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从不和园子里或暖房里的事打交道。有空时我喜欢到医院外面去。我通常和总护士长一起打打高尔夫球或开车兜兜风。我们一起安排业余时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意味，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自鸣得意。她要传递什么信息？他思忖着。她这样提到总护士长，是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告诉他，她是教师们中的佼佼者，理应受到尊重？

他说：“去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当吉尔瑞小姐带着尼古丁回来时，你不是也在暖房里吗？”

“我不记得了。”

“我想你最好再回忆一下，护士长。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其他的人都记得很清楚。”

“如果他们说我在场，那我大概就是在场。”

“吉尔瑞小姐说她把那一整瓶药拿给你们看，还开玩笑地说了一些话，说什么只要几滴就足以毒死整个学校的人。你告诉她不要小孩子气了，得把那瓶东西放好锁紧。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这是梅维斯·吉尔瑞一向会说的傻话，我敢说我的确叫她得小心一些了。遗憾的是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你对这两次死亡事件表现得很平静，护士长。”

“我对每一次死亡都表现得很平静。如果我不这样，就不能把工作做下去了。死亡在医院里随时都会发生。它此刻或许就在我的病房里进行着，今天下午，我的一个病人就会死去。”

她说这番话时突然变得抵触起来，表现得激烈而生硬，仿佛在指责死神那可怕的手指会将病房里她负责的任何一个病人带走。达格利什发现这番突然的情绪变化中透着一点慌乱。看来这副毫无魅力的厚实身板里藏有喜怒无常、易怒、毫无理性的性情。那双毫不起眼的小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有一瞬间遇到了他的目光，里面满是阴郁的怨恨。那张固执的小嘴里蹦出一串串不满和愤懑的嘟囔声。突然间，她仿佛被施了魔法，发生了突变，她怒目圆睁，脸上因愤慨而怒火燃烧，以至于这张脸变得凶神恶煞。他看见了她对于自己所照料的病人的那种炽热的爱。这个女人的外表毫无奇特之处，她已经将她的生命以一种令人生畏的决心献给了唯一的目的。如果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对被她视为更大的善的东西造成了障碍，献身的决心究竟会使她做出什么事来呢？在达格利什看来，她基本上算得上聪明。然而通常谋杀极少可能是蠢人干的。这两起谋杀，就其复杂程度看来，会是一个聪明女人干的吗？消毒剂可以迅速到手，尼古丁又很容易买到。这两起死亡事件不都表明了这是由突然失控的冲动造成的，连想也不想就采用了最容易获得的手段吗？然而在医院里，难道没有更为适当的自杀方式吗？

那双精明的眼睛正用警惕而厌恶的眼神看着他。

整个讯问过程中她都在蛮横逞凶。想要去谋求这样一个目击者的好感毫无希望，他也没有兴趣去尝试。他说：“我想把昨天晚上以及那天早上佩尔斯护士死时你的活动过一遍。”

“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情况如何我已经告诉过贝利警察了，还给你送了一张字条。”

“我知道，谢谢你。现在我要听你自己说。”

她没有再对抗，而是把她的活动和行踪按时间顺序背了一遍，就像在背火车时刻表。

她对希瑟·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自己活动的叙述与字条上所写的几乎完全吻合。她只是述说她的活动，没有提出任何推测与见解。在最初那场情感爆发之后，她显然决心要坚守事实了。

1月12日，星期一，她早晨6点30分醒来，和总护士长一起喝早茶。在泰勒小姐的房间里共饮早茶是她们多年来的习惯。她在7点15分离开总护士长寓所，然后去洗澡、换衣服。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待到7点50分，从大厅的搁物架上取下她的报纸，走向餐厅。在楼梯上或大厅里，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她与吉尔瑞护士长、罗尔芙护士长一起在餐厅里吃了早餐，吃完后最先离开了餐厅。她不能准确说出离开的时刻，但那应该不会迟于8点30分。接着她又回了她在四楼的起居室，然后步行去了医院，在9点前到达病房。她知道综合护士协会来视察的事，很明显总护士长已经和她说过了。示范教学的事她也知道，因为护士培训计划的细节都贴在大厅的告示牌上。她也知道约瑟芬·法伦生病的事，因为罗尔芙护士长夜里给她打过电话。然而她却不知道佩尔斯护士要顶替法伦。她承认她只要看一眼公告牌就会知道，但她没有费神去看。她没有理由去关心这件事。对普通护士培训计划的兴趣是一回事，费神去核对谁来扮演病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不知道那天早上法伦护士回了一趟南丁格尔大楼。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严责她一顿。她到病房时法伦已经回来了，躺在床上。病房里也没人注意到法伦离开过。很显然，当班的护士以为她在浴室或卫生间里，她们没有检查出来，理应受到严责，但是病房里特别忙，没有人料想到病人——尤其是实习护士——行事会像个白痴。法伦护士离开病房的时间大概也只有20分钟。她在黑暗的清晨走到外面，显然也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她的流感很快就好了，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她在病房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沮丧，如果有什么叫她忧心的事，她也不会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倾诉。在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来，那姑娘情况好极了，完全可以出院，回到她那帮住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同学中去。

