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范霍文，这本就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在警察圈子里就更罕见了。更何况，卡米尔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警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短小身材，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因为他的名声，因为他去世的妻子伊琳娜，因为他曾经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一切。对于不少人来说，他就像是那种“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在几次重要露面中，那些摄影师喜欢抓捕他猎鹰般犀利的眼神和他闪闪发光的脑袋。但范霍文，警官，电视，这一切辅助信息并没有任何帮助，女警员居然还请他拼写他的名字。

愠怒过后回想起来，这种无知对卡米尔来说可能是这一天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好消息了。

“您是说樊尔文？”女警员又执着地问了一遍。

卡米尔回答：“是的，就是这样。樊尔文。”

然后他把樊尔文拼写了一遍。

14:00

人性就是这样，一起事故，众人围观。只要有一个警车旋闪灯，或者有一点血痕，就一定有人围观。而这一次，围观的人格外多。可想而知，毕竟是巴黎市中心的一场抢劫，加上枪击。况且在市中心的集市，人本来就多。

理论上来说，道路封闭了，但这不影响行人从人行道上通行。命令是只让这一片的居民通行，但没有用，所有人都借口自己是居民，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警车、卡车、技术员、摩托车，全都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人群从两端会聚过来，两个小时时间，从协和广场到星形广场，从马勒泽步大街到东京宫，全部都封闭了。想想自己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场面，也是让人心潮澎湃。

对着一个从头到脚流着血的女人开了几枪后，携着价值五万多欧元的珠宝坐着越野车绝尘而去，显然，再次回到现场难免会让你“追忆似水年华”般的思绪万千。当然，也不是太令人不适。当事情有所进展时，人总是身心轻盈的。乔治-弗朗德林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就在莫尼尔长廊的出口。绝好的位置。那边也有骚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不休。很简单，大家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知道。

我很谨慎，远离出口，我待在酒馆最深处人最多的地方，隐没在人群里，静静听着。

真是一群蠢蛋。

14:15

秋日的天空就像是为了迎合这个墓地而上了色。人山人海。这就是在职公务员的优势，总是有一队一队的代表团来参加葬礼，很快就挤满了人。

远远地，卡米尔看到阿尔芒的亲属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他的兄弟姐妹。他们穿着简洁，毕恭毕敬，肃穆中流露出悲伤。他不知道在现实中如何打比方，但整个氛围让他想到一个十七世纪基督教贵格派家庭。

四天前，阿尔芒的死让卡米尔痛苦万分，但同时也让他解脱。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以来，卡米尔每天去看他，照顾他，陪他说话，即便他可能什么都听不到或者理解不了。卡米尔只是远远地向阿尔芒的妻子点头示意。这样一场漫长的折磨之后，所有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对阿尔芒的妻子和孩子，卡米尔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甚至可以不用出席，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阿尔芒了。

很多东西把阿尔芒和卡米尔两人相连。他们是一同入的职，这种年轻时期的牵连，在两人的青春都差不多耗尽时，显得越发可贵。

还有，阿尔芒是个抠门到病态的家伙，这点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想象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向花钱，甚至更彻底地说，他向钱，发出了誓死的抵抗。卡米尔忍不住要把阿尔芒的死视作资本主义的胜利。倒不是说是这种吝啬把他们牵连起来，而是他们俩身上都有种极其微妙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义务要和比他们强大的东西对抗。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人之间的同情感。

他所有的痛苦都证实了，卡米尔是阿尔芒最好的朋友。

自己对于别人来说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种极为强烈的联系。

如今，他以前团队的四个成员里，卡米尔是这片墓地中唯一一个活着的，这让他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路易·玛利亚尼，他的助理，还没有到。不用担心，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会准时到的。在他的文化中，错过一个葬礼，就好像在餐桌上打嗝一样，不可想象。

