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尔做这一行比我时间长。至少有十年。他是真的在寻找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而我则负责寻找那些管理潜伏间谍的人。我们都收效甚微。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一直能保持如此的热情。

“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现。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冲着屏幕扬了扬头，程序还在加载，又瞥了一眼工位隔间墙上钉着的一张黑白照片，孩子的画作在它旁边。那是尤里·雅科夫——肥胖的脸，凶狠的表情。再点击几次鼠标，我就能黑进他的电脑了，就能看到他看到的一切，掌握他的动态，研究他的文件。如果运气好，就能证明他是俄罗斯间谍。

“说吧，你到底是谁，你把我的朋友薇薇安怎么着了？”奥马尔笑着问我。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在星巴克排队买咖啡，我在十点整就会登录上程序，而且至少已经浏览了几分钟。我耸了耸肩，指了指屏幕。“我正在努力。”之后我又点头指了指电话。“但是不管怎样，都得等等了。埃拉生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夸张地呼了一口气。“孩子。总是最会找时候。”

电脑屏幕上的变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滑动椅子靠近了些。“雅典娜”终于加载好了。满屏都是红旗和长串的字符，每一个都象征不同的控件和不同的隔层。文本字符越长，情报就越机密。这次这个相当长。

我点击翻过一屏，又翻过一屏。每一次点击就是一次确认。是的，我知道自己在访问机密隔离情报。是的，我知道自己不能披露这些信息，否则就要遭受长久的牢狱之灾。好，好，好。赶紧把情报给我吧。

“就在这里了。”奥马尔说。我记得他在旁边，我用眼角余光扫了他一眼。他有意看向别处，躲开屏幕，不看我的隐私。“我能感觉到。”

“希望吧。”我嘟哝着。我确实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内心很紧张。这种方法是一场赌博。一场豪赌。我建立了一个间谍管理者档案：受教育机构、专业和学历、银行信息以及在俄罗斯国内外的旅行记录。根据这些总结出一种算法，找出五个最接近这种模型的个体，即潜在的嫌疑人。

结果前四个都是错的，现在这个程序已成砧板上的鱼肉了。一切都押在尤里身上。他的电脑，五号，是最难潜入的，也是我认为最有机会的一个。

“即使不是，”奥马尔说，“你所做的也是谁都没做过的。你接近真相了。”

将潜伏间谍管理者作为目标是一种新做法。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试图直接搜寻潜伏间谍，但是这些间谍潜伏得很好，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的设计就是要避免潜伏间谍与其管理者之外的人联络，即便是与管理者的联络也极少。中情局一直将关注点放在间谍首脑身上，他们负责监管间谍管理者，他们身在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外情报局对接。

“光接近是没用的。”我轻声说，“这你比谁都清楚。”

大概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奥马尔还是个很有干劲儿的新探员。他提出一项新倡议，邀请盘踞已久的潜伏间谍“摆脱孤苦的境况”来自首，换取赦免的机会。他的理由呢？至少会有一些潜伏间谍希望将做掩护的身份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被策反的潜伏间谍那里了解足够多的情报，进而渗透整个情报网。

这项计划在暗中展开，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叫德米特雷的男人不期而至。他说自己是中层间谍管理者，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组织的情报，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像他这样的间谍管理者每人负责管理五名潜伏间谍；每个首脑手下有五名间谍管理者，他归一名间谍首脑领导。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这一点当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之后他又给了一些惊人的情报——与我们已知的信息大相径庭——然后人就消失了。这之后我们将他称作双面间谍德米特雷。

这个项目自此结束。要公开承认美国本土有潜伏间谍，而我们却找不出他们，单这一点联邦调查局领导就不爱听。鉴于上述原因，又考虑到存在俄罗斯人故意为之的可能——摇摆不定的双面间谍提供误导情报——奥马尔的计划遭到全方位的批判，之后就被否决了。他们说：“我们要被各种德米特雷淹没了。”这件事过后，奥马尔原本前途无量的事业就止步不前了。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一天又一天地做着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挫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屏幕画面切换了，一个有尤里名字的小图标出现在屏幕上。每次看到目标人的名字这样出现，我都会一阵激动，因为我知道打开了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他们的数字生活，窥视他们认为保密的信息。恰好在这个时候，奥马尔站起了身。他知道我们以尤里为目标的行动。他是联邦调查局里少数几个深入了解过这个项目的探员之一——而且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个算法，相信我。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直接接触这个项目。