接着，她用同样阴郁、平淡的声音把昨晚的去向说了一遍。总护士长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会议了，所以她独自一人在护士长起居室里看了一晚上电视。她22点上床睡觉，大约23点45分时被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电话叫醒。她抄近路穿过树林来到病房，帮助当班的实习护士为做完手术回房的病人准备好床铺。她和她的病人待在一起，一直等到输氧和输液都完成了，病人的情况也如预料中的那样良好，才满意地离开。凌晨2点多，她返回南丁格尔大楼，在回房间的路上看到莫琳·伯特正从卫生间出来。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几乎立刻便出现了。她和她们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谢绝了她们要给她冲一杯可可的好意，就径直回房了。是的，她也看到了有一束光线从法伦房间的锁孔里射出来。她没有进法伦的房间，也就无从知道这姑娘是死还是活。她睡得很好，但7点刚过就被叫醒了，罗尔芙护士长冲了进来，带来了法伦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消息。自从星期二晚餐后法伦从病房里病愈出院以来，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法伦。

达格利什听完叙述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喜欢佩尔斯护士或是法伦护士吗，护士长？”

“不。但她们哪一个我都不讨厌。我认为没有必要和实习护士有什么个人关系，更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她们要么是好护士，要么不是。”

“她们是好护士吗？”

“法伦比佩尔斯好些。她更聪明，更有想象力。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同事，但是病人都喜欢她。有些人认为她对人冷淡，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病人这样说。佩尔斯太努力了。她到处显示自己，似乎自己像一个年轻的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许是她自以为像。她总是在考虑自己留给了别人什么印象，基本上是一个傻姑娘。但是你可以信赖她。她一向只做正确的事。法伦则是做得好。除了教育之外，还需要天分。等到你快死的时候，亲爱的先生，你就会知道那个差别了。”

看来约瑟芬·法伦既聪明又富有想象力，这一点他能相信。但是他没有料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会赞扬这两个优点。他回想起午饭时的谈话，她坚持认为护士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他小心地说：“我很吃惊，你竟然会把富有想象力列入一个护士的美德之中。我以为你会把绝对服从命令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很难把想象力与一个听话的下级对权威的服从协调在一起，因为富有想象力的人绝对是个性化的、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如果我说得太冒昧，请原谅。我知道这与我在这里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很好奇。”

这与他在这里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好奇心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她没看出来，生硬地说：“首先得服从正确的权威。你在一个讲究纪律的行当里工作，我就不必对你说这个了。只有当服从出于自愿，纪律受人理解，甚至受人欢迎，人们才会明白当时机到来时，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想象力和聪明如果不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对护理工作就是危险的。”

如此看来，她并不像她外表所表现的那样，也不像她有意在同事们面前显露的那样，是一个简单、固执、墨守成规的人，她也有想象力。他心里疑惑，这就是玛丽·泰勒了解并看重的那个布鲁姆费特吗？然而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没有错。她基本上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即便是现在，她或许也是在用这些话表达另一个意思。“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看来，在南丁格尔大楼里，有人并不缺乏勇气，已经游走于它们之外了。他们互相看着。他开始疑惑，南丁格尔大楼是否对他施加了某种符咒，是否大楼那可怕的气氛开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影响了。因为在这厚厚的镜片后面，他似乎看到了那双眼睛在变化，似乎探测到了某种急于要传达的、渴望被了解的需求，甚至是求助的愿望。片刻后，幻象又过去了。他面对的又是所有嫌疑人中最为普通、最不妥协、最单纯的那个人了。这次全面的谈话结束了。

