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是不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国家安全成了老左派唬人的新口号。

在进攻形式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新特点。过去，老左派利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发表文章讨伐改革开放，自1992年遭到邓小平痛击之后，媒介对左的腔调产生了警惕，老左派很难在大众传媒上搞大批判了。于是，一种新的斗争方法问世，这就是散发万言书。

这种神秘的做法，倒是中国特色。万言书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宣言手段。清朝末年，就有人散发万言书反对洋务运动。老左派承继清末顽固派衣钵，推陈出新，用来反对改革开放了。

进攻的角度和论据都是精心设计的，一看文章，就知道作者绝非等闲之辈，其行文也有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

第一份万言书于1995年春天散发，题目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作者匿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指出为何人所写。但是，读者几乎一律认定，这份万言书的作者是老左派思潮的坚定代表者。这份万言书用A4打印纸装订成册，借各种渠道流布京城，又从京城传到外地，并在海外多次发表。人们私下里将其看作左派纲领，甚至看成一份声讨改革开放的檄文。

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样一种神秘流传方式竟能严丝合缝覆盖全国。从内蒙到广东，从山东到新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主要读者群是政界与学界。

过去，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这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文章没处发表。有点什么见解，不是被报刊拒绝，就是内部印出来“供批判用”，因此只好匿名流布。现在轮到左派人物使用这种匿名暗送的手段，不免让人感觉时移世易。

这份万言书的主旨是想证明，改革开放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正在同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坑涤一气，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万言书的作者忧心忡忡地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经过他们计算，“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1/4，集体将占1/2，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1/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1/3，集体将降为1/6，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l/2”,“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当前，我国的私营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可以预料，一旦形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19

作者写道：“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应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我看到这份万言书，是1995年夏天。一天，北京东部一家私营餐馆老板请吴敬琏、董辅扔、孙长江和我吃饭。这个老板在京城东部很有点名气，开了几家工厂和餐馆，每年上缴税金几百万元。老板听我们聊起这份万言书，生出一种莫名的恐俱，觉得自己的财产成了危险的兆头。席终人散，他立即行动，把老婆孩子移居国外，自己则怀揣绿卡，坐镇京城，静观事变。后来他告诉我：“那文章来头很大”。

第二份万言书在1995年秋季传开，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匿名。

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中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形势。文章的立论承继了第一份万言书的观点，即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作者说：“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作者认为，“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言、经济代理势力”，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党外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里应外合，就构成了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这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作者提出，应该立即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全党一切工作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万言书中唯一标明了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到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到1997年l月20日修改定稿。

这一段时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的时期。

这份万言书提出了一个观点：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因为小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0％。如果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分万言书的补充，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者、作家、媒体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理论家、学者和作家，也包括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读书》、《中国法学》、《北京文学》等诸多媒体。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步占据了一大批重要媒体。万言书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作家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

万言书广泛流布，加剧了紧张气氛。山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山东一些千部看了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内蒙古正在筹备中的一个扩大开放的会议，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揣摩万言书的来头，看一看再说。

1997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是春季邓小平去世，二是秋季召开十五大。海内外都在议论，邓小平去世之后政策会不会变。显然，万言书紧锣密鼓问世，是想制造舆论，影响十五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个案，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所有制讨论而蒙难。

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送给同班同学传阅，并声明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未曾想，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在京城各界散发，并附上了他这篇文章，称此文是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厉有为大吃一惊，这篇文章是谁传到外面去的呢？可是此时没人查这件事了。

批判文章给厉有为扣上大帽子，说这篇学习体会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第28期发表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这是20多位匿名的“首都理论界人士”在1月18日召开的一个批判厉有为的会议上发言的摘要。这些匿名人士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要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发言者还恐吓说：“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厉有为后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京城的水这么深，一篇内部学习体会怎么闹腾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厉有为在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他认为股份制可以试验，并且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观点，当然与四份万言书格格不入，于是遭到老左派忌恨。老左派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抛出这样杀气腾腾的宣战书，显然是企图阻吓中央及地方官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探索。

4月，在左派一片讨伐声中，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忐忑不安的厉有为，同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鼓励他说，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十五大召开前夕，老左派觉得时间不多了，加紧进攻。1997年6月20口在北京出版的《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文章说，必须明确私营经济只是“必要补充”，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地位。

