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点点头。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认识，知道吗？”
安妮说知道。然而在她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一丝谨慎，一种不安的神情像浮云一样掠过。
“外面那个警员，他在那里干吗？”
卡米尔进屋的时候，她看到他在走廊上。卡米尔扬起眉毛。通常情况下，他要么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要么笨拙得像个八岁的孩子。完全是瞬间就能从最好的状态变成最差的状态，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
“这是……”
一个音节足够了。对于安妮那样的人来说，甚至这一个音节都不需要。从卡米尔的眼睛里，千分之一秒的犹豫中，她都能了解。
“你认为他会回来？”
卡米尔没有时间反应。
“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事情？”
卡米尔犹豫了一秒钟，正当他想回答“不”的时候，安妮已经知道了答案：“是的。”她盯着他的眼睛。他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在这样一个本该互相依赖的时刻只感觉到他们彼此的孤独。安妮晃动着脑袋，像是在问自己：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来过了……”终于，她说。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说实话什么都不知道的男人是不会以这种方式回答的。立刻，安妮开始颤抖。先是肩膀，然后是双臂，她的脸色惨白。她看着门和房间的装饰，好像有人刚刚告诉她，这将是她最后的地方。想象一下有人指给你看你的灵床。卡米尔从没有那么笨拙过，他又加了一句：“你是安全的。”
这简直是对她智商的羞辱。
她转过头去对着窗子，开始哭泣。
现在最重要的是她能休息，能尽快重新恢复体力。卡米尔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如果在照片上，安妮一个人都指认不出来，那么整个调查就没有办法继续了。而只要她给出一丝线索，只要起个头，卡米尔相信自己一定能顺藤摸瓜把他们全都查出来。
把它了结了。快。
他感到一阵阵眩晕，像是喝了酒，他的表皮开始爆裂，真皮像是层层剥落后飘浮起来，环绕着他。
他这是怎么了？
这一切要如何收场？
12:00
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有个波兰名字，有些人叫他克里斯特科维亚克，另一些叫他克里斯托尼亚克，只有卡米尔发音准确：科里茨托菲雅克……他两鬓留着胡须，一副怀旧摇滚乐手的模样。他把他的器具放在一个小行李箱里，箱子的四个角是铝制的。
丹维尔医生给了他们一小时，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定会拖到两小时。卡米尔知道，他们要四小时。而技术员本人经验老到，他知道，这一切可能需要六小时，甚至两天。
他的卡片箱里拥有几百张的底片，他需要好好挑选一下。目标是不要展示太多，因为过不了多久，所有的脸看起来都会差不多，调查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他挑出文森特·阿福奈尔和另外三个他同伙的照片，放在一堆照片中，还有这沓照片里所有和塞尔维亚人相关的照片。
他凑近安妮：
“您好，女士……”
声音很好听，非常温柔。动作温和、精准，很能给人安全感。安妮僵直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整张脸从上到下都是肿的，腰两侧放了几个枕头，她睡了一个小时。为了证明她非常努力，她挤出一丝微笑，没有咧开嘴唇，因为她不想露出破碎的牙齿。他打开行李箱想安装器械，技术员说了些套话。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精心打磨过的。
“有时候测试很快就能结束，相信我们会很顺利的！”
他露出了大大的笑脸，想给安妮鼓励。他总是尝试着让气氛缓和一点，因为一旦他拿出照片，安妮要么能够指出凶手，要么她就会突然陷入一种暴力的场景，要么她会觉得自己被侵犯，或者有人就在她眼前被杀害。这类的事都会浮现在她面前，所以氛围很难会是轻松的。
“但是又有些时候，”他神情严肃冷静地说，“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当您觉得有点累的时候，您告诉我，好吗？我们不着急……”
安妮点点头。她看看卡米尔，她理解。她说好。
看到她点头，技术员说：“好的，我来跟您解释我们将如何操作。”
12:15
当下，虽然没什么心情，卡米尔还是想着分局长米夏尔女士开的玩笑，或者说是挑衅。但不，没有什么比这更严肃的了。他们派给他的穿制服的警员正是前夜他在莫尼尔长廊遇见的小警察，那个家伙精瘦，两眼下方还挂着深深的黑眼圈，像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如果卡米尔稍微迷信一点，一定就从他身上看到噩兆什么的了。然而，卡米尔就是很迷信。他是那种会沉迷于咒语的人，他害怕任何不好的先兆，而看到一个像僵尸一样的警员守在安妮病房门口，让他没法冷静。
小警察迅速把食指举到太阳穴，对卡米尔致敬，卡米尔半路就制止了他。
“范霍文。”他说。
“警官……”小警察一边回答他，一边伸出他骷髅般的手，细长，冰冷。
一米八三，卡米尔估计。
他已经把休息室里最舒适的椅子搬到了走廊上，做事相当有条理。在他身边，靠墙放着一个海军蓝色的小袋子。他妻子应该给他准备了三明治和保温杯，但最重要的是，卡米尔嗅到了香烟的味道。可能到晚上八点的时候，而不是正午，他就会靠着门立刻点起第一支烟，埋伏着的杀手就会找到路径，然后开始精心计划他的小仪式；等到第二支烟，他就能确认好行动时间；到第三支，他就等小警察离开，一旦警察到了最远的距离，他就只需要上楼，进到房间，用霰弹枪对安妮进行扫射。他们给他派来了最高大，但可能也是最愚蠢的警员。不过目前没什么要紧的。卡米尔不能想象杀手那么快就回来，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往往是夜晚降临的时候最需要小心提防。我们走着瞧。卡米尔坚信。
“你不能从这里离开一步，听清楚了吗？”
“没问题，警官！”小警员激情昂扬地回答。
这种类型的回答，实在让人不放心。
12:45
在走廊的另一端是一个小等候室，从来没有人进来过，它的地理位置太不理想了，忍不住让人想问它到底在那里有什么用。有人曾想把它变成办公室，但这个提议被压下了，佛罗伦丝这么解释说。这位女护士总是以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拥抱生活。似乎哪里都有规矩，必须让事物保持它们原来的样子，即便是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就是规定。这里是欧洲。所以，地方实在是不够用了的话，工作人员就开始往里堆砌家具。在经过安全部门的时候，我们把货放在货车上，从地下走，之后再把它们运上来。安全部门很满意，他们盖章批准了。