<h4>5</h4>

已经过了晚上21点，达格利什和马斯特森仍然在办公室里。他们去睡觉之前至少还要工作两个小时，将谈话记录进行检查和对比，寻找口述中矛盾的地方，计划明天活动的安排。达格利什决定让马斯特森继续工作，自己则拨通了总护士长寓所的内部电话，问她是否能给他20分钟时间。礼貌和工作程序都要求他只能等待她的通知，然后才能见面谈话，但是他在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另有一件事情要办，他需要见她。

当达格利什通过走廊走到起居室时，总护士长已经将寓所的门打开等他了。他敲了门走进去，立刻置身于一片平和、宁静和光明之中，也是一片寒冷之中。房间里出人意料的冷。壁炉里的火虽然烧得很旺，但暖气很难到达远处的角落。他向她走过去时，发现她穿着很得体，长腿被包裹在一条褐色天鹅绒便裤里，上身套着一件浅褐色的高领羊绒套头衫，袖管从易受损伤的腕部往上推了回去。一条鲜绿色的丝巾在喉部打了个结。

他们一起在沙发上坐下。达格利什看出她一直在忙。一只皮箱打开靠在咖啡桌的腿旁，表面覆盖着一层报纸。一把咖啡壶立在壁炉中，木头和咖啡好闻的温暖气味弥漫在房间里。她问他是要咖啡还是威士忌，只有这两样东西。他要了咖啡。她起身取了第二个杯子，转身回来时已经倒上了咖啡。

达格利什说：“我想有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找到了毒药。”

“是的，吉尔瑞和罗尔芙在你和她们谈过话之后，都来见过我了。我想，这就意味着是谋杀，不是吗？”

“我想是这样，除非法伦护士自己把那个罐子藏起来了。但那似乎不可能。只有好出风头者或精神病患者才会为了引起最大的轰动，精心掩饰自杀的秘密。在我看来，这个姑娘两者都不是，但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法伦基本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如果她要自杀的话，一定是为了某种她认为十分充足的理由。而且我料想她也一定会留下一个简短但清楚的字条，给出解释。有大量的自杀者为了给其他人制造麻烦而自杀，而法伦不会。”

“我估计也是这样，但是我想要问一问真正了解她的人。”

她问道：“玛德琳·戈达尔说了些什么？”

“玛德琳·戈达尔认为她的朋友是自杀，但那是在我们发现尼古丁之前说的。”

他没有说在哪里找到的尼古丁，她也不问。达格利什不打算告诉南丁格尔大楼里任何一人那个尼古丁罐子是在哪里找到的。但是有一个人知道它藏在哪儿，碰巧会出于无心泄露出他犯罪的秘密。

他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吉尔瑞小姐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在她房中招待了一个朋友。她说是让他穿过你的房间走出去的。这没有让你感到奇怪吗？”

“没有，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把寓所的门开着，这样护士长们就可以使用后楼梯了。这至少让她们觉得自己不受干扰。”

“却以你自己的隐私为代价，不是吗？”

“啊，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她们不会走进我的房间，我相信我的同事。即使不是这样，这里也没有什么会让她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把所有的公事文件都放在医院的办公室里了。”

她当然是对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对这里的任何东西感兴趣。这间起居室极富个性，几乎和他自己那间坐落于奎因希哲、俯瞰泰晤士河的寓所一样简单、朴素。或许那就是他在这里总感到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的原因。这里没有挂任何能让人产生遐想的照片，抽屉里只有些零碎的东西，没有积累多年的秘密；没有显示个人趣味的绘画作品；没有能显示出社交圈的邀请函，甚至连她是否有社会生活都无法证明。达格利什主张个人寓所不受侵犯，在他看来，他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任意进出是不能容忍的。然而这里却有着一个更能保住自己隐私的人。这个过于自信的女人把自己的隐私保护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让周围的个人环境里都没有任何可以泄露隐私的东西存在。

他说：“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告诉我，约瑟芬·法伦曾有段时间是他的情人，那是在她上一年级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正如我几乎可以肯定梅维斯·吉尔瑞昨天的访客是伦纳德·莫里斯一样。在医院里，流言蜚语是通过渗透的方式传播的。一个人总是不记得已经听过了最新的丑闻，只是贪婪地想再打听更多。”

