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部，有一种有灵性的狐狸，它老是拜月亮。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就作揖磕头，产生敬畏和向往，希望自己能像月亮那样放出光明。西部人把这种动物叫狐仙，这“仙”字，包括了超越、灵性和智慧等。而同时，我们又将不明白活的理由的人，称为“混世虫”――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虫子。

本书中的紫晓离开常昊的原因，也许就是不想做“混世虫”吧。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精神追求，人类才能活得更快乐、更明白、更自由。文学跟宗教、哲学、其他文化的目的一样，其终极目的就是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快乐。离开了这个目的，文学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常说，好的文学，必须做到两点：第一，世上有它比没它好；第二，人类读它比不读好。做到这两点的时候就是好文学，做不到这两点的时候就不是好文学。

好多人说：雪漠，文学拯救不了世界。我说，是的，文学有时连作家也拯救不了。比如司马迁，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君的屠刀总能随心所欲地伸向那些优秀的作家。但是，文学的无力是暂时的。因为，岁月或时光很快会让那些暴君的生命消失，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的作品却永远定格在人类文明的时空中。

更多时候，文学能拯救的，只是作家和跟他有缘的读者。不过，当每个人都能从文学中拯救自己时，就等于拯救了世界。所以，我始终认为，无论读者也罢，作家也罢，能拯救自己的，永远是他自己。他是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超越。不过，当世人都能拯救自己时，也就拯救了世界。

6

我常说的自由和超越，跟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和超越不一样。西方人常说的自由，更多地由制度、物质、宪法等因素来保证。我所说的自由，是无条件的自由。什么是无条件的自由？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光明，它不一定依靠外部世界和外部条件来实现超越，而是明白的内心本身就能实现超越。这个世界虽然很复杂，但许多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并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中，充满了各种概念，我们称之为“分别心”。人类的所有痛苦、烦恼都源于概念和分别心对心灵的束缚。

大手印哲学认为，当人类通过清洗自己内心的污垢，通过清洗自己内心的贪婪、愚昧、仇恨，扫除了诸多垃圾之后，人类本有的、像佛陀和耶稣那样伟大的心灵的光辉就会焕发出来。当我们的心焕发出这种光明后，就可能实现超越。

换一句话说，西方人的自由更多的像月亮一样，它借助一种外界的力量，包括法律、物质、或其他的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来实现自由。我追求的自由像太阳，它本身要能发光，它要去照亮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照亮它。

当我们的心灵足够强大时，就能和这个世界对话。那时，我们的心也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世界。它可以和这个世界对话、沟通、交流，但世界却别想侵略它。所以，我追求的超越，是要丰富自己的内心，清除心中的垃圾，让它像太阳那样发光，去照亮这个世界。就是说，世界无论有没有光，都不要紧，我自己的心会发光。

那么，文学如何实现这种超越呢？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净化，净化自己的灵魂。一个作家，当他真正地拥有主体性的时候，就是当他的心灵博大、足以吸收这个世界的诸多营养，却不受这个世界的许多诱惑的时候，自由才可能产生。

这种自由它是什么表现呢？

第一，它有一颗巨大的悲悯之心，却没有烦恼。他觉得这个世界给它的东西够多了，他不会贪婪地寻求更多的东西，不会掠夺更多的东西。大自然给他这杯水就够了，他感觉大自然太美了，他有一种感恩的心，他绝不会去掠夺更多的水。因为有了这种世界观，他远离了贪婪，自然也远离了烦恼。当我们拥有一颗巨大的博爱、悲悯之心，就自然没有贪婪和烦恼了。

第二，我们追求的自由是快乐的，从内心向外散发着大快乐，却没有欲望。一个满足的、自由的心灵可以观察到欲望，但欲望却干扰不了他。

真正自由的心灵就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世上的一切，但外界却别想干扰它。它非常宁静。无论我们的来和去，镜子都是那样宁静。