卡米尔推了两箱绷带，拿了两把椅子。在一个矮桌桌脚边，他和路易一起做综述。（路易穿着奇福内利烟灰色高定西装、斯万奥斯卡白色衬衫、马萨罗皮鞋，一切都是量身定做的。路易是重案组里唯一一个一身行头抵得上他一年薪水的警员。）路易向范霍文报告调查的进展，德国女游客真的已经自杀了；用刺杀行凶的摩托车骑手已经确认了身份，他正在逃逸，两三天内应该可以抓到他；七十一岁的罪犯已经承认了作案动机：嫉妒。卡米尔迅速处理完这些案子，好快点回到安妮的案子。
“如果弗莱斯提尔女士确定了有阿福奈尔……”路易起了个头。
“即便她没认出来，”卡米尔打断他，说，“也不代表就不是他！”
路易轻轻吸了口气。这种紧张不是他老大的习惯。看得出来，调查不是很顺利。这时候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当然，”路易附和着他，“即便她没认出来，凶手可能还是阿福奈尔。只不过他现在依然销声匿迹。我已经联系了负责一月份的抢劫案的警员——顺便说一句——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起案子没有一样交给他们做……”
卡米尔摆摆手，不关他事。
“没有人知道他们一月之后在哪里见过面，我们猜测可能是国外，靠近蔚蓝海岸。杀完一个人之后，尤其是在他就想金盆洗手的时候，可以理解他要十分小心谨慎，即便是他的亲信看起来似乎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看起来’……”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有人已经见到了他们，人总不可能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令人震惊的是他突然又回来了。我们得想想他可能会躲在什么地方。”
“那群逃逸的家伙被找到了？”
“信息收集完全处于公开状态。那些洗劫商场的混混已经被发现了，但是那些专业大盗，他们只会在最确定的情况下行动，也就是说只有赃物的价值够得上万一被抓会判的刑罚时，他们才出手。所以警方最关心的始终是更多的信息来源，游戏往往从这里开始。关于莫尼尔长廊的事情，已经确定，那个迟到的女售货员和事情没有牵连。”
所以，当然，事情很明显。
“我们也要问问弗莱斯提尔女士那天在那里干什么吧。”卡米尔说道。
问题只是走个形式，毕竟说到底，这样的问题也不指望会有个答案。他问她也只是出于职责，因为正常情况下他们都得这么问，就这么简单。他从来搞不清楚安妮的日程表，她什么时候会在巴黎，哪几天不在，他努力试图记住她的行程，他们的约会，但最后只限于记住她今天晚上会不会在，或者明天在不在，再之后就是个谜了。
然而路易·玛利亚尼是个好警察。有条不紊，智商超群，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他的职位所必需，还直觉灵敏，还有……还有……还有，非常多疑。很好。作为一名警察，这是最基本的素质。
比如，当分局长米夏尔女士不相信阿福奈尔扛着猎枪来过医院、进过安妮的病房时，她只是有点将信将疑；但当她问卡米尔在搞什么，并且强调她和媒体的关系时，她就是非常多疑了。或者，当卡米尔总在心里偷偷暗想，安妮会不会除了劫匪的脸，还在现场看到了什么而没有说时，他也是多疑的。
如果让路易询问一个被卷入抢劫案的女人，他会问她为什么恰巧在那时候出现在事发现场。工作日的一天，她本应该工作。而且是在商场刚刚开门的清晨，这意味着那时候几乎没有别的行人，没有别的客人，只有她。他本该可以问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问她的总是他老大，简直让人相信其中有某种维护。
所以路易没有问她，他用了另一种方式。
卡米尔已经问完了问题。形式走完了，他正准备着手下一件事，却被路易一个手势拦了下来。他伸出手臂，在地上一个袋子里冷静地摸索了好一会儿。他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一段时间以来，卡米尔总是要戴一副老花镜来念东西。“通常情况下，”卡米尔自言自语，“不久就会变成老花眼了……但是，我几岁了呀，路易？”他就像有个儿子一样，他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年龄，一年要问他至少三次。
这份文件是德福赛首饰珠宝店的招牌的复印件。卡米尔戴上了他的眼镜，他读道：“安妮·弗莱斯提尔。”这是一份奢侈品手表的订单，八百欧元。
“弗莱斯提尔女士来取她十几天前订下的一块手表。”
珠宝商要求了十几天的延期交货，只为了做这个篆刻。文字在订单上显示着清清楚楚的大写字母，在这样价格的礼物上，不能有任何差错，名字如果有一点拼写错误……想象一下客人看到手表时的表情……他们甚至还让她自己亲手书写，这样如果有任何问题他们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了。所以文件上清晰显示了安妮的大写字母手写体。
手表背后刻着名字：“卡米尔”。
沉默。
两个男人摘下眼镜。他们如此默契的动作反而强调了这种尴尬。卡米尔没有抬眼，稍稍把订单往路易那里推了一下。
“这……是一个女性朋友。”
路易点点头，一个女性朋友，好吧。
“亲近的。”
亲近的。好吧。路易理解，他老大一辈子都在迟到。在范霍文的人生中，他总是踩不准节奏。即便是最快的节奏，也是他的短腿的最快节奏。
卡米尔和伊琳娜还在一起，已经是四年前了。路易和伊琳娜也很熟悉，互相也很喜欢对方，伊琳娜叫他“我的小路路”，问起他的性生活，她总是让他耳根子发红。后来，在伊琳娜去世之后，路易总是去他在的小诊所看他，直到卡米尔有一天跟他说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后来他们也只是远远地遇到过几次。几个月后，分局长勒冈不得不下指令让卡米尔归队，强制性地让他去负责处理一些烫手山芋，一些谋杀案、绑架案、非法囚禁案、性侵案……他也要求路易重新归队。从卡米尔还在诊所的那时候，到今天，路易不知道卡米尔都经历了些什么。然而，在一个像范霍文这样有规律的男人的生命里，一个女人的闯入应该会有不少迹象的显现，在他行为的细微变化中，在他的时间安排中，所有这些细节路易都很敏感。但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什么都没感觉出来。直到今天，他还是会说，在范霍文的生活中即便有女人出现，那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是一段热烈的爱情关系，在一个内心深处绝望至极的鳏夫的生命里，那应该是另一番极致恢宏的模样。然而，今天，他所展现的这种狂热和激愤……有一个相反的结论路易实在不能忽略。
路易看看他的眼镜，放在桌上，像是他在等待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更好地看清局势一般：所以卡米尔有一个“很亲近的女性朋友”，她叫安妮·弗莱斯提尔。卡米尔清了清嗓子。