另一份在北京出版的杂志《真理的追求》6月号发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讨论会综述》，说：“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面对老左派进攻，改革者发起反击。7月到9月，《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邢贵思、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批评老左派的论调，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姓社姓资之争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并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铭基在十五大上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精神，搞股份制。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舒圣佑说，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束缚自己。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而厉有为，这位被老左派要求开除党籍的改革者，在十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老左派企图扭转十五大改革方向的努力受到重挫。

有人欢喜有人愁。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措施，使改革获得新一轮推动力，中国热闹起来。老左派只好暂时回到家中指天骂地。再往前看，还能干些什么呢？一些不服输的强硬人物，又开始新的谋划了。

<h3>第四波：呼唤再来一次“文革”</h3>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扔下面纱，与中共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老左派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甚至把“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文指出，老左派第二波、第三波进攻的领军人物是邓力群。进入第四波博弈以来，1916年出生的邓力群在2005年出版了《十二个春秋》之后，由于身体原因，渐渐淡出。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激烈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邓力群，遂成为老左派在第四波博弈中的风头人物。

在介绍第四波博弈之前，先说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是老左派发起新一轮进攻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中共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

其实，老左派很早就得知江泽民将要在党建方面有所突破的风声，先发制人。《真理的追求》2001年1月号就发表项启源的文章《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中流》4月号发表宫锰书的文章《决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些动作没能挡住江泽民，老左派十分气愤。江泽民讲话之后，7月20日，邓力群、吴冷西、李尔重、魏巍、林默涵、袁木等17人实名发表公开信《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上网流传。信中说：“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与这封信问世的同时，还有另外5封实名公开信在社会上广泛散发。这些公开信说，江泽民的讲话“向国内私营资本公开投降，等于公开傍大款”。“将资本家引狼人室，等于变成全民党。”一些公开信还说江泽民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党中央。21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站出来反对老左派。他在7月24日的山西《发展导报》发表文章《让有产者在政治上站起来》，指出个体私营业主也是劳动者，应该与其他阶层享受同等政治待遇。

这一回合，老左派实名上阵，显示出无所畏惧的决绝态势，渐行渐远。

下面介绍第四波交锋。

从2004年6月开始，经济学家郎咸平接连在内地媒体揭露TCL、格林柯尔、海尔等公司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他认为国企不需要改革，国企改革必须停止，应该“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国企改革”。郎咸平的意见引起激辩，一场大争论由此而起。

在此期间，郎咸平多次与左派人物开会，共同声讨“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老左派兴高采烈地称赞说，中国大地刮起了一场“郎旋风”。

2005年11月27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郎咸平的文章《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文章说：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政府腐败低效。再加上没有法治，官商勾结，环境污染，黑道拆迁，资金外流，大量浪费，司法暴力，已经天怒人怨。中国社会之坏，是五千年历史从来所没有过的。他问道：“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郎咸平情绪化的语言，博得民粹主义者欢呼。一些网民说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的主张，遭到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秦晖、刘吉等人的批评与驳斥。国资委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郎咸平简单化、情绪化的意见。胡鞍钢则赞成展开这一场争论，认为有争论是好事。

2005年7月，一篇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文章在网上问世，被称为“重磅炸弹”。时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他说，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一些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他说，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被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篡夺了，要打教育部的板子。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复苏。一旦中国经济改革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基础就变了，共产党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代表就要掌权。他说，经济学界反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已经形成势力。他要求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市场环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乌有之乡书吧、毛泽东旗帜网站和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支持刘国光，称之为“刘旋风”。在会议发言中，有人说，自1993年起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改革。有人说，与私有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有人说，毛泽东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反对和平演变的大演习（笔者按：指“文化大革命”)，难能可贵。有人说国家财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也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有人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领导权问题是要害，我们要多考虑领导权问题。

在讨论中，刘国光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姓社姓资问题。他说，争论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还是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是又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

高尚全出来驳斥刘国光说，中国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来实践的，难道摸着石头过河是新自由主义吗？高尚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吴敬琏、晏智杰、皇甫平、何柞麻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刘国光。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8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致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起激烈辩论，从而掀起了“巩旋风”。

巩献田说，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废除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一定要明确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宪法第十二条正是这样写的。

