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双胞胎有时会有并发症……”

旁边车道上有一辆车呼啸而过，开得太快。我没有回应他。

“而且只有一份薪水也要适应一段时间。”

我的胃忽然有些不舒服，胸口也有些闷，一时间我忽然有些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压力太大，我要平静下来，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又做了一次深呼吸。

“而且你也知道，孩子总会长大的。”他说。

“我知道。”我说，声音很小，外面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如果这次我不是从职业阶梯的攀升中暂时休息一下呢？如果我再也上不了这个阶梯了呢？工作是我身份的一部分。我准备好放手了吗？

我两样都想要。既要陪孩子，又要有成功的事业。但这似乎不可能。

过了一段时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我只不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轻声说，“我只希望我们能过上好日子。”

<b>我看着尤里离开，走向街对面停的一辆黑色四门轿车</b>，华盛顿特区的车牌——红、白、蓝三色。我读了车牌号，默念着，一遍、两遍。我看他发动车子，开出路边，沿着街道一路远去，直到尾灯也不见了，便立刻从包里拿出笔和一张碎纸，匆匆记下车牌号。

记下车牌后我就瘫坐到地上，双臂抱住双膝，我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刚才的一切是真的吗？

我之所以陷入这些麻烦，就是因为要保护马特，让他陪着孩子，尽可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可现在，他却走了。

他在玛尔塔和特雷的事情上骗了我。他和尤里说过他们，他肯定说过。我怎么能如此轻信他？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真相？他的面容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忘不了他发誓从未对外透露情报时的样子，没有一丝伪装。我真的无从辨别哪个是谎言，哪个不是。

还有孩子，天啊，我们的孩子。你是孩子的唯一依靠。尤里说得对，不是吗？如果我进了监狱，他们会发生什么？

我听到身后的门开了，门嘎吱嘎吱响，听上去真该修修了。“薇薇安？”是妈妈的声音。接着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她伏到我身旁，身上的香水味飘来。“噢，宝贝。”她轻声说。

她抱住我，长大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这样抱过我。我的头埋到她温柔的怀抱中，变得像个孩子。

“薇薇安，宝贝，怎么了？是马特吗？你有他的消息了？”

我感觉就像快要淹死了一样。我摇了摇头，依然偎依在她的怀里，她抚弄着我的头发。我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的爱意，也能强烈地感觉到她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带走我的痛苦，能感觉到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慢慢地挣脱开，看着她。在暗夜中，屋里的灯光透过门窗洒在她的脸上，她的面容因忧虑而有些变形，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她老了很多。她和父亲还能健康地生活多久？肯定不够照看我的四个孩子，不够把他们养大。

如果我进了监狱，真不敢想象他们会怎样。

“会有消息的，宝贝。我敢肯定会有消息的。”但是她脸上却写满了犹疑。我熟悉这个表情，是在怀疑自己。可能是意识到马特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人，她原以为马特不可能是那种突然消失不见的人。我不想看到这样，不想看到怀疑，也不想听安抚我的谎言。

她换了个姿势，坐了下来，紧紧地靠在我身旁。我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她一只手抚着我的背，温柔地抚摸着，就像我对我的孩子一样。我听到蝉鸣。一辆汽车车门开了，又关上了。

“发生了什么？”她轻声问，我知道从我第一次打电话时她就想问这个问题。“马特为什么离开了？”

我直视前方，是凯勒家的房子，蓝色的百叶窗拉上了，有几扇窗户里透出点点灯光。

“如果你不想说，也没事。”她说。

我真的想说一说。我有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一吐为快，把一切都说出来，把秘密与人分享。但是让我妈妈承受这样的负担不公平。不，我不能这么做。这是我的问题，我要独自承受。

但是我必须告诉她一些事情。“他过去有些事情。”我小心地措辞，“从来没和我讲过的事情。”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她在点头，好像我说的恰和她预料的一样，不是很令人吃惊。我想象着我打电话的那个晚上她和爸爸闲坐在一起，努力想要弄清发生的事情。我克制住想笑的冲动。噢，妈妈，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在你们相遇之前？”她问。