“我不希望你插手这件事，路易。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不需要有人提醒我违反了规矩，我不在乎，就我一个人。你不应该来分担这个风险，（他盯着他的助手）我只要求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路易。（沉默）在米夏尔发现我为了处理一个亲近的人的案子对她撒谎了之前，我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如果我能尽快抓到那些人，这件事就会成为过去。至少我们不用再为此操心了。但相反，如果这件事拖得太久，半路有人来阻拦我，你知道，那她将会经历一场难以想象的混乱。你没有理由被我拖下水。”
路易看上去心不在焉的，他一脸沉思地环顾四周，像是在等一个服务员给他下单。最后，他痛苦地笑了一下，指指那张复印件。
“这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他说（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渴望得到工作却又深受打击的人），“您不觉得吗？卡米尔，这个名字太常见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它指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卡米尔没有回答，路易继续说道：“您希望我们拿它怎么办？”像是总结发言。
他束了一下他的领结。
用左手拢了一下他的刘海。
他站起来，把文件留在了桌上。卡米尔把它收了起来，卷成一卷放入了他的口袋中。
13:15
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刚刚结束了任务准备离开医院。他说：“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话他已经说成了习惯，不论结果会是怎样。
尽管会头晕，安妮还是站了起来，转身去了盥洗室。她无法抗拒内心的渴望，她需要看到自己，她需要确定损伤的面积和严重程度。脑袋周围的绷带已经拆了下来，只露出了她脏脏的短发，为了能够缝针，它们两侧都被剃光了。像是脑袋上的两个洞。下巴下面也有针迹。今天，她的脸看起来更加臃肿了。就是这样，最初的几天，大家都跟她反复说着相似的话，说她的脸有点肿，是啊，我知道，您已经跟我说过了，但妈的没有人告诉我它到底有多肿！它肿得像个羊皮袋，整个脸都充着血，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个女人被打成这样的脸让人联想到衰老，安妮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公感。
她用指尖摸摸自己的脸颊，这是一种沉闷的、蔓延开来的隐痛，像是永远不会退去了一般。
她的牙齿，我的老天啊，让她感到悲从中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感觉这就像有人把她的一个乳房给切除了，她感觉自己是残破的。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不再完整。他们会给她装上假牙，她再也不会有相同的知觉。
现在，好了。她刚刚进行完凶手指认工作，翻阅了几十张照片。她完全遵照他们的要求来做，表现得非常听话，很守纪律，如果看到她认识的照片，她就伸出食指。
他。
这一切会怎样收场？
卡米尔一个人没办法很好地保护她，但在面对一个决心要杀她的男人时，她还能指靠谁呢？
或许，只有想快点结束这件事的人才可以。像她自己一样。每个人都想结束悲剧，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安妮抹掉眼泪，找着纸巾。擤鼻涕是个大工程，毕竟她的鼻骨碎裂了。
13:20
由于经验老到，我几乎总能得到我想要的。目前，我费上了大力气，因为我很急，也因为这是我的天性。我就是这样，急迫又有效率。
我需要钱，我可不想损失我好不容易得到的财物。这笔钱对我来说就像退休金，但又比退休金保险多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毁了我的未来。
所以，我要排除一切隐患。
步行加开车，我对地形进行了二十分钟的仔细观察。没有人。我又花了十几分钟时间用望远镜观察周边情形。我发了一条短信来确认我已经到了，然后加快脚步穿过工厂，靠近卡车，打开车子后门，我上了车，立刻关上门。
车子停在一片废弃工业区里，这家伙总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比起搞军火，他以前更可能是拍电影的。
卡车里收拾得极有条理，像走进了一个程序员的脑袋，一切都在它该出现的地方。
收赃人给了我一小笔提前付款，这应该是情势所允许的最大限度了。利率低得想让人往他两眼之间打上一枪，但我也没办法，我想快点了结：我暂时放弃了莫斯伯格，选择了一把六发的步枪，一把口径7.62的M40A3。
这个女人已经见识过我的厉害了。
现在，我们要速战速决。她需要强烈的感觉。
13:30
就是文森特·阿福奈尔。
“受害人非常确定。（科里茨托菲雅克，那个身份鉴定科技术员，在小房间里和卡米尔和路易碰了头。）她记忆力很好。”他非常满意地说。
“然而，她也没有见他们太久……”路易冒险说。
“也可以说是足够长了，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情形。有些证人可以看着一张照片上的头像好几分钟，却在一小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而另一些可以只看见一张头像一分钟，却把他们的面貌深深烙在脑海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卡米尔没有反应，他感觉对方说的就是他：他在地铁上随意看到一张脸，两个月后，他可以给你画出那张脸，细致到最微小的皱纹。
“有时候，”科里茨托菲雅克继续说道，“有些人会排斥那些记忆，但一个把你往死里打的人和一个从车里对着你连开好几枪的家伙，你还是会有倾向把他好好记下来的。”
如果他的话里带着一丝幽默感的话，没有人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幽默。
“我们按照年龄、身形等都筛选过了。对她来说毫无疑问，就是阿福奈尔。”
他的屏幕上显示了一张男人的照片，六十多岁，身材高大，脚上绑着链条，应该是被逮捕时拍的。“一米八零。”卡米尔估计他的身高。
“一米八一。”路易看了看写着体貌特征的资料纠正他。路易太了解他老大了，哪怕是他不说话的时候。
卡米尔想象眼前这个照片里的男人就是在莫尼尔长廊抢劫的男人，蒙着面，扛着枪，向安妮射击，在此之前，他还对安妮进行了暴击，对准她的脑袋、肚子……他咽了咽口水。
照片上的男人肩膀很宽，脸形瘦削，头发花白，眉毛细长、发白，这使他的眼神看起来更为老实，像是没有任何企图。一个老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一个害羞胆小的人。卡米尔像是被照片催眠了一般，路易看着他老大的手，它们在颤抖。