“明天给我电话，好吗？”他说。

“没问题。”我应道。他刚准备转过身走开，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屏幕上。我双击图标，出现了一个红边的内页，显示出尤里笔记本电脑里的内容，可供我梳理的镜像。虽然我只剩几分钟就要走了，但已经足够窥视一番。

背景是深蓝色的，点缀着大小不同的蓝色阴影气泡。屏幕一侧有整齐的四排图标，一半是文件夹。文件名都是斯拉夫字母，我认识这些字母但是不会读——至少读得不好。几年前我上过一点儿俄文课；之后卢克出生，我就再也没去上过课。我知道一些基本的词组，认识一些单词，但也就这么多了。其余的我都要靠语言学家或翻译软件帮忙。

我打开几个文件夹，浏览了里面的文档。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斯拉夫文字。我感到一阵失望，但心里本来也有这样的预测。俄罗斯人又不会在莫斯科的电脑前用英语敲字，用英语记录潜伏在美国的特工人员清单。我知道自己寻找的内容是加密的，只是希望找到某种线索，某种受保护的文档，某种明显加密过的东西。

通过多年的高层渗透工作，我们了解到只有间谍管理者知道潜伏间谍的身份，间谍名字会在潜伏地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保存，不会存在莫斯科，因为SVR——俄罗斯强大的对外情报局，害怕组织里有内鬼。他们极为恐惧，所以宁愿冒着潜伏间谍失联的风险，也不会将他们的名字保存在俄罗斯。我们还知道如果间谍管理者出了问题，间谍首脑就会获取这些电子档案，然后联系莫斯科申请解密密钥，这也是多层加密程序的一部分。我们从莫斯科拿到了密钥，但从来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来解密。

这项计划几乎无懈可击，没法破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其真实目的，连是否有这样的计划都不确定。或许他们只是为了被动搜集信息，或许有其他更阴险的意图。但是我们知道这项计划的头目直接向普金汇报，所以更倾向于后者——因此我才会熬夜加班。

我继续浏览着，扫过每一个文档，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看到的内容。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我认识的斯拉夫单词。друзья。朋友。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图标，一个马尼拉文件夹。我双击了文件夹，里面有五张JPEG格式的图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跳加快了。五个。每个间谍管理者负责五个潜伏间谍，我们从各个渠道都得到过这样的情报。而且文件夹的名字。朋友。

我点开第一张图，是一个戴圆框眼镜的普通中年男子的大头照。一阵兴奋之意涌起。这说明潜伏间谍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很不起眼。这个人显然符合这样的特征。

我心里理性的一面告诫自己不要太过兴奋；我们的情报人员都说潜伏间谍的文档是加密的。但是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个大发现。

我打开第二张图。是一个女人，红色的头发，明亮的蓝眼睛，大大的微笑。又是一张大头照，又是一个潜伏间谍。我盯着她。脑中有个想法挥之不去。这里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可供间谍管理者联系的身份信息。

尽管如此。朋友。照片。或许尤里不是我希望揪出来的绝密间谍管理者，不是中情局投入大量资源寻找的人，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负责招募间谍的？而这五个人：一定是重要的人。或许是招募目标。

我双击第三张照片，一张脸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一张头部特写照。它如此熟悉，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又完全在意料之外，因为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眨了眨眼，一次、两次，惊愕地看着这张照片，大脑拼命地想将眼前看到的与现实联系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感觉时间都停止了，好像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心脏在揉捏。我头晕耳鸣。

第三张照片上是我丈夫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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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太平洋中部岛屿，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