我点了点头。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应我，好像在整理思绪。“我们都犯过错。”她说。

“错在没有告诉我实情。”我轻声说，因为这话是真的，并非一时的软弱使我们落到今天的地步，是吧？那是十年谎言的结果。

我看到她又在点头。她还在抚摸着我的背，不停地转着圈。凯勒家有间房子的灯灭了。“有时，”她略有些迟疑，“我们会想，隐藏事实才能更好地保护深爱的人。”

我盯着黑下来的窗户，那小小的长方形窗户变成了黑色。我现在就在这样做，不是吗？想要保护我的家庭。我回想自己在电脑前工作的样子，光标悬在删除键上。

“当然，我不了解细节。”她补充道，“但是我知道马特是个好人。”

我点了点头，泪水刺痛了双眼，只能强忍着不要流下来。我知道马特是个好人，不会突然玩失踪。

但是，如果我们所了解的马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他呢？

<b>孩子们都上了床，妈妈和爸爸进了临时客房</b>——房间一个小角落摆着的一张折叠沙发——我独自一人坐在家庭娱乐房里，周围一片沉寂。

尤里来我家了。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像对玛尔塔和特雷一样对我。

我做了违法的事，而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能把我送进监狱。

<b>他们拥有我。</b>

尤里的警告一直在我脑中回荡——你是孩子的唯一依靠。确实如此。马特离开了。我不能一直这么等着他，等着他突然出现，扭转局面。我需要自己解决这件事。

<b>我要抗争。</b>

<b>我不要坐牢。</b>

只要尤里手中有我的把柄，想要自由就不可能。只要尤里手中有证据。这个想法惊醒了我。如果他手上不再有证据呢？

中情局手上没有任何我的证据，只有俄罗斯人有，只有尤里有。

放在我们家信箱里的东西，他肯定有副本——能够证明我看过马特照片的打印文件——他就是用这个勒索我的。如果我找到他手中的副本，然后销毁呢？他就没有筹码了。当然，他还是可以向当局告发，但那时我们就能势均力敌。

就这样定了。就这样解决，我可以避免牢狱之灾，陪孩子一起生活。我这就去销毁证据。

这就意味着，我得找到他。

肾上腺素突然涌上来。我站起身，走向门厅，在工具袋里翻出记下了尤里车牌号的纸片。

然后我来到双胞胎房间的衣帽间，从最顶层的架子上拉出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穿不下了的衣服。我四处翻找，看到那个预付费一次性手机。我回到家庭娱乐房，找到奥马尔的号码，卸掉手机电池，用一次性手机拨通了电话。

“我是薇薇安。”他一接通电话我就说，“我要你帮个忙。”

“说。”

“我要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

“好的，”这时他略微有些犹豫，“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今天有一辆车开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到现在我还说的是实话。“就停在那里。看起来很可疑，可能也没什么，但我觉得有必要查一下。”撒这个谎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

“好，当然。稍等。”

我听到电话另一端有脚步声，想象着他打开电脑，登录到调查局的数据库，从那里可以调取任何地方的车牌登记信息。所有数据都在里面。通过这个车牌号能够找到名字和地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即使尤里在美国使用各种化名也能找到他确切的地址。如果找不到，至少也能有一条线索，可以继续追踪。

“好了。”奥马尔说。我把车牌号念给他，听到他敲击键盘的声音。顿了好久，接着又是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他又向我重复了一遍车牌号，问我是否确定。我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纸片，告诉他，<b>确信</b>。

“嗯，”他说，“这就奇怪了。”

我屏住呼吸，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以前从没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能听到心跳的声音。“怎么了？”

“记录里根本没有这个车牌号。”

<b>第二天早上，我在橱柜里拿咖啡杯时注意到那个双壁马克杯</b>，闪亮的金属，置于架上。我僵住了。

车牌号是我找到尤里的唯一线索，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找到他，怎样销毁可以把我送进监狱的证据。

我慢慢伸手，把双壁马克杯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到操作台上。

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带那个U盘上班，插进电脑里，就像上次一样。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马特这样说过，尤里也这样说过。