“其他的呢？”路易问。他总是乐意接受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科里茨托菲雅克往屏幕上又换上了另一张照片，一张又肥又红的毛茸茸的脸，眉毛粗厚，眼珠漆黑。
“弗莱斯提尔女士对这张照片稍有迟疑。我们很可以理解，对我们来说，他们看起来都挺相似的，有时候会看花了眼。她看了不少照片，又回到这张；她还想多看几张，但她总是回到同一张。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高度可能的照片。他叫度桑·哈维克，是个塞尔维亚人。”
卡米尔抬起头。事情越来越清晰。路易已经开始在他的键盘上打下诉状：
“度桑·哈维克1997年定居法国。（他拼命翻阅着文件）一个经验老到的家伙，（路易一定是有一目十行的本事，而且他读完信息还得整合）曾被逮捕两次，指控不够有力，又被释放了。他为阿福奈尔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小流氓总是成群扎堆，而真正的专业高手总是稀少的，圈子其实很小。
“他呢，他在哪里？”
路易做了个回避的手势。这……自从一月起，再也没有任何动向，完全销声匿迹了。身上还背着个杀人案和四起入室偷盗案，他倒是很会找时机避风头。这帮人的再次出现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尤其还在同一个组织中。他们旧账还在，居然又卷土重来……简直不可思议。
回到安妮。
“她的证词可靠程度是多少？”路易问。
“和通常情况一样，层层递减。第一个是最可靠的，第二个比较可靠，还有第三个，估计已经不太靠谱了。”
卡米尔已经完全神游出去了。路易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他希望他的老大能重新恢复冷静，但在技术人员离开时，路易知道他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家伙。”卡米尔双手冷静地放在桌子上，“我必须立刻找到这些家伙。”
专业的姿势。路易表示同意，心里思忖着：这股盲目而巨大的能量背后，是什么动力在支撑着他？
卡米尔看着那两张肖像。
“这个，”他指着阿福奈尔的肖像说，“我要先找到他。真正的威胁是他。我负责找他。”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种坚决，以至于曾经见识过他这种坚决的路易像是预感到了一场悲剧。
“您听我说……”他开口了。
“你，”卡米尔打断他，“你负责那些塞尔维亚人。我会去和法官和米夏尔见面，我会得到他们的允许的。与此同时，你去联系所有联系得上的人员。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儒尔丹，让他给我们派人。也见一下阿诺尔，问一下所有人，我很快会需要增派人员。”
在这一连串不明确的决定面前，路易拢了一下他的刘海，还是用左手。卡米尔看在眼里。
“照我说的做，”他声音温和，“我负责，你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只不过，我不是特别理解。”
“你已经完全理解了，路易。你还要理解什么？你希望我跟你说些什么来让你理解？”
卡米尔嗓音低沉，几乎要把耳朵凑过去才能听得清。他把他滚烫的手放在他助手的手上。“我不能有任何闪失……你明白吗？（他很受触动，但还是保持着克制）所以，这将是一次大规模追捕行动。”
路易点头表示明白：“好的，我不确定我都理解了，但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线人，”卡米尔说，“是那些告密者、妓女，最重要的，我们要从那些非法人群着手。”
那是一些非法移民，警方知道他们的存在，也给他们编了号，但对他们的身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信息，或者是回程机票，不论哪个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那个塞尔维亚人和他的团伙始终保持联系（难道会不保持吗？），那么盯上他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二十四小时前刚刚犯了一起入室盗窃罪……如果在犯了四起入室盗窃案和一起谋杀案之后他还没有离开法国，一定是因为他有绝对的理由需要待在这里。
路易拢了拢刘海，这次用的是右手。
“你准备好随时紧急行动，”卡米尔总结说，“一旦我得到他们的许可，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半路跟你们会合，但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14:00
卡米尔在屏幕前。
文件：“文森特·阿福奈尔”。
六十岁。因为各项叠加的罪名，他生命中差不多十四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年轻时，他就没少尝试（入室偷盗、敲诈勒索、拉皮条），但他真正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1972年，他在皮托镇上持枪抢劫了一辆皮卡车。这让人有点惊讶，警察们咽了咽口水，一人受伤，判了八年监禁。他在里面蹲了五年多，然后从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工作真是合他的心意。他只是过失犯罪，我们没有再把他抓回去。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还是抓了他几次，但他只受到了非常轻的判刑，这里蹲两年，那里蹲三年。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
而且在19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被逮捕过。在他成熟之后，这个阿福奈尔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技艺：他被怀疑参与了十一项入室盗窃，但因为缺乏证据，加上他总能搞到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和铁铮铮的证词，他从未被真正逮捕，甚至连拘留审讯都没有。简直是个艺术家。
阿福奈尔是一个大佬，一个真正的大佬。他总是消息灵通，总是准备精心充分，一旦行动，就激进奋勇。受害者们往往血流成河、严重受伤，甚至留下残疾，但他们不置人于死地。经历过阿福奈尔的人总是一瘸一拐的，更别提身上脸上的伤痕，没个好几年根本别想好。
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随机挑选第一个到场的人，唬住他或者她，其他人紧接着立刻就会明白局势了。
而昨天，第一个到场的人，是安妮·弗莱斯提尔。