“会有这么多要打听的事吗？”

“或许只是一些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的人或事罢了。这很出人意料吗？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每日里看惯了病人遭受痛苦和衰竭的折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会想那么多，只会利用打听绯闻来安慰自己。”

什么时候，在谁那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安慰？他心里思忖着。是在她的工作中吗？是在她的工作带给她的权力中吗？是在天文学上，在漫漫长夜里追踪星球的移动轨迹中吗？或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当然不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看在上帝的份上！

她说：“如果你怀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而杀了人，那么，我不相信。这件事连我都知道了，无疑早已传遍了半个医院。科特里-布里格斯不是一个做事周全的人。此外，这种动机只适于一个易受公共舆论攻击的男人。”

“每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易于受到公共舆论攻击。”

她那双非同凡响的凸眼睛突然向他射出尖利的一瞥。

“当然。无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为了阻止个人的灾难或公众的羞辱也会去杀人。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去阻止人们知道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自愿和他上床，或者阻止人们知道尽管他已人到中年，仍然有能力找到并满足他的性快感。他不会为此杀人。”

她的声音中似乎有一丝轻蔑，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不满。有那么一刻，他在她的语调中捕捉到了一种罗尔芙护士长的回声。

“那么希尔达·罗尔芙和朱丽亚·帕多的友谊呢？你知道这件事吗？”

她苦笑了一下：“友谊？是的，我知道，我想我了解她们，但我不能确定你也了解。按照正统的观念来看，如果这件事传开，人们会认为是罗尔芙腐蚀了帕多。但如果说那个年轻女人被腐蚀了，我怀疑那是在来约翰·卡朋达医院之前的事。我不打算去干涉。这件事会过去的。几个月后，朱丽亚·帕多就会取得国家注册护士资格证。我碰巧知道她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好几个打算，但肯定不包括留在这里。恐怕罗尔芙护士长会面临巨大的不幸。但是当不幸到来时，我们必须面对。”

她的声音告诉达格利什，她知道并正在关注此事，事情的发展也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不是一件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事。

他默默地喝完了咖啡，起身准备离开。此刻他已没有什么事需要再问了。他发觉自己对于她声音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敏感得令人厌恶，每一次沉默都似乎暗示着达格利什的存在不受欢迎。他知道自己的来访很难谈得上受欢迎。他已经习惯充当消息通报者的角色了，仅仅是通报坏消息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糕时就得通报灾难了。但至少，他可以不再强迫自己和她一起再多待一分钟了。

当她起身送他到门边时，他随意地提到了这幢大楼的建筑，问起它属于医院多久了。她说：“这是一场相当可怕的悲剧。这个地方是由一个叫托马斯·南丁格尔的人于1880年建造的。他是当地一位制造绳索的商人，在地方上有了点名气，想要盖一幢大楼来显示他新树立的地位和尊严。他的姓其实与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夜莺毫无关系，只是巧合罢了。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一直住到了1886年，他们没有孩子。那年一月，人们发现一个女仆的尸体吊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她名叫南希·戈林治，是个19岁的女孩，是南丁格尔太太从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当尸体从树上取下时，人们很明显地看出她受到过长达数月的故意摧残、鞭打，甚至是折磨。那是一种蓄意的性虐待。这个案件最令人发指的特征便是大楼内的其他人员必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显然领受了很好的待遇。南丁格尔受到审讯时，他们给他唱了动人的颂歌，称赞他是一个正直、体贴人的主人。这必定和一些现代的儿童受虐案相似，在这些家庭里只有一个成员被挑出来受到忽视和暴力虐待，而其他人则对这种虐待表示默许。我想他们也许是与虐待狂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感受，也或许只是希望拼死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还是有点怪。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转而反对南丁格尔，甚至案件开审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地的舆论达到高潮时，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都被判有罪，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我想他们死在了里面。不管怎样，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南丁格尔大楼。它被卖给了一个退休的皮靴制造商。他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便断定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于是转而卖给了这家医院的一个董事。他在这里度过了余生的最后12年，把它遗赠给了约翰·卡朋达医院。如何使用它一直是这家医院最棘手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它的确不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但是很难看出它到底适合用来做什么。有一个传说，每年这个时候，天黑之后在院子里能听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在哭泣。我从未听到过，也尽量不让学生们知道这个故事。只是这绝不是一幢快乐的房子。”

