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八年，回梁庄两次。一次是为贩羊，那是1999年。是我的伤心事。四个合伙人，总共投资七万块钱，在内蒙古买了五百只羊，运回梁庄，在梁庄放羊放了二十八天。那次我受了大罪，差点把命都送了。走之前人一百二十八斤，回去一百斤，瘦了二十八斤，一天少一斤。有天突然觉得地震了，一下子晕倒了，别人给我掐了掐，才醒过来。太操心了，也营养不良。

每天王家人都跑到我那儿说，赶紧把羊赶走，把我们庄稼都糟蹋完了。我只好天天给人家解释说，我走不了，台湾省那儿跌价了，这儿太便宜，卖不成。人家都不相信，说台湾省跟这儿啥关系。关系可大了，全世界的市场都是连在一起的。八几年种麦冬，才开始赚钱，过两年，多少人赔？不都是因为市场？我记得你们家还种了几亩麦冬，还找多少人挖，是不是？（我父亲在1985年、1986年种了十来亩麦冬，在挖麦冬的季节请了二十几个人，吃住在家里，热闹非凡。后来，麦冬价格下跌，全赔了。）

当时正好柴油发动机欧一标准换成欧二排放标准，油泵改进，A型B型换成P型，校油泵这个行当利润大，开始挣钱。这是2003年左右。一个月最多时能挣三五万块钱。最高峰期一个月除去花，除去赌，还剩两万多。一年能挣三五十万。车都换了好几个，把一个本田碰报废了。

跟我哥是有点小矛盾。那几年也帮过我哥，他想开店，没本钱，问我借，我那时训练保安有点钱，两千块钱，就给了他。忘了是我结婚还是收辣椒，问他要这钱，他说还了我，其实没还我。最后他想起来了，把钱扔到地上给我，撒了一地。态度极其恶劣。我要是不急不会问他要，我自己也想做点买卖。关系不好就在这儿埋下伏笔。我又一张一张捡起来，从这儿开始，我们弟兄俩的关系变得有点淡了。我爹出车祸，他没拿钱。那时我们也差不多了，有他没他也无所谓。他说我一直没有把他当哥看，问我啥原因。我没有忘，我捡钱时就伤了心。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时有司机进来，问恒武：“你是老韩吧？车提不上速，起步慢，油供不上，你给我看一下。”恒武就带着伙计出去，围着车转一圈，趴下听听，指挥两个徒弟去干这干那，自己并不上前。我们聊起了孩子，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习惯性表情，有点焦虑。

俩闺女去年回南阳上学了，她舅姨们都在那儿。原来在这儿上学时，就住在我姐家，我们两口子都没管过孩子，咱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在这儿学习不错，能占前五名，回去连二十名都占不到。内蒙古现在有政策，能给孩子办户口，可咱不敢啊。你想，咱在这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户口弄到这儿，连回都回不去了，咋办？又想着这儿高考的分数低，我也想着，要是能在家上学，将来在这儿考试，上完大学再回去，那也不错。毕竟她舅们在家里还有点关系。还不知道咋办，现在户口还没转过来，只能走走再说吧。

把孩子送回去，也是考虑不太全面。回去之后也是没人管理，住在她小姨家，白天在托管班里吃饭。她小姨是搞设计的，舅是单位领导，一天都忙得不得了。没人管。前两天大闺女跟着同学一块儿出去玩，把手机给关了，怕她小姨说她。她小姨到处给她同学打电话，找了整整一天，就差报警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你说，吓人不吓人？她妈在这儿哭得不得了。我哥的姑娘去年也是这样子，出去玩，不拿手机，不是忘了，专门不拿的。托管班的老师找不到她了，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哭哭啼啼回去了，走到半路，打来电话说，回来了。跟着她们同学回农村玩了。星期五走的，星期天晚上才回来。

也想过让媳妇回去，专门照顾她们俩。但是，现在不行，这边离不了人。她这一回去，我每天在这儿给大家做饭，把生意都做垮了。这是夫妻店，最起码家里有个人得待在店里，不然，收钱都是问题。她走了，我得待在店里。干俺们这一行，我得经常出去和司机耍牌、聊天，出去其实就是找活，把该干的活都干了。我开车出去一两天，到工地去，见老板，聊聊天。聊熟了，活儿就来了。

也不知道咋办。这次我媳妇回去，就是想着先把南阳房子装修一下，孩子也有个地方住。成天在亲戚家住，孩子不安生，我想起来心里也不美气。可要是没有人照应一下也不行。

即使内蒙古愿意给恒武孩子户口，对于恒武来说，依然没有意义，因为在这陌生的城市，他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不可能相信所谓的公正。所以，回老家，还是相对安全的决定。但是，这意味着孩子们仍没有办法和父母在一起。

同时，即使干了十几年的校油泵生意，在恒文、恒武兄弟俩这里，校油泵的修理店仍然没有可生长性，很难成为现代企业。即使想开个分店，都很难。一人无法分身，就无法监控生意，你不能保证所雇的伙计自觉上缴所有的利润。所以，一般是亲戚一边当学徒，一边帮着看店，等学徒学得差不多了，矛盾和猜疑就会出现，吵架、打架现象都有。再之后，主家干脆放弃，把店盘给亲戚。

这些校油泵的、改刹车的、修传动轴的和一系列相关的汽修行业仍然可以说是手工业者，依靠一门手艺，以家庭为单位，单打独斗。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的，以机械为核心，但是，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缓慢和小规模。

在内蒙古的最后两天，梁庄张家的栓子一直跟着我，他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我来，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我。他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在梁庄》后，买了二十几本送给他所认识的人，还专门寄给梁庄村支书和村会计，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啥。

栓子的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我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对我也抱以很高的期望。他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乡，今年三十三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在家放几年羊，出去在大连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干得非常好，被当地团市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区委员。

栓子说：“这应该不错，一个校油泵的能混到这地步，应该不错。人家得到认可了。人并不应该只以挣钱为标准，还得有个爱心，这很重要。最后，这爱心也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才对。就拿我来说，不管我挣钱咋苦咋累，国家有啥大事时候，我捐款都是自发性的。汶川地震时，我主动打电话给村委会，说自己想赈灾，通过啥方式行？会计说，可行，咋不行。我也想去，后来打报告之后，人家说要减轻灾区压力，捐点钱可以，就没去了。我捐了五千块。

“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别人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

我想起在南阳和小海的对话。即使一个被怀疑搞传销的年轻农民，当他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存在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身份。他们渴望得到承认，社会的和他人的，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基点和存在的价值。

栓子在这样与我讲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非常苦恼，他似乎想挣脱某些东西，但又很无奈，以忍耐而遥远的口气谈那个打工者的荣耀。那是一种认命的羡慕。它包含着一种思维：这个人对这一权利和其中的可能性已经放弃了。这使得这个开着越野车的年轻男孩又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