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谁也没想到，郑家栋竟然充当了偷渡人口的蛇头，跌人犯罪深渊。

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9月26日发出第6期工作通报，题为《关于郑家栋理事被除名的通告》。《通告》说：“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三届理事郑家栋，在2002年6月-2005年4月间，利用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可以偕配偶前往的便利，先后让4名女性冒充自己的妻子，通过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到美国驻华使馆骗取赴美签证并成功离境。通过上述方式，郑家栋从中获利17万元。2005年6月10日，郑家栋以同样方式为另一名女性骗取出境签证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出人境管理处查获归案，并于当日被刑事拘留。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处郑家栋有期徒刑2年。郑家栋原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已开除其公职。国际儒联执行机构2006年9月13日召开办公会议，认为郑家栋所犯罪行，完全丧失了国际儒联理事的资格，一致同意予以除名，并通报全体理事及团体会员单位。”

郑家栋曾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帮助这些人改变悲苦命运，到美国过上好日子。

又是大儒，又是女人，还偷渡美国，由于这些因素极具刺激性，遂掀起轩然大波。诸多媒体就此刊登文章，引发长时间讨论。

2005年7月1日，顾思齐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郑家栋事件：国学不能承受之重》。该文说：“一个新儒学专家，知而不行，学而无耻，不仅违法，兼且失德，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打在国学的脸上。”

2005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高一飞的文章《郑家栋事件：道德自律是靠不住的》。该文说：“一个以儒家传统教化人的哲学教授，一旦出现与自己所宣讲的伦理不一样的行为时，总会让人感慨：平时谆谆教导大众的人，骨子里却是另外一套肮脏的思想。郑家栋研究的是孔孟之道，平时向人谈的是仁义礼智信。可惜，他的人生经历却昭示了知识与价值、文章与道德完全可以背离。”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5期发表龙灿的文章《“学者蛇头”郑家栋》，披露郑家栋的著作存在大量抄袭。文章还引述了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陈子谦的话：“震惊的是郑家栋对法律的无知程度，多人因他而出境不归，时间一长不可能瞒得住……对法律的漠视，使他从贩卖学术发展到了贩人。”

2006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侯虹斌的报道《郑家栋获刑》。该报道说，郑家栋事件发生之后，“儒学界遭到很多抨击。有评论者认为，郑家栋事件凸现了现代新儒家面临的一个挫折，一个现实困境”。

这篇文章报道了陈明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陈明说：“郑家栋是一个儒学研究者，不是儒学信徒，个人行为应该与公共职务分开。”

陈明的意见遭到一些人反驳。侯虹斌的这篇报道说：“有反对声音认为，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的职业规范所系，怎么能说郑家栋的失足与现代新儒学无关？”

直到2011年7月26日，天涯社区网的“关天茶舍”论坛还发表署名“非儒者”的文章《儒学大师：从贩卖学术到贩卖人口》。文章的跟帖很多。其中一条署名“北极风雪”的跟帖说，郑家栋事件的发生，是道德圣坛幻灭的一个例证。这使人感到心寒，感到在这个道德迷失的世界无所适从。

易中天、袁伟时vs秋风

2011年，易中天、袁伟时与秋风就儒家和宪政问题进行的论争引人关注。

一般来说，就社会变革而言，自由主义不赞成推倒重来式剧烈的人为建构方式，而主张在传统基础上渐进演化。所以，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秋风（姚中秋），近年掉过头来，重拾和挖掘传统。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寻找自由和宪政的踪迹，以便为今后实现宪政提供历史依据。他为《周德伟论哈耶克》一书所写的“编者前言”中说，假如我们的祖先在礼制之下曾经享有过相对于君主权力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享有那样的自由？尽管用现代的眼光看，它是那样的微弱。这样面向过去追求自由的提问方式，就是英国式保守主义的精髓。秋风坦言，他已经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后退到仅关注于宪制变革的古典宪政主义立场。

据此，有人称他为新起的自由主义儒家。不过，有些学者说他“过了头”。秋风曾提出孔子开启平等之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民社会；他还根据台湾学者周德伟的论断，提出除了秦这一短暂时期之外，秦以前的西周和秦以后的汉武帝一直到清朝已经有了宪政。对此，学界普遍提出质疑。

2011年8月初，秋风在新浪微博上说蒋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继而又说蒋庆是六十多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其他人物皆浮云耳，蒋庆拨乱反正，让大陆思想界重回儒家道统学统，善莫大焉。对此，评论家熊培云在8月8日的新浪微博中批评说：“十几年来，我一直很奇怪一个现象，一些学者一旦开始为儒家辩护时，便不会好好说话了，谁给了他们坏脾气？”