达格利什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想，原来它过去比现在更不快乐。现在，在暴力和仇恨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两桩谋杀。

他告诉马斯特森现在可以下班休息了，便坐下来独自研究文件。警官刚要离开时，屋外的电话铃响了。是法医学实验室主任打来的，化验已经做好了。约瑟芬·法伦死于尼古丁中毒，尼古丁来源于那罐玫瑰花喷雾剂。

<h4>6</h4>

当他最终锁上南丁格尔大楼的边门，动身步行返回猎鹰者武器旅馆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老式的街灯照射着道路，但是它们的间距很远，灯光又昏暗，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是走在黑暗中的。他没遇见一个人，并且完全相信这条本来就人迹罕至的路在夜幕降临后便更少有学生光顾。雨已经停息，风却又起了，摇落了交错的榆树枝上的雨水。他能感觉到它们纷纷落到脸上，滑进他的外衣衣领。他忽然有点后悔早晨没有把车开来。树栽得很靠近路边，中间只隔着一条狭窄、湿润的草皮。尽管起了风，今天夜里却还算暖和，一层薄雾在树木间飘动，环绕在街灯旁。路大约有10英尺宽。这里从前一定是进入南丁格尔大楼的主车道，但是它在榆树丛和桦树丛中间不合情理地绕弯，似乎大楼最初的主人想要延长他的车道长度，以增加他对自我重要性的感受。

他一边走着，一边想起了克里斯汀·达克尔斯。他在15点45分时见过她了。单人病房在那时十分安静，即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那周围转，她也小心避开不与他照面。当班的护士接待了他，把他带进了达克尔斯的房间。那个姑娘已经靠着枕头坐起来了，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仿佛一个刚刚分娩了的母亲。她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在期待着有人送上祝贺的话语和鲜花。有人已经给她送了一瓶黄水仙，床头柜上的茶盘旁边还有两盆菊花，被子上扔着几本杂志。

她讲述故事时努力表现出漠不关心和后悔的样子，但难以令人信服。她因为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而快乐、而容光焕发。为什么不呢？总护士长来看过她了。她已经忏悔过了，也得到了原谅。现在她得到了赦免，心里充满了一种异常甜蜜的欢快情绪。他想，说得更中肯一点，是因为两个本可以对她造成威胁的女孩已经永远地走了。戴安娜·哈泼已经离开了医院，希瑟·佩尔斯则死了。

达克尔斯护士到底忏悔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精神上获得了如此非同寻常的解放？他但愿自己能知道。从她的病房里出来时，达格利什并没有比进去时了解得更多，但至少证实了玛德琳·戈达尔关于她们一起在图书室学习的证词。她们互相证明了对方早餐前的不在场证据，除非她们事先串通好了，但看来不可能。早餐后她端着她的最后一杯咖啡走进了暖房，在那里坐下看《护理宝鉴》，直到去参加示范课。帕多护士、哈泼护士和她在一起。这三个女孩同时离开暖房，去了一下三楼的浴室和洗手间，然后便直接去了示范室。因此克里斯订·达克尔斯很难找到机会在喂食里下毒。

达格利什走了将近50码远，他的脚步在半空中停住了，像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般，有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秒钟，他认为自己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他站着一动不动，尽力辨别那个极端奇怪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甚至连风声都停息了。然后他又听见了，这一次绝不会搞错。这不是夜间动物的叫声，也不是头脑由于过度疲倦而产生的幻听。在他左边那簇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女人在凄惨地悲号。

他并不迷信，但是个富有想象力的男人，对周围的气氛有着男人的敏感。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之中，听到人的声音和渐起的风声在恸哭，他有些畏惧，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那个恐怖又无助的19世纪女仆仿佛用她冰凉的手指在他身上触了一下。在那可怕的一秒钟里，他走进了她的悲惨和无助之中。过去和现在混杂在了一起。恐怖是永恒的。那令人绝望的最后一幕现在就在这里上演。接着，这一刹那一闪而过。这是一个真实的声音，一个活着的女人的声音。他打开手电筒，离开大路，转进树林里那一片彻底的黑暗中。