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把公共财产头上的“神圣”二字拿掉了，这是不可接受的。（笔者按：受到巩献田批评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条是这样表述的：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巩献田认为，（物权法（草案）》将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平列，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

巩献田说，《物权法（草案）》的立法原则“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22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此信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老左派大声叫好，多次召开会议声援巩献田，对这位“破土而出”的“斗士”赞赏不已。

但是，法学家江平指出，巩献田这封信的本质，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姚红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保护各类财产，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平等权利，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市场经济就没法搞。如果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受到同样侵犯，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不会答应。

争论了近两年。巩献田先后发表20多篇文章批评《物权法（草案）》，并多次发起签名活动，反对《物权法（草案）》，最多的一次签名者达3000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表决。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获得通过。

巩献田表示，他不服输，还要用各种方式反对《物权法》。

2005年2月24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颁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意见》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公平待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业和国防工业。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

2007年5月1日，一份由年过九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牵头的109人签名信《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上网流传。

《建议书》坚决反对国务院的“36条”，说“36条”违背了宪法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马宾等人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致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支持？《建议书》说，国内贫富分化，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造成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不利。马宾等人提议，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撤销“36条”。

老左派的讨伐造成了混乱。2008年7月21日，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36条”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文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落实起来非常困难。保守势力和一些垄断利益集团用种种手段阻碍贯彻“36条”，私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门槛，被挡在“玻璃门”之外。

最严重的一次攻势，发生在十七大召开前夕。

2007年6月曝光的山西黑砖窑奴役并杀害工人的悲惨事件，刺痛了社会神经。7月12日，一封由马宾、李成瑞牵头的17人署名公开信广泛散发并仁网流传，引起轰动。海外媒介也纷纷发表这封爆炸性信件。

信的题目是《关子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信中说：这一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3

这封公开信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以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人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改正错误，回头是岸：“只要党中央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力点。

应该说，这些老人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

针对老左派大举进攻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头，当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重申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胡锦涛在报告中列举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出结论说：“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老左派提出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要求再次碰壁。

在十七大上，胡锦涛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但是，十七大精神未能说服老左派改变自己的立场，非但如此，老左派反而发起了更激烈的反抗。渐行渐远的结果，终于走上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批判邓小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十七大之后半年多，2008年4月，我到乌有之乡书吧买了6本书，这些书均系自费印制。马宾的《纪念毛泽东》，30元一本。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25元一本。

马宾在书中说，中国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他说，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怎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呢？马宾说：“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问题？马宾说：“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

马宾告诉读者：“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这次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正确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和修正主义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斗争目标：“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打倒炒房地产的暴发户，把所建房屋没收，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至此，马宾公开提出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为了扩大马宾著作的影响，2008年2月，老左派在北京召开了马宾著作座谈会。会后，印发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发表了张宏良、巩献田、梅俏、敬东四个人在会上的发言。此书在乌有之乡书吧公开发售。

在会上，张宏良指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邪教状态，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改变。他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发扬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大无畏的精神。”张宏良说：“目前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导致中国兽性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以及物欲为本、肉欲至上的纵欲主义。30年来用这两个原则对整个国家进行强制训练，结果把人性和文明全部过滤掉了，把人降低到了动物本性支配的原始状态……演变为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高龄率先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我想，马宾同志的这一功劳，在未来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将肯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梅俏发言点名批判邓小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这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他说：“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做邓小平理论？”

敬东发言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把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退化到了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娟……的旧社会。这些东西招摇于市，通过改革开放把这些推上台，允许他们招摇过市，压迫、剥削、毒害人民，这算不得进步，这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敬东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么严重的反共产党宣言的观念，使共产主义观念、思想、道德全被冲得人仰马翻，进而公开把共产党引向了邪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今天中国社会、官场、市场发生了问题，人民大喊大叫控诉的问题，令全世界耻笑的问题，正是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判的问题。可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造反派受打击、遭迫害，也有30多年了，这是中外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残酷。”敬东高度赞扬马宾：“马老以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用他无私无畏的观点，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伪装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出卖和背叛。”敬东呼吁道：“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梅俏所著的《毛泽东的“珠峰”》则是一本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书的首页就有“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字样。该书盛赞“文革”是人类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由于1981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批评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梅俏在书中猛烈攻击《决议》，说“《决议》就是我国的翻案复辟派企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因此，我们要打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就必须首先打掉《决议》这面旗子，任何保留它、宽容它、为它辩护的言论都是完全错误的。”该书在称赞江青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同时，妖魔化邓小平，说邓小平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必须“彻底否定邓小平和他的‘改革开放’”。24