2011年3月10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文章《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说，读了秋风2011年1月24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等文章，感觉妙论迭出，也谬论迭出。比如，秋风说封建时代（西周）的君臣关系，是自由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就甚为不妥。的确，孔子可以选择鲁公为君，也可以选择其他诸侯。但是，在诸侯国君之上还有一个周天子，周天子的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国。你可以选择不做鲁国的臣子，却不能不臣于周王。孔子能够选择不做周王的臣吗？伯夷和叔齐，不就是因为选择不做周的臣子，才饿死在首阳山吗？其实，封建时代（西周）的君臣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选择的。君臣关系的基础是父子关系，所以才称君为君父，称臣为臣子。父子关系不能选择。周天子打下江山之后确实与各路诸侯订立盟约，封土建国，但这绝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参加伐纣战争的各派，都要求分享胜利果实。周武王的实力没有强到独吞天下的地步，只好排排坐吃果果，以土地换和平。这与黑社会分赃是一个道理，而与法治社会的契约根本不同。

易中天说，秋风说礼治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臣可以行使的权力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秋风这个结论大可商量。封建也好，礼治也好，“划出自由空间”也好，都是妥协产物，周武王没有那么大实力，才制定出一个既利益均沽，又尊卑有序的方案，这就是西周建立宗法、封建、礼乐三大制度来源的秘密。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而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治不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法治之下的公民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礼治没有这样的精神。周公和孔子都不可能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因此，秋风所说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不能成立。

易中天说，礼治维护等级制度。孔子讲仁，是把人当成人，但丝毫不意味着他反对等级制度。既承认大家都是人，又区分亲疏贵贱，这才是儒家的仁。连穿衣戴帽跳舞唱歌这样的事，儒家都主张要分等级。儒家的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主张平等相爱的是墨家，墨家主张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如果真像秋风所说的那样．儒家的仁是“人人平等相待”，墨家何苦反儒？开启平等之门的，只能是非儒家，即墨家、道家。孔子站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孔子知道平等的重要，但是他又必须捍卫封建礼治，维护等级制度，这是孔子的矛盾之处。

2011年6月23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观》，对秋风的观点提出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分为10小节，每一节先列出秋风的一段话，然后加以评论，两两对照，供读者判断。下面撮其要以飨读者。其中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

袁伟时在文章中首先申明：“学者要重新阐释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很可能反倒糟蹋了孔子。”

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一文中说：“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

袁伟时评论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必须”云云，属于法律强制和意识形态强制。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具体文化取向个个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

秋风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说，人们经常引用《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证明儒家坚持等级制，鼓吹愚民政策。其实，这句话应该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袁伟时说，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标点手法，但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如此，何必知之？孔子还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要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左传》记载晋国铸刑鼎，孔子反对。他说法律不应该公开，老百姓知道了法律就会钻空子，不如让法律始终保持神秘，这样老百姓就会恐惧。孔子提倡愚民术可谓言行一致。

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宪政主义时期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第一次宪政主义是西周时期周公制礼），董仲舒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的共治体制（指士大夫能够制约皇权）。

袁伟时说，董仲舒对儒家的贡献是确立三纲，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共治，统统是废话。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汉武帝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杀头，宪政在哪里？

秋风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说：“礼治是自由的保障。”

袁伟时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当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最高司法、执法官员）。为了助兴，齐国演员表演了通俗乐曲。孔子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场合不应当表演低俗节目，竟下令将演员砍断了手脚。孔子没错，他坚持的是礼治，但这与自由不搭界。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那一年，升任代理宰相，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主要是因为言论罪。

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秦的时候管辖到每一个人，而汉武帝之后皇权不下县，中国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体制，即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制，是双元体制。

袁伟时说，在我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宪政。直到清，县以下是宗族统治。曲阜《孔氏族规》规定：“件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答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察呈致累官长”，“禁止诉讼”。宗族统治依靠儒家三纲，是专制政权的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的想象。

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 “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社会。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袁伟时说，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源头，因此，学术并非孔子一人“创造”。另外，郑国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因此，不能说中国的学术与教育是孔子“创造”的。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传承浩然正气，不过他们并不是制约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皇帝共治了。宰相的权力也是皇帝授予的，说收回就收回，皇帝随便杀戮宰相的事并不少见。至于民间会社的士阶层，在儒学熏陶下，也是恭顺成性。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秋风在《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一文中说，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真正的儒家。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袁伟时说，早于康有为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康有为谈不上第一个。康有为的莽撞和幼稚，是戊戌变法被葬送的原因之一。他的公车上书已证明是造假，而且康有为向来造假，言行不一，甚至于派人暗杀了不肯把资金献给他的广东企业家刘士骥。

