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跟咱没关系。即使是再来，最多就是办医保、社保，手续一办，我就会回家。不过，也不是回我们村里，我打算到郑州去，我二弟在郑州的富士康，他那儿比我这儿强，工资高一些。

我妹妹前段时间也走了，她在厦门待了三四年，挣的那点钱都给家里了，我弟给家里的钱少，就是多，一年最多一万多块钱，也没啥用，盖不起个房子。我是老大，心里可难受，自己没有能力，也连累弟妹。

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都没有想那么长远，他看不到以后是什么样子，他看不到希望，所以，过一天是一天。80后还在想以后怎么办，90后根本不会想以后怎么办，只要眼前过得好就行。都是想干了干，不想干就不干，拍屁股走了。说白了，工资太低，加班又多，非吊死到这儿有啥用？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就被炕到这儿（炕到这儿：意指被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去处。）了。自己心事大，想不开，干熬煎。

坐在“工友之家”的一个角落里，丁建设断断续续地给我聊他现在的状况。他的相亲经历，他的工资，他对厦门的感受，他对工作的看法，他还去学习心理学课程。他在努力打开自己，使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然而，他的眼睛，还是疲倦而无奈的。他要离开厦门，再在这儿待下去已毫无意义。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结婚对象，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他像被悬置在半空里，被锁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罩里，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可以下落的位置。最终，在厦门，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孤独症患者”。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在与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事资源部的主任聊天时，我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进，能否对工人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有帮助。这位一直积极参加国仁“工友之家”活动并试图在工厂实践的年轻人坦率地回答我，非常非常难。从理论上，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万恶的资方，有些老板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在工厂安心干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种种困难。这位年轻管理者在厂里一直鼓励年轻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的人报考自学大专，学习法律、行政管理、计算机等。他负责帮助购买书本、帮助选择学校等具体事务，并且，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事业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员给工友培训、做讲座，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学下去的愿望和信心。三年多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二十位减少到五位，只有一位拿到了毕业证。工人流动快是一个原因，一旦换了工厂，没有了氛围，就无法坚持下去。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时间太长，无法保证工人的学习时间，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工人必须依靠加班挣钱，一天十个或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后，很难再捧起书本去读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即使他们拿了大专证甚或本科证，对他们的职业前途帮助也不是非常大，很多时候，这一努力是无效的。所以，现在，他的这个自考班基本上停滞了。

他给我找了十来位工人聊天。其中几位工人都是大专毕业，有学新闻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行政管理的，毕业之后，没有一个从事所谓的专业，都进了工厂。另外几个则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来到南方，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转。在这个工厂，一天工作十小时左右，能拿到两千到两千六百元。我问他们是否还想参加自学考试获得一个文凭，几位大专毕业的年轻人都略带嘲讽地笑了。他们都拿过文凭了，有什么用？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孩低声说：“哪有心情学习啊，我那个拉钢丝的活儿干一天下来，都快累散架了。再说，在学校都是个坏学生，成天不摸书，出来再去读，肯定不行。”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读书、学习和思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非常典型而庞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500万之多。“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是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的，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0％。）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我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我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

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让儿女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对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在问到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来在哪里安家时，他颇为踌躇，边思考边说：“绝对不会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也不会在北京。极有的可能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在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愁容满面，也没有极其心痛，甚至，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他们还正处于盛开的年龄，还不甘于命运，活力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他们会坦率地谈到工资问题，其中一个在食堂当厨师的年轻人，抱怨他们没有三险，一月三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当问他们是否会去维权时，他们不以为然地笑了：“维啥维，到处都一样。”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去维权，因为你去“维”了，就意味着你要作好丢失工作的准备。况且，在这个地方“维”，换个地方，还是一样。

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在悄悄发生裂变。如丁建设那样懦弱胆小的人，被枯燥、压抑和无望所控制；一些极端脆弱的人选择了死亡；性格活泼、有决断力的梁平选择了逃跑；大部分年轻人继续留在那里，熬着时间；还有一些年轻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崩溃。梁庄的梁欢就是最后一种类型。

梁欢，五奶奶的二孙子，梁安的亲堂弟。一个高大、俊俏的男孩。梁庄人都认为梁欢精神上有点问题，魔怔了。在北京和梁安聊天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点内情。

2007年，梁欢在广州一家鞋厂打工，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子谈上了恋爱，那个女孩子是湖北人。2007年春节，两个人说好回家各自给父母讲，父母同意后，梁欢就到女孩子家去提亲、订婚。回梁庄之后，梁欢就给父母说了这件事，父母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在梁欢的软磨硬泡下，又想到湖北也不算很远，就勉强同意了。一家人商量着到女孩家要带什么东西，让村里哪个长辈去合适。可是，女孩子却莫名地联系不上了。电话突然关机。直到大年三十，那个女孩还是没有消息。梁欢像疯了一样，天天盯着手机，一动不动，每过一会儿，就发出压抑的号叫声。大年初一，梁欢决定去女孩家里找她。但是，到那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家的具体地址。他没有想到他们会失去联系，也就没有费心去问，去记那个陌生的村庄名字。

春节过后，梁欢又回到广州，回到那个鞋厂，那个女孩却没有再来。2008年夏天，梁欢被父母叫回梁庄相亲。他回去了。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相亲，而是去找那位姑娘。他跑到女孩家所在的那个县城，胡乱转了几天，又回来了。他曾经想让梁安和他一起去，被梁安骂了一通。2008年春节他又去找，依然没有找到。

好像和这个世界的某种本质联系被切断了，梁欢堕入了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黑洞。他衣着整齐，带着梦幻般的微笑，四处流浪。总是频繁地在城市间流浪，不停地换工作。干几个月，拿着挣到的钱，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然后再回来，再出走。工作和相亲的机会越来越少，梁欢也越来越深地滑向了异常人生。

2012年春节，我在梁庄看到梁欢的时候，他正和一群比他小得多的男孩子在一起玩耍。他高大的个头格外抢眼，看到我时，他的黑眼睛霎时闪亮，朝我露出一个茫然又迷人的微笑。

当青春的激情面对冰冷坚硬的现实时，那一堵围墙开始发生作用。梁欢看到了那堵围墙，他在那堵围墙前倒下、崩溃，失去了自我。在精神的深层，他无所归依，不知道何去何从，他被阻隔在一个地方，再也无法达到完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