莫尼尔长廊事件，和他脱不了干系。卡米尔一边翻阅着之前案件的审讯记录，一边在他的速写本边缘速写着阿福奈尔的脸。几年来，阿福奈尔靠着他培养的十几个兄弟过活，他有什么需求，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卡米尔飞快地计算了一下，他的行动结束后，总是平均有三个人身陷囹圄，在判决前，或者某种特殊情况下。阿福奈尔却总是能非常侥幸地不受牵连。但在抢劫团伙中和在所有公司里也是一样的，最难找到的是那种稳定又有品质保障的员工。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技术而言，废物甚至更多。几年里，阿福奈尔团伙前前后后损失了至少有六个人，两个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两个在行动中被当场击毙了（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俩从生到死都是如影随形），第五个是因为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现在还在轮椅上坐着，最后一个在一场科西嘉岛上的赛斯纳飞机失事中失踪。对于阿福奈尔来说，这是一系列的惨痛回忆。不管怎么说，几个月来他的确没有犯什么事儿。大家都同意一个合理的解释：阿福奈尔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积蓄，终于可以退休了。珠宝店店员和客人们终于可以给他们的主保圣人点点蜡烛了。
因此，去年一月的四起抢劫案可以称为一个惊喜了。尤其就规模来说，它们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是十分罕见的，连环作案在抢劫案中也是少有的。正常人很难想象一起抢劫案中所需要的体力，花费的精力，更别说是以阿福奈尔那种粗暴专横的方式。而且还需要精心的组织：当你计划一天之内抢四家店铺时，你必须保证四家店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都是开门营业的，距离也是要在可操作范围内的……总之，需要一系列有利条件的结合。所以它的惨淡收场也在意料之中。
卡米尔让人不断播放着受害者照片。
首先是那天的第二起抢劫案目标。莱纳街上的珠宝店，一张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店员的脸，在这些专职大盗到来之后，被打得变了形……和他比起来，安妮已经算是好的了。他昏迷了四天。
第三起抢劫案中是一位客人。算是吧。与其说他是卢浮古董店的客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个被打破了喉咙的受害人。文件明确显示“伤势非常严重”。从他的头部来看，简直已经不成人形（他也和安妮一样，脸部受到多处暴击）。没有人会对结论有任何异议：伤势非常严重。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那个在赛弗尔街上，在自己的店铺中躺在自己血泊里的珠宝商。更确切地来说，是两颗子弹正中胸膛。
这一点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也是罕有的。直到那天，他的作案行动从来不包括杀人。除了这一次。没有了老团队，他不得不从市场上找些人员来凑。他选择了塞尔维亚人。这不是什么太好的主意，虽然他们是很有勇气，但是性情易怒。
卡米尔看着他的簿子。中间是文森特·阿福奈尔的脸，那是他照片的复印件；在它周围，全是卡米尔的涂鸦——他的受害者们。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安妮，那是凭着他第一次进入她病房时的印象而画的。
卡米尔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他写了两个字，概括了他对形势的分析：
“紧急。”
阿福奈尔去年一月没有退休——而且还临时组了一个队伍——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理由。
除了需要钱，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紧急，也因为阿福奈尔不仅仅是要重出江湖，他还要利益最大化，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也要作四起连环抢劫案。
紧急，更是因为在一月的重大收获之后，他突然就有了二三十万欧元的入账，而六个月后，他又回来了。阿福奈尔的复兴。如果这一次他没有虏获他期望中的数目，他还会卷土重来，牵扯到更多无辜。谨慎起见，还是应该把他早点缉拿归案。
任何人都会察觉到这种威胁。卡米尔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它就在那里。什么东西卡在了那里。某个地方，某个事件。
卡米尔足够聪明，他知道，要逮捕像阿福奈尔这样的人太困难了。所以目前来说，最快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找到哈维克，他的同党。
希望抓到哈维克之后，可以起个头，顺藤摸瓜追捕到阿福奈尔。
为了能让安妮活下去，必须抓到哈维克。
14:15
“你觉得这……合适吗？”法官佩莱拉在电话里说道，声音充满了担忧，“您要搞的简直是一次大围捕啊！”
“不，法官先生，不是大围捕！”
卡米尔有点想笑。但他憋住了，因为法官太敏锐了，他不会掉入他的陷阱的。但他也的确太忙了，所以像卡米尔这样经验老到的警察向他提议时他一般会选择信任。
“相反，”卡米尔恳求说，“法官先生，这会是一场很有针对性的行动。我们知道哈维克的三四个亲信，他可能会在一月的谋杀之后找他们寻求帮助，我们只需要找到他们。”
“米夏尔分局长怎么说？”法官问。
“她同意了。”
卡米尔又撒了个谎。
他还没有和她说过这件事，但他确保她会同意。这是所有管理方法中最老的套路：跟一个说另一个同意，反之亦然。就像所有那些老掉牙的技术一样，它也很有用。好好用的话，可以充分展现什么叫兵不厌诈。
“那么好吧。好好干，警官。”
14:40
大个子警察沉迷于他手机里那个考验耐心的游戏，直到他要看守的人已经完全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才反应过来。他匆忙起身，边叫唤着边追上去：“女士！”他忘了她的名字，“女士！”她不转身，只是在经过护士办公室门前时稍稍停留了一下。
“我走了。”
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再见”“明天见”一般。大个子警察加大脚步，提高嗓门。
“女士！”
值班的是那位打着唇环的女护士。就是那个相信自己看到了猎枪的护士，虽然最后她妥协了，说也不确定。她一言不发地追了上去，超过了大个子警察，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学校也教会了她坚定果断，不管怎么样，待在一家医院里六个月，你会变得无所不能。
