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罗伯特说。他已经从他的餐具橱里取了样什么东西，不过他用手护着，玛丽看不出是什么。“‘想’可不是个很好的字眼。”

卡罗琳开心地大笑。“‘需要’也不是。”她从科林身边后退一步，扭头看着玛丽。“还醒着呢？”她叫道。“你还记得我告诉你的一切吗？”

玛丽正仔细地观察罗伯特紧扣在手里的东西。突然那东西暴长出一倍，这下她是看得清清楚楚了，虽然她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起来，可是只有她右手的手指能软绵绵地攥起来。她大喊，再次大喊，可发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声叹息。

“你们想要什么我都答应，”科林道，他声音里那种平稳的调子全然不见了，因为恐慌而尖利起来。“但求你们给玛丽找个医生来。”

“很好，”罗伯特说着抓住科林的胳膊，把他的手掌转过来朝上。“看看这有多容易，”他说，也许是自言自语，说着用剃刀轻轻地、几乎是开玩笑地在科林的手腕上一划，把动脉整个切开了。科林的胳膊猛地往前一伸，他喷射而出的黏稠的血线，在暮光下呈橙红色，落在距玛丽的膝前仅几英寸的地方。

玛丽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的时候，科林已经跌坐在地板上，靠着墙，两条腿八字型前伸。稀奇的是，他的帆布沙滩鞋被血浸透了，染成了猩红。他的头在肩膀上摇摆，可眼睛却坚定而又清纯，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气穿过房间灼灼地注视着她。“玛丽？”他焦急地叫道，就像一个人在黑屋子喊人似的。“玛丽？玛丽？”

“我就来，”玛丽说。“我就在这儿。”

当她再次醒来，经过了一次似乎没完没了的睡眠，但见他的头斜倚在墙上，他的身体已经收缩起来。他的眼睛仍旧睁着，仍旧望着她，疲惫不堪，没有任何表情。她隔着很远的距离看到他，虽说她的视觉将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排除在外，看到他坐在一个小水潭面前，水潭被透过百叶窗投射下来的带条纹的菱形光柱给映红了，百叶窗现在已经拉下来了一半。

在接下来的整个夜里，她不断梦到呜咽和哀告，还有突然的喊叫，梦到几个人形扣锁在一起并且在她脚下翻滚，在血泊里翻腾，欣喜若狂得大喊大叫。她被从她背后的阳台上升起的太阳唤醒了，阳光透过玻璃门晒暖了她的颈背。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地板上留下来的杂沓痕迹已经变成了铁锈色，门边放着的行李也已经不见了。

在登上通往医院的砾石车道之前，玛丽停下脚步，在门房的阴影里休息了一会儿。她身边那位神态疲惫的官员还挺耐心的。他把公文包放下，取出太阳镜，又从胸袋里掏出块手帕擦拭镜面。女摊贩们正在把各自的货摊组装起来，准备迎接早上最早的一批访客。一辆破烂不堪的运货车围着坑坑洼洼的铁皮，正在将鲜花分送给各个卖花人；更近些的地方，一个女人正从一个航空公司用的大旅行提袋里往外拿十字架、小雕像和祈祷书，把它们摆放在一张折叠桌上。远处，医院的门前，一个园丁在为车道洒水，把尘土压下去。那位官员轻轻地清了清嗓子。玛丽点点头，他们再度出发。

一个已经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这个拥挤、混乱的城市遮蔽着一个兴旺、复杂的官僚机构，一种由职能既分离又重合、程序和阶层各不相同的各政府部门构成的隐藏的秩序；她曾在街上经过无数次的某些毫不张扬的门面，通向的并非私人的住家，而是空荡荡的候见室，挂着火车站的大钟，听得到持续不断的打字声，或者是逼仄的、铺着棕色地毡的办公室。她受到盘问，反诘，被反复拍照；她要口述各种声明，签署各种文件，还要辨认无数照片。她拿着一个封口的信封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重新又被盘问一遍。那些身穿运动夹克、神态疲惫的年轻官员——也许是警察，或者文职公务员——待她很客气，他们的上司也是一样。一旦她的婚姻状况得以澄清，再加上她一双儿女都在几百英里以外的事实，尤其是她面对无数次的盘问一直坚称她从来就没打算跟科林结婚，大家对她的态度就变得既客气又怀疑了。她显然也就更多地成为一个信息的来源，而非他们关切的对象了。

不过这样也好，同情弄不好会压垮了她。实际上，她惊骇不已的状态被拉长了，她的各种情感简直全都付之阙如。要她做什么她完全照做，毫无怨言，问她什么她都一五一十地回答。她这种缺乏自觉情感的表现更加重了人家对她的怀疑。在副司法官的办公室里，人家还恭维她的陈述如此精确而又富有逻辑的一贯性，完全避免了容易导致歪曲真相的感情用事。那位官员冷冷地总结道，“根本就不像个女人的陈述。”她身后还发出几声窃笑。虽说他们确定无疑，并不相信她犯下了任何罪行，大家对她的态度仍旧像是她已经被副司法官本人的定性——而且特意翻译给她听的“肆无忌惮的淫乱”给玷污了。在他们的盘问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抑或不过是她的想象？——她出现在这样一种犯罪当中在他们看来实属理所当然，就像一个纵火犯出现在了别人纵火的现场。