离开草皮边缘大约20码，他看见了一栋12英尺见方的木棚，昏暗灯光从一扇窗户中透出，在雾中凝成一道光束，照在最近的榆树干上。他大踏步向它走去，脚步声被潮湿的土地吞没。他推开门，飘过来迎接他的是一股温暖、浓厚的木头和煤油气味，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是人类生活的气息。一个女人蜷缩成一团，坐在破旧的柳条椅上，身旁倒放的箱子上搁着一盏风雨灯。

她立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一头被困在窝里的野兽。他们俩互相无声地对视着。尽管一看到达格利什，她那粗野的号叫立刻戛然而止，仿佛这号叫是假装的一样，那双热切凝视着他的眼睛虽然流露出恐吓的眼神，却是明亮的，没有阴云。这头野兽也许在痛苦之中，但它是在自己的领地，所有的感官都是警觉的。当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听起来有些忧郁，有些挑战的意味，但没有一丝好奇或恐惧。

“你是谁？”

“我叫亚当·达格利什。你叫什么？”

“摩拉格·史密斯。”

“我听说过你，摩拉格。今天晚上你去过医院。”

“没错。柯林斯小姐让我向常住职工宿舍打个报告。如果不能待在南丁格尔大楼，我要求回到医务人员宿舍。啊，不！不是该死的害怕！我只是和大夫相处得太好了，所以他们把我赶到职工宿舍。他们在这儿不停地咒骂，真的。我要见总护士长，但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不能去打扰她。”

她停止叙述自己的悲苦，无意识地用手不停去拨弄风雨灯的灯芯。灯亮了些，她鼓起眼睛看着他。

“亚当·达格利什，这个名字挺好玩。你是新来的，对吗？”

“我今天早晨才到这里。我猜他们已经告诉你法伦护士的事了。我是一个警探。我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出她和佩尔斯护士的死因。”

一开始，他以为这个消息会激起她的另一轮号叫。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想了好一会儿，喘了一小口气，又突然合上了。她生硬地说：“我没有杀她。”

“佩尔斯护士？当然不是。为什么会是你呢？”

“那个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那个人是谁？”

“那个警察，那个该死的警察比尔·贝利。我看得出他是怎么想的。他问我们所有人问题，在你悲痛的时候，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你。什么‘你起床后做了什么’，他认为我能干什么？干活呗！那就是我做的。还有什么‘你喜欢佩尔斯护士吗？’‘她曾经对你有不友善的举动吗？’。我倒真想让她试一试。不管怎么说，我连认都不认识她。还有，我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最多也不过一个多星期。但是我看得出他的目的。他和别人一样，想要怪罪我这个可怜得要命的女仆。”

达格利什走进木棚，在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他本就打算要找摩拉格·史密斯问问，看来这是一个好时机。他说：“我想你弄错了。贝利警察没有怀疑你，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她嘲弄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警察告诉你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哎呀，你爸爸没有告诉过你吗？他真的在怀疑我。该死的贝利！我的上帝，我爸爸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警察的事。”

达格利什想，无疑警察也能说出大量关于爸爸的事，但是他却掐断了这条谈话的轨迹，认为从它里面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她有可能把警察比尔·贝利的名字用作了押头韵的游戏，津津有味地玩弄着它。达格利什赶紧捍卫他的同事。

“贝利警察只是在尽他的本分。他没有要打扰你的意思。我也是一名警察，也会问人问题。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做。没有你的帮助，我会寸步难行。如果法伦护士和佩尔斯护士被人谋杀了，我就要找出来是谁干的。你知道，她们还年轻。佩尔斯护士也只有你这么大，我想她们也不想死。”

这是个关于正义和情感的吁求，有理有据，他不知道摩拉格会有何反应，但昏暗中，他看见她那尖锐的小眼睛在看过来。

“帮你！”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别骗我了，你们这种人不需要帮助。你们连如何把牛奶灌进椰子壳都知道。”

达格利什心里忖度着这个令人吃惊的比喻，他决定把它当作一句表达敬意的话，反正没有人反对。他把手电筒稳稳地立在长凳上，这样手电筒便能在屋顶上投下明亮的光圈。他移动大腿，使它们更紧地靠在墙上，又把头靠在墙上挂的一大束酒椰秆上，感到格外的舒服，便摆出谈话的架势问道：“你时常来这里吗？”