阿尔芒，他是因为食管癌而去世的，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剩下一个马勒瓦勒，卡米尔已经多年没有再见到他。被派来警察局之前，他是一个出色的新兵。路易和他是好兄弟，尽管阶层有所不同，但他们差不多同岁，性格互补。追溯到那次劫难：杀死卡米尔妻子伊琳娜的凶手，也是马勒瓦勒审问的。他倒不是特意想去做，但他还是做了。在当时，卡米尔可能会亲手杀死那个凶手，眼看就是一场天大的悲剧。但在伊琳娜死后，卡米尔的勇气被彻底击碎了，绝望吞噬了他，再然后，这就毫无意义了。

所有人中，他最思念阿尔芒。和他一起，范霍文警官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次下葬，开启了这段一度摧毁他生活的故事的第三篇章。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

路易赶到的时候，阿尔芒的家人已经开始进入火葬场。一身珍珠白的雨果博斯礼服，时髦优雅。“你好，路易。”路易没有回答“您好，老大”，因为卡米尔禁止他这么叫他，他说他们不是在演电视剧。

卡米尔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对他的助手来说更为合适：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警察局干？他出生在一个比“相当富裕”还富裕一点的家庭，此外，他非常聪明，一路念的都是顶尖的贵族学校。但不知为何，他就这么进了警察局，拿着和小学教师一样的微薄收入。说到底，路易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最近好吗？”

卡米尔点头示意——还不错。但显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很大一部分自己还留在医院的病房里，陪伴着半麻醉的安妮，等待着各种X光、扫描仪的检测。

路易看了看他老大，点点头，发出一声“嗯”。这是个极其细腻的男人，在他身上，“嗯”相当于他在捋刘海，右手一下，左手一下，对他来说是一种完整的肢体语言。这个“嗯”清楚地表达了：你看起来心不在焉的，一定有别的什么事。

而且这件事居然比阿尔芒的死还让他心烦，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被卷入了一件抢劫案，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在八区……”

路易怀疑这是不是刚刚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

“抢劫案？”

卡米尔点头又摇头，是的，又不完全是。

“一个女人……”

“死了？”

是，也不是，毕竟安妮还活着。卡米尔看着前方，像是眼前有一层雾气，眉头紧锁。

“没有……好吧，总之还没死……”

路易相当惊讶。他的部门一般不负责这类事件的，抢劫案不是范霍文警官的专长。与此同时，路易又像在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他和卡米尔共事很久了，他能感觉出事态不妙。他表达惊讶的方式，是低头看他的鞋子（擦得发亮的克罗凯特-琼斯英国老牌手工皮鞋）和一个几乎不会被发现的微妙的低声干咳。这可以说是他能表达的最大情绪了。

卡米尔指指墓地，殡仪馆的入口。

“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希望你能调查一下。悄悄地……你知道，现在事情还没有交给我们……”卡米尔终于把目光转向他的助手，“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你懂吗？”

在人群里，他的视线搜寻着勒冈，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他不可能会看不见勒冈，他是个彪形大汉。

“好了，我们过去吧。”

以前勒冈做警察局分局长的时候，卡米尔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现在则麻烦多了。

在总检察官勒冈身边一摇一晃地走着的是现在的分局长米夏尔女士，让人不得不说的是，她简直是只呆头鹅。

14:20

小酒馆经历了它存在至今最为重大的时刻之一。这样的抢劫案，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了，关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有异议，即便什么过程都没看到的人也表示赞同。收集证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人们看到一个女孩，也有人说两个女孩，或者一个女人；有人说带着武器，有人说没有，她赤手空拳地在那里尖叫。这不是珠宝店的女老板吗？不，是她女儿！啊，是吗？从没听说她有女儿，你确定吗？一个劫匪留在车里，什么型号的车子？答案几乎涵盖了所有在法国能买到的外国汽车的品牌。

我默默啜饮着我的咖啡，这是我疯狂而漫长的一天里第一次停下来休息一下。

酒馆老板，长着一张让人看了就想揍他的脸，说估计被抢的数额在五百万欧元左右，不能更少了。不知道他是怎么估算的这个数字，但他似乎很确定。我真想给他递上一把上了膛的莫斯伯格枪，然后把他直接扔到街区最大的珠宝店门口，当他用枪指着营业员，然后回到他的小酒馆，他可以数数他的收获，如果他能得到他所以为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退休了。这个蠢货，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得到更多。