我追求的智慧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房子中有无数的人来来往往，镜子是明明了了的。但它不会看到美女就哈哈大笑，也不会看到醉鬼就非常讨厌。它本身也是一个世界。我追求的，就是能拥有明镜般的智慧，去照出整个世界，但世界却别想影响它。

就是这样。

黑歌手在寻觅娑萨朗的过程中，最后得到的，便是这种快乐和悲悯。

7

在中法文化论坛的那次对话中，法兰西学院院士德蕾问我：你认为能有多少作家能实现你所说的这种超越？

我告诉她，东方文化首先认为，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什么是人呢？人就是具有人的主体性。中国西部百姓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是个“人”，再高的评价就是他是个“好人”。骂他的时候就说他“不是人”。

我所说的这个超越，就是真正的“人”应该追求的智慧。人不应该是外部世界的奴隶。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为我认为的完美的“人”。

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要有一颗独立的心灵，有一种不受这个世界诱惑的智慧，有着非常强大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才可能成为好作家。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底线。如果没有这种智慧，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他只会制造文字垃圾，他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不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首先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拥有完美的心灵、拥有智慧，拥有博大的胸怀。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可能成为作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

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许多作家，其实不一定是作家，甚至不一定是“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却老是推销自己非常狭隘的“智慧”。比如，他甚至可能利用暴力和屠杀，将这种非常狭隘的“哲学”、“智慧”推销给世界，根本不去管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需要。如果一个作家被这样的暴力文化同化之后，就会去讴歌暴力。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东西，我们的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被我们讴歌的英雄，都是杀人最多的屠夫。

所以，直到今天，人类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局限，相反地他们仍在讴歌屠杀。你想，这个屠夫杀完人就死了，这种讴歌的文化却依托文字流传了下去，继续毒害下一代人类。于是，人类充满着暴力。这一代人死了，罪恶就会依托这种非常肮脏的文明，传给下一代人。所以，地球上的战争越来越多，民族间的仇杀也越来越多。

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达到“人”的标准去写作，这是罪恶。他会依托自己所谓的才华，把那种暴力，把那种仇恨传播开来，让整个世界都恶化。

8

在广东，最令我惊喜的，是这儿有许多我爱的或是爱我的朋友。他们大多是某一行业中的精英。在这儿，我甚至对百姓眼中的“官”也有着很好的印象。

真是这样。在广东，最令我高兴的，是这儿竟然汇聚了如此多的人才，竟然有着许多热爱我作品的读者。有不少读者从我的作品中得到了滋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某次，我刚住进东莞文学院，就涌来了数十位“粉丝”。东莞文联林岳主席每次谈及，总是感叹不已。

这一切，同样成了我的写作理由。

在东莞樟木头镇的一个山青水秀的所在，我完成了《西夏的苍狼》。跟我所有的小说一样，书中的部分构思和内容，十多年前就已有了雏形。那时，我便想写西部人到南方后的生活。不过，后来我才发现，《西夏的苍狼》并没写出西部人在东莞的生活，它其实成了一个寓言，它有着更广泛的外延和更值得追问的深度。它虽有毛病，却有其独有的光芒。许多时候，没有毛病的作品，便没有优势。因为，凭啥获益者，便因啥受到限制。有时的流行因素，恰恰可能是文学之大敌。

更也许，《西夏的苍狼》中那些世人眼中的毛病，恰好正是我的追求。我说过，我总是在打碎一些东西，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理念。我常常警惕的，就是时下流行的文学对我的污染。

也许，正像雷达老师在兰大演讲时说的那样：在目前的文学背景下，雪漠是个异数。

但我的想法却是，要是我写得和大家一样，我就不写了。我最珍贵的生命，最该写的，是一些无可替代的作品。所以，即使有无数不喜欢我的理由，那些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会承认：雪漠的小说，是无可替代的。我写出的，是只有我能写出的作品。任何人的作品，都高不过他自己的心灵。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在刚开始写小说时，就有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构思。那时，我将它起名为《老顺一家》，我想通过对一家农民命运的描写，写活一个时代和世界。我想告诉世界我所有的生命感悟。那个小说虽然没有面世――其实它已经整形后变成了别的小说。――我后来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它的成长。它就像一个树根，长出了《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也长出了《西夏咒》、《西夏的苍狼》和后面待写的《木鱼歌》。对前者，人称“大漠三部曲”。对后者，我称“灵魂三部曲”。