“只有心烦的时候才来。”她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心烦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人都会有的事，所以她们得早作防备。

“这里很僻静，”她又充满戒心地加上一句，“总之，这里以前一直都是很僻静的。”

达格利什感觉受到了指责：“对不起，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啊，我不是说你，只要你喜欢，可以再来。”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粗野，但显然充满了敬意。他们在令人意外的友好气氛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木棚结实的墙包围着他们，将他们与咆哮的风声隔离开，留在这一片不自然的沉寂之中。屋内空气很冷，带着一股发霉的气息，还有刺鼻的木头味、煤油味和腐烂树叶味。达格利什看了看周围，这地方也很难说不舒适。墙角有一大捆草，有一把破旧的藤椅——式样和摩拉格蜷缩在上面的那张椅子相似——有一个倒放的包装箱，上面盖了一张油布，权当作桌子用。他勉强辨认出箱子上一个汽化油炉子的形状来。墙上的木架上放着一个白色铝制茶壶和两个大酒杯。他猜想园丁曾经把这个地方用作他辛勤劳动后舒适的休息所，同时也用作盆栽植物储藏室。在春夏之季，树林一片寂静，周遭有鸟儿在歌唱，达格利什想，那时，这里一定是一个舒适宜人的隐身之处。但现在是隆冬。他说：“原谅我的问题，在你自己的房间休息不是比这里更舒服、更隐秘吗？”

“南丁格尔大楼那边不舒适、暖和，常住职工宿舍里也一样，我喜欢这里。这里有一股我父亲份地【8】上茅屋的气味。天黑之后没人到这里来。他们都怕鬼。”

“你不怕吗？”

“我不信这些。”

达格利什想，这是一种绝对自信、坚定的怀疑主义。你不相信一个东西，因此它便不存在，你便不会受到幻想的折磨，享受到自信的报偿，即使这个报偿只是当你感到心烦时，对一所园中小屋无可争辩的占有。他发现这值得赞赏。他犹疑着是否应该盘问她苦恼的原因，或许还可以建议她去向总护士长倾诉。那狂野的哭号真的只是由比尔·贝利暴躁、愤慨的盘查引起的吗？贝利是一个好侦探，但在待人方面不够细腻。人是经不起批评的。每一个侦探，不管他如何老练、成熟，都知道与证人对抗极不明智。一旦发生了这种事，就很难从证人——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女人——那里掏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使这种反感的情绪部分来自潜意识。对于一桩谋杀案的调查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你、愿意开口说话。比尔·贝利在对待摩拉格·史密斯时完全失败了，亚当·达格利什在这期间也失败了。

他回想起从贝利警察手中接过这桩案子时，贝利在那短短一小时中说过的话——关于那两个女仆的情况。

“她们俩都没有嫌疑。老的那一个，玛莎·柯林斯小姐已经在医院里干了40年，如果她有杀人的倾向，之前就该显露出来了。她主要关心的是卫生间消毒剂被人偷拿的事。她似乎把这看成是她自己的失职。大概她认为卫生间是她的责任范围，而杀人事件不是。年轻的那一个，摩拉格·史密斯，在我看来是半个白痴，固执起来就像一头行军中的骡子。我想，这样的事她干得出来，但即使要我的命，我也看不出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我所知，希瑟·佩尔斯并没有去惹她。无论如何，她也没有这样干的时间。摩拉格在佩尔斯死的头一天才从大夫住处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我推测她对这种调动不太高兴，但那也很难成为杀掉护士学生的动机。此外，这个姑娘是不怕吓的。她很固执，但不怕吓。如果是她干的，你怕是无法证明了。”

他们一语不发地坐着，达格利什不急于探听她的痛苦，怀疑她只怕遇事就要痛快地哭一场，对这种毫无理性的需求已经上瘾了。为了哭，她挑选了这个秘密的处所，即使物质上的隐私已经受到了侵犯，她却给予了自己保有情感上隐私的权利。他为人过于沉默寡言，对于打听他人情感没有兴趣。哭泣给了那么多好打听的人“安慰别人”的借口。他很少关心这种事。人类在他看来永远是有趣的，他们身上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感到意外，但他从不让自己卷入其中。他一点也不奇怪摩拉格为何喜欢这间茅屋，因为这间小屋有家的气息。

