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一个卖书包的在我面前露能,非要少给我一块钱,还骂骂咧咧,一个大男人家的。后来,就打架,那个卖书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头。把我也打了个满脸花,咱们那儿的人都上来了。结果,那个卖书包的偷偷走了,不在这儿干了,嫌丢人。
梁峰大概是2000年来的,先来蹬三轮,在这儿有个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样子随大哥,长得好,俩人还谈上了。我们都打他烂锣,说这个女子风流,她爹也是那一片儿的黑社会头子,你就是个拉三轮的,以后真结婚了,还有没有你日子过啊?梁峰也听话,后来就去到北京打工,不来西安了。我成天说,小娃儿们别来蹬三轮车,干个技术活,有个门路,这都是出死力,别人也看不起。
说起来,我可是高中毕业,正儿八经上个学,起个屁用。出门还得靠老乡,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急着讲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别着脑袋,高声嚷着:“出门,老鳖一不行。卖菜也一样,菜市场一个老乡吵架,一群人都上来了。不抱团不行。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出力人受苦。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罚款、收车也得有个秩序和法律吧?一个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去做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买起小轿车,没有卖菜的、拉三轮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过,有一天要是真取缔了,咱也没啥说的。”
二哥二嫂和邻居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好像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不要命地厮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随时可能要人命,真的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人?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既是为一块钱,又不是为一块钱。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此地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
还有另外一种话语叙事。在这一叙事里,二哥们的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种存在。有这样一则报道:
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们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居然遭到三轮车夫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事情已过去七八天,许多××市民仍在热议这一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在××市区,目前大约有1万辆无牌无证三轮车在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
2010年12月1日下午4时30分,××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路发现了3辆无牌无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执法过程中,协警和三轮车夫发生肢体接触,三轮车夫躺在地上耍赖,试图通过堵塞交通要挟交警还车。由于数千人围观,××路交通瘫痪了3个小时,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赶到,才恢复通畅。
××市交警支队副政委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市区共有4000多辆合法三轮车。而目前无牌无证三轮车至少在一万辆以上。×××介绍,目前,××市无牌无证三轮车已呈三大趋势:一是集团化。有的甚至凑钱成立了“基金会”,如果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二是信息化。三轮车夫基本上加入“谍报组织”,一旦有人被查扣,众多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快速聚集,前往阻挠执法。三是暴力化。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三轮车夫也仗着人多势众,漫天要价,恐吓威胁开汽车的另一方高价赔偿……
××市交警支队提供的资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无牌无证三轮车违法肇事共造成严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伤147人。××市许多网民认为,无证无牌三轮车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还成为严重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目前,××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市政协委员×××认为,根治之策是学习省城,不管有牌无牌,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当然,对有牌的要给予适当补偿安置。
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
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品质。
“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
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