还有他们登上的车！哪辆？那辆！她简直是拦下了一头狂奔的水牛！他们是用炮筒袭击她了还是怎么样？大家从车说到武器，什么口径的枪都说过了，这让人不禁想对空放一枪，好让人们闭嘴。或者直接对着人群来一枪。

老板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果断地说：

“22号长来复枪。”

他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对自己的专业性无比自信。

我想象他像个土耳其人一般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脑袋，让我精神重新振奋起来。22号长来复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顾客做证，谁都不懂那是什么。有这样一些证人，警察们可以好好自娱自乐了。

14:45

“但是……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警察局分局长说着转过身来。

她好像绕着自己转了老大一圈：她有一个浑圆硕大的臀部，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分局长米夏尔，四五十岁的样子，长着一张不可信的脸，一头黑发，皮肤白皙，两颗兔子般的大门牙，鼻梁上架着一副三角框眼镜，表明她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女人，说话掷地有声。她看上去有一副好脾气（事实上，这是个难搞的女人），聪明绝顶（破坏力更是智力的十倍），但最重要的，也是最壮观的，是她那肥硕浑圆的屁股。那让人目眩的体积不禁让人想问她是怎么承受得了的。有意思的是，米夏尔警官（这个名字让人轻易就联想到那些下流卑鄙的玩笑）有一张相当柔和的脸，一反大家对她的了解：她毋庸置疑的能力，极为敏锐的决策力，赫赫的战功。她是那种比手下员工都要勤奋操劳十倍的长官，并且乐意把自己看成领头羊。卡米尔去参加她的就职仪式时，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除了家里的讨厌鬼嘟嘟湿（这是他养的一只小母猫，性情有点歇斯底里，他很宠溺它），如今又在办公室多了一个讨人厌的女人。

所以她问：“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

在有些女人面前，人们很难保持冷静。警官米夏尔靠近卡米尔，非常近。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她皮质扶手椅般的庞大体格和范霍文的短小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夸张得像在演美式喜剧，但这种荒诞对这个女人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堵住了通往火葬场的道路。他们是最后入场的。卡米尔这时候正拼命往里挪动。因为就在他提出他的请求时，总检察官勒冈就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是卡米尔的密友，前分局长（抢椅子的游戏，一个升为副局长，另一个变成了分局长）。然而，大家都知道，卡米尔和勒冈比朋友更亲密，卡米尔是勒冈所有婚礼的证婚人，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勒冈刚刚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结了第六次婚。

分局长米夏尔，刚刚被提名，她还需要“谨慎行事”（她喜欢这些陈词滥调，并且善于稍加创新），她要分析利弊，再开始她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她上司的朋友对她有所请求，当然，她得想一想。尤其，现在他们是最后入场的了。她必须好好想想这个请求，但众所周知，米夏尔有着活跃的思维，她总爱炫耀自己可以迅速做出决定。葬礼主持人从他们一进房间就注意到了他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穿着一身十字军战服般的制服，一头金发已经有些褪色，身材看上去像是个足球运动员。入殓师已经不像他们以前的模样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范霍文想处理这个案子？——这是卡米尔唯一花时间准备了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是唯一的问题。

抢劫大约是上午十点开始的，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在莫尼尔长廊的现场，技术人员结束了调查，同事们结束了第一轮的证词取证，但这个案子还没有分配下去。

“因为我有个耳目，”卡米尔说，“已经安插好了……”

“您早就听说了这个案子？”

她夸张地瞪大了眼睛，卡米尔立刻想起那些肖像画里怒目圆瞪的日本武士。她想说的是：“您这是说完了没有呢？”她最喜欢这类表达。

“当然没有，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卡米尔几乎要叫起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在这幕小短剧里，让人真的会相信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继续说道，“但我的线人，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他有点焦虑不安，可能是因为燃烧的炭火。（范霍文相当确定这个米夏尔喜欢这样的场面。）这时候他很配合……如果她不好好利用就太遗憾了。