这，便是为什么我的许多小说总是开始于十多年前的原因。

那时，我并不懂小说创作的诸多技巧，我只想写出一个我感悟到的世界。而我在明白之后感悟到的，总是一个巨大的浑沌。它是一种巨大的存在，我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总觉得我能说出的，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真正能读懂《西夏咒》的朋友，也许就会明白我在说啥。

所以，我最初想写的那种能包罗我之所悟的全息作品，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幸运的是，后来，它虽然没有长成巨人，却承载了我生命和智慧的全息。后来，它的不同元素、不同章节，都像一粒粒种子那样，发芽，抽枝，开花，结果，成长为一部部新的长篇了。

我于是想，一个作家的作品，也许真像一些人说的，是一种生命的定数。我目前发表的几乎所有长篇，老源于我为文之初的那些“种子”。那时，我不过二十出头。我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才让那些种子发芽、抽枝、长成了大树，创造了一片很大的绿荫。

也许，这片绿荫，在日后的若干年里，还会带来许多清凉呢。

9

按我写作的惯例，《西夏的苍狼》还应该打磨几年。但为了践约，它只能面世了。我当然可以改得更好。我对小说所有的改，总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就是说，我对作品的修改，可能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成长不止，对作品的修改也不止。生命成长时，作品便也会成长。《西夏的苍狼》亦然。也许，它会以另一种方式――比如我会写另一部小说，来实现我的修改愿望。

虽然我可能写得更好，但该书仍是我最心爱的作品之一。毕竟，它实践了我的另一种文学追求，体现了我对世界的另一种解读和感悟。我说出了许多该说但一直没有说过的话。

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写作处于黄金阶段的作品。写它时，我仍然涌动着无穷的生命激情，书中的主人公，也成为我的另一个生命体，承载了我的很多向往。

更也许，它会告诉世界，雪漠的作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巨大的转折。从《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到《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管朋友们喜不喜欢，它总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西夏的苍狼》中，你会看到那种转变的由来和动力所在。

最后，该谈谈我感激的人了。这也是我的惯例。我总是忘不了那些帮我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善心，便可能没有我的成功。所以，在过去出版的小说中，我总能提供一长串的感谢名单。这次，有点例外了。我重点谈一个人。

《西夏咒》出版之后，妻看了之后，说，你在书中写了许多应当感激的人，但最该感激的，却没有提到。她说我应该感激陈亦新，因为书中的诸多修改和构思，都是他提供的。这是实情。我不善于编故事，命运便给我送来了一个善于编故事的儿子。由于我自小就严格训练他的想象力，他的构思才能是我望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正应了“善有善报”之说，我在儿子身上的所有生命投入，都得到了超值的回报。他是我的第一读者和最后定稿者。他老是遗憾，说《西夏的苍狼》要是重新剪裁，打磨几年，会成为更好的文学精品――这确实是可能的。他出了许多主意，将我的小说弄得精致了很多，更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品味。

陈亦新还是我生命中的“恩格斯”，他源源不断地向我送来那些“英磅”。他一直在打理着一个私人文学院。由于他的努力，我才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生机奔波了，也有了一些帮助别人的所谓“善举”。在《西夏的苍狼》中，我引用了他和陈建新的几段文字。某年春天，我们一同去藏地朝圣。那次经历，我直接嫁接到了主人公紫晓的身上。

还有许多帮过我的朋友，人数很多，不胜枚举，一并致谢了。

在此，向所有我提到的或是没有提到的帮过我的朋友表达我的谢意。

愿你们明白、快乐、清凉、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