她追上了安妮，抓住她的手臂，手势轻柔。安妮也早料到了一些困难，停了下来，转身。对于那个年轻姑娘来说，病人的决心把问题变得棘手，她杵在那儿像是扎了根一样。对于安妮来说，是女护士的说服力使她的决定变得艰难。她看看姑娘的唇环和她几乎剃光的脑袋，她的五官里透着一种和善、脆弱。她长着一张很普通的脸，但眼神里有种驯养动物般的温顺，是那种能把人融化的柔顺，而她也很会利用这一点。
没有正面冲突，没有谴责，没有道德绑架，直接就从另一个角度开始。
“如果您要离开，我首先得为您把针线拆了。”
安妮摸摸她的脸颊。
“不，”护士说，“不是这些，这些现在还不能拆。不，是这两个。”
她把手伸向安妮的脑袋，手指非常轻柔地放在一片区域上，很专业地看向安妮，微笑，默认她的提议算是被接受了，于是就扶着安妮往房里回去了。大个子警察退了几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通知他的上司。他只是跟在这两个女人背后走着。
他们半路停了下来，停在护士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房间，用来做门诊医疗的。
“您请坐……（护士找着器材，又温柔地说了一遍）请坐……”
警察待在门外，在走廊上，腼腆地不敢往里看，像是她们俩是在女厕所一样。
“嘶……”
安妮立刻就跳了起来，然而年轻护士连指尖都还没碰上她的伤口处。
“我弄疼您了吗？”护士一脸担心，“这没有理由啊，我只是按了这里和这里来拆针线。最好还是等医生来看看吧，他可能会让您再做一个射线检查。您没有发烧吧？”她摸摸安妮的额头，“没有其他不舒服吧？”安妮意识到护士的缓兵之计，她把她带来这里，让她坐下，孤立无援，然后重新送回到她的房间。她又开始反抗。
“不，不要看医生，不要做检查，我要离开这里。”她边说着边站了起来。
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他的工作手机上，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电话给他上级请求指示。杀手随时可能会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也要做好准备。
“这样太危险了，”女护士忧心忡忡，“如果有什么感染的话……”
安妮不明白她应该如何解读她这句话，是真有这样的危险，还是仅仅为了把她囚禁起来。
“哦，对了（护士切换了话题），您的治疗还没有完成吧？您要求什么人给您拿来您的资料信息了吗？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医生来给您做个快速的射线检查，这样您也可以尽快出院。”
她的语气非常简单随和，这使得她的提议听起来像是个又好又合理的解决方案。
安妮筋疲力尽，她说“好”，便朝着房间走去。她的脚步沉重，感觉几乎要昏倒。她体力不支，总是很容易疲劳，但她想着别的事情，刚刚从她的脑子里冒出来的事，它既不是和射线检查有关，也不是和治疗有关。她停下来，转过身：“是您看到了持猎枪的男人吗？”
“我看到一个男人，”那个女孩针锋相对，“不过没看到猎枪。”
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答案只是一个套路。从谈判开始，她就感觉到这个病人的叫喊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她不是想离开，她是想逃跑。
“如果我看到一杆猎枪，我早就说了。而且可能您也早就不在这里了。我们可不是什么乡村医院。”
年轻，却非常专业。安妮一个字都不信。
“不，”她盯着她的眼睛，说，“您只是不确定罢了，仅此而已。”
她还是回到了房间，感到头晕目眩。她高估了自己的力气，她已经精疲力竭，需要躺一躺，需要睡眠。
护士关上门，若有所思。是啊，那个访客，那个东西，雨衣底下藏匿着的，又长又僵直的……到底是什么呢？
14:45
分局长米夏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会议上。卡米尔询问了她的时间表，约见一个紧接着一个，会议也是接二连三。形势非常理想。卡米尔不到一小时在她手机上留了七条言。“重要”“紧急”“优先”“迫切”。他在这些消息里几乎用完了他所知道的“紧急”的同义词，把压力最大化，等待着一个有攻击性的回复。然而分局长语气特别耐心，极有分寸。她比卡米尔想象得敏感细腻多了。在电话里，她轻声细语，可能刚刚走出会议室，还在走廊上。
“法官同意您武装登陆了吗？”
“是的，”卡米尔说，“但也不是什么‘登陆’，我想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会……”
“警官，您有多少目标，确切一点来说？”
“三个。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一环套一环的，一定要趁热打铁。”
当卡米尔用上一个谚语，不管是哪个，说明他就是想结束这个话题了。
“啊，这个，‘趁热打铁’……”分局长在心里权衡着利弊。
“我需要一些人手。”
总是回到同样的问题上——资源。米夏尔长舒了一口气。但往往是你手头最紧的时候，别人最急着向你索要。
“不需要很久，”卡米尔恳求，“三四个小时。”
“针对三个目标？”
“不，针对……”
“我知道，趁热打铁……但老实说，警官，您就不担心适得其反吗？”
米夏尔非常了解这规律。趁热打铁往往打草惊蛇，目标人物溜之大吉，你越是追捕，概率越是微渺。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需要人手。”
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事实上，关于范霍文要搞的那一场大围捕，分局长完全是不当回事的。她所有的举措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出相当的抵抗，以便于到时候能说“我早就和你说了”。
“既然法官同意了……”她终于松口，“那就和您的同事商量商量吧，如果您可以办到的话。”
抢劫的职业看起来和电影演员有点像，你花大量的时间等待，然后只需几分钟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等着，计算着，预计着，在已有的经验中搜索着可以借鉴的信息。
如果她的健康允许，警察们应该已经让她指认了凶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会给她看照片，如果她是个好公民，也有着良好的记忆力，他们应该很快会发动搜捕。目前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追捕哈维克。如果我是他们我就这么干，因为这个行动是最安全也最简单的。我会在走廊上放上捕鼠器，然后在大门口埋伏，准备狠狠一击。我会制造点骚动，搞点威胁，这简直和当警察一样老掉牙。
最好的瞭望台当数卢卡家了。唐吉尔街，塞尔维亚社区的高层聚集地。他们就像是黑社会的大佬们，花大把的时间在那里玩牌、飙车、疯狂抽烟，就像得了荨麻疹而休养的养蜂人。他们喜欢让自己消息灵通，一旦有什么重要事件，就立刻会有电话通知他们。
15:15