只要一个眼神，这场对话就能从技术性变成战术性。卡米尔看看殡仪馆尽头的总检察官勒冈，他庞大的身影正巧给这段谈话打上了一层阴影。沉默。分局长微笑了一下，表示她明白了：没有问题。

为了形式，卡米尔加了一句：

“这不仅仅是一场抢劫，还有严重的杀人意图和……”

分局长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看他，然后慢慢地点点头，好像在这场谈话之外，除了勒冈笨重的身影，她还发现了一丝微光，难以名状，像是她想努力搞明白什么似的。或者好像她已经搞懂了什么，或者她快要明白什么了。卡米尔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敏感，一有什么麻烦事，她的“地震检测仪”就叫个不停。

于是他先发制人，用他最叫人信服的声音，语速飞快地说：

“我会跟您解释的。我的人和另一个队伍里的人有联系，这已经是在去年的事情，和这件事本身是没什么联系，但是我们有……”

米夏尔分局长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像是在说，她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也像是在说，她理解了；或是在说，她还新上任不久，不想牵扯进她的老板和下属之间。

“好的，警官，我会跟佩莱拉法官说的。”

他没有表现出来，但这正是他心里希望的。

要不是她那么快缴械投降，卡米尔完全不知道如何把这话编下去。

15:15

路易很快就离开了。卡米尔因为职务关系脱不了身，不得不待到最后。仪式很长，非常长，因为要给每个人机会展现他们的演讲能力。卡米尔一抓着机会，便悄悄溜走了。

他回到自己车里的时候，正巧收到一条消息。是路易。他拨了好几通电话，已经得到了最重要的情报：

“莫斯伯格500，一场抢劫案，我们只找到一起相关案件。去年一月十七日，情况和今天的案子极为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那件案子也搞得很大……您要打给我吗？”

卡米尔拨通了电话。

“一月，”路易解释说，“那个案子比今天的还严重。四倍的损失！一人死亡。作案团伙的老大很有名：文森特·阿福奈尔。从那之后谁都没有他的消息。现在，他算是隆重登场，重出江湖了。”

15:20

小酒馆里突然一阵骚动。

谈话被一阵警报声打断，大家都往露台涌去，望向街上，警车的旋闪灯像是提高了一个声调。老板非常果断地说：“这是内政部长。”大家想知道他的名字，无果，这要是一个电视主持人，那就容易多了。评论又纷纷涌起。有人认为这场骚动是一场死灰复燃，可能是因为有尸体之类的东西被发现了，老板又重新闭上了眼睛，相当满意。客人们的纷纷议论，是对他博学的致敬。

“内政部长，我告诉你们了。”

他默默地擦了擦眼镜，脸上挂着微笑，看都不看露台的方向，为了表现他对自己的判断有多确定。

人们迫切地等待着，凝神屏息，就像在等待环法运动员通过一个站牌一样。

15:30

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上填满了吸水性棉花，周围还有一圈粗大的血管，像一条粗壮的手臂，在不断敲击着她。

安妮睁开眼睛。房间。医院。

她试图挪动自己的双腿，但她身子僵硬挺直，像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风湿病而行动不便。这实在是太疼了，但当她先抬起一个膝盖，然后又抬起另一个，屈起的双腿给了她一瞬间的舒缓。她慢慢移动她的脑袋，试图重新找到一点知觉。她的脑袋有一吨重，她的手指还裹着绷带，看上去像螃蟹的钳子那么大，那么脏。图像有点搅在一块儿了，商业长廊里厕所的门，一块带血的布，一连几次的爆炸，救护车的鸣笛声，让人眩晕。还有放射科医生的脸，还有在他身后某处一个女护士的声音：“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情绪一下子占据了她，她忍住眼泪，深呼吸，自我克制，不能在这时候崩溃，不能自暴自弃。

所以她要站起来，她要活下去。

她一把推开床单，先是一条腿落地，然后另一条。一阵眩晕。她在床边停了一下，保持平衡。然后，她双脚用力，慢慢起身，不得不重新坐下。她现在真正感受到那种疼痛了，浑身上下，确切来说，背部、肩膀、锁骨，她像是整个人都被碾碎一般。她努力吸了一口气，又试图重新站起来。终于，她双脚站立在地，虽然也不完全是，因为她必须扶着床头柜。