他渐渐能够听懂她咕哝声中混乱的意思了。她又回到述说她的悲苦上来了。

“他就那么一直盯着我。反复问同一件事儿，盯住了就不放。你看他那副样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似的。”

她突然转过身对着达格利什：“你现在会感到性冲动吗？”

达格利什立即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认真的关注。

“不，我岁数大了，当我又冷又疲倦时体会不到那种事。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你要独自，或是和你的伴侣享乐，需要的大多是物质方面的满足。”

她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着一股难以置信的神情，还混杂着一种怜悯。

“你也不是那么老。不管怎样，还是得谢谢你的手帕。”在把它交回去之前，她抽噎了最后一下。达格利什迅速把它塞入自己的口袋，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把它偷偷地丢到长凳后面去。他伸长双腿准备动身离开，以至于只听到了半句她接下去说的话。

“你说什么？”他问，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不显出好打听的样子。

她生气地回答：“我说他没看出来我喝了那牛奶，不管怎么说，让他去死吧，我决不告诉他。”

“是示范室里用来做喂食的牛奶吗？你什么时候喝了它？”

他努力使自己显出就事论事的样子，假装只是稍微有点感兴趣。但他感受到了木棚中的沉默，还有那两只锐利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正在告诉他什么吗？

“那时是8点钟，也许还差一分钟，我走进示范室，看我是不是把清洗工具落在那里了。我看见了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就喝了一些。只是喝了上面的一小层。”

“直接从瓶子里喝的吗？”

“嗯，那里又没有杯子，不是吗？我口渴了，看见了牛奶，想喝些，所以就喝了一大口。”

他问到了那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你只是喝掉了上层浮着的乳脂，是吗？”

“没有什么乳脂。它不是那种好牛奶。”

他的心跳了起来。

“接着你又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但是你不怕护士长导师会注意到牛奶瓶不是满的吗？”

“瓶子是满的。我从水龙头接了些水来灌满了它。不管怎样，我只喝了两大口。”

“替换了瓶口上面的封印？”

“没错，我做得很仔细，所以他们没看出来。”

“你没和任何人说？”

“没人问过我。警察问我去没去过示范室，我说7点前去做了一些打扫工作。我不想告诉他废话。无论如何，那又不是该死的他的牛奶，他又没出钱。”

“摩拉格，你对当时的时间有把握吗？”

“8点钟。示范室的钟显示的是8点。我看了它一眼，因为人家吩咐过我，得去帮忙准备早餐，餐厅的女仆得了流感，休假了。某些人认为你能够同时在三个地方工作。不管怎样，我走进餐厅时护士长和学生们都在吃早餐了。那时柯林斯小姐瞧了我一眼说，又迟到了，摩拉格！所以那时肯定已经是8点了。学生们总是在8点开始吃饭。”

“她们都在吗？”

“当然都在！我告诉你！她们都在吃早餐。”

但他知道她们都在。从8点到8点25分的这25分钟是所有的女性嫌疑人都在一起的唯一一个时间段，她们在柯林斯小姐和其他人员的注视下共进早餐。如果摩拉格没弄错的话——对此他一点也不怀疑——那么讯问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对于从8点到8点40分全班集合间的时间，只有六个人提不出确实的不在场证据。他当然还得去查一查谈话记录，但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曾受过训练，能随时随地回想起这类关键信息，那些名字一一在脑海中浮现：罗尔芙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戈达尔护士、伦纳德·莫里斯和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

他轻轻拉着姑娘站起来：“来吧，摩拉格，我送你回宿舍。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在我有机会记下你的谈话之前，我可不想让你得肺炎。”

“我可不要写下什么废话，我又不是有学问的人。”

“有人为你写下来，你只要签个名就行。”

“我不在乎干那个。我可不是傻瓜，我想我能签我自己的名字。”

他得在场亲眼看她签字。他有一种感觉，马斯特森警官在对待摩拉格上不会比贝利警察做得更好。他要亲自记下她的口述，这样更保险一些，即使这意味着他明天动身去伦敦的旅行要比原计划迟一些。

但是这些时间花得值。当他转身去推开他们身后紧闭的棚屋门时——它没有上锁——他感到了自从找到尼古丁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现在案件的侦破有些起色了。总的来说，这一天还不算太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