同时呢，他们向她描述这次犯罪的时候，又彬彬有礼地将它当作司空见惯的无聊琐事般归入一个既定的类别当中。这个特别的部门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处理过好几宗这样的犯罪，当然细节上容或有不同。一位制服笔挺的高级警官在候见室给玛丽端来一杯咖啡，紧挨着她坐下来后，给她解释了几点此类犯罪的基本特征。比如，受害者由加害者公然展示出来，并且显然对其有身份上的认同。还有，加害者在准备工作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细心周到——他扳着指头一一细数偷拍照片、备好麻醉药、把公寓里的家具都卖掉，还有事先把行李都收拾好；而另一方面又是任性胡为——他再次一一列举——像是把剃刀留下、预订航班以及持合法的护照旅行。

这位警官的列举还要长得多，不过玛丽已经没心思去听了。他最后轻拍着她的膝盖总结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好像被抓住、受到惩罚就跟犯罪本身同样重要。玛丽耸了耸肩。这些“受害者”、“加害者”、“犯罪本身”等等的字眼都毫无意义，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她在旅馆的房间里把衣服叠好，放进他们各自的箱子。因为他的行李箱里还有点多余的空间，她就把她的鞋子和一件棉布外套塞进了科林的衣物当中，就像当初他们来的时候一样。她把手里的零钱都给了那位帮他们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把那几张一直没有寄出的明信片夹在护照的最后几页中。她把剩余的大麻都碾碎了，扔到面盆里冲了下去。傍晚的时候她跟两个孩子通了个电话。他们都很友好，但也很疏远，好几次要她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她能听到在他们那头开着台电视机，而在她这边，她听到她自己的声音通过听筒传过去，一心想骗得同情和关爱。她前夫过来听电话，说他正在做咖喱饭菜。她星期四下午会来接孩子们吗？她能不能更精确一点？打完电话以后，她在她的床边坐了很久，阅读她机票上那些小字印刷的附属细则。她听到外面传来机床持续切割金属的声音。

在医院门口，穿制服的警卫越过她头顶草草地朝那位官员点了下头。他们走下两段楼梯，然后沿一条凉爽、冷落的走廊朝前走。每隔一段距离，墙上都装有红色的消防软管的滚筒，滚筒下面是一桶桶的沙子。他们在一道有面圆窗的门前停下来。官员请她稍等，先进去了。半分钟后，他为她把门打开。他手上拿着一札文件。房间很小，没有窗户，有浓重的香水味。由一根荧光灯管照明。有一道双开式弹簧门，上面也有圆窗，通向一个更大的房间，可以看到有两排带罩的照明灯管。横在房间当中的就是托着科林的一条又窄又高的长凳，旁边还摆着个木头凳子。科林仰面躺着，被床单蒙着。那位官员熟练地把床单撩开，朝她瞥了一眼；当着尸体和官员的面进行了正式的身份确认。玛丽签了字，官员叹了口气，识趣地悄悄退下。

过了一会儿，玛丽在凳子上坐下，把手放在科林的手上。她有心解释一下，她想跟科林说说话。她想把卡罗琳的故事讲给他听，尽量地不走样，然后她还想把所有这一切都解释给他听，告诉他她的理论，在这个阶段当然还只是种假设，它解释了想象，性的想象，男性施加伤害的古老梦想，以及女性遭受伤害的梦想，是如何体现并揭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单一的组织原则，它扭曲了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真相。可她什么都没解释，因为有个陌生人把科林的头发给梳错了方向。她用手指帮他把头发梳理好，什么都没说。她握住他的手，抚弄着他的手指。她好几次想呼喊他的名字，可终究没有发出声音，仿佛复诵能够将意义还给字眼，并能使它的所指起死回生。着急的官员在圆形的窗洞上出现过不多几次。一个钟头后他带了个护士走进房间。他站在玛丽坐的凳子后头，那位护士像对一个孩子一样低声细语，把玛丽的手指从科林的手指上掰下来，领着她朝门口走去。

玛丽跟在官员后头沿走廊往外走。上楼梯的时候，她注意到他鞋子的鞋跟已经磨损得高低不平了。寻常事物在一瞬间占了上风，她蓦然感到一丝早就等在一旁的悲痛。她大声清了清嗓子，她自己的声音驱走了那种感受。

年轻的官员在她之前踏进明亮的阳光中，停下来等她。他把公文包放下，理了理浆硬的白色衬衣袖口，彬彬有礼地略一躬身，表示愿意陪她走回旅馆。