她对面是卫生间。像攀岩一样，她一步步扶着东西前行，从床架，到床头柜，再到门把手，盥洗盆，现在站在镜子面前的，天哪，这是她吗？

一阵哽咽，这一次，她再也克制不住了。发青的颧骨，满身淤青，碎裂的牙齿……左脸颊上有一道伤口，是因为左颧骨爆裂，这一大条密密麻麻的针脚……

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安妮扶住盥洗盆，好让自己不跌倒。

“您在这儿站着做什么？”

安妮转过身，一阵眩晕向她袭来。护士伸手抓住她，两人一起倒地。护士重站起身，默默回头看向走廊。

“佛罗伦丝，你能来帮我一下吗？”

15:40

卡米尔焦躁地大步走着，路易在他一侧，就跟在他老大身后几厘米的地方。他和范霍文之间保持的这一点距离，是一种权衡了尊敬与亲密之后的结果，也只有路易能把这种关系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卡米尔再急迫、再焦虑也没用，他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看向弗朗德兰街两侧的房子。奥斯曼式的建筑，因为烟熏有点发黑。这个街区有很多这样的房子。他的眼睛被半空中成排的阳台所吸引，阳台的外面是两根有着男人雕塑的柱子，男人的缠腰布向外隆起好大一块。男像柱之间排列着女像柱，女人像过度慷慨的胸部直望着天际。正是这些遥望天空的胸脯，这些女像柱，用她们温柔多情又假正经的眼神目睹着这场浩劫。卡米尔一边快速走着，一边叹羡地点着头。

“勒内·帕朗，我认为。”他说。

两人都不作声。卡米尔闭着眼睛等路易反驳。

“更像是夏萨维埃，不是吗？”

总是这样。路易比他小二十岁，但却比他懂得多上两万倍。最可恶的是，他从来不会搞错。好吧，很少搞错。卡米尔一次次想难倒他，但并没有什么用，这家伙就是部百科全书。

“穆艾，”他说。“可能是。”

就快到莫尼尔长廊的时候，卡米尔正巧看到了那辆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的车子，牵引车正在把它拖上托盘。

他早晚会知道，就在这辆车的另一侧，安妮被猎枪逮了个正着。

做统帅的总是小个子。我们这个年头，不管是警署还是政界，头衔总是和身高成反比。这个警察，每个人都认识他，当然啦，长着这副不足一米五的个子……只要见过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但至于他的名字，在咖啡馆里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大家只记得他的名字有点异域风情，但是什么语呢？德语？丹麦语？还是佛兰德语？有人说是俄语，另一个说：“是的，范霍文，就是这个名字！”大家哄笑，“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人说对了，心满意足。

大家看到他出现在过道入口处。他没有出示他的证件，但一米五以下的人是有豁免权的。在露台的玻璃后面，大家都不敢呼吸，但一阵骚动刚过又跟着另一阵，这真是个大日子：一个姑娘刚刚进入酒吧，皮肤黝黑。老板热情地招呼着她，大家转过身来。这是隔壁的女理发师。她点了四杯咖啡，理发店咖啡机坏了。

她什么都知道，她含蓄地微笑着，等待着她的咖啡。大家问她各种问题。她说她赶着要回去，但她脸红了，这说明了一切。

谜底总会揭开的。

15:50

路易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卡米尔想看录影带，立刻就要看。路易感到震惊，他知道卡米尔向来不在乎什么繁文缛节，但这样一种缺乏方式方法的行为，在卡米尔这样有层次和经验的人身上出现，还是不由得让他感到惊讶。路易用左手拢了拢他的刘海，还是跟着他老大到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书店后间。卡米尔心不在焉地和书店老板握了握手。她把自己搞得像棵圣诞树，还抽着一根插进象牙烟嘴的烟——这个世纪以来已经很少会看到这种烟嘴了。卡米尔没有停下。同事们已经调出了两台摄像机的所有录影带。

他一坐到电脑屏幕前，就转向他的助手。

“不错，”他说，“我要好好看一下这些带子。你可以休息一下。”