范霍文决定行动。所有人都蓄势待发，人数好像还有点过剩了。
根据分局长的指令，卡米尔扩大了调动范围，几乎把所有当下能征集的人员全都征集过来了。他在路易焦虑的眼皮底下打了几通电话，他向朋友们进行了求助，他们给他派来了人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一开始只是小工程，但最后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没有人知道卡米尔是以什么身份在那里的，但大家也不问。卡米尔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出指令，不得不说的是，这感觉很滑稽。大家把旋闪灯挂上车顶，火速穿过马路，他们要招摇过市，震撼大街小巷，吓唬吓唬那些毒贩子、扒手、旅店老板和拉皮条的。妈的，他们之所以做警察，也是因为想圆自己的牛仔梦。卡米尔说，行动最多就几个小时，整点儿大动静，然后就回家。
总有些同事持着怀疑态度，卡米尔也很紧张。他给出了千万个理由，但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所准备的不完全是大家之前理解的。他们以为只是同时对三个目标人物下手，没别的了，没想到卡米尔组织了这么大一场追捕行动。他总是要更多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找了多少人。大家都忧心忡忡。
“如果我们找到那些人，”卡米尔解释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上级也会以我们为荣，我们会把奖牌分发给每个队伍的头儿。然后嘛，呃，这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我们工作得当，在上头问你们在哪个酒馆喝小酒之前，你们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他的同伴们都已经向他屈服，并且给他增派了人手。警察们上了车，卡米尔打头阵，路易守着电话。
说到小心谨慎，卡米尔不是一个好的典范。而这恰恰就是他的目的。
一小时之后，在巴黎，就连一个出生在萨格勒布和莫斯塔尔之间的小混混都会知道这场疯狂追捕哈维克的行动。他躲在某个地方。警方已经搜寻了所有走廊、所有隧道，问了所有妓女，总之警方搜寻了所有非法移民喜欢的藏身之所。
这是休克疗法。
警笛呼啸着，旋闪灯的灯光扫过建筑物外墙，在两头封锁住了在巴黎十八区的某条街道。三个男人企图逃跑，又被抓了回来。卡米尔站在一辆车子边，一边看着这一幕，一边和另一个团队在电话上接洽，他们正在包围一家二十区的破酒店。
卡米尔要是仔细想想，可能还会感到一丝惆怅。
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它为范霍文缉查队的“大部队”时代——阿尔芒总是把自己锁在资料室里，从相关案件里找出几百个名字，把它们一一列在大大的方格纸上，而两天之后，你会看见只剩两个有可能的名字。那段时间，一旦路易转过身去，马勒瓦勒就到处插科打诨，挑逗姑娘，但当你正要呵斥他的时候，他又会展现出他极高的办事效率，并且给你递上一份最终证词，让你可以少忙活三天。
卡米尔试着不去回想，他要集中精力在当下的任务上。
他在警员们的帮助下手脚并用地在那里爬着宾馆破破烂烂的楼梯。警员们已经从走道进入宾馆，撵走那些羞愧难当的有妇之夫，叫起那些躺在下面的妓女，他们要找度桑·哈维克，他、他的家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个表兄弟也都是好的。然而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警察们在那里一一问询着，客人们匆忙间套上自己的裤子，想偷偷摸摸地溜出宾馆，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那些姑娘裸着身子，她们的胸脯都很小，简直像是没有发育好，髋骨也明显地凸起。她们完全没听过哈维克这个名字。度桑？其中一个姑娘又问了一遍，好像是连这个名字都听不懂似的。尽管如此，看得出来，她们还是很害怕。卡米尔说：“把她们带走吧。”他想吓唬吓唬她们，不需要太多时间，两小时，三小时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更远一点，城北一栋郊区小房子前，四名警察正在电话里跟路易确认一个地址，接着他们就门也不敲地进去了，手里拿着武器，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找到了两百克大麻。没有人认识度桑·哈维克。他们把全家人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几个老人，尽管如此，带走的人也算多的了。
警车呼啸而过，开车的是个好手，一直用着四挡飞驰，卡米尔坐在车里，一直在和路易保持通话。由于不断地在给各个分队下指令和施压，卡米尔把他的焦躁传递给了每个人。
他们把三个科索沃年轻人带到了十四区的警察局，他们表示不知道度桑·哈维克。那就走着瞧。等待的时候，看来要稍稍动一动他们，直到他们把消息放出去：警察在找哈维克。
卡米尔被通知说两个从波扎雷瓦茨来的扒手已经被抓进了十五区的警察局。他问路易，路易在查看塞尔维亚的地图。波扎雷瓦茨是塞尔维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哈维克来自艾莱米尔，在最北部，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具体有没有关系。卡米尔做了个手势，开始行动。先吓唬一下他们，震慑住他们。
电话里，路易回答大家，异常平静。他的大脑里呈现出巴黎地图，区域划分清晰，可以提供信息的可疑人群也等级分明。
有人问了卡米尔一个问题，提了个大概的想法，他思考了四分之一秒，回答说是的，于是他们又拘留了地铁上的手风琴手。他们被直接叫上列车，然后又被踢下车。警察们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小布袋子，里面夹着一点零钱。度桑·哈维克？手风琴手们眼神呆滞。一个小警员随手抓了一个手风琴手的袖子，那家伙摇摇头。卡米尔眯着眼睛：“给我把他送回去。”说完，他往地铁站外走去，因为在下面手机没有信号，他想知道进展如何。他神情焦虑地看看手表，什么都没说。他在想还有多久分局长米夏尔会找上他来。
警察们毫无预警地到达了卢卡家，已经一小时过去了。他们只把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带上了车，也不知道是按什么标准来筛选的，可能警察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总之，目的在于制造恐怖。但这只是个开始。我的计算还算精准，不到一小时，整个塞尔维亚人社区就会像个袜子一样被翻个底朝天，老鼠们会开始四处乱窜，寻找出路。
我，只要一只，度桑·哈维克。
现在行动已经开始，没时间浪费了。是时候穿过巴黎了，我准备好了。