我们会付钱给你，足够你养孩子，可以用很久。尤里的承诺在我脑中回荡，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有告发马特的重要原因之一——害怕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养不起孩子。现在他已经走了，尤里给了我一条路。

还有马特很久之前说的话，那天在车里说的——如果我遭遇任何意外，薇薇，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照顾好孩子。

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薇薇安？”

我转过身，看到我妈妈。我都没有听到她走进厨房。她正看着我，满脸担忧。“你还好吗？”

我回头看着双壁杯子，在杯子上看到我的投影，那个扭曲的形象。我不是这样的人吧？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更坚强。

我扭过头，又看向妈妈。“我还好。”

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了一杯咖啡，顶上还漂了一些咖啡末。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着一份谍报，随机打开的。这样有人看过来时，我就好像在读报告一样，但其实并没有。我很努力地想要集中精力。

我必须要找到那份证据。我必须销毁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奥马尔又查了别的数据库，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车牌号。“薇薇安，发生了什么？”他问。“一定是我记错了车牌号。”我应道。但是我知道没有记错，而车牌号没有任何记录这件事也令我害怕。

一时间我还冒出带着孩子逃走的念头，但这不可能。俄罗斯人很厉害，他们会找到我们。

我需要留下来，抗争。

这天深夜，孩子和我爸妈都睡了，我一个人在家庭娱乐房，有电视里不用动脑的节目相伴，借此来逃过弥漫整座房子的沉寂。电视里播放着一个相亲节目，很多女人争一个男人，每一个都疯狂地爱着这个男人，尽管谁都没有确切地、真正地了解过他。

我的手机在振动，在我旁边的沙发垫子上轻轻地晃动着。是马特。我想。我开着手机就是为了等马特的电话。但是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却是“未知号码”。不是马特。手机继续振动着，嗡嗡的，让人不安。我把电视调成静音，伸手拿起手机，接通电话，小心地放在耳边，好像手里拿着的是危险的东西。“你好？”

“薇薇安。”对面的人说，声音很特别，是俄罗斯口音。我的胃像打了结。“又过了一天，但是你还是没有完成任务。”他的语气很友好，像聊天一样，但还是令人不安，因为说的都是威胁、指责的话。

“今天没有机会。”我撒谎。此刻，拖延时间才是唯一的选择。

“啊。”他说，他故意拖长了音，是想我明白他并不相信我。“好吧。我准备给你接通一个人”——他顿了顿，好像在寻思恰当的词——“他或许能说服你找到机会。”

我听到电话里咔嗒一声，又一声。好像有脚步声。我紧张地等待着，然后听到了。马特的声音。“薇薇，是我。”

我的手指紧紧抠住电话。“马特，你在哪儿？”

对面顿了一下。“莫斯科。”

莫斯科。不可能，莫斯科就意味着他离开了，就意味着那天是他故意丢下了没人看管的孩子。直到这一刻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依然对他还会回到我们身边抱有希望，他还没有真正离开。

“听我说，你需要去做这件事。”

我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莫斯科。这一点儿也不真实。

“想想孩子。”

想想孩子。你竟敢说这种话。“你想过吗？”我问，语气生硬。我回想起马特消失的那天，卢克独自一人在厨房的饭桌前；回想起三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学校前台等待的模样。

电话另一头没有回应。我感觉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或许是尤里的呼吸，我也不确定。在沉默中，我回忆起我们两人在婚礼上跳舞时，他在我耳边说的话。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还能再相信什么。

“他们会给你钱。”他说，“就算你不工作，这笔钱也足够生活。”

“什么？”我说。

“腾出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就像你一直期望的那样。”

这不是我期望的，根本不是。“我期望的是，我们在一起。”我低语道，“你和我。我们一家人。”

电话对面又顿了顿。“我也想。”他的声音有些沉重。我能想象出他的面容，额头上爬满皱纹。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视线也模糊了。

“求你了，薇薇安。”他说，语气急迫、绝望，那声音令我感到恐惧。“为了孩子，去做了这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