他指指旁边的房间，或者说，他指指门。他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看周围人，丝毫没有迟疑。这架势就像是想一个人独自待着看一部色情电影。

路易表现得就像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一副大内总管的样子。

“我们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推搡着大家，“我们还是在那边坐一会儿吧。”

最吸引卡米尔的那卷录影带，是放置在珠宝店上方的那个摄像机拍摄的。

二十分钟后，当路易对这卷录影带进行审核，对照第一轮的证词，给出初步假设时，卡米尔正站在中央过道上差不多当时开枪的位置。

调查结束了，技术人员也都离开了，玻璃碎片也已经收拾了起来，抢劫发生的区域也被胶带封锁了起来。大家等着专家们和保险公司过来，之后，他们就要全部收队，然后让那些公司回来。不出两个月，一切就会重整一新，疯狂的劫匪又可以重新回来，在长廊开张的时间点让顾客们乖乖地排好长龙。

这个地方被一名警察守卫着。他又瘦又高，眼神疲惫，下颌突出，眼袋下垂。卡米尔立刻认出了他，他已经无数次在凶案现场遇到过他了，但因为他似乎无足轻重，所以卡米尔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他们互相做了个手势，算是打了个招呼。

卡米尔看着破败的商店，玻璃窗全都碎了。他完全不懂珠宝，但他感觉如果是他要抢劫，他绝对不会选这样一个地方。但他知道这只是他的错觉。比如你看看银行门店，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如果你把它洗劫一空，你抢来的钱几乎就能买下这家银行了。

卡米尔努力想保持平静，但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卷录像带，那些影像就像把他吞噬了一般，他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双手不住地颤抖。

他拼命晃着脑袋，像是耳朵进水了一般，想甩掉这充斥着他的过多的情绪，保持一点距离：地上，就在那里，这些血迹是安妮的血，她当时就在这里，蜷缩在地板上，那家伙应该也在那里。卡米尔退后几步，那个大个子警察盯着他看，有点担心。突然，卡米尔转过身，他想象自己胯部架着一杆猎枪。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对讲机上。卡米尔走了三步，他一会儿看看开枪的劫匪当时在的位置，一会儿看看长廊的出口，突然，他毫无预兆地开始奔跑。这一次，毫无疑问，那个警察紧紧抓住他的对讲机，但是卡米尔又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也不再行动。卡米尔忧心忡忡，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又折了回来，他抬起眼，正好撞上大个子警察的目光，他们互相微笑了一下，还带着一点惶恐，好像两个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想表现得友好。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卡米尔环顾左右，又抬头看看被猎枪打爆了的拱墩，他往前走，走到长廊的出口，乔治-弗朗德兰街。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个信号，一个细节，一个恍然顿悟，他对于地点和人过目不忘的能力，正在重新排列那些模糊的记忆。

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有种走错路的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好多看的。

关于这件事，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查方式。

于是他又折回去，重新开始问询调查。

他对第一批搜集证词的同事说，他想“看清大局”，在他询问女理发师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书店老板和古董店老板。至于那个珠宝店老板，她已经住院了。至于她的学徒，她在整个抢劫过程中一直保持双手抱头脸朝下的姿势。这姑娘着实让人有些同情，但又像无足轻重，可以忽略。卡米尔对她说可以回去了，还问她需不需要人陪她回去，她说她朋友在小酒馆等她。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那家小酒吧，阳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所有的面孔都直勾勾对着他们。卡米尔说：回去吧，赶紧脱身。

他听了证词，仔细地看了所有图像。

这种想杀死安妮的顽强的意愿，首先源于空气中紧张的气氛，那种弥漫在整场抢劫中的可怕氛围，还有就是之后一连串的情形。蝴蝶效应。

但毕竟，这种固执，这种疯狂……

已经通知法官了，他应该随时会到。在等待期间，卡米尔回顾了一下整个事件。这起抢劫，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和去年一月的那一件极为相似。

“你觉得呢？”卡米尔问。

“绝对如此，”路易肯定地回答说，“唯一不同的就是规模。今天是一起抢劫，而去年一月，可以说是四起连环抢劫。六个小时不到，四家珠宝店就被席卷一空……”

