所以，新权威主义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解释力，尤其是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等交又学科相结合，形成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发展综合症的解释力，就成为应有之义。相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新权威主义能否与工具性的新理论相结合，以形成强大的具有可操作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则是它是否能保持社会影响力的关键，这本应该是它可以发挥的优势。

因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与视角，与政治社会学有着天然的方法论与视角关联，它对于理解与解释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深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转型政治的各种运行机制，对于制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叉思潮，仍然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作为19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者，近年来运用新权威主义的思路，转向对当下中国的权威政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分析了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在人类转型模式中是一种稀有物种。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2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极强国家一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实现国家引导式的转型与发展似乎轻而易举，得心应手，成本又低，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这一体制，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使极弱社会变成“极极弱社会”，这种路径锁定的死胡同，最终失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矛盾的发展前景。

<h3>三 新左派思潮</h3>

新左派的核心观念

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那么，新左派则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看做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恶果，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早在1994年，笔者结识了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在北京工作的经济学博士，他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的发展势头很快，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二）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必然产物，主张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让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把当今推行改革开放的执政中心看作“走资势力”，把支持改革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界视之为“右翼主流”。呼吁通过类似于“文革”的群众运动，来恢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方面，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当政者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在网仁鼓吹在中国大地要酝酿一场“革命风暴”。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是由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而形成的。以下从网络下载的一位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达了新左派是如何进入这种思维陷阱的：“在八九十年代，我对‘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毕业几年来在身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化，感受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走资派正在走，却让我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可以想象，当我读到毛主席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谁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会想起猫，这是老农说的话，简单，实在。‘猫’虽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争艺术却留了下来，够我们学好一阵的。他的名字还让受压迫者欢欣鼓舞，让压迫者心有余悸”。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网民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被重新激活，并且“越想越通”，甚至会恍然大悟。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中的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连成一片。在这些相互依存的概念之间的定向暗示作用下，一通百通。新左派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这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的，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小学教学书的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新左思维就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从理论认识角度来说，由于我们的理论资源不足，不能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现象。例如，发展中产生的脱序（没有足够的制度来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通过“批条子”，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这样做的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正常的人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常识。但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此作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新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实并不难解释，因为“左”的革命文化思维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处于假死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被激活。其次，中国当代改革的学术理论处于初创时期，学术上对发展中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当贫乏，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则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化，在人们思维中则根深蒂固，极其发达，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是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诗化、美化，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

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而很容易产生文化浪漫主义。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做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仁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支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一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h3>四 新民族主义思潮</h3>

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祟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织在一起的，甚至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汽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民族主义从复兴到走向激进化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民族主义复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出现激进化的趋势；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到以后数十年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有可能逐渐走向温和化。从长时段来概括，随着社会健康的发展，它将走向漫长的“去激进化”时期。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总的趋向。

改革以来中国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是在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来的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国力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就会油然产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时期就由此开始。这种心态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经有过，包括现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显示激进化趋势的阶段。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随着全球化与经济交往的发展，彼此接触机会大增，对于双方来说，由于进入改革时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政治、历史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新的利益博弈规则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过程，双方都夹杂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式，这就更容易触动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的受伤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重要原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对峙。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

新民族主义激进化的原因

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化的特点？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百年中受列强侵凌的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上荣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自古以来的传统超级大国，在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国家实力增强而产生的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于是会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者会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使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30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我们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去脱激进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