近年来，张宏良在乌有之乡网站及其他中外媒介发表大量演讲和文章，成为老左派新一轮代表人物。他在2011年6月15日为英国BBC撰写的《沧海桑田九十年》一文中说，中国自1981年（笔者按：这一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至今的现实情况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程度的道德沦丧，无一人不负心，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不用毒。中国大乱将不可避免。张宏良在文章中极力为“文革”辩护。他说，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否定“文革”，使全国都处于茫然之中，导致了自我否定和毁灭。又比如，2011年7月2日，张宏良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是摧毁中国民族自信，把中国置于道德洼地，进而解体中国的绝妙战略。“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文化大革命”值得中国人自豪，值得中国共产党自豪，否定“文革”就是打掉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再比如，张宏良在2011年7月19日撰写的《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一文中，大骂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他说所有的丧尽天良的罪恶现象，都发生在广东，广东经验无非就是30多年旧有道路（笔者按：指改革开放的道路）更加疯狂的继续。他还说，当今中国现行的法律是保护坏人的法律。这是因为，参与立法者都是清一色西门庆式的坏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行法律是中国面临大动乱的根本原因。

以上言论，在乌有之乡个人学者网站中的“张宏良”条中都可以看到。

近来又有一位老左派袁庚华引起公众注意。1946年出生的袁皮华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本人初中毕业，早年是郑州肉联厂工人，“文革”中成为河南造反派领袖人物，因“文革”问题多次人狱，最后一次出狱后经商。1995年至今，经营郑州思想沙龙，在国内外很多大学和研究部门演讲，推介自己的主张。他自许为毛派，为“文革”造反派辩护。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大民主”来解决。但是他又呼吁各种思想对话交流，一起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他在2010年7月接受台湾《思想》杂志采访，该杂志发表他的谈话题目就是《永远的造反派》。这篇文章在共识网等很多网站都可以看到。

袁庚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是最右的右派，是主要敌人。袁庚华说，中国左翼一致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家族，产生严重问题。他说，目前毛派是左翼主体，新左派也受到毛泽东很大影响。袁庚华说，1958年大跃进展现了人民的意气风发。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是前苏联策划的一次里应外合的未遂政变。人民公社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发动了“文革”，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今后中国民主的希望，就在拥护“文革”的群众运动身上，靠大字报才能有大突破。

袁庚华主张，今后的民主，是程序民主与大民主相结合，应该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罢工自由。他说多派比一派好，不同观点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主持的郑州思想沙龙，曾经邀请各种思潮代表人物聚会讨论，他愿意把沙龙做成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他还要求政府做好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

概括起来说，袁庚华提出了两个四大：一是政治上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二是经济上的四大：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居住条件保障和基本养老条件保障。然后通过程序民主和大民主相结合的途径，建立民主制度。他说程序民主的局限是，只让民众投票选举，其他方面的民主权利则受到很多限制；而大民主就能全面放开，让民众行使监督权。

纵观老左派30多年的抗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基本要点，是坚持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改革开放，批判市场经济，压制私营经济。在国际上，则主张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应该肯定的是，老左派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疾病的高度敏感，他们指出的许多严重问题，的确有引发思考和救治的作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一份责任感。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的意见，也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乏力。腐败从生，黑恶横行，法治不彰，贫富差距加大……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相当多的人甚至产生了束手无策的沮丧感。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2011年以来，中国左派的力量上升。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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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9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16、31页。

3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86页。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20页。

5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94页。

6 沈宝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89页。

7 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363页。

8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205-208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15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50-151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9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第190、192、193、216、217页。

20 《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21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第202页。

22 徐景安：《中国未来与理念节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第424页。

23 本段及以下几段引文，分见马立减《交锋共十年》，第275、276、279、281页。

24 梅俏：《毛泽东的“珠峰”》，乌有之乡书吧出售，2006，第346、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