卡米尔吹起了一声赞羡的口哨。

“和今天的手法一样，是三个男人。第一个让人打开那些保险箱然后卷走珠宝，第二个用一杆莫斯伯格枪为他做掩护，第三个开车。”

“你说过一月份的时候，死了个人？”

路易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

“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十五区的一家珠宝店，准备在早晨开门的时候行动。他们十分钟内就搞定了这一笔，可以说是当天最干净利落的一笔了。然后，当他们十点半左右冲进另一家位于莱纳街的珠宝店又离开时，他们留了个活口，一位店员因迟迟不肯打开后备仓的保险柜，头部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地上。四天的昏迷之后，小伙子醒了过来，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和政府周旋了很久，拿上了部分残疾抚恤金。

卡米尔神经紧绷地听着。这就是安妮奇迹般脱逃了的事情。他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逼着自己放松肌肉，要怎么弄呢，“胸肌……小腿……”啊，去他妈的。

“下午两点左右，”路易继续说，在下午重新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伙劫匪闯进了第三家珠宝店——在卢浮宫后面的“卢浮古董店”。他们是个相当成熟的队伍，不打劫小店小铺。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商店，把一位“手举得过高了点”的顾客丢在了身后的人行道上……该顾客的情况比上午的那位店员好一些，但还是被诊断为“情况恶劣”。

“这群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卡米尔顺着他说。

“是，也不是，”路易回答，“这些家伙还是很冷静，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真是硕果累累的一天啊……”

“可不是嘛。”

即便是对这样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又有着雄心壮志的队伍来说，六小时内四场抢劫，也是难得的好收成。但没过多久，可想而知，疲惫就会席卷而来。抢劫这种事，就像滑雪，意外总是在最后发生。带来最大损失的是最后一案。

“赛弗尔街，”路易又说，“珠宝店店主想抵抗。就在劫匪们要离开的时候，店主以为自己能拖住他们，他抓住那个卷走珠宝的劫匪的袖子，试图让他跌倒。当那个掩护的劫匪用莫斯伯格枪指着他的时候，另一个进行了反抗，最后那个店主吃了两颗九毫米的子弹，正中胸膛。”

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完成了，还是由于珠宝商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逸。

如果不说被劫店铺的数量，他们的作案方式还是相当成熟的。新晋专业人士，年轻人，叫嚣着，做着手势，对空开枪，跳过柜台。他们选的武器也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所用的，大得夸张，让人感觉他们其实怕得要死。这帮劫匪都太果决，太有组织了，而且毫不动摇。要不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渴望，他们最多在离开时留下一点附带性的损失，不至于杀人。

“一月的战利品呢？”卡米尔问。

“六十八万欧元。”路易清晰明了地宣布。

卡米尔抬起一条眉毛。倒不是因为他惊讶，珠宝商从来不会悉数全报他们的损失数目，他们总是会瞒下一大笔账，不，卡米尔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相：

“显然是超过一百万欧元。转手倒卖，六十万。或者六十五万。收益颇丰。”

“倒卖给谁呢？”

像这样一笔赃物，价值高昂，货源分散，转卖会损失不少，而且在小巴黎地区没有太有实力的窝藏主。

“我们猜测货物是从诺伊地区被运走的……但好吧……”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是第一时间产生怀疑。

“我们已经把她找来了，”一名警察说（他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我们会继续盘问她，但她似乎和这事没什么关系。”

那位女书记员已经厌倦透了。她转动着她的高跟鞋，扭来扭去，肆无忌惮地看着出口处。她涂了一层暗红色的指甲油，胸脯被一件开了最上头两颗纽扣的长袖衬衫紧裹着，像是要被撑破了一般，展露出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白色沟壑，让人忍不住紧张地盯着剩下的纽扣看，纽扣周围的衣料紧绷着，像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卡米尔看着她，在心里画着她的速写，她的确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但也只是总体印象。从细节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大脚丫子，短鼻梁，五官并不算精致，臀部虽然很有弹性，但位置有点太高——一个登山运动员的屁股。她喷了香水，有点……呛人。让人感觉像是站在一堆牡蛎边聊天。