十三区的一条小路，在查尔匹耶街和费迪南-康赛耶街之间，是一条小巷子。有一栋楼，一楼的窗户都被封上了，原来是门的部分被烧焦了，看上去已经年代久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被雨水侵蚀的胶合板，没有锁，没有门把手，整日整夜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直到有人把它固定住。有人进入时，它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发出声响。这里的人络绎不绝，瘾君子，毒贩，临时工，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无业游民。我守在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还有不少夜晚）却一无所获，我对这条街已经熟悉得跟自己的口袋一样。我对它恨之入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彻头彻尾地炸了。
就是我把哈维克带回到这儿的，这个大个子度桑，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在我准备那场历史性大抢劫的时候。来到这栋房子面前时，他对我笑，咧开他那肥厚的红嘴唇。
“等我有个马子的时候，我就带她来这里。”
马子……天哪。法国人都不敢这么说话，他真是个塞尔维亚人。
“一个马子……”我说，“什么马子？”
这么问着，我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立刻就想象出他会带怎样的姑娘来这种地方，她会从哪里来，她会在这里做什么。应该是和哈维克一模一样。
“不是‘一个’马子。”哈维克说。
他看起来很乐意被看成一个花花公子，还对能说出很多细节而自得。所以需要理解的也很简单：这个来自巴尔干群岛的白痴在这栋废弃的、被私自占用的楼房里占了一个窝，就是为了招一些他能负担得起的廉价妓女来搞。
他的性生活最近看起来并没有增长多少，因为哈维克已经很久都没回过这里了——我很好地躲了起来暗中观察——他可能也不想回来。没有人会为了简单的肉体享受回到这种地方的，先不说他的马子什么的，只有当他走投无路才会回来。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我有点运气，如果警察们工作布置得当，他不该有别的出路。
如果他们部署得全面，哈维克可能会犹豫回不回来，但他很快会意识到，除了这个肮脏的藏身处，他去哪里都会被人盯上。
我拧开消音器，在隔层里把我的华瑟枪P99上了膛。现在我可以去喝几杯咖啡，但半小时内，我就要确保自己进入战斗状态。我必须回到这里，因为这个哈维克如果来了，我希望我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
这是我最后欠他的。
在警察局的一间房间里坐着一个大块头，他的证件显示他来自布亚诺瓦茨，路易确认了一下，是在塞尔维亚的最南部。度桑·哈维克，是他兄弟，他亲戚？我们并不那么挑。任何可以帮我们找到他的人，我们都欢迎。这个大块头甚至都不知道我们问了他什么，我们也不介意。一个警察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面包。度桑·哈维克？这次他明白一点了，他做手势表示他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又被塞了一块面包，卡米尔说算了算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十五分钟后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他的姐妹。这简直让人难过：她们都还没到十七岁，没有任何证件身份，还在当妓女，如果付双倍的钱，甚至可以接受不用安全套。她们身材瘦小，皮包骨头。度桑·哈维克？她们也说不认识。没关系，卡米尔决定跟她们解释，他会关押她们法律允许的最长时间。她们抿着嘴唇，知道她们的皮条客会给她们被拘留相应时间的停工，她们不会跟钱过不去，钱是一定要有的。她们开始颤抖。度桑·哈维克？她们依然表示不认识，于是她们跟着警察走到警车前……在她们背后，卡米尔暗暗给他的同事做了个手势：放了她们。
警察局的走廊里都是喊叫、抱怨，那些会说一点法语的人威胁说要打电话给领事馆，好吧，随你们说，没人在意。还可以打电话给教皇呢，如果他是塞尔维亚人的话。
路易一直在打电话，分配命令，通知范霍文，调动队伍。他调动了一些人去城北和东北部。路易收集着情报，打听信息，做着调度。卡米尔又回到车里。目前还没有哈维克的踪迹。
那些女孩，她们都那么瘦吗？不，不完全是。住在一栋十一区拆除中的建筑里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体形丰硕的。孩子们在哭，总共至少八个；孩子们的父亲穿着件汗衫，瘦得跟豆芽一样，不算高大，但还是足以俯瞰卡米尔。他留着一撮胡子。他们都留着胡子。他去翻五斗橱找证件，全家人都来自普罗库普列。电话里，路易说这个城市在塞尔维亚中部。度桑·哈维克？男人没说话，还在继续找着。不，千真万确。他们把他塞上了车，孩子们还扒着他的脚后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戏剧化，一小时后，他们就会去到街上，在圣马丁教堂和布拉维耶尔街之间乞讨，举着一张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毡笔写着法语，还带着拼写错误。
那些玩牌的人倒是消息非常灵通。他们的女人们在那里辛勤劳作，年轻一点的在外面拉客，还有一些在看孩子，而他们，在那里打牌聊天。卡米尔和三个警察一起找到他们，他们把牌往桌上一扔，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这已经是一个月里他们第四次被打扰了。但这一次，有个小矮子，紧紧裹在他的大衣里，脑袋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他一个一个盯着他们的眼睛看过去，像是要钻透他们的视网膜一般，神情粗野又坚定，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地要找到他。“哈维克？是的，我们认识，但也不熟，”他们面面相觑，“你呢，你见到过他吗？”“没有，”配上遗憾的表情，“我们也想帮忙的。”“是啊。”卡米尔说。他把最年轻的那个拉到一边，一个大高个，感觉卡米尔选他只是因为他个子高，的确如此，因为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捏到他的裆部。大个子屈着膝盖拼命乱叫，卡米尔在边上四处张望。哈维克？“他要是不说，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要么他的命根子早就完蛋了。”一个同伙冒险说道。大家哄笑，但卡米尔没有。他从楼里走出来，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