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台湾没有什么启蒙运动。蒋氏父子执政时尽力保护传统文化，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韩国都是这样。

袁伟时说，台湾宪政并不是蒋氏父子诗云子日而得来的。胡适、傅斯年、殷海光、雷震等人的著作都是启蒙作品。蒋氏父子在台湾对思想先驱的镇压血泪斑斑，是先有思想变革才导致了台湾制度转型。日本是1945年被美国占领之后，才结束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才真正实现了宪政。

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秋风回答袁伟时的文章《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

这篇文章主要是秋风阐述自己的观点，顺带回答袁伟时提出的一些批评。

秋风认为，周制与秦制是两个不同传统。“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从尧舜到春秋，治理架构是封建制，“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是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策动的殷遗民叛乱之后，制礼变法，使君王摆脱血亲关系的束缚，将“亲亲”向“尊尊”转变，让君臣关系代替血缘上的兄弟、叔侄关系，由此周人突破了亲缘关系，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基础的理性治理架构，这是中国文明的跃进。西周“宗法”的要旨就在于此。

秋风说，《尚书》中的《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文件，就是西周君臣之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臣一主二”的谚语，表明了假如君王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封建治理的规则体系就是礼。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礼的规则约束所有人，包括平等约束君臣。因此，在礼治之下，人是平等的。封建时代的人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催生了后来的百家争鸣。战国时虽然封建制崩溃，王权制已出现，但封建传统还深厚，新型的王权还没有掌握控制人参与思想的控制术，战国时人们享有的自由还是封建的自由，当时中国类似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

秋风说，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他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复礼”。孔子看到当时封建制松动，君臣关系开始变化为命令服从关系。他对此不满，因此提出复礼，要求君臣还是要恢复权利义务的相互关系，不能形成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局面。孔子还意识到礼也有不平等的一面，因此提出仁。仁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应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现代观念。”至于孔子杀少正卯，那是荀子编造的谣言。孔子并没有讨伐异端之意。

秋风说，孔子开创了公民社会。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孔子时代，政府只是雏形，战国时代才形成政府。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成为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

秋风说，秦以后的历史就是抱持着恢复封建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建立士大夫与皇权的共治体制。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时代及以后的“复古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结果是建立了共治体制。从董仲舒一汉武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其间发生过一些波折。士大夫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间出现分立。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进行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冲突。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中国精神。

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易中天的文章《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批评秋风的儒家宪政说。

易中天说，秋风看好的汉武帝恰恰是个皇权主义者。汉武帝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比如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叫内朝，权倾中外，架空外朝（政府），以便乾纲独断。后世的集权、专制、独裁即由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搞宪政？董仲舒明确主张中央集权和舆论一律，力主把“邪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这才有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了文字狱。这是宪政还是专政？汉武帝和董仲舒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汉承秦制倒是历史上的共识。至于天意，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愿意听你的，就是妖言惑众。 易中天说，就君臣关系而言，春秋时期的大夫，与君主的关系是非亲即友，是帮忙的；秦汉以后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是非奴即仆，是打工的。秋风所谓的“君臣共治”乃是一相情愿的想象。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皇帝拥有绝对的治权，但他做不到把天下所有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于是有了各级官员。正如清朝满族官员见了皇帝自称奴才那样，君臣关系是主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宪政有多少可能？把君臣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是谁？是董仲舒，因为他提出了三纲五常。君为臣纲这个东西一出来，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网绳的？因此就是要服从、顺从。可以说，董仲舒摧残了儒生的精神和灵魂。当然，这些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把皇权当成命根子。皇权是皮，官员是毛。没了皇权，怎么捞钱？因此，维护皇权是官员们第一要务。

易中天的结论是，限制皇权是指望皇帝自觉，是一相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结果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易中天认为，对于中国历史仁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儒家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因此，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道家讲自由比儒家多，墨家讲平等比儒家多，孟子讲尊严也比孔子透彻。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应当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发掘“尊严和自由”的资源。

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28版还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章《“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批评秋风的儒家宪政论是无根之说。秦晖说：“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尊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之后的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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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明：《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第131页。

2 景海峰主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第17页。

3 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243页。

4 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孺家人物与著作》，第268页。

5 景海峰主编《当代新儒家》，第31-33页。

6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第15、14、3、202-203、209、210、211、212、348页

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影印版，第35-37页。

8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陈明主编《儒教新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第89-90、92、93页。

9 本段及以下几段．分见康晓光（仁政》，第xv、xxi、xvii、viil、xxviil、xxix、xlvi、xxxi、xxviii、xlv、xlvii页。

10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陈明《文化播学：思辨与论辩》，第149、28、35、119、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