“很好，”法官说着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分局长女士跟我说，您有一个线人……”

他说“女士”的时候用了一种强调的语气，好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称谓。那个女书记员讨厌这种私密谈话。她发出一声不耐烦的长叹。

“是的，”卡米尔肯定道，“我明天会得到更多信息的。”

“那就不要拖拖拉拉的了。”

“应该不会……”

法官很满意。他不是分局长，但他还是喜欢越多越好的数据。他想走了。他严肃地看了一眼女书记：“女士？”

声音里透着权威，掷地有声。

看看洛丽塔的表情，就知道法官一会儿有的好受。

16:00

女理发师的证词不错。她不断重复着她所说的，低垂着眼皮，像是个害羞的新娘。这是所有证词中最细节的了。甚至有点太过细节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需要戴个大风帽。鉴于外面的骚动，我要尽可能远离露台，靠近吧台。我点了杯咖啡。

那个女孩没死，当时边上停着的一辆车子把她救了起来。她被急救医疗队带走了。

在她出院之前，或者在我把她转移地方之前，她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躺着。

但首先，上满膛，莫斯伯格里装着七颗子弹。

“焰火”表演就要开始了。

我们外面再见。

18:00

尽管很紧张，卡米尔控制着自己不用手指敲击方向盘。在他的车里，所有的控制仪器都是放低的，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坐在座位上连脚都踩不着地，手臂也太短呢。在一辆为残疾人专配的车里，一切都要小心，也许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车子就飞出路边了。尤其是对于卡米尔来说，在他所有的缺陷中，他的双手尤其不够灵活，除了画画之外可以说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他停了车，穿过医院的停车场，一边重复着要对医生说的话，那种精心琢磨过的句子，能让你在十五分钟内显得温和有礼，但也是那种一到现场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句子。这天早上，接待处挤满了人，他直接上楼进入安妮的病房。这一次，他停了下来，柜台到他眼睛这么高（卡米尔估计一米四的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卡米尔从来不会误判一两厘米以上）。他绕了一圈，一脸权威地推开边上的小门进去了，门上分明贴了“禁止入内”。

“所以呢，”接待员大喊，“您看不懂法语吗？”

卡米尔出示了一下他的证件。

“是您？”

接待员开始大笑，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很好！”

她是真心说好。她瘦瘦黑黑的，目光炯炯有神，胸脯平坦，肩膀瘦得只剩骨头，四十岁左右，安的列斯岛人，胸牌上写着“奥菲利亚”。她穿着一件花边衬衫，丑得让人惊叹，一副白边框蝴蝶形眼镜，好莱坞般的夸张样式，一身烟草味。她朝着卡米尔张开掌心，让他等一等，她接了个电话，又草草挂了，然后转向卡米尔端详起来。

“您真矮啊！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我想说……难道招收警察没有一个最低身高要求吗？”

卡米尔没心思在这儿闲扯，但听了她的话他还是微笑了一下。

“我有豁免。”卡米尔说。

“啊哈！有关系啊！”

再这么聊下去，不出五分钟，这种率真就会发展成放肆。不管是不是警察，她都要来拍你肩膀了。卡米尔打断对话，要求和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主治医生说几句。

“这个时间点上，他正在巡视病房呢。”

卡米尔做手势表示他懂了，然后朝电梯走去。又折回来。

“她收到过任何来电吗？”

“据我所知没有……”

“确定吗？”

“您要相信我。尤其是这里，病人很少有能接电话的。”

卡米尔走了。

“喂喂喂！”

远远地，她挥动着一本黄页，像是发现了比她厉害的人一般。卡米尔又折回去。她用一种诱惑的眼神看着他。

“一张有用的小单子……”她轻声说。

这是张治疗单。卡米尔把单子塞在口袋里上了楼，询问了医生，还是得等着。

急诊室外面，停车场停满了车。这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一辆车子停在这里，只要不是待在原地太久，没有人会发现的：只要保持警惕、低调，保持移动。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